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了要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惩罚纳粹骨干分子。因此，这项改造也是纽伦堡审判的延续。而稍后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造，则是肃清德国的纳粹残余以后，使德国政治走上西方民主政治或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将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这两种改造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也可以说非纳粹化改造是过程，民主化才是目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在各个占领区执行情况差别很大，东占区（苏占区）和西占区走上了不同的改造道路。

一、东占区的非纳粹化、民主化

苏联政府对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非常重视，将其视作改变德国社会结构进程的一部分。苏占区军政府以“肃清法西斯残余”的口号取代了“非纳粹化”概念，其指导思想是通过逐步限制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纳粹主义失去经济基础，通过土地改革消除容克地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公共机构中彻底清除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政府宣布废除一切纳粹法律和决议，“肃清法西斯残余”行动大规模展开。运动初期的肃清对象主要是德国社会上层人物，容克地主、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商人纷纷被逮捕和定罪，随即被处决或流放到苏联强迫劳动。1945年10月30日，军政府下令将纳粹党在政府各部门中的重要成员和被苏军司令部列入整肃对象的人员的财产予以没收，其管理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军政府所有，一切无人认领的企业和财产都由军政府临时管理和保护。到1945年底，苏占区逮捕、审讯和严惩了一批法西斯战犯，查禁了所有纳粹党组织、军事组织和准军事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到1946年底，苏占区共有390478名纳粹分子从各种岗位上被清除出去。萨克森州政府共有2520名职员，其中仅有34人是前纳粹党成员。在议会、法院以及高级行政岗位上，已经难觅纳粹分子的踪影。

与西占区将全体居民卷入非纳粹化运动不同的是，苏占区军政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纳粹党上层和中层人物。苏联希望实现占领区内德国人民从“反法西斯”到“支持民主党派”的自然转变，因此将非纳粹化运动的覆盖面维持在较小的范围，以免激起德国人的抵触情绪。普通纳粹党员的职业生涯不受影响，他们在官方政策中属于被争取的对象。军政府希望他们，“同过去的政治生涯彻底告别，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建工作中来。只要具备一定的才能，他们就能在机关和企业中任职”。只要他们表示拥护建设苏占区的政治原则，就算是进行清洗了。如果一个普通纳粹党员在1946年3月31日以前加入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党，他就会被认为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从而可免于非纳粹化运动的审查和处罚。大部分底层纳粹党员重新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在1946年10月以后，大多数前纳粹党员重新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参与苏占区的政治生活。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稳固在苏占区的统治，使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成年男子中中坚分子的支持。此外，二战期间为纳粹战争服务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了赦免，只要他们同意为苏联继续工作和研究，就可以免除政治上的审查，条件是必须在苏联的工厂和实验室工作。1948年2月27日，苏占区军政府宣布已将全部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积极分子肃清干净，所有非纳粹化委员会于3月10日解散。

在实行非纳粹化的同时，苏占区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造，重建东德地区的政治生活，使其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5年6月10日，苏占区军政府发布通告，准许在苏占区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党（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和群众团体。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等人回到苏占区，重建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于6月11日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号召书，呼吁“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政权、建立一个给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在这份号召书中，德国共产党策略性地放弃了直接宣传苏维埃制度（让刚刚结束纳粹统治的德国人骤然接受苏维埃制度是不现实的），希望以此在德国人民中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苏占区建立了以德国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re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FDGB）、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Deutsche Demokratische Fraubund）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Freie Deutsche Jugend）等群众团体，为德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德国共产党大部分领导人是从苏联流亡回来的，他们得到了苏联当局的鼎力支持。

继德国共产党之后，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也得以重建。社会民主党在占领时期表现出多种政治倾向，以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与德国共产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6月15日发表的号召书中，把要求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提上了纲领。德国共产党欢迎两党在苏占区的合并，希望借助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弥补群众基础的不足，依靠苏联占领当局的支持稳执牛耳。格罗提渥等人则认为，执意反抗苏联当局的意图、同德国共产党竞争是没有希望的，不如通过两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保留更多的活动余地。但是，这一主张遭到西占区以库尔特·舒马赫博士（Kurt Schumacher，1895—1952）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东德和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同年6月底7月初，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法西斯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i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DU）和自由民主党（Liber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LDPD）也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德国政党中一种新的形式。经历过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的四分五裂和纳粹政权对教会的镇压之后，一些反抗希特勒的积极分子致力于在基督教的旗帜下成立一个包括各个教派和社会阶层的大联合政党，以此争取厌倦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国议会政治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自由民主党则标榜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既不愿意在政治上服从于基督教价值观，也拒绝在经济政策上对公共经济或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让步，强调利用国家来保护个人免受社会集体主义的侵害。1945年7月14日，为了响应苏联占领当局的号召，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成立了“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阵线”（Einheitsfront der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n Parteien），每个党派五名代表组成最高联合委员会。该阵线体现了苏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统治思想：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农民民主党（Demokratische Bauernpartei Deutschlands，DBD）、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NPD）也相继成立。

战争结束后，苏占区在1945年逐步恢复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占领当局大胆起用了一些具有才能的德国人参与地方管理。1945年7月4日，军政府下令成立各州、行政区自治机构，其成员由军政府指定任命。9月13日，军政府决定设立交通运输、电讯、燃料和电力、商业、农业、财政和信贷、劳工和社会福利、教育、司法、卫生等行政机构，这些部门的领导均由军政府任命德国人担任，在军政府指导和监督下行使管理职能。10月22日，授权各州、行政区自治机构在不违反盟国管制委员会和苏占区军政府命令的情况下，“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颁布具有正式效力的法律和命令”。到1945年底，苏占区自柏林战役结束以来的混乱局面已经消失，苏联较好地恢复了占领区内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剩下的工作就是引导东德的议会和政党建设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6年初，苏占区的政党政治形势微妙。德国共产党得到苏联当局的全力支持，但其党员人数和社会影响力都小于社会民主党。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在群众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为了确保在地方选举中得到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德国共产党积极筹划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组建新的政党，并得到了苏联占领当局和苏占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罗提渥的支持。1946年4月21日—22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两党合并代表大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罗提渥当选为新的统一社会党的主席。在4月22日发布的统一社会党党纲中，主张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统一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认识非常鲜明，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两党合并给统一社会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苏占区持社会主义思想的选民来说，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别无选择。

从1946年9月开始，苏占区各个地方、州和市陆续举行民主选举。在1946年9月的地方选举中，统一社会党得票57.1%，自由民主党21.1%，基督教民主联盟18.8%，群众组织3%。1946年10月的州议会选举中，统一社会党得票47.8%，自由民主党22.7%，基督教民主联盟26.5%，群众组织3%。从选举结果看，统一社会党取得了半数人民的支持，但并不占据压倒性优势。随着苏美关系的恶化和德国分裂局面的加深，统一社会党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加快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它逐渐抛弃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有意识、有纲领地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自身建设，并且明确和公开承认苏共的领导地位。苏共党史简明教程成了统一社会党干部培训的必修基础课，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有人甚至宣称，对苏联的态度是考验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试金石。在这种情况下，11月27日，苏占区军政府宣布将地方权力移交给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及政府，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逐渐占据了主要领导地位。

在加强对地方政府控制的过程中，苏占区还逐渐确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德国管理机构中的主导地位。1945年6月10日，苏联军政府颁布第2号法令——《苏占区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重建令》（Befehl Nr.2 des Obersten Chefs der Sowjetischen Militrischen Administration：Erlaubnis zur Bildung und Ttigkeit aller antifaschistischen Parteienund Gewerkschaften）宣布将在军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允许反法西斯政党的“组建和活动”，以便清除法西斯余孽并为德国民主和国内自由奠定基础。

1947年，“民主反法西斯党派统一阵线”吸收了“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德国文化联盟”等群众组织，从而限制了资产阶级政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余地，统一社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把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强调个人权利维护财产私有制的自由民主党，此时也被迫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并对原主张加以“改造”。到1947年3月，统一社会党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70万人。1948年9月16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决议标志着该党意识形态的全面布尔什维克化。至此，在苏联政府看来，统一社会党已具备了充当东德地区执政党并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路线的能力，占领时期的政党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西占区的非纳粹化、民主化

二战期间，西方盟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都表示过要根除德国的纳粹主义，从公众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消除一切军国主义的影响。西方国家比苏联更重视实行广泛的非纳粹化，让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精英人物填补各级领导职位，为建立德国的西方式民主扫清障碍。基于这种思路，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成了一个宽严不等的大规模人事清洗过程，覆盖了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德国民众。

美国对非纳粹化运动最为积极。早在1945年4月26日，美军总参谋部向美国占领军总司令发出JCS1067号指令，认为德国人民集体有罪，占领军不准和德国人“交往”。该指令要求取缔一切法西斯团体或组织，所有不只是名义上参加了党的活动的纳粹党员、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积极拥护者、所有对盟国抱有敌意的人，都将被解职并被排除在公职或半公职和私营企业重要领导职位之外。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战败的德国人发表的第一份公告，就提出了美国和英国武装部队的首要目的：“我们将消灭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将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制订的一切残酷的、压迫人民的和歧视性的法律和机构。”按执行情况来看，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盟军进入德国到1946年3月《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解脱法》（Gesetz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也称《解脱法》）颁布，可看作是非纳粹化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纳粹政权进行了大规模清算，取缔纳粹党及其附属的一切组织，逮捕并惩办纳粹战犯及纳粹组织成员。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大规模逮捕纳粹分子。美占区的非纳粹化涉及面最广，纳粹首要分子、骨干党员和一般纳粹党员都不加区分地列入了逮捕名单。对所有纳粹党员逐个进行鉴别，以判定其属于名义上的还是积极的纳粹党员。美占区军政府还设计了一种个人问题登记表，要求纳粹分子据实填写，由反间谍部门审查，从而摸清他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和联系交际情况。非纳粹化运动成了一种审查政治信仰的官僚主义宗教裁判。1945年7月，美占区要求1937年5月1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都必须辞职；禁止纳粹党员在私营企业中就业，只允许他们从事一些辅助工作。随后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截至1947年1月1日，美占区有92259人被逮捕，英占区为6.45万人，法占区为18963人。经过审查解除嫌疑的人后来被陆续释放。这一阶段的审查工作进展艰难，要对800万纳粹党员和400万与纳粹党有联系的组织成员逐个甄别，其工作量超出了当局的胜任能力。案件积压数百万计，美国人不得不改变初衷，吸收德国抵抗运动成员、民主人士进行合作，希望使非纳粹化运动走上德国人自我清洗的道路。1946年3月5日，美占区颁布了《解脱法》，成立有德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解脱局负责非纳粹化运动。该法随后被推广到英占区和法占区。

随着《解脱法》的颁布，西占区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改造对象开始转向德国人民，致力于进一步消除纳粹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1946年10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发布第38号法令，以法律形式确定对德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要求所有德国人必须详细供述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活动情况，供占领当局鉴别。美占区和英占区为此准备了一份多达133项问题的调查表，涉及履历、职业和政治历史，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要填写，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回答问题。美占区发出了1300万份调查表，360万德国人被起诉犯有战争罪或政治罪，占美占区人口总数的20%以上。调查表交由当地德国法庭审查，占领当局实行监督。被审查人员按情节轻重分为五类：（1）主犯，即高级纳粹分子；（2）罪犯，指公开支持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纳粹积极分子、军国主义者和投机商，包括从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实业家；（3）次犯，指加入过纳粹党的德国青年，但没有犯下严重的政治或战争罪行；（4）胁从犯，指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与纳粹分子发生联系的人；（5）无罪者，指可以证明自己反对过纳粹统治的人。根据分类和个别断案，分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向纳粹受害者赔偿损失等。经过非纳粹化改造后的每个德国人都领到一张身份证，在西占区全境有效。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出现了诸多困难。美占区起诉了360万德国人有罪，按照法庭审理的正常速度，需要八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案子。无奈之下，美占区军事长官颁发了一系列赦免令，赦免了青年、残疾人和胁从犯，将案件总数减少到93万件。美占区为此成立了545个法庭，进行了169282次审判，工作人员达2.2万人。整个过程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德国人民对这种粗暴的做法也产生了抵触情绪。对此，美国当局开始怀疑这项运动的必要性，考虑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美国占领区最高军事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Lucius D.Clay，1898—1978）后来表示，“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人搞过这样的社会清洗。……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只审判一小批为首的纳粹分子而不搞这种大规模的审判，也许效果会好一些”。

同一时期，非纳粹化运动在英占区和法占区执行要宽松得多。英占区只对那些在法律上公认的罪犯予以惩罚，被审查的德国人有90%被判为“无罪者”，而美占区这一比例仅为1/3。法占区军政府在非纳粹化问题上更注重从实际出发，不信任所有德国人。因而，在法占区，对德国人和纳粹分子则不加以区别对待，也没有十分严肃对待非纳粹化，认为非纳粹化改造徒劳无益，转而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德国的年轻人，同时清除那些可能有害于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进程的人。

1947年夏季以后，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三阶段。美国政府要求尽快结束非纳粹化运动，避免此项运动阻碍西德经济的恢复，违背美国扶植西德的冷战战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则直接宣称非纳粹化失败了，对该运动提出了严厉批评。由于美占区鼓励德国人互相告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恶行，这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处在管理岗位上的人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而感到恐惧，影响了工作效率。1948年，美占区军政府调查了非纳粹化对当地经济的消极影响，每1万名雇员中有440人因非纳粹化被解职，0.6%的职位空缺是由非纳粹化造成的，在组织企业发展的诸项因素中，非纳粹化影响最大。美占区随后大量削减案件数量，减轻对罪犯的处罚。德国检察官将大量“罪犯”转变为“胁从犯”，很多被宣布为无罪，或缴纳小额罚款就恢复了名誉。到1948年5月1日，仅剩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等待审判。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西占区的非纳粹化任务完全移交给了联邦德国政府，运动规模进一步被压缩。1950年12月15日，联邦议院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程序，此后各州纷纷颁布结束，巴伐利亚州最晚，在1954年8月11日才颁布结束法案，西德地区的非纳粹化改造正式宣告结束。

占领时期对纳粹分子和军事罪犯的审判，美占区168282起，英占区22296起，法占区17353起。截至1948年3月，西占区共有520734人在非纳粹化运动中被解职。这场运动肃清了西德地区纳粹思想残余，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是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一场集体“再教育”。非纳粹化强调德国人的集体责任，使每个德国人都意识到，个人要为民族的命运赎罪。但是，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因为覆盖面太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占领期间德国民众人人自危，害怕因陈年往事失去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互相诬告，因此产生的心理创伤难以消除。美国政府在非纳粹化运动中展现了传教士般的热情，却又过于理想化，导致美占区的非纳粹化时间太长、规模过大、政策不连贯。由于美国在非纳粹化运动后期连续几次进行削减和大赦，一些纳粹党骨干分子和支持过希特勒的资本家成了漏网之鱼，继续活跃在德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195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中居然有2/3的高级官员是前纳粹党成员，司法系统中曾在第三帝国任职的官员更多。

为了让德国早日走上西方议会民主制政治道路，美英法三国积极重建西占区的政治生活，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实现对德国的民主化改造。在德国历史上，政党政治一直具有明显的缺陷，不具备美英那样成熟的议会政治模式。各个党派坚守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导致政党难以凝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各种小的党派不断涌现，议会政治陷入极度混乱，使希特勒和纳粹党有机可趁，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形式夺取了政权。德国原有的政党体制不足以承担战后德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责任。有鉴于此，二战结束后，盟国禁止了德国一切政党活动，希望利用新生的民主力量，重建德国的民主政党。西占区的民主化，其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西方观念的资产阶级政党，实现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向着以美英为模式、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制体制发展。

波茨坦会议后，西占区的政党重建工作全面展开。1945年11月，美占区准许在州一级建立政党和工会组织。英占区于1945年9月解禁政党活动，英占区和美占区还准许超越边界成立全区性联合组织。法占区在1946年1月准许成立州一级政党，但禁止成立全占领区的联合组织。组织或恢复党派活动必须首先向占领区军政府提出申请，经过审核证明这些党派是反纳粹、反军国主义和民主的，才向他们颁发执照，允许开展活动。各占领区都严格审查政党的纲领、活动经费、领导人履历等，每个党派的组织、领导、成员和章程都要反复斟酌，一切符合军政府规定后才能获得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in Bayern/CSU，简称基社盟）、自由民主党等党派相继恢复和建立起来。

社会民主党作为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的德国老牌政党，虽然在纳粹德国时期饱受希特勒的摧残打压，但战后的重建工作却非常迅速。战争结束后，原社会民主党成员自发组成了地方支部，其核心圈子是以库尔特·舒马赫为中心的汉诺威集团。舒马赫在1930—1933年曾任国会议员，因为坚决反对纳粹统治而被关进集中营十余年。作为西占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舒马赫引导该党逐步适应形势的转变，要求摒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由和民主的人权，警告不要把“阶级斗争的思想粗暴地简单化”。社会民主党应该突破作为工人政党的传统框架，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舒马赫为党主席。会议通过的纲领表示，社会主义是当前的任务，主张实行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声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改革、可以改革。舒马赫主张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财团、能源和交通事业国有化。德国应该是中央集权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主张将四个占领区合并参加欧洲一体化。此次会议后，社会民主党在西占区的影响日益扩大。

西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联合了各个教派和社会团体的新政党。1945年12月，一些宗教团体和前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的成员组建了这个新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名称含有将各个教派和各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双重意图。该党的组织遍布除巴伐利亚之外的各州，巴伐利亚集团则自称“基督教社会联盟”。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是“基民盟”内的灵魂人物。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科隆市长，因为反对纳粹统治而在1933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是具备亲西方民主思想的代表性人物。1946年3月，阿登纳当选为英占区“基民盟”主席，随后积极筹建全国性的“基民盟”政党。该党主张“把基督教思想与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作为革新的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进行间接的调节，避免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1947年2月3日，该党通过的《阿伦纲领》（Ahlener Programm）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革新，不能解散的垄断企业应当社会化，在保留企业主积极性的同时，让雇员参与企业领导。同时，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1948年以后，该党又转向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得到了大批中产阶级的支持。“基民盟”与“基社盟”从1947年起组成工作同盟，1949年组成联邦议会中的政党同盟。

1948年12月，西占区的老自由民主党和民族自由党联合成立了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特奥多尔·豪斯（Theoder Heuss，1884—1963）当选为党主席。该党秉持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免受集体主义的侵害，寻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保证发挥个人力量的道路。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在西占区也恢复了活动，但处处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排挤；而且由于宣布无条件支持苏联的德国政策，该党在西占区的活动受到各军政府的压制，影响力日益衰退。

西方盟国在占领期间实行打压德国共产党、抑制社会民主党、扶持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策，最终在西占区形成了基督教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党派加上自由民主党的格局。这三个党派之间，无论政治经济主张或意识形态都没有根本的冲突，只在施政方针上存在不同。西占区政党建设的最终结果是，相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的数目减少了，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淡化了，西德地区已经建立起美英模式的西方民主制度。

西占区民主化改造还强调，未来西德应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其目的在于削弱德国过分强大的中央权力，提升各州的权力，让民主化的、拥有极大自主权的实体州来平衡未来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美占区在1945年8月指定产生了州一级的议会，1946年6月各州制宪议会着手起草宪法，并被授予立法权和行政权。军政府将更多的责任交给德国人，以便他们尽快培养起民主意识。各州宪法都体现了人身自由、三权分立、联邦主义等经典原则。1947年2月25日，管制委员会发布第46号法令，宣布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和反动的载体”，正式宣布解散普鲁士。在消灭了这个德国最大邦国的基础上，重新划分各州的界限，使这些州成为联邦体制的基本要素。

战后盟国在德国进行的“四化”改造——非军事化、非卡特尔化、非纳粹化和政治民主化，清除了德国政治和文化中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残留，终结了德国自普鲁士王国以来持续两百余年的极权时代，也为1949年以后两个“崭新的德国”的建立作好了铺垫。消灭军事工业，对基础工业进行“非卡特尔”化的改造，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德国对未来欧洲和平的威胁，摧毁了德国自19世纪末以来所固有的“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从而断绝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工业改造还伴随着对占领区工厂设备的大规模拆卸以支付实物赔偿，虽然在短期内使德国的工业水平大幅下降，但在客观上清除了德国陈旧过时的工厂和设备，当德国重建工业复兴经济的时候，反而可以直接使用最现代化、效率最高的机器设备，迅速将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50年代西德经济的起飞。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运动让战后德国社会经历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清洗，肃清了纳粹残余势力，打碎了纳粹的社会基础和专制政治体制。政治改造一方面迫使德国人民开始反思战争的罪责，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和公民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德国民主力量上台扫除了障碍，康拉德·阿登纳、库尔特·舒马赫、瓦尔特·乌布利希等遭到纳粹迫害的政治人物得以重返政治舞台，成为未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