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世纪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拓荒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进而促进农产品进入交换流通轨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逐步向为市场生产的交换经济转变。农业形态的这种变化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村落布局，那些地处老德意志边远地区的农民为了方便交换农产品，迁移到城市周边或者交通便利的地区，致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区被弃置，在符腾堡地区甚至有20%的居民区消失。与此同时，向东部的拓荒殖民活动也逐步地进入尾声，自1295年之后几乎完全停止，也不再有新建立的城市出现。进入14世纪，这种现象更为加剧。从1309年起，欧洲北部地区就连续几年出现极端恶劣的自然气候，从而导致经常性地发生连续3—5年不等的歉收以及荒年，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人口出生率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1347年，意大利爆发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死病，一年后的6月越过阿尔卑斯山，肆虐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第一座城市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波及整个德意志的西南地区。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的墨西拿开始爆发波及整个西欧的瘟疫（Pest），西欧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瘟疫中丧生。此后，在西欧各地又多次发生程度不同的瘟疫。在德意志地区一共发生四次，每一次瘟疫发生的时间都持续几年之久。继1353年第一次瘟疫结束之后，又在1357—1362年、1370—1376年、1380—1383年发生三次大瘟疫，每次紧随大瘟疫之后的是歉收和饥荒。瘟疫和饥荒产生的第一个直接严重后果是人口的骤减，莱因河畔的米尔多夫市于1348年6月29日出现了第一例因黑死病死亡的案例，此后仅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有1400人死于黑死病。这场大瘟疫对整个欧洲产生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为了说明这场旷日持久的疾病对当时西欧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当时人们对其极度恐惧，16世纪北欧的编年史学家将这场持续长久的瘟疫称为“黑色的死亡”（Schwarzer Tod）。18世纪30年代，德国和英国学者也采用这一名词，用它来标注14世纪的流行性疾病，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黑死病”。
必须强调的是，欧洲各个地区遭受黑死病肆掠的程度不尽相同，死亡人口的比率也大小不等。根据德国历史学家亨宁的研究，黑死病肆虐期间在老德意志地区城乡居民人口从600万—700万下降到400万—450万，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的25人下降到15—18人；在东部新殖民地区的人口从1200万—1300万下降到800万—9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18—21人下降为12—15人。在这同一时期的法国，人口从2100万下降到1300万；英国则从380万下降为230万；意大利从930万—950万下降为700万。从14世纪80年代中期至1470年这近百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的数据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被传染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城市的人口稠密，居住拥挤，而且卫生环境恶劣，甚至“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在美因茨市，1349年和1350年间死亡了6000人，在兰河岸边的林堡市有2400人、汉诺威有3000人、埃尔福特有1.2万人、明斯特有1.1万人都死于黑死病。根据德国历史学家阿贝尔对29座城市的研究，从14世纪的第3季度到15世纪的第3季度这个时间段，这29座城市的人口平均下降15%—20%。
黑死病与14世纪恶劣的自然气候叠加在一起，对整个西欧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自中世纪以来，在德意志拓荒运动中开垦的土地都是用来种植谷物，以满足人们对面包的需求。黑死病发生期间，由于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幅减少，不仅农业的劳动力相应地减少，而且城市对面包以及其他农产品的消费也大大萎缩，对谷物的需求大不如前，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土地大量被荒置的原因，造成这个历史时期出现大面积的荒耕现象。土地的荒耕改变了原有居住区域的布局，首先是新城市的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黑死病发生期间几乎没有出现新建设的城市；其次是农村村落和居民区的减少，14世纪以后在符腾堡地区有520处居民区不复存在，相当于这个地区居民区总数的50%左右。在北海沿岸地区，居民区遭受风暴的破坏极为严重，特别是1362年被称为“曼德朗克”（Mandrnke）的风暴之后，原有的17万处居民点仅存大约4万处。在图林根地区，直至16世纪时仍有66%的居民区被废弃，黑森林地区有40%—44%的居民区被废弃，哈尔茨东部和艾希斯弗尔德地区被废弃的居民区也都高达50%。在整个德意志地区，居民区总共下降23%。
黑死病在造成人口和居民区大幅减少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在中世纪社会中被视为异教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下，人们因为对这个来势凶猛的疾病缺少认识和了解而束手无策，一方面无奈地求助宗教的慰藉，另一方面则把这场灾难的起源以及对黑死病的恐惧转嫁到犹太人身上。1321年最先在阿奎丹地区出现犹太人在井里下毒（Brunnenvergiftung）毒害基督徒的谣言。十字军东征时期产生的反犹情绪再次被煽动，谣言的内容也多样化，激起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谣言所到之处都发生了杀害犹太人、夺取犹太人财产的恶性事件，甚至演变为大规模地驱除和迫害犹太人。很多城市原有的犹太人居住区或者社团因此而消失，以致于教皇克莱芒六世不得不于1348年9月26日颁布教谕，作出禁止洗劫犹太人、禁止用暴力的方式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以及禁止未经司法程序不能杀死犹太人等规定。尽管如此，迫害犹太人的现象依然屡屡发生。1349年1月末，沃尔姆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付之一炬，有约400人被烧死。同年8月23日，美因茨的市民在袭击抢劫犹太人后，点燃了他们居住的房屋，一些幸存的犹太人逃往法兰克福和巴哈拉赫。1348、1349年，帝国城市海尔布隆曾两次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黑死病时期，科隆、斯图加特、奥格斯堡等德意志的许多城市都发生过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民众在谣言的煽动下大规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劫掠犹太人的财产；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国王和诸侯们也趁机向犹太人收取苛刻的“保护费”大发横财。
黑死病时期，不仅犹太人的财产被大肆劫掠，而且整个社会资源的使用权和土地的财产权也都发生大转移，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人们有了在一夜之间占有大片土地的可能。他们或者是原来没有土地的依附农或者雇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往生者的土地；或者是原有的庄园所有者，把相邻的庄园归为己有，扩大了原来庄园的面积。在东普鲁士地区，原来七八公顷的庄园都扩大为约15公顷左右。尽管如此，社会中土地的价值却大大下降，土地的闲置率大大上升。1419年，所属德意志骑士团的31525块份地中有6561块被撂荒，占其份地总数的21%，到了1439年，这个比率上升到40%，有些地区甚至上升到50%乃至80%。由于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生产成本必然就会增加，此外，人口与农业收成之间的比率长期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农产品的价格。在黑死病之后的1351—1360年间，法兰克福市场上每百升的黑麦价值是147个第纳尔，1361—1370年上涨为213个第纳尔，在1371—1380年却又回落到146个第纳尔，而在1381—1390年则跌到了111个第纳尔，1391—1400年略微回升到129个第纳尔。市场价格的起伏也改变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结构，畜牧业不仅可以提供价格不低的乳制品，而且还为毛纺织业提供所需的原材料，这就使畜牧业产品的价格超过谷物以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价格因素是黑死病之后促进畜牧业快速发展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与农耕生产比较而言，畜牧业所需的土地面积小于农业作物所需的土地面积，劳动力的投入也小很多，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收益却相对要高些。在扩大畜牧业生产的同时，蔬菜种植、水果树、葡萄的园林种植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膳食结构，同时也更加充实了市场交易的商品种类，农民为市场而生产的观念和意识越来越强烈，这就必然要改变农业的耕种和经营方式。
黑死病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人身的依附关系松弛。14世纪中叶以后，在德意志逐渐实现的邦国领土化取代了领地制度，雇佣兵制度日益成为邦国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骑士们通过缴纳兵役税摆离了服兵役的义务，逐步地转向农业生产谋其自身的利益。黑死病期间土地财产权的大转移为他们的这个转变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他们占有大片的土地，自营地的面积有了2倍、3倍或者更大的增长，成为大土地的占有者。这种现象在骑士团国家所在的普鲁士和德意志东部地区尤为显著。15世纪末期，在德意志东部地区的乡村中产生“大地产主”（Gustherr）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大地产主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的自由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仅经营土地，而且还依仗原有的贵族政治地位把持所在地的司法审判权、行政管理权，抑或说掌有了现代意义的地方“公安”（Polizei）的权力。不仅如此，这些大地产主还控制所在地区的磨坊和干酪坊，以此垄断当地的粮食和乳制品市场，为近代早期大地产制（Gutsherrschaft）的确立打下基础。
德意志西部地区农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地区在黑死病之前人口、居民区和城市的密度都很大，因此与东部地区比较而言受黑死病肆虐的程度更大，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西部地区受城市发展和农产品交易的影响，早已实行的租赁制在黑死病期间更为普及。尽管在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领主自营地的形式，但是并没有向东部地区那样转变为大地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短缺制约了大地产的形成。与此相反，承租土地的下层农民则因为劳资的上涨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状况，此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城市为城市手工业补充了因黑死病而短缺的劳动力。还有必要强调的是，领土化的大邦国都集中在德意志东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则是众多的小邦国，因而这里不具备形成大地产制的政治条件，城市通过市场对乡村施加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更大，非城市的手工业由此发展起来。
二、城市和非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黑死病对城市造成的危害远大于乡村，但是城市的恢复速度也比乡村快，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很快就通过大量流入的农民得到补充。1376年在汉堡有457名酿酒工人，大约稍晚些年，吕贝克有187名织工，魏玛有182名织工。在城市手工业中，纺织业发展得最快。15世纪初的科隆有200名织工，平均每年生产约七千匹布料，纽伦堡大约有80名染色工，每年大约使用200余车的菘蓝，格尔利次在1443年有126名织工。1500年前后各城市织工的人数成倍增长。1430—1440年的10年间，纽伦堡新增加14个亚麻纺织作坊，在1490—1500年的10年间增加49个。1400年前后，圣加仑以及周边地区每年大约生产2000匹亚麻布，1530年已经增长到1万匹。说明纺织业在黑死病之后大发展的另一个佐证是纺织同业公会在很多城市出现，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纺织同业公会。1496年，莱比锡和马格德堡还公开招聘外来织工。但城市的规模终究是手工业发展难以突破的局限，最先在意大利出现的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为此拓展了新的路径。
14世纪60年代，包买商制度传到了德意志。包买商制度是一种由商人提供原材料，同时经销成品的手工业经营方式，为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包买商人手中掌握着充足的资金，可以购买和运送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他们也掌握着销售的渠道。这种包买商制度尤其在促进乡村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方面有了用武之地，纺织业需求的麻类和羊毛等原材料都来自乡村，但它却是在中世纪城市中发展起来的专门手工业。黑死病改变了农业经济的结构，种植经济作物和用于畜牧业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原材料。不仅如此，农村还可以为纺织业提供劳动力和场所。乡村中蕴藏着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那些无法离开土地的中小农户都有可以投入到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但又都几乎没有能够用于家庭劳动力加工原材料所需的资金。据德国历史学家计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农户家庭需要饲养80—100只羊的羊毛才能满足2.2个家庭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他们还需要购买来自地中海的棉花。包买商把来自东方的丝和棉花贩运到德意志的亚麻种植区，组织当地的农民进行家庭手工生产，同时又把在当地生产出来的纺织成品营销出去。包买商为纺织业在农民家庭中找到了低价的充足劳动力，而农民家庭也可以通过家庭手工劳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包买商制度还冲破城市中的行会为纺织业设立的种种禁锢条例，帮助纺织业发展成为一种非城市的手工业。15世纪中叶，亚麻纺织手工业在莱茵兰山区的乡村和城市周边落户。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威斯特法仑有了乡村亚麻纺织业。此后在萨克森、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乡村中相继都有了亚麻纺织手工业。
西方历史学家一般把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前工业时期（Vorindustrialisierung）。他们认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农业和工业是很难区分开的，一是因为土地依然是社会中最主要的资本，二是因为大多数的手工业者还都离不开农村。这个时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纺织业成为前工业时期的先导工业，最先成为非城市的手工业。纺织业所用的羊毛提高了土地资本的价值；纺织业的技术性要求不高，可以包容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对农村的社会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纺织品的价值较高，只需相对较少的投资就能获取较高的利润；纺织品的成品重量较轻，便于包装运输。综上种种，在西欧工业化之前，纺织业是最先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最先产生利润的手工业行业。纺织技术的革新和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与之相关的手工业部门，首先是机器制造业。可以说，是纺织业的发展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
中世纪德意志的纺织品以棉麻混纺的粗斜纹布、丝绸制品和单面绒布享誉欧洲。纺织品的原材料决定了纺织业的分布区域性比较强，主要分布在亚麻种植地区，而且集中在这些地区交通较为便利的远程贸易集市附近，因为棉麻混纺所用的棉花来自叙利亚，丝绸的丝是经威尼斯从东方输入。单面绒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德意志的南部地区，来自东方的棉花经过威尼斯在这里经销，以奥格斯堡和乌尔姆为主要生产基地，与当地产的亚麻混纺加工出成品。1470年，在乌尔姆有71个单面绒手工作坊，1481年增加到90个。在德意志的中部山区是亚麻的专门种植区，这里自然也是亚麻纺织业的集中区，从黑森到博登湖有一系列以棉麻纺织业为主要手工业的城市，圣加仑、康斯坦茨、拉芬斯堡、比伯拉赫、肯普滕、梅明根、考夫博伊伦，等等。在威斯特法仑和下萨克森种植亚麻的地区也有了以麻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城市，这些纺织业城市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纺织业的发展。
包买商制度为种植亚麻并从事纺织业的农民家庭提升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这个社会阶层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此后在奥格斯堡显赫一时的富格尔家族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汉斯·富格尔（Hans Fugger，?—1408/1409）原是居住在盛产亚麻的格拉本的一个乡村织布工，1376年举家迁至奥格斯堡。他很快就成为该市纺织行会的成员，但是他并没有购置纺织机，而是做了纺织包买商，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为在奥格斯堡首屈一指的富商，甚至在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中都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城市手工业中，有色金属和一些较为特殊的铁制品占据很重要的地位。14世纪上半叶，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出现为城市手工业增加了新的内容。1329年，康斯坦茨一位对炼丹术极为有兴趣的教士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warz，?—?）在一次进行炼丹术的实验时，在研钵中放入硝石、硫磺、木炭，将其放在火炉上用杵研进行研磨，在他离开的短暂瞬间发生了爆炸，施瓦茨幸免于难，却在无意中制造出黑色火药。黑色火药的制造看似是一种偶然，但却与这个历史时期金属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14世纪中叶，德意志的金属锻造和制造工艺都有很大进步。1363年的纽伦堡市，包括黄铜铸造、锡铸造、白铁制造和金属环扣制造方面在内的所有师傅以及工匠有33名。1375年的汉堡有12名锡铸造工匠。1400年前后的不伦瑞克有47名制作盆的铸造工匠。在萨克森地区，15世纪之前仅不伦瑞克有一个金器制作同业公会，进入15世纪之后汉堡、不莱梅、吕贝克、汉诺威等多个城市相继都有了金器制作同业公会。金属制造业为火药用于军事上提供了条件，此后又有了火药丸、枪膛等一系列的发明。1405年，康拉德·基泽（Konrad Kyeser，1366—1405年之后）在他撰写的《战争英雄》（Bellifortis，德语Kriegsheld）中详细记录了制作黑色火药以及各种兵器的方法，把它呈献给刚刚登上王位的鲁普雷希特国王，这本书也广为流传。
黑色火药和火器的快速传播得力于印刷业的发展。14世纪之前，西欧已经有平版印刷技术，但这种印刷成本很高。1390年，纽伦堡的大商人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1329—1407）在纽伦堡附近的佩格尼茨建立了一个造纸作坊，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个造纸作坊。这个作坊的师傅雇佣18个造纸工人生产纸张，从而取代中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较为昂贵的羊皮纸。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是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1400—1468），他出身于美因茨市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父亲是位富商。1411年，美因茨的诸行会因为提出免交各种赋税和关税的要求与城市贵族们发生纠纷，他的父亲和其他百余名贵族离开美因茨。有关古滕贝格的文字资料很少，只能通过一些只言片语有所了解。他随父母离开美因茨后曾被送到美因茨郊外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在埃尔福特大学深造。自1434年起古滕贝格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曾因负债而被拘禁。1437年，古滕贝格与亚亨的地方长官签订协议为1439年在亚亨举行的朝圣活动制作一批用铅和锡合成的朝圣镜（Wallfahrtsspiegel），可见这时的古滕贝格已经掌握了金属合成的技术。然而因为这年发生了瘟疫，这一朝圣活动延期到1440年，古滕贝格未能如期收回制作朝圣镜的成本，被他的债主们告上法庭。古滕贝格虽然没有从制作朝圣镜中获利，但是却积累了合金和铸造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1448年10月，古滕贝格回到美因茨，向他的堂兄举债150古尔登筹建了一个印刷作坊，印刷诸如赎罪券（Ablassbriefe）、日历之类的单面印刷品以及词典等书籍。古滕贝格在经营印刷作坊时，应用其在制造朝圣镜时掌握的合金和铸造技术制作了硬度较强的字母模子，使之能够反复使用，以降低印刷成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印刷技术。此外，他还改善印刷的墨水，改进印刷的机器，降低了印刷的成本。
活字印刷技术满足了市民和贵族阅读的需求。这个时期的读物不仅有《圣经》，而且还有大量的世俗读物，例如1470年以后在施瓦本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家庭画册（Handbuch）类的读物。阅读读物需求量的增加促进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快速发展，这两个行业很快就在德意志乃至西欧其他地区迅速推广开来，成为城市手工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印刷业、造纸业以及火器制造都是复合型的手工业行业，从生产到营销，包销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相互关联的手工业同业公会联合起来，成立超越城市界限的跨行业的同业公会联盟。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就有由多座城市的20多个同业公会结成的联盟。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非城市手工业，最大的非城市手工业是采矿业和冶金业，这两个行业也是中世纪德意志的第一大手工业。德意志有着得天独厚的贵重金属和有色金属矿藏资源，是中世纪西欧最重要的产铁地区，铁矿石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一是位于莱茵河两岸的宾根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山区地带；二是在萨克森山区地带，尤其是在厄尔茨山区，那里不仅蕴藏着铁矿，而且有丰富的木材和木炭资源，因此这里有很多铁矿坑，聚集了众多的冶炼作坊（Erzhütte）和锻造作坊；三是德意志南部的上普法尔茨；四是东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此外，地处南部的蒂罗尔山区有着丰富的铜矿，中部的哈茨山和东部波希米亚厄尔茨山有银矿，从坎尼斯堡到诺伊索尔是金矿和银矿，还有铅矿、汞矿、盐矿等等。15世纪以后，在这些采矿地区相继出现许多矿山城市（Bergstadt），它们享有国王或者所在邦国的诸侯授予的开采矿山的权利（Bergregal），有自己的法庭以及管理矿山的机构。
早在12世纪，德意志的采矿业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仅限于地表层的采矿，采矿只是一锹一镐地在地表层进行作业。对重金属需求量的增加是促进矿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对金银需求量的增大。13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先开始铸造金币弗罗林（Floren）。14世纪以后，这种金币铸造技术进入德意志，并且在莱茵河流域地区流通金制的古尔登。商业的活跃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对金币的需求量增大。除了德意志中部的山区以外，在图林根、菲希特尔山、西里西亚以及利格尼茨等多个地方都有了被开采的金矿。1340年左右，在德意志最大的金矿场有2500名左右的矿工。14世纪上半叶，利格尼茨金矿每年大约开采30公担（Zentner）的黄金。15世纪初，银币逐渐取代金币进入流通领域。15世纪60年代，弗莱贝格以及戈斯拉尔平均每年需要7公担的银用于铸币，这必然带动银矿的开发和开采。自15世纪下半叶起，萨克森地区的银矿开采进入一个繁盛时期，弗莱贝格、施内贝格以及地处埃尔茨山脉的施雷肯贝格都有银矿，银矿的产量也逐年提高。15世纪中叶，拉梅尔斯山平均每年产银20公担，此外还有40公担的铜和1.9万公担的铅矿石；1496年奥利地安娜贝格的银矿产量高达150公担。蒂罗尔的施瓦茨矿区大约在1420年前后才开发，1470—1520年期间，仅法尔肯施泰因一个矿区的银矿产量就从80公担提高到300公担，铜的产量从7000公担提高到1.6万公担。印刷技术革新后，对铅的需求量增大，1500年哈茨矿区铅的年产量达到1.9万公斤。
金和银是铸币的原材料，金矿和银矿自然都掌握在诸侯和国王的手中，他们不仅掌控着金矿和银矿的生产，而且还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技术改进和安装新设备。1451年，埃尔福特的冶金工匠约翰内斯·丰克（Johannes Funcke，?—?）用添加铅的方法从铜矿石中提炼出银，发明从矿石中熔析金属的技术，铜矿石的价格陡然增长，在图林根、波希米亚、蒂罗尔和匈牙利都开始大规模地开采铜矿，各地都出现大量的熔析作坊（Saigerhütte）。与此同时，采矿的设备和技术也都因此有了很大改进，采矿作业不再仅局限于地面表层，而是挖掘到了地下。采矿深入到地下，首先要解决矿井的支撑、地下水的排除以及往井上运送矿石等技术问题。深井作业最为困难的是排干地下水。1470年发明用水泵排水的系统，解决了这一最大的难题，使矿井的深度达到200余米。深井开采需要使用更多的劳力共同作业，分工也更为精确，有了采掘、机械、排水、选矿、洗矿等多个工种，矿区的规模一般也都很大。在蒂罗尔的一个矿区内共有7000多矿工，一个240米深的竖井仅排水一项就需要600人，所需费用为高达1.4万弗罗林，1538年这个竖井安装了8个排水泵，但仍需240人进行排水作业。施瓦茨矿区的人数更多，达1.2万人。运送开采出来的矿石也是深井开采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矿工们采用马拉动绞车带动庞大的机器把大块的矿石运送到地面。采矿技术和采矿设施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德意志的矿产量。1493—1560年间，银的年产量从3.15万公斤提高到5.32万公斤，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仅从1万公斤上升到1.15万公斤。复杂的井下作业，昂贵的设备，较高的技术要求，不是像纺织业那样可以由一家一户的手工业者单独承担的。就连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也很少有能力独立投资开采一个矿区，所以在采矿业很早就实行股份制，1477年在弗赖堡出现一种被称为Kux的“矿山证券”，这可以说是西欧最早的一种股票形式。
矿藏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15世纪中叶，炼铁的熔炉有了历史性的改进，一是熔炉的高度增加，鼓风不再用手和脚，而是借用水力。水力鼓风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可以一次性熔化矿石。控制炼炉的温度可以熔炼出品质比较硬的生铁和品质较软的熟铁，与生铁相比较熟铁的含碳量更高。水力鼓风还被应用于锻锤上，增加了锻造的品种。这一时期德意志铁的年产量达3万吨，共有180个锻锤，生产的品种有轨型铁、条型铁、铁板等等。采矿业和冶金业促进武器制造业、铁蹄和铁钉的制造、机械制造等多种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改进，同时也促进造船业的发展。
三、国际贸易的新变化
15世纪的德意志是西欧最先从黑死病的灾害中恢复过来的地区，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产品打开通向国内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通路，城市手工业与非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较充分地开发了德意志丰富的资源，新的技能和新生产技术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而且还为欧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精致的产品以及欧洲市场需要的贵重金属和有色金属，这就改变了德意志在中世纪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结构。
中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发展得比较早，但中介贸易的比例非常大，这是因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从地中海经米兰穿越阿尔卑斯山隘口进入之后，沿纵贯南北的莱茵河直达北海和波罗的海，可以从那里跨越海峡到达英国。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出发既可以经弗里西兰到达斯堪的那维亚，也可以在佛兰德和比利时的布拉班选择前往法国的几条陆路，与之相接的还有卢森堡、萨尔流域地区。莱茵河有多条具有通航条件的支流，像扇面一样地张开，与横贯东西的多瑙河相通，可经匈牙利、巴尔干地区直抵黑海。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汉堡、吕贝克等重要的港口城市既可以直达斯德丁，也可以直通但泽和柯尼斯堡。陆路交通也四通八达，东南地区有一条从纽伦堡经累根斯堡、林茨到维也纳的大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是从博登湖经日内瓦到罗纳谷地的主干道。这些陆路又都有众多的支路相互交接，交通十分便利畅通。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相互交叉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网络，使德意志的商人直到中世纪的晚期都一直控制着欧洲的中介贸易，尤其是南德地区的商人一直垄断着从地中海到西欧的中介贸易。
14世纪之后，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逐渐形成，与以输入为主地中海贸易截然不同的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以输出为贸易的特征，抑或可以这样说，地中海贸易主要是贩运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等仅供社会上层以及教会的奢侈品，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则是以交换当地的农牧产品以及手工业和资源类的产品为主。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形成主要得利于德意志东进运动，莱茵河下游的低地地区以及易北河以东的波希米亚、普鲁士、西里西亚等地区的荒地、林地，经过拓荒运动拓殖出大片的良田。这些地区受黑死病肆虐的程度远低于欧洲其他地区，与西欧其他地区相比较，黑死病导致的荒耕的程度要小很多。英国、佛兰德等地区因在黑死病时期人口骤然下降，荒耕现象严重，大片的耕地转变为牧场，养羊业迅速发展。黑死病之后，这些地区的人口陡然增长，养羊业的高额利润又不可能使草场退回为耕田，德意志东部地区生产的粮食满足了这些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汉萨城市联盟充当了输出粮食的主力军，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市场担任了重要角色。
四、不统一的关卡和铸币权
“大空位”时期之后，被选侯推选出来的几任国王都将其政策的重心放在增强家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上，忽略了王权对帝国其他邦国和地区施加的影响，致使各邦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很独立，贸易活动受到分权政体的限制，其范围和规模都不可能超越邦国的地域界限，水路、陆路、隘口、所有的商路和交通要道上关卡不断地增加。14世纪初期，威悉河上有30个关卡，易北河上至少有35个。12世纪末，莱茵河上约有19个关卡，13世纪末增至35个，14世纪末有50个，15世纪末则多达360余个。这些关卡大多数属于教俗贵族，关卡所收的关税并不很高，设立关卡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要实施货栈法（Stapelrecht），即过往的商旅必须卸下部分货物，按照当地的定价任凭当地居民购买，否则不允许通行，这无疑给商人设置了许多不难想象的障碍，不仅延缓货运时间，敲诈勒索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货币的不统一也是政治不统一的必然结果。
铸币权是中世纪封建主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特权，凡是在权力较为集中的封建王国，铸币所的数量都比较少，铸币权也比较集中。铸币权决定着货币的价值，一个封建王国内货币种类的多与寡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王权力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因为“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12世纪，英伦三岛上有众多的铸币所，随着英国国王集权的增强，铸币所不断地减少到400处，13世纪末仅存12处。13世纪以前的法国大约有300余处铸币所，1315年尚有30个封建领主有铸币权，14世纪末仅有勃艮第、阿奎丹、不列塔尼的公爵领地，佛兰德、纳瓦拉、贝阿恩的伯爵领地以及普罗旺斯还保留着铸币所。与英法相反，13世纪以前在德意志仅有16处铸币所，随着邦国制度的确立，铸币权也更加分散，不仅是教俗诸侯有铸币权，甚至每个自治城市和修道院也都有铸币权，几乎无法计算出共有多少铸币所。如此众多的铸币所造成货币的混乱和贬值，14世纪下半叶，在下萨克森地区的城市中不得不用金块进行交易。为了克服货币的混乱，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货币联盟。1311年3月7日，奥地利和巴塞尔的公爵试图统一两个公爵领地的货币，结成生丁货币联盟（Rappenmünzbund），但很快就因规则的不合理而解散。1387年9月，沙夫豪森、苏黎世、伯尔尼等城市联合周边地区，统一铸币的银含量，此后这个联盟的成员迅速增加，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也很快扩大，1403年2月24日再次结成生丁货币联盟。1379年，吕贝克、汉堡、维斯马、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德、吕内堡等城市以吕贝克的马克为基础，结成文迪货币联盟（Wendischer Münzverein）。在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地区也都出现类似的货币联盟。1385年和1386年之交，莱茵兰地区的4位选侯共同制定了《永久和平条例》，在此基础上结成莱茵货币联盟（Rheinischer Münzverein）。大约在同一时期，上法兰西亚的诸侯也结成类似的货币联盟。1403年位于莱茵河上游的诸城市和一些封建主结成货币联盟，此后符腾堡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也效仿之。14世纪中叶，路德维希和西吉斯蒙德皇帝都试图统一币制，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426年，帝国的财政大臣康拉德九世（Konrad IX. von Weinsberg，1370—1448）竭力推行被称为“苹果古尔登”（Apfelgulden）的帝国金币，但遭到汉萨同盟的坚决抵制。直到16世纪在德意志帝国内始终没有确立统一的货币。
货币的不统一、关卡的林立使14世纪以后的德意志形成类似汉萨城市为主体的多个贸易中心。但泽、不伦瑞克、布雷斯劳、不莱梅以及多特蒙德都是各地区的贸易中心。位于莱茵河中游的科隆是中世纪德意志境内最大的城市，也是东西水路和南北陆路的交叉点，既可以通过水路与英国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也可以通过陆路到达法国。地处美因河下游的法兰克福自15世纪下半叶起取代美因茨的地位，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便利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促进了法兰克福交易集市的发展，成为韦特劳地区最重要的交易集市。早在14世纪时，法兰克福的总资产就高达1万古尔登，15世纪时约达3万—4.5万弗罗林。德意志北部的自由城市汉堡位于易北河畔，易北河良好的航道可以使商船直接进入通往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航道，与吕贝克的商路相通。自中世纪以来，汉堡无论是在内陆贸易还是过往贸易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造船业和航运业都十分发达。易北河除了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航道以外，还承担着内陆商品交换的重任，通过易北河的航道可以从马尔克地区、卢日采山区、迈森、安哈尔特地区运送出当地盛产的粮食、木料和布匹，从哈茨山区运送出矿石，又可以从下萨克森、劳恩堡和荷尔斯泰因运来羊毛、粮食、亚麻、蜂蜡和畜牧产品，尤其是易北河下游低湿地地区的牲畜和黄油。14世纪末，汉堡就有“强制货栈权”，并且适用于所有在易北河下游运送粮食的船只。1482年，汉堡的这项特许权得到帝国的官方认可。
五、国际贸易中的汉萨城市
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城市大多进行的是国际贸易，汉萨城市同盟的作用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来，15世纪领导汉萨城市同盟的是吕贝克。吕贝克位于特拉沃河下游注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处。作为扼守波罗的海贸易桥头堡的吕贝克在15世纪的德意志是继科隆之后的第二大城市，这里聚集着来自挪威卑尔根、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瑞典施科讷以及上德意志各地的商人，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前往汉堡，也可以通过施泰克尼茨运河进入易北河的水路交通动脉。此外，吕贝克还有与地中海贸易区相连的陆路交通。可以这样说，吕贝克是中世纪晚期地中海贸易区与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交点。商人们贩运来自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毛皮、木材、蜡、蜂蜜、焦油、柏油、大麻等手工业的原材料，与来自西部地区的布匹、金属制成品以及一些小商品等手工业的制成品进行贸易交换。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运送进施科讷的蜂蜜、卑尔根的鳕鱼以及黄油、铁矿石和铜矿石，在吕贝克以及周边城市进行加工。在吕内堡生产的食盐则可以通过施泰克尼茨运河与易北河的水路相连接运送到但泽。吕贝克因为其无与伦比的贸易优势赢得极大的政治权利，作为帝国的直辖市，它的市议会享有“任意性”（Willküren）的特权，正是这个特权吸引百余城市与之联合。1340年，路德维希皇帝给予吕贝克铸造金币的“金币权”（Goldmünzrecht），这无疑更加提升了吕贝克在汉萨城市中的地位。
1340年，丹麦人瓦尔德马四世（Waldemar IV.，1321—1375，1340—1375年在位）在沿海各汉萨城市的支持下登上丹麦王位，为了回报汉萨城市的支持，他重新认可其已经享有的各种特许权。1356年，汉萨城市首次在吕贝克召开汉萨会议（Hansetag），所有加入汉萨的城市都派代表参加汉萨城市议会。这次会议确立了吕贝克在汉萨城市中的领导地位，各汉萨城市都有权参与重要事务的决议。会议的决议还规定，所有汉萨城市都必须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加入汉萨同盟的商人有权享有诸如免税、使用货仓和码头等特许权，他们受汉萨同盟法的保护。作为德意志北部地区最大的商人联合体，汉萨同盟虽然没有起到统一德意志国内市场的作用，但是汉萨同盟设立的商站是所有商人共同的据点。在佛兰德，从1360年起汉萨同盟的商人就被允许在伯爵领地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出售商品，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除他们向当地人偿付债务和赎罪的义务。如果汉萨同盟的商人遭到佛兰德人的袭击和抢劫，必须给予赔偿。一直以来，挪威禁止外来商人在其境内进行贸易交换，也不准许他们和当地的村民进行直接交易，只有在夏季的几个月中才允许外籍商人在挪威进行交易活动，但是汉萨同盟的商人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1360、1361年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先后率兵攻占施科讷和格兰岛的重要港口城市维斯比，阻碍汉萨商人在这些地区的贸易活动。吕贝克的市长约翰·维滕堡（Johann Wittenborg，1321—1363）建议汉萨同盟与丹麦国王对抗。1362年，汉萨城市的船队被丹麦军队围困于地处厄勒海峡的赫尔辛堡，损失惨重，失去在这个地区的海上优势。次年，约翰·维滕堡因指挥失败而被汉萨城市法庭处死，成为这次兵败的替罪羊。
1367年11月19日，汉萨城市在科隆举行共同会议，结成共同反对丹麦的科隆联盟（Klner Konfderation），共有57座汉萨城市加入该联盟。1368年2月2日，科隆联盟的汉萨城市与瑞典的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38—1412，1389—1412年在位）以及德意志和丹麦的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向丹麦国王宣战。同年4月，由37艘船队组成的汉萨城市的舰队驶向丹麦，5月占领哥本哈根，此后又占领施科讷、挪威以及日德兰半岛的南部地区，迫使丹麦国王不得不妥协，与汉萨城市共同宣布停战。1370年5月1日，23座汉萨城市的代表与丹麦国王的特使在施特拉尔松德会晤，由瑞典隆德大主教亨宁·波德布斯克（Henningen Podebusk，?—1388）主持共同签署条约，丹麦国王承认汉萨城市在施科讷和丹麦的所有特许权，汉萨城市还掌控了赫尔辛堡、斯卡讷、马尔默以及法尔斯特布15年的权利，丹麦国王要想赎回这些城市，必须缴纳1.2万马克的纯银，由此丹麦在厄勒海峡的所有关税都落入汉萨城市的金库。此外，丹麦议会还承诺，如选举丹麦国王必须经过汉萨城市的认可。《施特拉尔松德条约》（Friede von Stralsund）确立了以吕贝克为首领的汉萨城市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霸权地位。
1387年，瓦尔德马四世唯一的儿子夭折，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一世（Margarethe I.，1353—1412，1387—1380年在位）继承丹麦的王位，她与挪威国王的婚姻使她有了掌控挪威王权的可能。1388年，梅克伦堡的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1338—1412，1364—1389年在位）被选为瑞典国王，因王国内的不安定，不得不求助玛格丽特一世女王。女王抓住这个机会为她的继承人、侄孙埃里克七世（Erik VII.，1382—1459，1397—1459年在位）铺路。1397年6月17日，埃里克七世在卡尔马同时加冕为丹麦国王、瑞典国王和挪威国王，这就标志着卡尔马联邦（Kalmarer Union）的诞生。1406年，埃里克七世迎娶英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VI.，1366或1367—1413，1399—1413年在位）的女儿，这一婚姻促使埃里克七世的扩张欲望膨胀，将其推向汉萨城市、德意志骑士团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对立面。1429年，埃里克七世在扼守厄勒海峡的要塞克罗堡设立关卡，征收海峡关税（Sundzoll），这就更加使得汉萨城市与卡尔马联邦之间的关系恶化，激化为武力冲突。直至1434年瑞典发生反对联邦苛重赋税的农民起义，才迫使埃里克不得不向汉萨城市妥协。1435年7月15日，汉萨城市同盟与卡尔玛联邦在沃尔丁堡签订和约，《沃尔丁堡和约》（Friede von Vordingborg）保证汉萨城市原有的特许权。
自1259年吕贝克与诺夫哥罗德、基尔、维斯马、罗斯托克和施特拉尔松德建立文迪城市同盟（Wendischer Stdtebund）后，一直垄断特拉沃河与易北河区域间的货栈权，而法国和英国一直试图打破这个垄断权。1433年，荷兰伯爵领地落入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p der Gute，1396—1467）手中，菲利普试图以荷兰为跳板进入汉萨城市控制的地区。1438年4月，12艘满载盐的货船在贝斯特的港口被海盗抢劫，这一事件成为点燃北部德意志6座汉萨城市以及荷尔施泰因公爵与荷兰之间战火的导火索，好人菲利普借助海盗的力量与汉萨城市对垒。从1440年起，克里斯托夫三世（Christoph III.，1416—1448，1440—1448年在位）相继继承丹麦（1440）、瑞典（1441）和挪威（1442）三个王国的王位。他为了削弱三王国内的反对派势力，不得不借助汉萨城市的政治力量，他在这年的4月前往吕贝克寻求与之和解的可能。在克里斯托夫三世的斡旋下，1441年交战双方在哥本哈根签订有效期为10年的停战协议，荷兰的城市有义务赔偿普鲁士和立陶宛的汉萨城市22艘商船，向克里斯托夫三世支付5000古尔登作为罚金。汉萨城市则要求解除所有对荷兰城市的贸易限制，保证其交通往来的自由。这一停战协议开始打破汉萨城市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垄断。
在百年战争期间，汉萨城市曾经给予英国王室军事上的援助，因而获得英国国王很优惠的特许权。百年战争以及黑死病之后，英国的毛纺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它在扩大毛纺织品销路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汉萨城市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优先权。1447年，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1422—1461年在位）国王取消了给予汉萨城市的所有特许权。1449年5月，英国人抢劫汉萨的运盐船队，吕贝克损失16艘大船，但泽损失14艘大船，尽管经过艰难的谈判这次事端被压制下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引起事端的根源。1468年，英国的商船在海峡被抢劫和征用。1469年初，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uard IV.，1442—1483，1471—1483年在位）下令实施报复，洗劫汉萨同盟在伦敦的施塔勒商栈，拘押商栈的商人，用他们的财产赔偿在海峡遭受的损失。4月，吕贝克、汉堡、但泽以及不莱梅等城市的汉萨商人在吕贝克集会，共同决定向英国宣战，禁运英国的布匹，组织海盗船拦截英国的商船。与英国素有宿怨的勃艮第的公爵勇敢者查理（Karl der Kühne，1433—1477）为汉萨城市组织的海盗船开放荷兰的港口。此时的英国正处在“玫瑰战争”（Rosenkrieg）中，受到内乱牵制的爱德华四世逃亡勃艮第。勇敢者查理为了协助英王返回英国，为汉萨城市同盟的商船开放了一年的通路，但是但泽的商船不仅攻击英国敌对面的船只，甚至还攻击英王乘坐的返回英国的船只。此后，公爵再次对汉萨城市同盟和海盗船关闭港口，汉萨商人也再次失去把佛兰德的港口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1472年，汉萨城市同盟在汉堡和吕贝克组建船队，并借助海盗船的力量不断地袭击英国的船队和港口，英国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于1474年与汉萨城市在乌得勒支签订和约。汉萨城市通过《乌得勒支和约》（Friendenvon Utrecht）重新获得在英国原有的权利和特许权，不仅在伦敦恢复施塔勒商栈，而且还被允许在波士顿和林恩设立商栈，并获得1万英镑的损失赔偿。
汉萨城市虽然在与荷兰和英国的战争中都赢得胜利，但汉萨城市同盟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商业组织机制。进入16世纪的西欧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发生极大的变化，依然处于德意志分权国家政体中的汉萨城市同盟，在与有国家政治强权支持下的英国、法国、尼德兰等大公司之间进行的世界性远程贸易大战中，逐渐失去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占有的贸易优势，从16世纪初起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