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使德国在1949年被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国家。由于东西方的对抗，使美苏都不得不扶持各自的伙伴发展经济，使两国在成立后又一次获得了经济复兴的机会。两个德国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奋发图强，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国家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迅速崛起，各自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济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巨大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仍是西方世界“经济巨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西欧名列前茅。民主德国在比联邦德国更困难的条件下，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也跻入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虽然和联邦德国有一定差距，但在东欧国家中却名列榜首。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崛起。
联邦德国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主要是建立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吸取第二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纳粹极权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和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政治体制上，鉴于魏玛共和国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实行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通过设置选举门槛，逐步建立和保持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德国议会民主制度。联邦德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结构。另外，吸收魏玛体制教训，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简称《基本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
经济体制上，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民主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民主、公正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认为这一理论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经济人道主义”，否认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社会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主张发展国家垄断主义，只是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虽然也几度有“新纳粹”出现，为希特勒法西斯招魂，但反纳粹的正能量总是占主流，也掀不起大浪。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看，联邦德国基本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对此，人们称联邦德国的发展模式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或曰莱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当然，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联邦体制也遇到了困境，主要是在以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策不能满足联邦德国现实的需要。在社会民主党上台后，1967年制定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尤其是在70年初的经济危机中，勃兰特和施密特政府根据危机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市场经济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增强了国家干预职能。“稳定法”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弥补了它在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从而更加完善和发展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使联邦德国顺利渡过了经济萧条时期。
后来，联邦德国又染上了高福利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的“德国病”，这是联邦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又一新问题，又需要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从科尔政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德国统一后，他出台了诸如税收、社会福利和就业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施罗德时代的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以及默克尔政府的财税改革，都是对社会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完善。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医治“德国病”和解决失业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成效。尽管西方国家及一些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民主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借助于苏联的帮助，是因为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采用人民议会民主制，奉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民主德国也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也在平稳中发展。然而，在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仍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