德意志再次实现王位统一后，如愿以偿登上王位的西吉斯蒙德虽然踌躇满志，但是罗马教会的分裂、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胡斯战争的爆发等等，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阻碍了他的施政策略，甚至延缓了他举行加冕礼的时间，直到他被选为国王3年后才于1414年11月8日在亚亨接受加冕礼，此后他立刻前往康斯坦茨参加罗马教会在那里举行的宗教会议（das Konstanzer Konzil）。

14世纪70年代，基督教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依然无法弥合，严重地削弱教会的宗教权威，同时也不利于西欧各国王权的集权。法国国王极力促进教会的统一，以便能凌驾于统一后的教会之上，继续对其施加影响。德意志王位之争的双方都希望借助某一派教皇的支持，宣布自己掌有合法的王权，这就使教会分裂处于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这个时期，大学中的神学教授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神学观点，试图弥合教会的分裂。1379、1380年盖尔恩豪森的康拉德（Konrad von Gelnhausen，1320—1390）先后撰写了《文档概要》（Epistola brevis）和《和谐概要》（Epistolaconcordie）两篇文章就此进行论述。康拉德曾在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攻读过教会法学，他从基督教早期宗教会议的理论和法规的角度提出解决教会分裂的方法。1397、1381年，维也纳大学校长朗根施泰因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Langenstein，1325—1397）先后撰写《敦促和平概要》（Epistola pacis）和《敦促统一和平概要》（Epistola concilipacis），提出解决教会分裂的方法。他们都认为，教会是因为受到异端的侵害而分裂，因此必须回归到自然的、上帝的法规上，即关系到所有人的事情应该由所有人共同决定。枢机主教团既然在有关教皇的人选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就应该根据这个原则召开所有主教和大主教都参加的宗教会议做出决议，有关教皇人选的宗教会议可以由世俗君王主持召开。1395年2月2日，法国召开了一次全王国性质的教会省会议，按照法王的意愿要求两位教皇同时退位，这个决议自然遭到两位教皇的拒绝。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kt XIII.，1342—1423，1394—1423年在位）甚至向文茨尔请求，希望他能够帮助弥合教会的分裂。

法国国王和文茨尔对待教会分裂的不同态度造成德意志内部的教会分为两派。帝国西部地区的主教和大主教们纷纷宣布对此保持中立，以此摆脱长久以来从属罗马教会的宗教地位，这反而为德意志的分裂增添新的因素，也是文茨尔被诸侯废黜的一个重要原因。1406年11月30日，罗马的枢机主教团选举威尼斯的安杰洛·克雷尔为罗马的教皇，称格雷戈尔十二世（Gregor XII.，1335—1417，1406—1415年在位）。格雷戈尔十二世一上任就积极着手解决教会分裂问题，他提出与本尼狄克十三世在萨沃纳会面，但遭到身边亲信的竭力反对，罗马枢机主教团中的大多数枢机主教也因此反戈，站到阿维尼翁教廷一边，并且重提14世纪末期召开宗教会议的主张。1408年6月，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团在意大利的里窝那与罗马枢机主教团的代表会晤，定于次年的圣母领报节（Maria Verkündigung）这一天在比萨召开宗教会议。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Patriarch）西蒙·德·克拉莫德（Simonde Cramaud，1345—1423）代表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两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以及22位枢机主教、80位主教前往比萨参加这次宗教会议，此外，与会的还有100位主教、200余位修道院院长和修士团的教长以及他们派的代表、300位神学家和众多的普通教士。西蒙·德·克拉莫德被选为比萨宗教会议（Konzilvon Pisa）的主持者。这次宗教会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共召开22次大会，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就任命了2位司法大臣（Marschall）、高级法官（Auditoren）、律师（Advokat）、司库（Prokurator）和公证人（Notar），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宗教会议的组织机制，开启了中世纪晚期的宗教会议时代（Konzilszeit）。

比萨宗教会议的目的是解决西方教会的分裂，然而两位教皇都没有到场，甚至也都没有派遣特使参加会议。在宗教会议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法国国王派出的代表团的团长，英国国王也派出了代表，而文茨尔则更希望通过这次宗教会议恢复他的王位。与此相反，坐在王位上的鲁普雷希特深深感受到教皇的束缚和来自法国的威胁，对比萨宗教会议采取排斥的态度。虽然他也派遣使团参加了比萨宗教会议，但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和罗马教会的保护者宣布，比萨宗教会议作出的所有决议无效。6月5日，在西蒙·德·克拉莫德的主持下，宗教会议作出决议宣布，同时废黜未到会的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选举米兰的大主教、枢机主教、干地亚的彼得·菲拉吉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五世（Alex and er V.，1340—1410，1409—1410年在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萨宗教会议的宗旨是要消除西方教会的分裂，但却因为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均不承认宗教会议废弃其的决议，且又各自掌有在其权势范围内的教会辖区，亚历山大五世的任命则是教会的第三个教皇，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教会的分裂反而更为加剧。

教会的分裂直接影响到德意志政局的分裂。在此之前德意志的教会基本上都统一在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比萨宗教会议之后，德意志教会分别支持三个教皇，只是因为鲁普雷希特的去世才没有导致形成三个派别。1410年5月3日，上任尚不到一年的亚历山大五世辞世，两周后出身于南意大利特洛亚伯爵家族的巴尔达萨雷被选为亚历山大五世的继任者，称约翰内斯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1370—1419，1410—1415年在位）。1413年，西吉斯蒙德在意大利伦巴底地区的洛迪与约翰内斯二十三世会晤，敦促他再次召开宗教会议解决教会分裂问题。1414年11月5日，约翰内斯二十三世在德意志南部的城市康斯坦茨召开宗教会议，但初期参加会议的只有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们。1414年末，西吉斯蒙德来到康斯坦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持续了3年半之久，他几乎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西吉斯蒙德的大力敦促下，大约有29位枢机主教、300余位主教、众多的教会学者以及君王和诸侯的代表陆续来到康斯坦茨，与会人数骤增，最多时与会者达到700余名，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均派代表赴会。

来自西欧各地的众多参会者很难在思想上达到统一，更何况参加会议的各等级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除的隔阂。与会的教会学者们按照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机制结成社团（Nation），1415年1月共有4个宗教会议社团（Konzilnation），即：德意志社团，其中包括来自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以及苏格兰的与会者；意大利社团、法国社团和英国社团。按照西吉斯蒙德的旨意，宗教会议在作出决议时不再是每个参加者都有表决权，而是每个社团和枢机主教团都各自只有一票的表决权。这无疑是宗教会议时代的一种新的机制，抑或说是一个改革，这也为此后提出宗教会议高于教皇的决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吉斯蒙德强势干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给约翰内斯二十三世很大的压力，他于1415年3月初提出，为了教会的统一他可以辞去教皇的职位，前提是格雷戈尔十二世和贝尼迪克特十三世也同时辞去教皇的职位。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另外两个对立派教皇的响应。此后，约翰内斯二十三世试图借助奥地利蒂罗尔的伯爵弗里德里希四世（Friedrich IV.，1382—1439）摆脱西吉斯蒙德对宗教会议的控制，试图把宗教会议的会址迁往在弗里德里希四世掌控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四世曾是鲁普雷希特的坚定支持者，他虽然是伯爵，但却以公爵的名义统治着上奥地利。西吉斯蒙德立刻对弗里德里希四世采取强硬的态度，宣布剥夺他的法律保护令，任何人都可以夺取他的领地，获得西吉斯蒙德的授封，这就迫使弗里德里希四世不得不拒绝约翰内斯二十三世的求助。1415年3月20日，约翰内斯二十三世乔装成仆役秘密从康斯坦茨逃往沙夫豪森，1个月后在弗莱堡被德意志国王的封臣俘获拘押。西吉斯蒙德对教皇的逃匿非常愤怒，他于4月6日在康斯坦茨亲自主持召开宗教会议，颁布《神圣的宗教会议》（Haec sancta synodus）的教令。在这个教令中强调，在康斯坦茨召开的这次宗教会议是由圣灵召集的，它具有普遍意义，有争议的天主教教会的宗教会议应该是直接置于基督之下，因此任何人、任何等级或者任何显贵，即使有着教皇头衔的人也都必须服从它，宗教会议的决议应该高于教皇之上。西吉斯蒙德还授意教会对逃跑的约翰内斯二十三世进行审判，在5月29日召开的第12次会议上宣布废黜他的教皇之职，将其长期囚禁。在此后两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先后作出废黜格雷戈尔十二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决议。在1417年的马丁日（11月11日）这一天，23位枢机主教和30位宗教会议的代表选举出身于意大利古老贵族家族科隆纳的奥多为教皇，称马丁五世（Martin V.，1368—1431，1417—1431年在位）。

马丁五世的当选标志着基督教西方教会大分裂的结束。尽管本尼狄克十三世在他有生之年始终维护他作为教皇的权力，但西吉斯蒙德推行的政策成功地争取到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卡斯蒂利亚王室以及纳瓦拉王室的支持，这不仅削弱了法国国王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本尼狄克十三世宗教权威的支撑点，这也就使其失去了坚持作为对立派教皇的社会基础，从而为马丁五世作为一致被认可的教皇扫清了障碍。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不仅结束了西方教会近四十年的分裂，而且还就那个时代神学家有关教义理论的分歧作出裁决。13世纪下半叶之后，经院哲学中有关上帝存在的辩论日益激烈，出现一批颇有见地的经院哲学家，例如被称为“精细博士”的苏格兰的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1266—1308）、英国奥卡姆的威廉以及英国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1330—1384）等等。他们的神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教皇的宗教权威，尤其是英国唯实论的代表人物威克里夫。他从唯实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所有权力都是直接来自上帝，否认教会、主教和教士在上帝和广大信徒之间的中介作用。他的神学观点遭到教会上层教士的强烈反对，但他的神学思想的影响跨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西欧大陆，尤其是对捷克的教士扬·胡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胡斯出身于捷克一个车夫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家境贫寒依然送他去接受教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教士，借此提高社会地位。毋庸置疑，母亲对他的影响以及出身底层的社会环境都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390年，胡斯前往布拉格，在卡尔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并由此成为大学的教师。1398年，胡斯在卡尔大学继续学习神学，1400年，接受神职成为一名教士，此后被聘为大学的神学教授，同时还是波希米亚国王文茨尔四世的妻子巴伐利亚的索菲（Sophie von Bayern，1376—1425）的祈祷神甫。1409年，在卡尔大学的德意志籍的教授们被驱逐，胡斯担任卡尔大学的校长。卡尔大学在建校之初就与英国牛津大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学术往来，这归功于卡尔四世的妹妹波希米亚的安讷。安讷于1382年嫁给英国国王理查德二世，一些追随她的波希米亚的贵族接触到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通过他们把威克里夫的神学思想和神学观念传到卡尔大学。以胡斯以及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von Prag，1365—1416）为首的大学的神学家们深受威克里夫的影响，在有关教义问题上与布拉格的大主教哈森堡的兹宾科·扎伊茨（Zbynko Zajíc von Hasenburg，1376—1411）发生激烈的辩论。胡斯以《圣经》为依据撰写了一批著作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教会》（über die Kirche，拉丁语： De ecclesia）。胡斯谴责教士们偏离《圣经》的基本教义，斥责在当时颇为流行的买卖赎罪券（Ablass）这种宗教救赎方式。胡斯是第一个用捷克语布道的教士，他提倡建立一种朴素的民族教会，这就对罗马教皇乃至宗教议会的宗教权威都形成一股潜在的冲击力和威胁。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召开之初就对威克里夫和胡斯的神学思想提出严厉的谴责，宣布威克里夫和胡斯为异端分子，焚烧威克里夫的神学著作，传唤扬·胡斯和希罗尼穆斯前往康斯坦茨接受质询。德意志国王西吉斯蒙德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要求胡斯前往康斯坦茨，并向他做出人身自由和往返自由的保证（Freies Geleit）。然而，1414年11月，当胡斯一进入康斯坦茨就立刻被拘捕，被囚禁8个月后，于1415年7月6日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火刑。胡斯被处死激化了波希米亚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会矛盾。

二、胡斯运动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对胡斯的判决并没有获得波希米亚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1415年9月，452位波希米亚贵族联合起来向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提出抗议。胡斯的殉难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捷克人的民族意识。

自12世纪德意志东部殖民拓荒运动以来，大批德意志移民进入捷克人居住的地区。尽管他们的拓垦活动促进了捷克农业和矿业的发展，在当地建立很多城市，商品流通极为活跃，使之自13世纪起成为向西欧其他地区输出粮食和白银等金属的输出地，但是，无论是农业、矿业还是在商业方面，最大的获利者是德意志的移民，他们享有很多特许权，成为捷克社会中的贵族阶层。在农村，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德意志上层移民的手中，利用货币地租剥削当地的捷克人，他们还垄断谷物等农产品的出口。在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多为捷克人，但城市的领主以及城市贵族都是德意志移民，他们控制城市的手工业，垄断商业贸易。矿山也都掌握在德意志上层移民手中，他们享有矿山的开采权和出售矿石的优先权，甚至捷克的教会和修道院也都控制在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手里。捷克人与德意志移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凸显出来，在捷克人民中演化为对德意志移民的敌对情绪，胡斯的殉难更是把这种敌对情绪激化为对德意志移民的仇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议，在举行圣餐礼（Kelchkom munion）时只有教士才能领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禁止世俗教徒用圣杯（Kelch）领圣餐。根据这一决议，在捷克只有德意志的教士才能在举行圣餐时使用圣杯，而广大捷克教徒都被排斥在此之外。捷克教会中的教士们提出异议，他们提倡所有教徒都应该同样可以受领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强调所有教徒都有权在举行圣餐礼时使用圣杯，阐述了“圣杯”理论。

捷克教会在“圣杯”理论方面与罗马教会产生分歧，这不利于西吉斯蒙德实施教会统一的政策，他下令在教会中清除捷克教士，这就更激怒了捷克广大民众。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市的市民为了解救那些被拘押的胡斯派成员，冲进市议会，把市长、城市的法官、市议员等10个官员从市议会的窗户扔了出去，酿成流血事件，愤怒的民众还抢劫和烧毁了一些教堂。布拉格的暴乱很快就扩散到波希米亚王国各地。11月，胡斯派的军队与西吉斯蒙德的军队在比尔森附近的尼科米尔发生正面冲突，这次武装冲突持续几个月之久。1420年3月，新教皇马丁五世号召组织十字军讨伐波希米亚胡斯派的军队，西吉斯蒙德的军队得以扩充，最终以多取胜。西吉斯蒙德是这次武装冲突的最大获益者，在这一年的7月28日，布拉格的大主教为他戴上波希米亚的王冠，他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然而，兵败的胡斯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在这同一年颁布了“布拉格四项条款”（Vier Prager Artikel），提出布道自由、使用圣杯领圣餐的自由、摆脱世俗控制教会、摆脱不公正的世俗统治等口号，以此团结捷克人民抵抗十字军的讨伐。3个月之后，人数众多的十字军兵败维什拉德，此后又在库滕贝格附近的哈贝恩以及德意志移民聚集的哈夫利奇·科瓦博罗瓦一败涂地。1421年7月7日，胡斯派在恰斯拉夫集会，宣布废黜西吉斯蒙德波希米亚国王，把王冠交给波兰的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西吉斯蒙德由此失去波希米亚。此后，胡斯派的军事力量延伸到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萨克森等地区，西里西亚以及勃兰登堡等地因直接遭到胡斯派军队的进攻而受到很大的破坏。为了保住波希米亚邻近地区以及西里西亚和劳齐茨，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妥协，与瓦迪斯瓦夫二世达成和解。

1423年，胡斯派内部分裂为坚持“布拉格四项条款”的圣杯派（Kalixtiner或者Utraquisten）和坚持早期基督教原则的塔博尔派（Taboriten），这就为西吉斯蒙德解决波希米亚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一方面，他与温和的圣杯派就宗教问题进行谈判，同意胡斯派提出的“布拉格四项条款”；另一方面，则对激进的塔博尔派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致使两派的矛盾更加难于调合，两派军队甚至于1434年5月30日在捷克境内的利帕尼发生武力冲突。利帕尼战役是胡斯战争的终结点，为西吉斯蒙德赢得了在波希米亚的控制权，1437年波希米亚的贵族重又承认西吉斯蒙德的国王权威。

胡斯派的宗教主张对刚刚弥合分裂的罗马教会的权威再次造成冲击，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未根本解决的有关教会最高权力的问题又显露出来。教皇马丁五世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再次召开宗教会议，然而会议尚未召开，他就于1431年2月2日去世。一个月后，出身于威尼斯一位富商家庭的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利·孔杜尔马洛被推选为教皇，称欧根四世（Eugen IV.，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7月23日他在巴塞尔召开由前任教皇马丁五世决定但未来得及召开的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德意志的神学家库斯的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提交3卷本的神学著作《论包罗万象的一致》（Deconcordantia catholica；德语：über die allumfassende Eintracht）。尼古劳斯的父亲是摩泽河上一个殷实的船夫。尼古劳斯曾在海德尔堡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过教育，被认为是德意志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中的一员。尼古劳斯深受科隆学派大阿尔伯特神学思想的影响，但提出的神学思想更接近于中世纪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Neuplatonismus）。他指出，参加宗教会议的多数人维护的是上帝的法令和自然法，因为涉及众人的事情势必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获得大多数人同意的宗教会议的决议同样对教皇具有约束力，宗教会议应该享有废黜背离教义的教皇的权利。尼古劳斯有关宗教会议权限的神学理论遭到教皇的激烈反对，他于1431年12月18日宣布解散刚刚召开不久的巴塞尔宗教会议（Konzil von Basel），支持尼古劳斯神学思想的与会者拒不服从。远在意大利的西吉斯蒙德虽然支持宗教会议的决议高于教皇宗教权威的主张，但为了能实现戴上皇冠的目的又不愿意与教皇交恶。在相持了两年之后，欧根四世不得不向西吉斯蒙德妥协，1433年5月31日，在罗马主持了皇帝的加冕礼，为西吉斯蒙德戴上皇帝的皇冠。同年12月，欧根四世宣布恢复巴塞尔宗教会议，重新召开的巴塞尔宗教会议再次面临教会分裂的危机，而坐上皇位的西吉斯蒙德则把其政策从干预教会事务转向帝国的事务。

三、卢森堡皇室的终结

15世纪的德意志帝国中大大小小的邦国林立。邦国的领土主权政策不仅瓜分了帝国的皇权，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的财政来源，帝国议会的职能和权限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帝国和平条例》的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为此，西吉斯蒙德皇帝试图从立法入手进行帝国改革（Reichsreform）。1434年9月，西吉斯蒙德颁布《十六条款纲领》（Programm von 16Artikeln），提出在帝国原有的“菲莫”（Feme）法庭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固定的法律制度。菲莫法庭自13世纪以后在德意志地区出现，1371年卡尔四世皇帝在为威斯特法仑地区颁布的《帝国和平条例》中为菲莫法庭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将其也转换为一种由一位主法官（Sthulherr）以及多位陪审法官（Schffe）组成的陪审法庭。法庭设在阿恩斯贝格，威斯特法仑地区的一些有权势的公爵、行宫伯爵等诸侯都曾经是菲莫法庭的陪审法官，主要调节各邦国因施行领地政策相互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1420年，为了解决争端，威斯特法仑的菲莫法庭在阿恩斯贝格开庭，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陪审法庭，有来自威斯特法仑各个地区的15位主审法官、31位贵族审判法官和200余位各等级的陪审法官以及一些市民代表。1422年，科隆的大主教迪特里希二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作为威斯特法仑菲莫法庭的主法官被给予对所有自由伯爵的行为进行监管的权利，菲莫法庭的权限也越来越大，1426、1430年先后在阿恩斯贝格、索斯特、多特蒙德多次组织大法庭。1431年，西吉斯蒙德也作为陪审法官参与过威斯特法仑菲莫法庭，这无疑是他此后决定进行帝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1437年，西吉斯蒙德在阿恩斯贝格召开帝国会议，这次会议涉及有关法典的编撰、设立最高主审法官（Oberfreistuhl）等司法机构等问题，被称为“阿恩斯贝格改革”（Arnsberger Reformation）。然而，改革尚未启动，西吉斯蒙德于这年的12月9日辞世，因其身后没有子嗣，这也就标志着卢森堡皇室的终结。

西吉斯蒙德在执政期间给后人留下一个动**不安的德意志。胡斯战争虽然结束，但胡斯战争对德意志帝国境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一个世纪以后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埋下火种。库萨的尼古劳斯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提出的神学思想理论、人文主义，一波又一波的思潮强烈地冲击着罗马教皇自中世纪以来稳固的宗教权威基石。“大空位”以来邦国的领土化使德意志帝国日益成为一个失去政治中心的松散的大帝国。身为德意志帝国统治者的西格蒙德在迟暮之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萌生改变帝国现状的改革思想，但终未能实践。帝国的改革是由再次兴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实现的。

四、哈布斯堡家族的再崛起

14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家族内部发生严重的纷争，奥地利被分为上奥地利（Obersterreich）、下奥地利（Niedersterreich）和中奥地利（Innersterreich）三个部分，哈布斯堡家族也有了阿尔布雷希特、利奥波德和蒂罗尔三个支系。阿尔布雷希特支系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von Habsburg，1397—1439，1438—1439年在位）因为迎娶了德意志皇帝西吉斯蒙德的独生女儿，而被选为德意志的王位继承人。西吉斯蒙德在世之时，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积极支持岳父的政策，参与反对胡斯派的斗争、迫害和驱逐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等。为此，他获得了岳父的政治庇佑，1423年更是获得摩拉维亚作为采邑，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一支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有很大增长。

西吉斯蒙德去世后，匈牙利各个社会等级一致选举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为匈牙利的国王，并于1438年的1月1日施了加冕礼。同年3月18日，德意志的选侯们一致同意选举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为德意志的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再次登上德意志的王位，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继承了岳父西吉斯蒙德已经推行的帝国改革的政策。可以这样说，这个时期正在举行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上提出的改革主张，对新国王的执政主张产生很深的影响，但为了能够获得教皇欧根四世的承认，他在对待教皇和宗教会议冲突的问题上采取中立的态度。6月29日，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布拉格的圣法伊特大教堂（St.-Veits - Dom）接受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冠，如同他的岳父一样，他拥有德意志王国、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王国的三个王冠。7月，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纽伦堡召开帝国会议，再次提出把帝国分为四个大区的帝国改革方案。然而，因为国王与诸侯们各怀目的，尤其是在有关地区的执政权方面产生极大的分歧。

诸侯们原本希冀通过这一改革方案独掌各大区的大权，参与帝国的执政，增强在皇室中的政治影响力，并能够以此牵制皇帝的权力。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则提出每个大区的执政者应该由各大区内的社会各等级共同选举产生，候选人首先应该具有诸侯等级身份，并且是经过法令确立的、享有维护地区和平的全权；主持选举的应是当地最有威望的诸侯，如果社会各等级无法取得一致的话，则由国王作最终的裁决。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的这一改革主张无疑是在扩大国王的权限，不仅遭到诸侯们的反对，而且也没有获得城市市民的支持，致使帝国改革方案长时间搁置，迟迟未能付诸实施。1439年4月，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与土耳其人的征战中身染痢疾，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这就更为帝国改革的实施增添新的障碍。1440年2月2日，在教会选侯、萨克森公爵以及行宫伯爵两位世俗选侯的大力推荐下，选侯们在法兰克福推举克恩滕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为德意志的国王，两年后的1442年6月17日在亚亨接受加冕。

弗里德里希三世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这一支系。1424年他的父亲、中奥地利的公爵铁人恩斯特（Ernst der Eiserne，1377—1424）去世，时年9岁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任为公爵。1436年，21岁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和那个时代众多名门贵族的青年男子一样，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耶路撒冷的圣墓前由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Ritterordenvom Heilligen Grab zu Jerusalem）晋封为骑士。1440年，被称为遗腹子的拉迪斯劳斯（Ladislaus Postumus，1440—1457，1440—1457年在位）出生仅三个月就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获得对拉迪斯劳斯的监护权。毋庸置疑，从此时起他就已经有了把拉迪斯劳斯的领地并入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野心。也正是在这同一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尽管新国王依然要面对土耳其人进攻的威胁，但他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增强哈布斯堡家族政治权力上，刻印在哈布斯堡家族族徽上的缩写字母A. E. I.O. U.就是最好的写照。这几个缩写字母被看作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座右铭，即：“土地上的所有一切都属于奥地利。”（Alles Erdreichist Oesterreich untertan）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弗里德里希三世并不赞同他的前任国王提出帝国改革的主张，在他看来这样的改革是在加强诸侯的政治实力，与其推行哈布斯堡的家族政策格格不入。

1442年，已经被选为国王两年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首次进入帝国西部地区，6月17日在亚亨接受国王加冕礼。8月14日，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尽管在这次会议上颁布了要进行改革的法令，但在改革法令中并没有涉及到曾经提及过的区域划分等重要的改革内容。在同一时期，瑞士联邦（Schweizerische Eidgenossengschaft）中的大多数成员城市与苏黎世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认为这是重新夺回哈布斯堡家族丧失的故土阿尔高的极好机会，他介入其中与苏黎世站在同一战线上。1442年底、1443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在费尔德基希召集施瓦本和瑞士东部地区的贵族一起建立了一个反对瑞士联邦的战争同盟，同时重新整顿施瓦本公爵领地的秩序。然而，这场战争并未帮助弗里德里希三世实现他的目的，反而为法国国王试图向莱茵河地区扩张打开大门，法国的雇佣军借机进入洛林地区。在这场被称为“苏黎世古战争”（Alter Zürichkrieg）中，瑞士联盟占据上风，获得最大的利益，法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弗里德里希三世未能达到他的目的，无功返回自己的世袭领地。德意志西北部地区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五、诸侯的纷争

明斯特教会辖区是德意志西北部地区较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教会领地之一。自12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伯爵世家或者贵族家族逐步掌控了其主教的职位，他们通过掌控教职的授职权增强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实力。12世纪中叶，默尔斯还只是在一所修道院的基础上扩展的伯爵领地。默尔斯伯爵家族通过政治联姻以及增强与国王的密切关系逐渐扩大伯爵领地的势力范围。该家族借助原有修道院的宗教地位，不断在德意志西北部地区各个主教区和重要的修道院中安插其家族成员。1414年，默尔斯的弗里德里希三世（Dietrich II.von Moers，1385—1463）被选为科隆的大主教，其家族的势力范围更加扩大。在同一历史时期，霍亚伯爵家族也在扩大势力范围，该家族与克莱夫公爵领地的公爵建立密切的关系，获得公爵的支持。默尔斯家族与霍亚伯爵家族的扩张导致双方势不两立，于1450年起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的明斯特教区武力冲突（Münsterische Stiftsfehde）。然而，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获益，从中得利增强了实力的是克莱夫的公爵家族。

为了平定类似德意志西北地区这样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只能借助教皇的宗教权威。1448年3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与教皇尼古劳斯五世（Nik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在维也纳缔结《维也纳协议》（Wiener Konkordat），明确规定主教和大主教的任命必须经过主教区的全体教士会议（Domkapitel）一致同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有权势的贵族家族对教职的掌控。1452年初，弗里德里希三世率领一支由侍从组织的队伍前往意大利，3月19日，尼古劳斯五世在罗马为其主持皇帝加冕礼。在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上，弗里德里希三世是最后一位在罗马由教皇主持加冕礼的德意志皇帝。在尼古劳斯五世的安排下，弗里德里希三世还在罗马迎娶葡萄牙国王爱德华（Eduard I.，1391—1438，1433—1438年在位）的女儿，尼古劳斯五世为他们主持婚礼，并为新娘加冕为皇后。

弗里德里希三世执政期间，帝国各地的诸侯家族都企图扩充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掌控当地的政局，从而导致地方势力争斗不断，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动**不安。在德意志南部地区，霍亨索伦家族是因追随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和海因里希六世皇帝而发家的。15世纪中叶，该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Albrecht Archilles，1414—1486）掌控了安斯巴赫和库尔姆巴赫两个马尔克伯爵领地，他的兄长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13—1471）是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和选侯。霍亨索伦家族企图将其家族的势力扩充到整个法兰克公爵领地。该家族与维尔茨堡的主教鲁道夫二世（Rudolf II.von Scherenberg，1401—1495）以及班贝格的主教菲利普（Philipp von Henneberg，1430—1487）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教俗贵族的政治强权。贵族家族势力的扩张侵蚀了城市的利益，纽伦堡、乌尔姆、奥格斯堡等31座城市联合起来结成城市联盟与之相抗衡。1449年，以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为首的诸侯联盟与以纽伦堡为首的城市联盟发生武力冲突。在持续近5年的战争中，城市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城市联盟内部出现分裂。然而，霍亨索伦家族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该家族又与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公爵路德维希九世（Ludwig IX.，1417—1479）发生冲突。1450年，路德维希九世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慕尼黑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401—1460）签订协议，结成一个巴伐利亚阵营，同时还获得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

面对帝国内部诸侯的纷争，弗里德里希三世采取消极的态度，任凭诸侯的政治势力自然发展，他则把政治中心放在增强家族的政治实力上。145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重申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曾于1358年要求的“大特许权书”（Privilegium Maius），其中明确宣布奥地利为“大公爵领地”（Erzherzogum），更加扩大了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势力范围。1457年，由弗里德里希三世掌握监护权的匈牙利的拉迪斯劳斯尚未满十八岁就因瘟疫而辞世，他身兼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两个国王头衔，身后没有留下子嗣，这就使弗里德里希三世面临着同时失去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控制权的局面。1458年，匈牙利的贵族们推举匈牙利人马蒂亚斯·科温（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1458—1490年在位）为匈牙利的国王。在同一年，以圣杯派为首的捷克社会各等级选举捷克人波迪布拉德的格奥尔格（Georg von Podiebrad，1420—1471，1458—1471年在位）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在此期间，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放弃争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胞弟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VI.，1418—1463）也加入争夺波希米亚王位的争斗。直到15世纪90年代初，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地区才重又被置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之下。

六、帝国改革的初衷

德意志的西部地区一直受到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15世纪50年代初百年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国王与勃艮第缔结和约，把扩张的触角伸向经济繁盛的莱茵河流域地区。自14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王室瓦卢瓦家族的旁支、瓦卢瓦勃艮第家族执掌勃艮第公国，一直力图将其缔造为一个大王国。自1465年勇敢者查理担任勃艮第的公爵以来，更是不遗余力地扩充勃艮第的势力范围。1469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叔父、奥地利-蒂罗尔的大公爵西格蒙德（Siegmund vonsterreich - Tirol，1427—1496）租赁了对费雷伯爵领地、上阿尔萨斯特辖区和布赖斯高的统治权，并且承诺帮助勇敢者查理反对瑞士联邦。1472年末、1473年初，查理购买盖尔登公爵领地，他还计划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法国和德意志相间的地区。1473年9月30日，查理与弗里德里希三世在特里尔会晤，双方就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508—1519年在位）与查理唯一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娅（Maria von Burgund，1457—1482）的婚姻进行协商。11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查理放弃对“罗马国王”（Rex Romanorum）王位的要求，但要为他确立一个新的包括勃艮第和弗里斯兰在内的大勃艮第王国的国王头衔。1477年4月21日，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安排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娅缔结婚约，8月19日他们举行婚礼。次年4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勃艮第分封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儿媳玛丽娅，并给予他们的子嗣享有对勃艮第大王国的继承权，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勃艮第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控之中。1487年1月，弗里德里希三世把女儿、奥地利的库尼贡德（Kunigunde vonsterreich，1465—1520）许配给巴伐利亚的公爵智者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IV.der Weise，1447—1508），与巴伐利亚公爵建立政治联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建议和保驾下，选侯们于1486年2月16日在法兰克福选立马克西米利安为罗马-德意志国王，4月9日马克西米利安在亚亨接受加冕，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

为了保证他的儿子能顺利地戴上罗马德意志的王冠，弗里德里希三世不得不对诸侯作出妥协的姿态，重提帝国改革。主张改革的诸侯们以美因茨的大主教亨讷贝格的贝特霍尔德（Berthold von Henneberg，1441—1504）为首，他们主张重塑一个置于国王和各邦国之上的统一的帝国权威。主张帝国改革的改革派集中在德意志帝国的西部地区，位于西部地区的各邦国的政治实力都比较弱，邦国中的社会各等级希望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势力的保护，因而积极支持贝特霍尔德的改革主张。与之相反，东部地区那些政治实力较为强大邦国则无意以削弱自身自治权为代价增强帝国的权威，他们对帝国改革采取消极的态度。1486年3月17日，弗里德里希三世颁布《帝国和平条例》，其中涉及帝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权与皇帝的权力相分离、设立帝国最高法院等内容。尽管皇帝和反改革派消极对待帝国改革，但是在改革派的努力下，社会各等级参与帝国会议的可能性增大了，从1489年起帝国会议已经成为社会各等级联合起来的一个代议性的机构。

1493年8月19日，弗里德里希三世辞世，为他的儿子留下有着较为牢固政治基础的家族政权，以及重启帝国改革的计划。在其父还在世时就已经登上王位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并不拒绝帝国改革，更何况他同时还要面临来自外部进攻的威胁。自15世纪中叶以来，土耳其人进攻西欧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大，尤其是1453年拜占庭帝国在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的打击下覆灭后，奥斯曼人继续向西欧的北部和西部进攻，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土耳其战争（Türkenkriege），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奥地利因其地理位置首当其冲。另一方面，意大利那波利的国王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424—1494，1458—1494年在位）于1494年1月去世，意大利再次陷入混战中，早已垂涎意大利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率军进入意大利。如果法王介入意大利战争（Italienische Kriege）会对教皇、米兰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城市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计划次年率军前往意大利，一是力图把法国军队驱除出意大利，二是在罗马接受皇帝的加冕礼。为了筹集经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4年11月24日发布公告，拟于1495年2月2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国王于3月18日才到达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推迟到26日才正式召开。7位选侯中有5位参加了这次帝国会议，10位教会诸侯和29位世俗诸侯亲自到会，还有12位教俗诸侯派代表前往，此外还有67位伯爵以及24位帝国城市的代表。

在这次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要求社会各等级支持他前往意大利与法国人作战，为此他提出帝国凡15岁以上的臣民都必须缴纳被称为“共同芬尼”（Gemeine Pfennig）的帝国税，纳税时间为期4年。对此，亨讷贝格的贝特霍尔德则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设立一个由社会各等级代表参与商议帝国重要事务的、常设的帝国权力机构（Reichsregiment）。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社会各等级达成一个“推行和平与法律”（Handhabung Friedens und Rechts）的协议，即双方都有义务维护共同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这次帝国会议颁布《永久和平条例》（Ewiger Landfriede），禁止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实行的私战，所有纠纷只能通过法庭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帝国改革的开始。同年8月7日，根据《永久和平条例》中的决定成立帝国议会法庭（Reichskam mergericht）。1500年4月10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履行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设立帝国权力机构，由国王的代表和22名社会各等级的代表组成，成为帝国最高的行政机构。这次帝国会议还决定，打破邦国的界限，在帝国内划分6个司法管辖区（Reichskreis）。国王为每一个司法辖区任命帝国法官（Kam merrichter），与4位陪审法官（Assessor）组成审判团，陪审法官由社会各等级选出，由这个审判团主持的帝国法庭从国王的手中夺得最高司法审判权。帝国权力机构和帝国议会法庭的成立标志着，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威不再是国王个人的权力，国王与社会各等级一样都要服从这个最高权威的监管。

在进行帝国改革的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并没有放弃对意大利利益的追逐，他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 and 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1452—1516，1479—1516年在位）以及威尼斯和米兰市结成“神圣同盟”（Heilige Liga）。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费迪南德二世的儿子，次年又让他的儿子菲利普一世（Philipp I.，1478—1506）迎娶费迪南德的女儿。1497年，费迪南德的儿子病逝，身后未留子嗣，他的女儿成了西班牙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菲利普一世顺理成章地成为在西班牙阿拉贡王朝中第一位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正是他这对儿女与费迪南德二世一对儿女的两个婚姻把西班牙与哈布斯堡家族联系在一起，为西班牙最终成为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一部分铺上第一块踏脚石。为了能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1508年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启程前往罗马。因必经之地米兰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他只得绕道威尼斯，与时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在特里安会面。2月4日，尤里乌斯二世宣布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却无法在罗马为他主持加冕礼。

马克西米利安执政期间，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外交事务的斡旋上，他用军事力量解决外交冲突的成功率很低，但却在政治联姻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在与瑞士的军事冲突中，虽然强大的瑞士联邦脱离了德意志帝国，但是他却成功地通过政治联姻把西班牙收入囊中。由于法国国王对意大利的武装渗透，致使德意志皇权对意大利以及罗马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他通过子孙的婚姻获得和保留了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相邻的匈牙利的继承权，在他去世后匈牙利顺利地被并入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开始实施西吉斯蒙德提出的帝国改革的计划，但是由于邦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未能实现税制改革的目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在禁止私战、通过法律和平地解决纠纷方面有了明显的成效，这无疑是在法律制度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步成立的帝国议会法庭是德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基础上划分的司法管辖区是现代行政区划的雏形。帝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是实现宪政制度的敲门砖。抑或可以这样说，1495年的帝国改革抬起了德意志帝国沉重的一条腿，迈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