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联邦德国虽然是依附于西方世界，维护西方价值观，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外交上也是独树一帜，基本上开展的是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在这一方针下，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

联邦德国成立后，面临主要问题是复兴西德经济、取得独立的国家主权。德国经济复兴了，法国及德国其他邻居会担心德国成为“第四帝国”，又面临安全危险。如何解决这一“德国问题”，联邦德国认为只有通过西欧联合来实现。推进西欧联合，实现欧洲永久和平，这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重要外交构想。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德法和解”，“德法和解思想”是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只有通过西欧联合，在煤钢生产等领域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一体化是其德法和解、合作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实现德法和解过程中，才有了《舒曼计划》的出台，有了煤钢联营条约，后来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没有阿登纳的“德法和解”外交思想，就没有欧洲早期一体化。

推行欧洲一体化健康发展，是德国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出于对第三帝国给法国及欧洲带来伤害的愧疚，联邦德国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扮演了一个顺从和迁就法国的小伙伴角色，并尽力避免欧共体内的摩擦。在对法国及对欧洲政策问题上，德国宁愿保持低调，尽力避免在欧共体内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为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德国作出了很多让步。后来的施密特、科尔，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美苏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操纵下，不得不长期推行拒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在“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问题”上处于严重对峙局面，与东欧关系也很紧张，外交空间十分狭窄。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不顾被绑在西方战车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总理勃兰特坚决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东西德的紧张关系，在缓和美苏对峙引起的剑拔弩张的东西方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人民不断寻找缓和的途径，终于没有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上导致兵戎相见。“新东方政策”也使民主德国放弃了对联邦德国的强硬态度，两个德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逐步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也都分别与东欧、西欧国家改善了关系，从而缓和了欧洲紧张局势。

为表明德国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不断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以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联邦德国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经济赔偿责任。两个德国统一及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任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显示其政治大国地位。同时，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主动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亚洲，德国推行“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同时十分重视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增强德国在拉美的地位。这些努力，使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与美国关系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12月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