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十年的发展中，联邦德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居民的就业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族群结构、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则形成一种多元演进的格局，左、中、右，现代与传统，进步与保守同在，既有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和理论，也有不绝如缕的极端思潮。文学艺术在重铸辉煌的同时，高雅与低俗并存，精品与糟粕同在。
一、联邦德国社会的变化
联邦德国的社会变化，发生在若干方面。首先，随着经济现代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居民的就业或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按通常的三大产业划分，从业者（包括“独立经营者”和“非独立经营者”即雇佣劳动者）的结构变化如下：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从业的人口在1950年是413.4万，占全部经济从业人员的18.7%；1961年358.4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3.6%；1970年199.1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7.5%；1980年152.8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9%。第二产业（采掘、制造、建筑）从业者人数1950年是991.2万，占从业人员的44.9%；1961年是1262.5万，占47.8%；1970年为1275万，占47.9%；1980年是115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4%。第三产业（商业、金融、交通通讯、服务）从业者1950年是752.7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4.1%；1961年是1039.6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9.3%；1970年为1055.2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3%；1980年是1277.9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9.1%。若只看雇佣劳动者，则1960年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总数的2.4%，1980年为1.1%，1990年仅为0.9%；第二产业（工业，包括能源和供水、采矿、加工、建筑）中的雇员占全部雇员的比重1960年占57.3%，1970年占55.2%，1980年占47.8%，1990年只占42.3%；而第三产业（商业和交通、通讯、信贷、保险及其他服务业）中的雇员在1960年占全部雇员的40.3%，1980年达到51.1%，1990年进一步达到占56%。可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及其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例都是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情况是先升后降；第三产业中的情况是持续增加，到80年代已占全部从业者的半壁江山。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与城市化有关。在50年代，联邦德国选民约有1/3是生活在居民不足5000人的村庄里；到80年代末，生活在这类村庄里的选民已经只占全部选民的1/10了。同属一大产业部门的不同行业，情况也不同。如第二产业中的钢铁业工人人数，自1973年到1990年间从17万多人减少到8.6万余人，即减少了约一半。但第二产业中也有一些部门的从业人数增加了。
第二，经济从业人员总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出现了变化。从业人数在1950年为2207.8万人，1970年为2661万人，1980年又减少到2601.4万人。1950—1970年代初一直呈增长趋势，但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1980年比1970年少了约60万人。而1970年到1980年，联邦德国（含西柏林）的人口则增加了近100万。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与70年代起出生率明显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有关。
第三，从业人员身份结构的变化。属于雇员身份的“非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上升。“独立经营者”的人数和在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则持续下降。例如，1960年到1977年，独立经营者由328万下降到242万，减少了80余万；而非独立就业者由2033万上升到2131万，即增加了98万多；家庭辅助工由263万减少到128万，即减少了约135万；如果把“非独立经营者”和“家庭辅助工”都作为雇员来看待，则这两类从业者总数由1960年的2296万减少到1977年的2260万。从占比的情况看，同期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12.5%下降到9.6%；非独立经营者的比例由77.5%上升到85.2%。家庭辅助工的比例由10%下降到5.2%，但后两者占比相加则由87.5%上升到90.4%。这意味着更多的从业人口成了“非独立就业者”即雇佣劳动者；也意味着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减少了（独立的中小企业、中小农场等被兼并或破产），传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削弱了。有人研究，“蓝领”工作者、“老中产阶级”（企业所有者和自主经营者）和农场主等德国传统的三大阶级在50年代占全部户主的75%，到了80年代，这三类户主的家庭已不足全部家庭的一半。
第四，所谓“新中产阶级”（neuer Mittelstand，neue Mittelklasse，或译“新中间阶层”）的人群大为增加。经济产业和部门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等因素，使传统以体力工作为主的非熟练工人（“蓝领”）人数和比例下降，属于“白领”的各类从事非体力劳动、领薪水的职员（Angestellte）和公务员（Beamte）大大增加。例如1950年工人（Arbeiter）人数为1199万，1960年增加到1290万，1971年减少到1237万；相应年份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则由51%下降到48%，再降到46%。家庭辅助工在同样的年份由325万减少到266万，再减少到165万，占就业者的比例则由14%下降到10%，再降到6%。而职员和公务员的人数和占比则双双上升，在同样的年份，他们的人数从484万增加到803万，再到1012万，占比由21%上升到30%，再到38%。此后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据1980年《时代》（Die Zeit）的数据，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体力劳动者的占比由49%下降到42%，白领工作者和公务员由20%上升到44%，自主经营者由16%下降到10%，家庭辅助工由15%下降到4%。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全国有约230万人离开工农业劳动，成为管理者或职员即“白领”，而空出来的位置则由外来的“临时”工人接替。1970—1988年不到20年，采矿和加工制造业工人由661万减少到477万，业主和职员则由228万减少到227万。即工人减少近184万，业主和职员（白领）只减少了1万余人。职员和公务员多属雇员身份而非自主经营者，主要靠工资或薪金收入，但因其知识、技能、在生产或管理中的地位等，收入比较丰厚，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稳定的职位，或者还持有一定的股份。中高层管理者还在实际上进行着企业资本的运营。这些人的财富来源、收入水平、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不同于“蓝领”，也有别于传统意义的中产阶级，因此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还要提到，联邦德国居民的族群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德国是欧洲中部辐辏之地，移民出入史不绝书，但德国并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战后初期，曾有数百万“被驱逐者和无家可归者”进入西德，多为德意志族裔，可获得德国国籍。所以当时居民中无德国国籍者很少（仅约1%）。但后来大量招聘“外籍劳工”，其中不少人又携家带口。这些人加上因其他原因（如政治避难等）而来的人，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到1971年，这类“外国人”已达到340余万，1989年更达到480余万。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东南欧和土耳其，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与德国本土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穆斯林，约占“外籍劳工”的1/3。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社会的变化有其后果和影响。生活处于中间状态者（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即使对社会不满，也一般倾向于在没有巨大震**的前提下的调整与改革，不易受到激进或极端思潮的影响，有助于“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稳定。联盟党、社民党均宣称走“中间道路”，也是要吸引这类选民。“68年运动”中许多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现存制度不完善或面临威胁，而不是要推翻现存制度。激进或极端的要求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公民行动”基础上形成的绿党，也逐渐转向现实的政策。变化也体现在联邦议院成员的社会—职业结构上。在1983—1987和1987—1990的两届联邦议员中，政府成员占13%—14%，公务员占31%—32%，工业中的“自主经营者”和专业人员占25%以上，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雇员占13%—14%，其他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以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占比很小。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人员占重要份量，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影响。
政治生活的阶级特点有所弱化或模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具有突出的阶级政治特点。不同政党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纲都有明显的阶级倾向，选民的政党倾向较为稳定，不同阶级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工人大量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则倾向于联盟党。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获得工人票的61%，但只获得中产阶级票的24%，两者相差达37%。在1976年选举中，自主就业者中的65%、白领工作者的47%偏向联盟党，而工人只有41%倾向于联盟党。但在80年代两次联邦大选中，工人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仅相差约10%。而“新中产阶级”的选票，则几乎被社民党和联盟党平分。据调查，在1972年大选中，选民感到有“强烈”和“非常强烈”的党派联系者占55%。1987年这类选民下降到只占41%。非党派的选民比例则从1972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5%。在1957年和1961年的两次选举之间，改变投票偏好的积极选民不足10%。而80年代的两次选举中，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建国初期的选民大部分经历过危机、战争和战后匮乏年代，其政治认同，把阶级、宗教等作为重要参照。到80年代，这类人已不足选民的1/5。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时期较为年轻的人们，在社会多样性和流动性增加、传统纽带削弱、新观念迭出的时代，价值准则和政治关切等，与其祖、父辈有所不同，也没有那样稳定的政治或党派认同、忠诚或偏好以及投票时的选择。
社会变化也导致政治议程的一些变化。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便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加宜居的环境、更加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更大的自由空间等。在生活状态属于“新中产阶级”者（尤其是大专学生、年轻白领等）中，一些要求具有“后现代”和“后物质”甚至浪漫—乌托邦主义和非理性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一些要求，后来又在“公民行动”等“新社会运动”中得到表达，如“绿色”理念（包括反核主张），限制权力骄横，扩大基层民主和直接参与，个性自由和两性平等之类。20世纪80年代初有调查说，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倾向于“新社会运动”，政治上的自我定位是中左，多数人倾向于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左派政党或绿党。80年代的两次联邦议院选举，绿党得票率均不到10%，但所谓“后物质主义者”却有约1/3投票给绿党。1987年选举中，绿党的支持者约有80%年龄不到40岁。传统老党也作出回应，使纲领、政策“绿化”。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修改党纲时，强化了绿色议题，接受“生态现代化”概念。联盟党在80年代执政时，也在“绿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变化还发生在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中。例如妇女地位和两性关系方面，战后初期，德国女性参加公共和职业生活比较常见（因大量男子在战争中伤亡），《基本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但建国之后，女性角色和两性关系的传统观念重新得到强调。执政的联盟党持保守主张。1953年设立家庭事务部，部长是一位保守人士，反对动摇父权制这个“基督教的基础”。这种主张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直到60年代，仍有调查表明，75%的男性和72%的女性都认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中。1933年德国已婚妇女有近30%参加工作，1950年联邦德国这一比例只有25%，1961年才达到32%。男性仍是天然的家长，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不能外出就业的规定仍然有效。已婚妇女即使外出工作，仍然要承担全部家务。1961年联邦家庭和青年部长说，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远比参加工作挣钱更重要。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和孩子的减少，造成了负面影响，并构成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挑战。同时，两性关系的“男女大防”也相当严格。到60年代，传统的观念和规范遇到强大的挑战。年轻一代受到较好教育，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不像其母亲或祖母那样甘当贤妻良母而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后座”。她们要求冲破传统约束，实现男女平等、自主生活和个人发展。一些激进的“新左派”甚至提出“摧毁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性解放”，并将其与反法西斯和批判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形成新一波女性解放运动。1968年，一批女权主义者成立“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Aktionsrat zur Befreiung der Frauen），要求两性关系“民主化”，建设适合女性价值的社会和新型的男女关系，吸引了不少女性参加。197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邦妇女大会（Bundesfrauenkongress），讨论了堕胎权、同工同酬、产假等女性权利问题。在此期间，官方通过了婚姻、家庭、两性关系和就业等方面有利于女性的新法律。妇女的自我意识、生活态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女性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资质提高了，一些传统戒律被打破，结婚年龄推迟，生育率下降了，家庭的束缚减少了，生活和职业的选择自由更大了。在经济从业人员中，女性从1950年737万上升到1980年的1003万；在整个经济从业人员中的占比由1950年的33%，上升到1980年的39%。在商业、金融和服务业中，女性从业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女性更多地进入了原属男性领地的职业。1980年女律师的人数十倍于1925年，三倍于1933年。女医师也增加了。女性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了。如在70年代，主要政党中女党员约占20%或更低（1978年社民党的女成员略高于21%，基民盟和自民党的女成员不足20%，基社盟约为12%），但80年代的新党员中，女性达到40%。80年代中期到末期，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女性增加了30%。该党还开始考虑到90年代中期使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和党的机关中的女性比例不少于40%。联盟党和自民党也慢慢增加其机关人员和议员中的女性比例。在联邦议院，1957年女议员占9.2%，低于1919年国民议会中女性的比例。1980年联邦议院女议员比例降至7%。1987年上升到16%。在较低级的机构中，女性当选代表比例1975年为5.6%，1990年达到20.5%，社会民主党中这个比例则高达27.2%。在绿党中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80年代在议会、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中任职的绿党成员中，约有一半是妇女。联邦议院的绿党党团一度由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领导。1989年，汉堡州议会中的绿党议员全是女性。
不过，联邦德国工作年龄段妇女的就业率仍然低于英国和法国，更低于东欧的水平。如1988年，联邦德国的这个比率是55%，而英国是68%，法国是59%，民主德国是83%。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如女律师和女医生）增加了，但占比还是偏低。1980年，民主德国律师中有30%是妇女，女医生占比达到52%，而联邦德国的占比分别是14%和23%。职场上的不平等或歧视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专业工作领域。女性常常被认为缺乏“适当的资质”。多数妇女仍然只能从事技术程度较低的岗位，报酬较低，易受各种“合理化”措施的排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仍然主要是在纺织、服装、服务和护理行业就业。女性的失业率通常高于男性。例如1978年，妇女构成全部劳动力的40%，失业者中却有54%是妇女。在受教育方面，男女差别大有缩小，但在高等教育中仍有较大落差。在各类高校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到80年代末达到38%，男生比例却是62%。女性地位的改善受到若干制约：首先是始终存在左翼—自由派与传统—保守派（包括天主教会）的分歧。如70年代围绕妇女堕胎权发生争论，修改相关法律的努力颇为曲折，最后仍然严格限制堕胎权。其次，传统观念的障碍。例如对许多中产阶级男性而言，妻子“无须外出工作”仍然被当作一种地位的象征。1980年汉堡上议院妇女平等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道：“我认为我们还须等上几百年，然后才能通过男子的觉悟而改善妇女的情况。”其三，妇女运动本身的问题。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法兰克福举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四分五裂。“新左派”女权主义者的一些极端要求也并非是理性或现实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
社会世俗化，宗教影响力下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联邦德国也是如此。首先是教徒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万，1970年增加到2719万，1989年又减少到2674万多人，呈先升后降的变化。新教徒的人数则一直下降，1963年约2880万，1970年为2848万，1989年降到2513万。其次是参加宗教仪式或教堂活动的人数减少了。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中举行宗教洗礼、宗教婚礼的人数均大幅度下降；参加周日圣餐式的人数，总体上也下降不少。又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选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这个比例已不足25%。在天主教徒中，经常上教堂者从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诚然，相当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网络之中，但宗教影响总体呈削弱的态势。50年代，保守派曾把选举形容为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但世俗化倾向使更多的选民不再依据宗教因素来决定党派和政治偏好，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结构的变化更是带来复杂的问题。“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经济衰退，他们就被一些德国人视为负担和竞争者。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劳工”进入，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国，同时促进留下的“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1978年，联邦成立专门机构（外国人事务署），其负责人屈恩（Heinz Kühn，1912—1992）说，德国已成了非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必须对愿意留下来的人开放”，防止出现新的“种族傲慢”和“双层社会”。一些机构宣传“不同的文化，相同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德国人要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和形势”，“彼此共处”，“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等等。然而，“多元文化社会”实行起来并非容易。联邦德国一直以种族和血缘为国籍的基础，改革国籍法困难多多，“外国人”入籍都很难，更遑论融入。极右势力（如新纳粹）则鼓动种族主义，指责外籍人的融入是“对我们民族特性的粗暴进攻”。1982年，一批教授签署《海德堡宣言》（Heidelberger Manifest），说大批“外籍劳工”及其家属的到来可能威胁到德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他们要求保持德国的民族（Volk）特性，阻止移民潮。左翼—自由派的态度比较开放，支持“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居民新的认同基础。但这实际上是要认同于其中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与多数“外籍劳工”或移民的非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差异，不言而喻。因此，问题解决仍然并不轻松。
二、多元演进的社会与文化思潮
（一）面对现实的存在主义和保守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纳粹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德国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许多人陷入失望、惶惑和悲观之中。不久冷战发生，苏联和共产主义被渲染成主要威胁。联邦共和国作为冷战堡垒，保守派的基督教联盟党持续执政，对内致力于巩固既定秩序，对外向西方集团一边倒，思想和文化领域亦受此影响。
在战后最初的年代，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复杂景象。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us），或称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颇有市场。存在主义创立于二战前，源于现代社会及其悖论。人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却感到孤独、恐惧和空虚，缺乏归属感。存在主义主张关注人“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同时“把消极的思想和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联系起来，适应了不少信念破灭，惶然四顾，探求出路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存在主义影响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外表举止和服装发型。有人说当时是“存在主义时代”。不过，这并非当时德国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全部情景。战后德国出现一种“文化热”。人们探讨灾难的根源，寻求复兴之路。当时思想和文化领域有几个关键词：“罪责”“精神”“欧洲”和“人道主义”。纳粹主义破灭了，战前的“民族保守主义”名誉扫地，一些人相信前途在于“德国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复兴，即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时代“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化”。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史学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1862—1954）等人，在反思历史和思考未来时，皆不同程度有此主张。以弘扬德国文化为宗旨的“歌德社团”（Goe the gessellschaft）广泛建立。1949年是歌德诞辰200周年，魏玛歌德协会宣称，德国复兴“将伴随着歌德的人道理念由一种个人教育理想发展成我们时代的社会规范性法则”。
但是不久，一种冷静而现实的保守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的高谈阔论。在冷战背景下，“经济奇迹”成果被归功于新的自由民主制度，并形成保守主义占优势的“共识政治”。其突出的特点是“反极权主义”，既反纳粹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认为联邦德国是建立于宪法和道义基础上的国家。人们躲进精明的现实主义和政治冷淡中，关注物质安全，走向崇尚消费和个人主义。于是有人用“麻木”“非政治化”“逃避现实”和“沉寂的50年代”来描述人们的精神状态。作家伯尔在1960年曾感慨：“我们成了消费者的国度。”“生命之要旨变成：掏钱消费。至于衬衣品位或思想倾向，反倒成了次要的。”1961年一些学者在调查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学生政治意识淡薄，安于现状。据说当时某学生被问到什么东西对他影响最大时，回答是：“老爸的支票本和老妈的烹调书。”
实际上，恢复德国传统文化的条件已不存在，保守主义也不是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如战前“保守主义革命”的保守主义）了。纳粹统治和战争的教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输出，知识精英的流亡和重返，政府与西方结合的政策等因素，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化过程。尽管一些保守派曾对盟国输出西方文化冷嘲热讽，一些有战前“保守革命”背景，支持过纳粹政权的理论家，其主张仍然具有增强国家和权威主义的特点，主张社会应该由精英来管理和规划，民众政治参与可以降到最低，但战前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理性和议会民主的怀疑，主张民族主义、“血缘和土地”和德国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观念，被逐渐放弃或淡化了。保守主义接受了现代工业社会和西方式民主即《基本法》规定的“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蜕变成一种新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它不再为传统而传统，而是希望传统可以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异化和不稳定面前，提供方向感和情感慰藉。阿登纳就是一位西方派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执政颇有德国保守主义主张的权威主义的特点，但他坚持西方化的政策，也不反对“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甚至为政治需要而赞成扩大社会福利。
（二）左翼—自由派思潮和“68年运动”
无论保守主义或政治冷淡，均未能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还有一股左翼—自由派的思潮，一直存在。左翼—自由派思潮（除属于左派的德国共产党之外）拥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反对主张国家高高在上的德国传统观点，承认有组织的利益多元主义，并研究当代历史，希望汲取适当的教训。其中一些人认为，联邦德国的问题在于《基本法》尚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新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复辟倾向”和“民主缺失”。民主宪政制度能否稳固持久，值得怀疑。他们批评阿登纳政府的保守和反共主义以及一系列政策，例如宽容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重新武装政策等。他们质疑人们对历史缺乏反省和“集体自我合理化”，在繁荣之下理想缺乏，物质主义和市侩气息流行，主张培养人们的民主意识，打破“非政治化”的沉闷局面，促进改革，防止德国重走旧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是这种思潮在理论上的代表，其主要学者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3—1973）、阿多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等。他们兼采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指出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已经堕落，导致“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人不是在走向“自由王国”，而是走向“被管理的世界”。因此要批判“工具理性”，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达到人性的解放。尽管战后这一学派已变得比战前温和，认同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如霍克海默所说“不再为革命而斗争”，但它仍然是左翼—自由派批判思潮中最具影响的理论。
到60年代，这种思潮成为“68年运动”的思想工具。当时“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制定《紧急状态法》，纳粹残余的抬头等，似乎证实了左翼—自由派的种种批评。更重要的是年轻一代登上了舞台，对现实不满的反叛情绪与“批判理论”及其他激进思潮结合，形成造反的“新左派”。他们反感前纳粹分子位居要津，认为联邦共和国是保守和权威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从文化角度上，他们反对传统的社会和道德观念，认为在经历了纳粹时代之后，“德意志特性”已经腐朽，应该以另一种东西取而代之。而这只有革命才能达到，革命的先锋将由青年学生担当。影响他们的有种种理论和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具体要求有在“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内改革的主张，也有彻底“离经叛道”的激进要求：反叛现存秩序、权威和规范，消除一切“不平等”、权威和压制，实现更加宽容、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和“自主”生活，包括直接民主、自我管理、个性解放和“爱欲”解放等。少数离经叛道者组成共同生活的小集体，取消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域，打扮另类，行为出格。有些激进分子还干出扔燃烧瓶、纵火之类的举动。
“68年运动”泥沙俱下。在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中，有些激进分子走向极端和暴力解决方案，并称之为“革命”。但是，激进主张与暴力行动遭到了批评和抵制，既来自保守派，也来自左翼—自由派。一些左翼—自由派对学生运动有所同情，认为它可以打破保守气氛下人们对政治冷漠的沉闷局面，但反对破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对激进的“浪漫主义旧病复发”，反对用暴力达到改造现状的目的。如霍克海默在1968年对学生们说，不要用反对民主来建立公正的社会，这种民主带有种种缺陷，但终究要比推翻民主而可能导致的独裁好得多。哈贝马斯则要求激进的学生不要陷入“左派法西斯主义”。
“68年运动”不久退潮，“新左派”的“革命”没有造成他们要求的新社会，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60年代后期是联邦德国“学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当初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并未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学生运动通过激起批判性的思考和强迫人们审视既定的观念，使僵化的德意志特性在一些方面得以松动，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变化，使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并有了更多的参与。这样就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对保守派而言，1968年是国家有能力遏制一种新的政治极端主义的证明，但越来越多的共识是，“68年运动”构成了联邦德国的“再造”，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次缔造是由别人（意指战胜国）替德国人进行的。
（三）七八十年代的反思和新方向
“68年运动”后，参与者发生分化，少数人走上“城市游击战”的暴恐道路。许多人进入职场或加入主流政党，进行“经由体制的长征”，不再激进，但批判精神的影响犹在。有些人陷入迷茫和悲观，或组成“亚文化”的小群体，试图过一种“反文化”或“另类”的生活。有些人在经历彷徨后，重新定位。1975年，政治学家古根贝格（Bernd Gugenburger，1949—）在《回到现实》一文中写道：革命冷却了，革命者疲倦了，悲观失望了。政治上出现了新的“克制状态”：关注与当前生活直接有关、政治上看来可行之事。疲惫怀疑、独善其身等倾向到处可见，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毕德迈耶尔（Biedermeier）时代”。有人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话：“一个幽灵在德国徘徊：无聊的幽灵。”出现了崇尚自然和怀乡思旧情绪，以及与保守主义相适应的“发现历史”以自我安慰的尝试。那种历史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不再，而是感到人类面临危机，或到了一个停滞状态。各种观念、思潮和理论纷然杂陈：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反现代和反理性主义，以及反核和平主义、生态与环保主义等等。
在种种思潮和理论中，一种保守取向的“倾向转变”（Tendentzwende）逐渐凸显。保守派反对“新左派”的主张和左翼—自由派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为现存体制和秩序辩护，为管理者、技术专家、现存政党体系和“理性运作的国家”辩护，主张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进步。他们批评某些人想用“文化革命”和“再意识形态化”把政治话语推向极端，破坏基督教传统，使国家受到左翼思想的威胁。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意义、价值和认同，以避免人们失去方向或受到乌托邦式社会理论的指引。1974年还召开了一次“倾向转变”为主题的会议。在这股保守主义回潮中，有传统保守派、右派或民族主义派、保守的基督教批评家，还有些原属左翼—自由派，但因不赞成“新左派”的激进要求而转向的人士，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uer Konservatismus/neo-conservatism）。“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和标志是所谓“现代化传统主义”（Modernisierungstraditionalismus）——拥抱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为之辩护，同时又肯定现代或前现代的忠诚和认同资源的现实意义。属于保守思潮的，还有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力，将战前的“保守主义革命”奉为思想先驱的所谓“新右派”（Die Neue Rechte）。80年代科尔的基民盟—自民党政府上台，更使保守主义重获信心。
左翼—自由派思潮没有消失，但法兰克福学派受到攻击，发生分化。1969年阿多诺去世，该学派的晚期代表哈贝马斯反思60年代，寻求一种更适合时代的新的批判理论。在他看来，70年代有两种反理性主义思潮，一是后现代主义，将经济增长置于福利之上，将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视为合理性的全部内容，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则体现为新保守主义。二是反现代主义，以反对技术至上和增长第一的心态，否定现代科学理性和启蒙精神，表现出意义虚无主义。他主张既反对“返回尼采”或“复兴初期保守主义崇拜”，也反对“新保守主义和审美感召的无政府主义，仅仅以向现代性告别的名义再度对抗现代性”。他认为以前的批判理论走向了乌托邦式的幻想。现代性有其弊端，但毕竟意味着理性化和个人自主方面的成就，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希望以此克服理性的独断，推进现代化。
与此同时，兴起了对于人、技术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绿色思潮。它源于对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反思，更与能源与环境危机相关。一些学者论述技术发展的伦理问题，探讨人、社会、自然和技术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70年代，物理学家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1912—2007）主持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进行了“科学技术世界上的生存条件”的研究，包括核战危险、世界冲突和环境恶化及其后果等。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1906—1992）突破以启蒙文化为核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论述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1948—）提出“环境社会学”和“生态现代化”，主张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社民党理论家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1926—）指出，经济发展可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可能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空气日益污浊，垃圾和噪音不断增加，清洁水源日渐缺乏，人们越来越烦躁易怒等等。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在观念上从经济转向生态，为此不能不触动社会制度。广泛兴起的“公民行动”把“绿色”主张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相结合，要求实现“人们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会。一些在“68年运动”衰退后消沉、迷茫的人们，经过反思，转向关注生态、环境和核战风险，实现所谓从“红”到“绿”的转变。如属于“68一代”的约施卡·费舍尔成为绿党活动家，他在80年代撰文提出，把生态学纳入“国家理性”。生态价值的至高无上应该写入法律，变成政策，加以推行。
（四）“克服过去”，反思历史
在联邦德国，“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尤其是第三帝国那段“过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克服过去”，是真诚反思，承担责任，还是回避和遗忘纳粹的罪行，甚至进行辩护？左翼—自由派主张德国人要有反省意识，不要忘记纳粹的罪行和德国应承担的责任，唯此才能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例如，社会民主党人舒马赫从德国投降之日起，就不断敦促德国人直面历史。他说纳粹主义不是一小撮人的阴谋。德国人曾相信独裁和暴力，曾目睹纳粹暴行却保持沉默，曾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精神、心智和道德上的忏悔和变革的前提”。1946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写了《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专文，力图说明不同性质的罪责，指出多数人也许没有直接参与纳粹的罪行，但“以有罪过的被动性”忍受了事情的发生，害怕牺牲而不进行反抗，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与一些学者创办杂志《转变》（Die Wandlung），讨论德国的道德和政治复兴问题。该杂志公布了许多关于纳粹罪行的文献，指出“我们牢记历史，哪怕最苦痛的历史，决不要忘记，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自己。”
但是，深刻反省纳粹罪行并深挖其根源，并未很快成为广泛的共识。尽管盟国在德国推行了“再教育”，但深刻感到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不多。许多人辩解说，他们并不了解纳粹政权之所为，责任在于希特勒和纳粹领袖们。保守派（一些人曾追随过纳粹统治）反感“集体罪责”的讨论，对历史和责任问题保持沉默。一些人力图淡化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或者把纳粹的罪行消解在西方文明堕落的普遍语境之中。环境也很快变得不利于促使德国人反思。美国转变对德政策，冷战发生，政府宽容和重用前纳粹人员，使得对纳粹历史保持沉默、掩盖或辩护的态度仿佛是理所当然；而正视历史，承担责任的主张，则受到曲解和攻击。如有人指责雅斯贝尔斯主张“集体罪责”而损害了“德国精神”，使德国人“只能怀着内疚而生活”。有人提出应该丢弃“旧账单”，获得自信。有人把纳粹主义重塑成希特勒主义（罪责集中于希特勒），或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说成是保卫“欧洲文明”。有人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源于基督教传统的破坏，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少人仍然把第三帝国与“好日子”相联系。在史学研究中，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和里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的《德国与欧洲问题》等著作曾被视为德国思想反省的代表。他们批判纳粹主义、权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一种偶然性，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危机。此即纳粹主义“非德国”和“德国历史非连续性”的假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个历史的话题从未销声匿迹。左翼—自由派坚持批判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要求反省历史和承担责任。除了舒马赫、雅斯贝尔斯等人外，还有其他左翼—自由派和部分温和的保守派。哲学家阿多诺批评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集体自我合理化”，主张通过历史的启蒙来进行民主的“疫苗接种”。不少文学作品揭露联邦共和国与纳粹主义的牵连，批评其对历史缺乏审视。史学界也逐渐发生变化。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在其著作中分析魏玛共和国民主制的缺陷，认为希特勒迎合了德国人的情绪，纳粹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民族观念（vlkischideology）。战前关于德国“特殊道路”（“Sonderweg”）和19世纪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互动导致第三帝国的著作，重新发表。随后，历史学家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在其著作《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中，认为德国走上战争之路不是“偶然失足”，德国历史存在着连续性，从而挑战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激发起争论和思考。从50年代末起，联邦德国进行了一系列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揭露大量事实，使得为纳粹辩护的种种托辞日益难以成立，尤其是使年轻一代感到震惊：那些看来平常的公民怎么会犯下如此野蛮的罪行，又如何能在战后重新融入社会，成为无害的小市民？父母或老师为何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形成了鸿沟。以前关于历史记忆的少数派（即左翼—自由派）主张，开始获得广泛响应，将第三帝国历史封存起来的企图日益遭到质疑。于是，60年代在德国土地上首次爆发对纳粹时期的群众性抗议，并促成了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德国历史不存在零点或断裂，纳粹主义不是既往的一页，而仍然是德国现实中的危险要素。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的社会史学”，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和科卡（Jürgen Kocka，1941—）等较年轻的学者，考察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环境，认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德国“特殊道路”的产物，应该到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浩劫”的原因。到70年代，这种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得到广泛的认同。60年代以后，在政治和学术讨论中还发生了由反“极权主义”向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新左派”强调纳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并把反纳粹主义与批判联邦德国的现状结合起来。人们对纳粹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民调说，认为纳粹政权有罪的人从1964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71%。1975—1979年间，表示赞成纳粹（除迫害犹太人和战争以外）政策的人占32%，而不赞成纳粹主义的人占42%。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在80年代总结道：“种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自60年代末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对工会和部分文化精英来说是这样，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内部亦然，对较年轻的一代来说也普遍如此。”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受到重视，即研究第三帝国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经历。新的视角也伴随着地方历史研究，人们试图揭示第三帝国时期某工厂曾发生怎样的压制工会和言论自由的事，或者当纳粹暴徒烧毁犹太教堂、商店，残害犹太人时，邻居如何胆小观望。对保守史学家视为禁忌的问题也不回避。如一位女民间历史学者不顾当局、教会上层的阻挠，获得纳粹时期的秘密纪录，揭露其所在地区人们试图掩盖或希望忘记的事实，发现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反纳粹的人，甚至“抵抗战士”，却是纳粹同情者甚至纳粹军官。又如汉堡和不莱梅曾认为纳粹主义在自己的城市里受到了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的拒绝，未能扎根。但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长期的神话。研究发现，汉堡虽不是纳粹的“模范区”，也不是对希特勒冷眼相向的“温和的”汉萨城市。在慕尼黑、沃尔弗斯堡、埃森、纽伦堡等地，70—80年代也开始揭露当地在纳粹时期的历史，并以不同方式保持历史的记忆，如举办纳粹时期历史文献和实物展览，把纳粹遗址（建筑物、迫害犹太人的场所等）改造成陈列馆或纪念地等。有的研究揭露一些大企业与纳粹的关系和使用强迫劳动的历史，促使其承担责任。如80年代期间，沃尔弗斯堡市（大众公司所在地）的档案馆出版了揭露大众汽车厂在战时进行军工生产和使用强迫劳动的著作，筹办“纳粹暴政牺牲者文献展”。大众公司受到震动，委托专业史学家来研究和撰写有关著作，成果后来于90年代正式出版。总之，到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形成了广泛的反省历史和清算纳粹罪行的意识，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义务。这种变化，应视为一项重要政治与思想成就。
不过，也有对“批判史学”和“过分聚焦于”纳粹时期的质疑。有人担心，一味否定和批判性地检讨历史，会“面临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的危险”。保守派主张，不要认为德国历史“仿佛只有希特勒的12年”，德国人需要“从希特勒的阴影里走出来”，并“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1982年科尔领导的联盟党政府上台，也带来了思想领域氛围的转变。1983年联盟党召开一次关于“德国个性”的会议，主张“克服所有成见”，不应继续用罪恶感折磨国民自觉性等。作为历史学博士的科尔，认为德国处在“历史的转折点”，需要“精神上的更新”。他也主张摆脱对纳粹时期的过分聚焦，赞成从历史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关注德国历史的积极面，引导年轻人以国家为荣。在史学界出现了“新修正派”，他们或否认有所谓“特殊道路”，说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等乃时代现象，非德国所独有；或强调德国传统中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不能把德意志帝国说成仿佛是纳粹德国的前史；或试图将纳粹罪行“相对化”和淡化，主张讲清第三帝国的积极面和“功绩”；等等。在此背景下，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史学家论战”（Historikerstreit）。“新修正派”反对过份关注“区区12年”，认为重新解释历史关系到民族重新“直起腰来走路”，否则会出现精神真空，迷失方向。“新修正派”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1923—2016）在1986年发表文章，说二战结束已40年，却还未能对其划一条终结线，历史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他甚至说，希特勒起到了保卫欧洲，抵制斯大林“亚洲野蛮主义”的作用，纳粹的大屠杀源于斯大林的恶劣榜样，与战时盟国对德累斯顿和广岛的空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等亦可相提并论。左翼—自由派则驳斥这类观点，强调保持历史记忆并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应该代代相传。他们指出，纳粹进行的大屠杀是历史上独有的，它利用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进行整体性灭绝。即使能找到与其他事件的“可比性”，也不能成为德国降低道德标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种争论有着深刻的现实关切。左翼—自由派怀疑保守派在用每一个机会将战争抹干净，保守派则怀疑左翼—自由派用“奥斯威辛”来揭德国的短。一方希望德国经过新生，变得正常和优雅起来，不再有罪孽感；另一方则把“奥斯威辛”当成德国自我界定的一部分。不过在坦诚面对纳粹暴行及其根源的氛围中，为纳粹辩解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人的立场。直面纳粹历史这个保守派试图边缘化的主题，到80年代末已成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占优势的主张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形成直面历史的反省意识，官方和政界主流（包括左翼—自由派和自由—保守派）的作用非常重要。联邦德国政界高层人士经常表态，正视纳粹罪行，承担历史责任。在阿登纳时期，官方在反省历史方面存在不足，但还是将其作为联邦共和国自我定义的一个关键要素。联邦首任总统豪斯明确表示：“纳粹的侵略罪行是集体的耻辱。”阿登纳对纳粹的德国社会历史根源也有深刻的认识（不过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主张德国人克服极端的、自杀性的民族主义，决不允许纳粹历史重演。他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起用前纳粹分子，也是有条件的。他把与犹太民族和解当作一项基本政策，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赔偿协议，也是承担历史责任的体现。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战时就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60年代担任外长时提出外交四点方针，就包括摒弃历史上包括纳粹时代在内的错误传统，划清界线，并认为“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他曾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受害纪念碑前下跪，表达反省和谢罪的诚意，令全世界动容。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就历史问题表态，明确指出“5月8日是解放日，它使我们从民族社会主义的非人道和暴政下解放出来”。今天的多数人未曾经历纳粹时代，但前辈留下了沉重的遗产，“我们大家无论有无罪过，无论老幼，都必须承认这个过去”。科尔总理的历史观具有保守的特点，但他也强调德国不走“民族的特殊道路”。他在1987年发表讲话，要求正确对待历史（这符合其保守主义信念），同时强调“决不要忘记民族社会主义独裁的经历，它给别国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带来无法衡量的灾难。它告诫我们要吸取教训”。为了有利于清算纳粹的罪行，联邦议院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先是延长最后取消了对追诉纳粹罪行的时效限制。1979年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宣传纳粹思想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例外事项，不允许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1986年的一项立法将否定“奥斯威辛罪行”的行为入罪，指出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某些“不能允许的谎言”是必须禁止的。
联邦德国重视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罪行的历史教育。战后初期在盟国要求下，西部各州颁布法律，要求培养学生抵制纳粹思想和专制主义灌输的能力，不得用历史教育来进行煽动性的政治宣传，要删除颂扬战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但此后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和不少教师的认识问题，历史课程只讲遥远的过去，或到俾斯麦为止。60年代开始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各州文教部长会议发出指示，要求如实讲授第三帝国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希特勒外交和战争责任等内容。“新左派”运动推动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学校政治教育的“左”转。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发布《对纳粹主义的处置》和《对纳粹时代抵抗运动的处置》的文件，要求加强学生对纳粹统治与罪行的认识，抵制对第三帝国或其代表人物历史的回避和美化。1979年，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联邦德国放映，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学校就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官方作出积极反应。例如中央政治教育办公厅（设在杜塞尔多夫）给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教师赠送10多万套情况资料，包括56页关于“最后解决”的小册子。巴符州的高中教师手册里规定，要使学生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纳粹专制如何建立，纳粹系统的非人道性，第三帝国的集权特性，并且要了解自由民主秩序如何运作。手册还推荐老师带学生到集中营去看看。80年代有人对联邦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认为，联邦德国历史教材已表现出事实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平衡性，不足的是未能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没有指出导致纳粹时代的某些文化传统是否仍然潜在地存在。此外，1972年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联合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问题，旨在删去或至少缓和教科书中彼此关于对方的陈词滥调、歪曲和带有敌意的文字。这也不失为真诚希望“克服过去”的一种努力。
（五）对“认同”的探讨和“宪法爱国主义”
历史问题与一个重要问题——认同有关，即“我们要成为谁？”曾经凝聚德国人认同的民族主义，战后已声名狼藉，德意志民族陷于分裂。主流精英主张摒弃民族主义和“特殊道路”，做“欧洲的德国”和“西方的德国”。阿登纳强调德国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痼疾。舒马赫曾坚持民族统一诉求，同时主张“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区别的“世界公民式的爱国主义”。此后在联邦德国，民族主义通常是与极右派相联系的。然而抛弃了民族主义，失去了国家的统一，加入了西方，联邦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应该是什么？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造就社会的凝聚力和居民的效忠感？于是有了“认同焦虑”。起初，人们对联邦德国自我形象的估计，主要基于对经济成就的自豪。但许多人认为，这样以马克为中心、以物质为取向来建构民众认同，是不够的，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左翼—自由派希望建构一种以《基本法》所体现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的爱国理念和认同。人们提出了“后民族民主”等概念，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认同基础。政治学家斯坦贝格（Dolf Sternberger，1907—1989）主张联邦德国公民认同于宪政民主国家，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他在1979年（联邦德国建立30周年）撰文说：在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奠基于宪法之上”的爱国主义已悄然形成。“民族感情依然遭受着创伤，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但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一个完全立宪的国家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祖国。”哈贝马斯也积极主张并论述了“宪法爱国主义”。他说德国人由于灾难性的历史，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认同感，与那种传统的、基于族群同质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膜拜划清界线。这种认同感不是聚焦于历史，而是一种基于宪法的、以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即“宪法爱国主义”。纳粹主义的经历必须作为德国宪法爱国主义的一个隐含的参照点。在德国，只有“由克服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特有的历史观，才能理解以法治和民主的普遍性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不少“68一代”支持“宪法爱国主义”，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不适应于全球化时代，它压制多样性，并具有侵略潜质，反对民族主义是反对纳粹主义和保证“不再犯”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不同文化和族裔居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能否创造一种更宽松的政治归属形式，一种以某种新的文化为核心或崇拜对象的公民认同？人们转向了“宪法爱国主义”，希望通过共享宪法载明的、被认为是普世意义的价值，以实现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到80年代末，在左翼—自由派中，存在一种关于“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共识。
但是，围绕“宪法爱国主义”，自始就有争论：它能否或应否取代历史形成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呢？一方面人们认同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有人（主要是保守派）主张回归更加传统的意义和道德资源。这一派认为，民族并没有被取代，“宪法爱国主义”只是“掩盖分裂鸿沟而聊以**的绣花毯”，是一种民族和情感上的“禁欲”，它抽象浅薄，也不现实，或只能是一种“临时的爱国主义”。他们还说，用“宪法的乌托邦”来替代民族，“必将全面压制曾构成德国认同的那些精神和文化传统”；“宪法爱国主义”有赖于坚持批判性的历史记忆并承担责任，则是要把德国人钉在“大屠杀”历史之上。被认为属于“新右派”的艾希贝格（Hening Eichberg，1942—）明确主张“民族认同”，并试图把德国看成类似于第三世界的被殖民国家，文化上面临失去认同的危险。“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关于联邦德国“心理上不平衡”和“缺乏认同”等观点，在联盟党思想家和保守的知识界逐渐流行。史学“新修正派”也说，对历史的“正常”态度对建立牢固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否则不利于“积极的自我认识”。而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也逐渐倾向于或者说从未消除“民族关怀”。执政者则坚持德国最终统一的民族诉求，努力维系民族纽带。阿登纳把民族主义看作“欧洲痼疾”，但主张培养“健康的民族感情”。科尔宣称“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勃兰特在推行“新东方政策”时，坚持“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德国人民仍然需要统一。施密特更明确声称“坚持民族的概念”，“我看不到德意志民族会灭亡”。一些人主张“宪法爱国主义”主要是“后民族主义的”，但不是“后民族的”，民族性不再居于中心，但并没有“被压制”或清除。它不是消灭民族特点，而只是使之下降到一种支持性的作用。1989—1990年德国统一，可以说是德国人民族情感和认同的明确体现，但没有导致左翼—自由派所担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回归，也没有出现对历史的集体失忆和集体特赦的情况，民族意识和认同已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和认同的复归。
三、重铸辉煌的文学艺术
（一）文学
历史上，德国文学艺术有过辉煌的成就。经历纳粹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盟国对德国实行改造，并试图使文学艺术成为“民主化”的工具。德国文学也很快开始其自身的发展。战后初期，作者们由于在纳粹统治和战争时期的经历不同，创作也不相同，大体分三类：一是战时流亡国外的老一辈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战后发表《浮士德博士》，反映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以及德国文化如何被其臣服主义的内核所毁灭而走向堕落。他说，《浮士德博士》就是要“不断提醒人们，‘德意志’一词与‘悲剧’和‘恶魔’的内在联系”。二是战时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或脱离现实，或在宗教和神话题材下包含对战争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三是一批较年轻的作家，有些人曾加入德共，有些人曾参军并成了盟军的战俘，战后返回。他们用文学来描写战争的创伤和废墟与饥饿的战后年代，其作品被称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返乡者文学”（Heimkehrerliteratur）。他们用新的方法和风格写作，努力袪除法西斯狂热的、蛊惑性语言的影响，故又称“砍光伐尽文学”（Literatur des Kahlschlags）。他们主张文学关注现实，干预生活，帮助“塑造民主精英阶层，促进大众的再教育”。这类作家中，最重要的有安德施（Alfred Andersch，1914—1980）、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伯尔等人。里希特说：“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写作参与对社会的改变。”伯尔认为文学可以揭露德国历史的创伤和痛苦，帮助诊断社会的疾病和复兴德国。这批作家在1947年组成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47），对战后德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