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非常重视宣传攻势和思想灌输。希特勒和戈培尔虽然未对宣传理论作出必要的阐述，然而对如何进行宣传却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他们的宣传思想成为纳粹当局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宣传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纳粹宣传可以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主要诉诸于情感煽动，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词语，配合种种在视听感觉上的轰轰烈烈形象，制造狂热的群体效应。他们强调，要使情感煽动取得成功，必须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制造有形的敌人。同时，宣传应该简明和重复，内容永远都只有一正一反，爱或者恨，对或者错，真或者假，绝没有一半对一半错。

纳粹德国的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分纳粹党和纳粹政府两大系统。

纳粹党的系统，主要是全国宣传指导处（Reichspropagandaleitung）。该机构成立于1928年，1929年起由戈培尔任宣传领袖，总部设在慕尼黑。下设文化总办公室和宣讲员事务总办公室等机构，前者负责监视和促进文化艺术中贯彻纳粹主义精神，后者下辖宣讲员处和宣讲资料处。纳粹党的宣讲员分全国、大区、县三级，挑选十分严格，必须是纳粹党的“老战士”，又有一定宣传能力，共约近一万人。全国宣传指导处从纵、横两条途径控制纳粹党的宣传系统。纵向系统是在各大区设大区宣传办公室，以下为县宣传办公室。横向系统，成立各级纳粹主义宣传与人民教育小组，由各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全国、大区和县级代表组成，负责统一各级分支组织和附属协会的宣传口径。

纳粹党独立于全国宣传指导处的另一宣传机构，是以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1897—1952）为首的党的新闻办公室，负责发布纳粹党全国性活动的消息，并监视纳粹党内所有的机关报刊的宣传内容。迪特里希身兼三职：纳粹党新闻领袖、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新闻司司长、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其第三个职务使他能直接了解希特勒的宣传意图而具有独特地位。迪特里希在各大区和县都建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全面控制当地的党报宣传。1942年这类新闻办公室达到882个。

1934年1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被希特勒任命为新设立的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处长，负责监管纳粹党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事务。该机构成为纳粹党又一个实施思想控制的机构。早在1929年，罗森贝格曾组建过“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它的宗旨是鼓吹希特勒关于德意志文化的思想，宣扬种族原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强调雅利安人创造了全部人类文化，鼓吹在文化领域排除犹太人的影响。该同盟原先属民间文化团体性质，1937年7月希特勒指示它负责倡导复兴“德意志文化”，从此成为罗森贝格控制文化活动的工具。

政府系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成立于1933年3月，由戈培尔任部长。在政府系统中设立该部，是纳粹党一贯的想法，在1932年的组阁谈判中，曾经多次涉及这个问题。1933年3月5日国会大选结束后，纳粹党借着选举获胜的余威，再次向内阁施压，强使它于3月13日批准关于建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政令。该部作为一个新设立的机构，一方面反映了纳粹当局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必定会从其他现有部门中“蚕食”各种职责：其对外宣传的职责来自外交部；监管出版、广播和文化活动的职责来自内政部；监管旅游业的职责来自交通部。戈培尔自豪地声称，该部的设立是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它代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同年3月15日，他在一次演说中诠释了该部所追求的目标：“首先，所有的宣传手段和通过国家鼓动民众的所有机构，都必须集中在一起；其次，必须将现代的情感融入到宣传技巧中，使宣传能与时俱进。技术手段不能脱离国家的控制，国家必须与技术同行。我们需要最先进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政策需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国家宣传的重要任务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该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纳粹党的宣传指导处，起初设有7个司：预算与管理司、宣传司、广播司、新闻司、电影司、戏剧司、民众教化司。以后又增设了音乐、艺术、文学等司，到1941年发展到17个司。但此后又作了合并调整。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对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均立有专案，其中附有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材料。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地方机构为地方宣传办公室，1933年7月初设立时总数31个，1937年经过调整，扩充到42个。一般设在纳粹党的大区一级。地方宣传办公室分设行政、宣传、新闻、文化等处。它们负责收集本地区的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负责人经常去柏林，听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报告，作为在本地区开展宣传活动的依据。

1933年9月22日，在政府一手控制下，成立了半官方的文化控制机构“全国文化总会”（Reichskulturkammer），由戈培尔任会长。全国文化总会得到政府充分的财政资助，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七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总会的目的是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总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总会及其下属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具有法律效力。不参加或者被开除出有关协会，就等于被禁止从业，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发表作品，得不到购买油彩的票证。1939年总会共有成员6.5万人。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Schriftleitergesetz），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只有符合各种条件的人才能担任编辑，同时还明确规定编辑们“要使报刊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

政府直接主持新闻发布工作，从源头上把握住宣传口径。1933年3月，随着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设立，这项工作就由该部的新闻司主持，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等形式向各报社发布每日的宣传口号和内容。据《法兰克福报》长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人士弗立茨·赛恩格（Fritz Snger，19011984）回忆，希特勒执政初期，新闻发布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举行，而在战争时期，则增加了第二次会议，一般在下午5时举行，有时则更晚，甚至迟至第二天凌晨。在例行以外的时间，一般通过电话或电报通知。对偏远地区，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相应指令。各报社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取舍新闻消息，拟定标题内容，撰写有关社论。当局还着手归并通讯社，以便于加强控制。1934年，原大陆电讯社和联合电讯社合并成德意志通讯社（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缩写DNB），作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属下唯一的官方通讯社和德国报刊与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来源。

在当局的压力下，自由主义报纸《伏斯日报》在连续发行230年后，于1934年4月1日停刊。1936年底，试图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柏林日报》闭馆。自由主义报刊《法兰克福报》和《德意志周刊》，由于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才得以幸存，但其独立性日益缩小。与此同时，纳粹党所拥有或控制的报刊数量却急剧增加。马克斯·阿曼曾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纳粹党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由犹太财团或与纳粹党敌对的政治、宗教财团所拥有或控制的出版公司，都被迫把他们的报刊或资产出卖给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Eher Verlag）。埃耶出版社则就势扩展成为德国报刊出版业的垄断者。1933年，全国报刊的种类繁多，纳粹党虽则拥有120种报刊，但仅占其中的2.5%。到1944年，全国仅剩977份报纸，而纳粹党报刊不断增加，仅马克斯·阿曼控制的报纸就占总数的82%。

德国的广播业本来就由国家垄断，1925—1926年间成立的德国广播公司，51%的股份属国家所有，政府设有广播专员掌管其事。纳粹当局非常重视广播的宣传功能。戈培尔认为，19世纪是报刊的世纪，20世纪则是无线传播的世纪，广播已经成了社会的第八权力。他声称，广播是最现代化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影响民众，“我相信广播将最终取代报纸”。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那天，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利用自己担任的内政部长职务，通知全国和各州的广播专员，要求各个广播电台都要播放庆祝“民族团结政府”诞生的火炬游行盛况。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巴伐利亚州的广播节目被临时中断，因为州政府认为，这种节目涉嫌用于政党的政治目的。戈培尔大为恼火，决心尽快抢占广播业的垄断权。在戈培尔的劝说下，希特勒于1933年6月30日颁布政令，明确将全国广播业的控制权授予国民教育与宣传部。1934年4月1日，全国的广播业合并成“全国广播公司”，隶属于宣传部第三司，各州的广播电台以“国家广播站”的名称成为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此后，广播的内容越来越统一，各地的广播电台实际上成为全国广播电台的转播台。

广播宣传的另一端为收听方。政府从1933年起就加紧生产收音机。当时设计了两种型号收音机：一种型号的售价为75马克，另一种型号被定名为“大众收音机”（Volksempfnger），售价仅为35马克，但接收不到外国的广播节目，深受政府的青睐。仅1933年一年，德国收音机的产量就达到150万台。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总数达到1082万台，拥有收音机的家庭比例高达70%，为1932年的3倍，在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对一时还得不到收音机的家庭，则采取在公共场所放送广播节目的办法。一时间，工厂、学校、办公室、咖啡馆等地都响起了纳粹的宣传声波。戈培尔很快发现集体收听广播节目的效果能超过家庭收听，具有一种类似群众集会的效用。他强调，民族社会主义者把广播列入“每日活动的中心；他们有意识地使广播具有倾向性，使它积极地、无条件地为新政权服务”。于是，集体收听有线广播的办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1934年3月16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新伊森堡（Neu Isenburg）地方报纸曾刊出这样的公告：“3月21日星期三，元首将从中午11时至11时50分，向全国各地的广播站发表演讲。根据大区党部的规定，地区党部已经命令所有的工厂、百货公司、办公处、商店、酒馆和街区，都要在这一时间之前安装好高音喇叭，以便让所有的劳动者和民族同志都能充分参与到这一聆听活动中去。”为了改善集体收听的效果，当局不惜花费巨资实施技术改造。1938年夏天，布雷斯劳城竖起了第一根大型“声柱”，以后其他地方纷纷仿效，全国很快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声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官员将这些“声柱”称作“动员民众的直接与快速通道”。对于来自国外的广播，尤其是反法西斯的报道，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设立大量干扰电台，以严刑威胁，禁止民众收听。

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传播媒介，受到纳粹当局的高度重视。1934年6月16日，成立了“全国教育电影中心”（Reichsstelefürden Unterrichtsfilm），负责监控和分配教育电影给影院和学校。1940年，该中心改名为“全国科学与教育电影及映画中心”（Reichsanstalt für Filmund Bild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缩写RWU），隶属于教育部，主管电影、幻灯片以及留声机在教学中的应用。教育部的公告解释说：“幻灯片和可视设备的运用将解放灵魂，唤起最深层的鲜活的精神力量，为我们准备一个崭新的完整生活图景。”该电影中心在各地设有分中心，截止1943年，各地共建有大区（省级）分中心37所，分区（市县级）中心超过1200所。分中心的管理部门负责获取影片，安排分配放映，并提供相关图书资料和设备。进行电化教学的教师，首先要在这些中心里接受指导。以后在戈培尔的推动下，纳粹党也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大区与分区电影中心”（Gaufilmstellen und Kreisfilmstellen），试图以此摆脱电影中心归政府管辖的局面。然而事实上，这两类中心的工作常常是相互配合进行的，只是稍有分工，党的电影中心负责放映政治电影，而政府的电影中心则负责放映教育电影。

从1934年6月22日起，政治宣传电影也开始在学校里放映。根据规定，教育电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放映，但1年至少必须放4次，而政治电影则每个月放1次。放映政治电影之前，必须先上一些预备课程，使学生容易理解政治宣传的内容。放映之后还要进行考试，以加强对主要内容的记忆。

在校外，戈培尔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配合下，设立了“青年电影时间”（Jugendfilmstunden）制度。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只需交纳15芬尼的会费，就可以在固定时间进入电影院看电影。这一活动起始于1934年4月20日。初时每月放映1次，不定期放映。1936年改为每周1次，周日放映。为了保证农村地区也能看到电影，纳粹党还组织了1500支流动电影放映队。据调查，1933年，14—18岁青年中，16.6%每周看1次电影，48.9%每月1次，34.5%一年只去电影院9次或更少。1943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显示，10—17岁的686名男孩和1200名女孩中，22.05%每周看1次电影，71.73%每月1次，只有6.22%的人一年少于9次。

纳粹当局非常注意利用反馈渠道掌握民众的心理和对纳粹宣传的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宣传重点，改善宣传手法。其利用的反馈渠道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宣传司的报告；42个地方宣传办公室的报告；各级纳粹党组织的宣传机构的报告；党卫队保安处的《全国简报》。在这些反馈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简报》。该简报作为绝密材料，每星期两次分发给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官员参阅。通过各种反馈渠道，戈培尔等纳粹头目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民众的心理状态，作为下一步宣传工作的依据之一。同时，这些信息也会成为监控镇压机构迫害民众的情报。

二、文化荒漠

纳粹当局以纳粹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需要对文化进行控制和摧残，使魏玛时期呈现出的文化繁荣景象很快消失。戈培尔曾经强调，纳粹事业千秋大业，务必先剔除“陈腐”，把破坏现存文化放在第一位。从整体而言，纳粹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很低，对文化建设兴趣甚少。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自发地准备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5月10日晚，这场闹剧终于正式开幕。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2万册书籍被扔进熊熊烈焰。趁此机会，戈培尔向学生们发表讲话，他的声音还通过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学生们，全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极端的犹太理智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德意志革命已经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领域……你们正在将过时的罪恶精神推进熊熊烈焰。这是一个伟大、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向全世界证明，十一月共和国的精神基础已被摧毁……在这些灰烬中，将升腾起新的精神体系的火凤凰……过时的精神正在被焚毁，新的精神将伴随着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我们在烈火前的誓词是：国家、民族和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其他的大学城也纷纷安排“焚书日”。政府不仅以1933年2月4日的《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关于警察有权没收其内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的规定为焚书行为作辩护，而且把焚书称颂为一项“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动”。

被焚书籍的范围，按照当时的规定，以焚书的目的为导向，包括：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巩固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境界。被焚书籍作者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 ；反对颓废和道德堕落，在家庭和国家中强调纪律和伦理。被焚书籍作者为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1902—1963），埃里希·凯斯特纳；反对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变节者，提倡奉献于国家和人民。被焚书籍作者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lhelm Frster，1869—1966） ；反对过度夸大人类的动物特性，提升人类精神的高贵性。被焚书籍作者为弗洛伊德学派，《蜡制面像》（Imago）杂志；反对歪曲德国历史并贬损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历史和先人。被焚书籍作者为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维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1881—1936） ；反对带有民主—犹太印记的孤独的新闻从业者，提倡积极地加入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被焚书籍作者为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1868—1943），格奥尔格·贝恩哈德（Georg Bernhard，1875—1944） ；反对以文学形式贬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士，加强对国民实施军事精神的教育。被焚书籍作者为E.M.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 ；反对刚愎地毁损德意志语言，保护好民族最珍贵的遗产。被焚书籍作者为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1867—1948） ；反对自大和专横，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为被焚书籍作者为图霍尔斯基，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sky，1889—1938）。

纳粹当局还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单，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纳粹当局进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们当中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米斯·范德尔罗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凯绥·珂勒惠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梅林等。盖世太保直接加入了禁书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动。据1937年2月15日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从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区内有38名盖世太保成员参加了禁书行动，他们搜查了全区898家中2/3的书店，共没收37040册书籍。

随着纳粹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禁书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38年12月31日，当局集中采取了一次禁书行动，据行动报告称，被没收的书籍涉及18个类别。除了此前早已明确列入的如德文版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境外反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的作品、具有和平—自由倾向的作品外，还增加了不少类别，如：基督教营垒内反对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国家野心的文学作品；将会对纳粹主义“基本价值”造成“损害”和“歪曲”的德语文学作品；批评纳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颂恩斯特·罗姆和奥托·施特拉塞尔周围“叛国者”的作品；“反动民族主义（即君主主义）文学”作品；不利于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损德国军事防卫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种族实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种类的犹太人作品。

文学领域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二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现代主义流派，如“马路文学”，被当作“文学布尔什维主义”遭到禁止。纳粹德国文学协会在魏玛城定期举行作家集会，向作家们提出新的写作任务，即鼓舞民众投身于德意志民族的事业，推崇“血与土”的种族主义偶像，标榜“人民”与“战斗”文学的写作范例。每部文学作品或剧本都必须先送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审查。在种种压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国外，失去自己的语言区，另一些则实行“内心流亡”，即拒绝写作，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出版。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希特勒执政之初曾经颂扬纳粹国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声称“完全拥护新国家”。当他在1933年底认清自己的迷误时，即被纳粹当局当作“蜕化分子”加以贬斥。到1938年，他被德国文学协会公开除名并禁止写作。为了排斥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渗透”并催生纳粹主义的文化作品，政府于1937年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并先后设立了自己的奖项。1935年，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机会设立“席勒奖”，准备表彰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写作的德国剧作家。然而，由于当时距离纳粹上台的时间不长，评选委员会竟然挑不出既符合这一政治标准，在艺术上又不至于太丢脸的作品，只得宣布获奖者空缺。1937年当局又设立了“德国国家艺术及科学奖”。

电影业暂时仍然维持以私人电影公司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于宣传部电影司和全国电影协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戈培尔对电影的选题、演员、导演、剧本都握有生杀大权。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其家中放映。欧洲战争爆发后，戈培尔把全国所有制片厂和发行单位都并入纳粹分子掌握的宇宙电影公司，使其共有17个制片厂，实现从胶片生产到拍摄发行的“一条龙”控制。纳粹时期拍摄的故事片，有14%纯属直接为纳粹政治宣传服务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犹太人绥斯》（Jud 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对于能用以歌颂纳粹政权光辉“成就”的纪录片，纳粹当局不惜重金，力争提高拍摄质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ens）和《奥林匹亚》（Olympia）两部纪录片。前者记录了1934年纳粹党集会性代表大会的场面，由120人组成拍摄组，使用多种摄影手法拍成。后者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完毕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从事后期制作，1938年4月20日作为希特勒生日献礼推出。这两部影片在拍摄艺术上有所创新，前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得大奖，后者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一等奖，1948年再次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嘉奖。它们都被纳入纳粹政治宣传的轨道。当局还拍摄了大量用于政治宣传的“每周新闻片”。这种片子制作周期短，宣传性强。拷贝数从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这种政治性新闻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在僻远的农村，则由纳粹党的电影宣传系统负责放映。该系统由全国宣传指导处所属电影办公室领导。当局在各地设置了各种等级的电影宣传办公室，1939年共达约3.1万个，所放影片基本上服从政治需要。

在造型艺术方面，纳粹党执政后，身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领袖和“纳粹党文化和世界观教导事务特别代表”的罗森贝格激烈反对现代主义文化，把建筑上的“鲍豪斯学派”、抽象派绘画、无调性音乐、爵士乐和“马路文学”，都斥之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加以打击。希特勒尽管粗通艺术，但其审美观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并利用独裁体制，凶猛打压现代主义流派。1935年，他在纳粹党党代会上说：“每年都在翻新。一会儿是印象主义，过不了多久便是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当然还有什么达达主义。”他把这一切都称作“有毒的花朵”和“霉菌”，是资产阶级颓废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号召要以法西斯主义“纯洁、健全的本能”来抵制现代的“艺术败坏者”。

在希特勒的号召下，由全国美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1892—1959）具体组织，纳粹政权发动了一场“清理艺术殿堂”运动，要将所谓有害于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颓废艺术”轰出德国社会。全国公私博物馆都遭到“清理”，一切处于纳粹标准之外的绘画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马蒂斯、高更、毕加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纽伦堡作了一次预演，当地纳粹党大区举办了名为“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的展览会。1937年，纳粹政权在全国艺术中心慕尼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艺术宫”（Haus der Deutschen Kunst）落成展览“大德意志艺术展览会”。它大力张扬纳粹当局所推崇的“现实主义风格”，把大部分绘画降到宣传画的水平，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题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另一件则是开设“颓废艺术”展览会。它将纳粹党重点打击的五千多件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公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一个展览会上观众寥寥，而后一个展会上观众却拥挤不堪。

除了绘画，其它领域的现代派也遭到打击。希特勒上台当年，著名的“鲍豪斯建筑学院”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师和学生流亡美国和欧洲各国。建筑领域普遍采用希特勒所欣赏的庙堂式、具有希腊式圆柱和罗马式立面的风格。讽刺文学剧团“胡椒磨”被赶出国门。“坟窟”剧团演出的剧目，语言风趣，寓意深刻，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经常讥诮时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员被送进集中营。

在音乐方面，魏玛时期德国曾出现过以《春之祭》为代表的无调性音乐。这些反传统的音乐流派和外国传入的爵士音乐，在纳粹时期都遭到禁止。只有古典音乐得到保存。但是，因不少优秀的音乐演奏家流亡国外，音乐演奏水平下降。同时，实施禁锢的结果，使德国音乐传统得不到发展。德国古典戏剧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现代戏剧则受到严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观众日益减少。

在自然科学领域，纳粹当局否认科学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谓“德意志科学”，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学”，整个学术水平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学说就被斥责为“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务于纳粹当局的学科，如种族学、政治教育学、军事学等，出现畸形发展。生物学、心理学等则按照纳粹理论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种族主义的内容。

三、纳粹教育思想

纳粹当局把教育提高到使纳粹事业能够持久延续下去的高度。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长弗里克颁布政令，规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青年一代以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为民族和国家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当局强调国家必须掌握教育全权。

当局认为，培养合格的纳粹接班人，首先要把体格锻炼放在首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表示，青年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具有唯我独尊的自信心，坚强的毅力和灵敏的决断能力，由此推动“整个民族表现出伟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复兴。当局所说的德育，是纳粹主义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与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事业牺牲一切。智育被降到次要地位。希特勒认为，在政治家中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与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湛深但体质虚弱者对民族共同体更有价值”。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要大幅度削减知识课程，增加体育锻炼与政治训练的时间。希特勒还要求更改知识课程的内容，如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主要应强调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纳粹德国主管教育的机构很多，其权力范围错综复杂，互有交叉。全国政府原先不设教育部，教育事务由各州政府主管。希特勒当政后，利用联邦体制被取消和政府改组的机会，于1934年5月新设全国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1935年1月，又把两个部门合并为德国和普鲁士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各州的文教部成为其下属机构。1939年，它又成立“全国考察办公室”，负责考察教师的受训事务，从而又增添了一条控制渠道。全国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和教学辅助用具，则由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1899—1945）主管的纳粹党官方文献审核处负责审查。纳粹德国的社会教育，分别由下述机构和人员主管：负责全国政治教育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此人1940年辞去全国青年领袖一职后改为兼任主管青年教育的全国领袖） ；纳粹党监督整个思想和世界观学习与教育工作的元首特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党卫队则负责管辖特种学校中的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缩写NPEA），简称“那波勒”（Napola）。多头干预的实际结果，是当局的干预力度遭到削弱。

四、学校教育

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被解雇，而在教育学院一级，全国竟有60%的讲师被解职。在5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的成员被更换。其中，包括20位曾经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被免职的教师中，约1/3出于种族原因，其余为政治原因。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月13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1931—1932年间，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至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在马尔堡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缩写NSLB）于1935年扩展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讲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Dozentenbund，缩写NSDDozentenbund），作为纳粹党控制大学的有力工具。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吸纳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在实际运行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而是纳粹政治思想，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1937年1月颁布的《文职人员法》同样适用于教师，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卖身投靠。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1903—1990）迎合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则鼓吹“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 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并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特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但是，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3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减少入学人数。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

以上因素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20—1933年间，德国共有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1933—1944年降为1534名。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为11.8万人，1938年降到5.1万人。面对1937年起全国出现的科技人员和医生紧缺现象，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一定的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学习。战争爆发后，又允许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万人。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在课程设置上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每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需要从事为期4个月的劳动服役，为期2个月的冲锋队服役，每周还要从事3小时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大学生从劳动服役营回校后，还需要定期进入设在校园内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在那里同吃、同睡，共同从事早锻炼，每周接受数次政治教育，以进行政治改造，经受体质锻炼，加强纪律性。

当局的胡作非为给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大学的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由于区分自然科学具有“德意志性”和“非德意志性”，使德国脱离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根据纳粹主义的观点重新改写，其科学性日益减少。种族学、优生学、国防研究等大行其道。为了注释纳粹主义理论而兴办的研究所，如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和党卫队的遗传研究所等，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更是遭到扭曲。大学生不仅人数减少，而且素质和水平都急剧下降。由于知识分子经常遭到纳粹当局抨击，教师更是经常受到清洗和干扰，致使青年普遍不愿当教师。高校学生中师范生的比重从1935年的16%降到1939年的6%。

纳粹统治时期的中小学教育也发生很大变化。虽然其中有些举措同魏玛时期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却截然不同。

私立学校受到排斥，手段包括：取消税收优惠条件，规定公务员和军人不得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等等。1933—1934年冬春，由普鲁士州起始，随后其他各州先后跟上，将私立学校的领导体制改成“领袖原则”，教师的决策参与权被剥夺，代之以个人决断。最后，在教育“一体化”的口号下，此类学校全部被取消，以保证当局能严密控制全部教育环节。

德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小学大多是教会学校，地方和区一级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教会神职人员手中。魏玛共和国时期，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会性质。纳粹当局对中小学采取非教会化的方针，其目的不是用科学取代宗教，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学校，以纳粹主义的新教义取代基督教教义。不过，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纳粹当局在学校非教会化的步骤上，进展比较缓慢和温和。

纳粹党执政之初，希特勒为了获得教会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声明“准许并确保基督教会对学校和教育具有影响”。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罗马教廷签订宗教协定，确认教会的办学权利，承认宗教课是正式学科，并给予教会以监督权。随着纳粹统治的巩固，从1935年起，当局着手将教会学校改为公共小学。它主要是通过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使用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的手段。结果，在天主教影响较大的慕尼黑，两年内93所天主教小学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学。从1937年起，当局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压缩、贬低甚至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宗教课的总数也从中学每周18课时减至12课时，小学每周31课时减至15课时。职业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理由是应把时间花在更为实际的课程上。不少教师恐吓学生家长签字，让孩子放弃宗教指导课，改为选修意识形态指导课。到纳粹统治后期，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在中学阶段则强调实行双轨制，扩大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经常鼓吹要使每一个德国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中小学的管理体制也强调“领袖原则”，在1933—1934年逐渐取消了教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推行校长全权负责制。甚至连“家长理事会”（Elternbeirte）也被取消，代之以“学校共同体”（Schulgemeinde），该机构的成员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名，经校长向当地党组织咨询后任命，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团代表。

教育中大力贯彻种族主义原则。在纳粹统治时期，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基础的受教育特权，被另一种特权所取代，即以注重种族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特权。犹太儿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赶出“德意志学校”，划入专设的犹太学校，欧战爆发后连犹太学校也被关闭。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占领区，小学以上的学校全部被取消。一份由希姆莱秉承希特勒旨意起草的备忘录规定，东部非德意志居民只能设立四年制小学，目标仅仅在于让孩童学会500以内的简单计算，书写自己的姓名，能按上帝旨意服从德国人，做到诚实、勤勉和驯服即可。除此之外，东部地区不得有其他的学校。而对德意志家庭则多方照顾，尤其是多子女的德意志家庭，可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以便同当局的种族生育政策相配合。在普鲁士州，德意志血统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可减免1/4的学费，第三个减免1/2，第四个起全部免费入学。

政府还为全国的中小学规定了统一的礼仪，以强化纳粹主义的氛围。1934年12月18日，内政部颁布一项政令，其中规定：“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内外相遇时都要互致德国式问候（Deutscher Gru），即希特勒问候（Hitlergru）。每堂课开始时，教师必须走到全班学生前，立正，抬起右臂，高喊‘希特勒万岁’；学生们也必须抬起右臂，回以‘希特勒万岁’。下课时，教师和学生同样互致德国式问候。”

在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方面，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Bund Deutscher Mdel，缩写BDM）的活动，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威斯特法仑一所拥有870名学生的学校，仅1937—1938年一个学期，平均每个学生就损失26.5个教学日。名为“PT科目”（主要内容是越野跑、足球和拳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936年以前每年搞2次，1938年增至每年5次。文化学习的内容也受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严重侵蚀。

五、校外教育与特种学校

希特勒曾经强调，国家应该全面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学生在校期间国家要管，在校外或脱离学校之后更要管。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女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役队（Reichsarbeitsdienst，缩写RAD），在实施纳粹的校外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青年团可以溯源到1922年3月成立的纳粹运动第一个青年组织——纳粹党青年联盟（Jugendbund der NSDAP）。该联盟由慕尼黑失业青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兰克（Gustav Adolf Lenk，1903—1987）受命组建并担任领袖，隶属于冲锋队。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该联盟遭禁。1926年，纳粹党在魏玛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定名为希特勒青年团，作为纳粹党的青年组织，由库特·格鲁贝尔（Kurt Gruber，1904—1943）任全国领袖。格鲁贝尔上任后，模仿纳粹党的组织架构，在普劳恩（Plauen）建立希特勒青年团的全国指导处。1928年，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决定为10—14岁的男童设立少年队（Jungvolk），为女青年设立女性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早期归冲锋队管理，到1932年5月获得独立地位，直接受纳粹党领导。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于1933年7月17日任命26岁的纳粹党国会议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为全国青年领袖，授权其在内政部长领导下监管全国青年的一切活动。同年底起，希特勒青年团着手解散或吞并全国的青年组织。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根据席拉赫的建议，发布《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组织》的命令。其中称：“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青年，因此德国青年必须准备好承担起未来的责任。政府决定： （1）德国境内的德意志青年组织为希特勒青年团； （2）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除非在家里或学校里接受教育，都必须在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接受希特勒青年团在体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准备为民族和共同体服务。”这样，全国一切青年运动均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同时让该组织从党的青年组织扩大为国家青年组织。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发布第二项命令《青年的服务义务》，规定从10岁到19岁的所有德意志青少年都必须在希特勒青年团服役。于是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相关组织德意志女青年团就成了强制性行为。

为了适应从事校外教育的需要，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结构在纳粹统治时期作了调整和扩充，将覆盖对象扩大到6岁以上的孩童，形成男性的学龄团员组织（Pimpf） （6—10岁）、少年队（10—13岁）、正式团员组织（14—18岁）和准军事性分团，以及女性的少女队（Jungmdelbund）（10—13岁）、德意志女青年团（14—16岁）、“忠诚与美丽”（Glaube und Schnheit）组织（17—21岁）等几个层次。它们的成员全部穿着褐色上衣配黑色裤子的制服。

纳粹统治早期，曾规定14岁以上的男女少年在农忙时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以后男女少年必须经过为时1年的“下乡年”，成为制度。在这1年里，少年们上午参加农业劳动，下午参加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纳粹运动史、种族学和时事讲座。农忙时全天参加劳动。1935年6月26日，纳粹当局颁布《国家劳动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pflicht），规定18岁以上的青年必须参加国家劳动服役，并为此组建了“国家劳动服役队”。在实际执行中，男青年由于还需要到军队服役两年，一般在18岁那年参加劳动服役半年，期间穿着统一制服，用尖镐和铁锹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艰苦劳动，过兵营式生活。女青年在18—21岁期间，到城乡德意志家庭内从事家务服役一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并参加田间劳动，这样既能腾出农村劳动力，又能使女青年实践婚前家政。

当局还创办了特种学校，用于培育纳粹精英，即未来的政治官员和政治立场坚定的专业技术干部。

民族政治教育学院，是纳粹特种学校中的初始类型。1933年4月20日，时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下令，在位于普伦（Pln）、科斯林（Kslin）和波茨坦（Potsdam）的3个旧军官学校的校址内创办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作为向希特勒的生日献礼。此类学校最初由政府教育部经办。到1938年，从原来的3所发展到23所。到1942年，更是发展到40所，其中3所为女校。在招生方面，优秀的种族血统和过人的身体素质是主要条件。每所学院每年都会收到约400名候选人，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能够参加入学考试，参考者中只有不到1/3能够被录取。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劳工家庭。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学生还有6个月的考察期，一旦被证明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要求，将被开除。此类学校为寄宿学校，学生按军队方式编组，以排为基本学习单位。学校的教学计划由教育部主管，基本上参照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前要经过考试，并获得大学入学考试评定，这让他们有资格进入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1942年，全国40所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部改名为德意志寄宿学校。它们除继续承担原有任务外，还负责接纳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以及出外执行任务的官员和科学家的子女。

青年领袖席拉赫曾经想染指民族政治教育学院，但希姆莱、鲁斯特等显要人物将他排除在外。于是，他和劳工领袖罗伯特·莱伊一起，着手组建更具纳粹色彩的特种学校。由此，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Hitler-Schulen，缩写AHS）应运而生。此类学校从1936年开始组建，第一所于1937年2月1日落成。它们直接隶属于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团系统，各校事务则由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大区领袖分管。由于其目标是建成独立于现存国家教育框架之外的教育体系，所以教学安排更为灵活，纳粹党的培养目标体现得也更为直接。因为纳粹党的经费不如政府系统充裕，尽管预定目标是每个大区都要建造一所此类学校，直到欧战结束，全国只建造了10所，学生的总容纳量为3600名（每年总招生数为600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不伦瑞克学校。此类学校的学生来自少年队，从12岁儿童中选拔，受训6年后毕业。学生不必自己报名，也毋需经过文化考试，一般由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从11岁的少年队员中预选候选人，主要标准是具有纯德意志血统（白肤、金发、碧眼者有优先权）。生理条件尤为重要，如1940年，此类学校在巴登地区选拔新生，48个获提名者中就有14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入选。体检合格者还要通过为期两周的青年营生活考察。考核极富竞争性，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勇气和忍耐力。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训练重点是军事体育和在纳粹党内外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学生全部住校，以小队为基本活动单位。每小队有1名高年级学生指导铺床和穿衣等内务，以及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规范。教学方法是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练。学生要记录个人成绩和品德评语，有升留级制度。毕业文凭可作为升大学的学历依据。与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相比，它更加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建校初期，它为学生安排体质训练每天5课时，文化学习1课时（含阅读纳粹报刊）。以后文化课比重提高到每周22课时，体质训练15课时。由于过分强调体育课，忽视文化课，学生的文化水平一直为人们所诟病。

冲锋队也于1934年1月建立了位于施塔恩贝格尔（Starnberger）湖边的民族社会主义高等学校。“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该学校受到纳粹党司库弗兰茨·克萨韦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1875—1947）的保护，后来又归附于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1939年8月8日，赫斯将它重新命名为费尔达芬纳粹党国家学校。学校独立于教育部，进行6—8年的中学与实科学校相结合的教育。它在教学计划制订方面得到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的帮助，课程设置主要是德语、历史、地理和政治，每周的体育课达到14节。

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为主要建立于1936—1937年的骑士团城堡学校（Ordensburgen，缩写NSO），由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领导。此类学校全国共有四所：座落于波美拉尼亚的克罗辛泽城堡（Crssinsee）的训练重点是拳击、骑术和滑翔等；位于南德的松特霍芬城堡（Sonth of en）的训练重点是登山和滑雪；座落于莱茵区的福格尔桑城堡（Vogelsang）重点是体格锻炼；马林堡城堡（Marienburg）的重点是强化灌输纳粹主义思想。每所城堡学校拥有500名教职工，可接纳1000名学员。学员在为时6年的就学过程中，依次在各个城堡受训，每个城堡受训期为1年半。其学员由纳粹党大区领袖和分区领袖直接推荐，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由于校内轻视文化学习，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有1%达到大学生水平，10%达到高中水平，大部分只达到初中水平。骑士团城堡学校毕业生原应立即成为纳粹高级官员，但因受到原有官员的阻挠，实际上多被派往东部占领区任职。

纳粹党意识形态阐释者罗森贝格还试图建立“纳粹党高等学校”，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来培养纳粹精英分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反犹研究所，并拟制出在巴伐利亚州希默湖（Hiemesee）附近建校的方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战争的来临为特种学校带来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将这一教育体制带向了终点。1944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所有现役士兵和预备军官只有经过特种学校的培训才有资格获得国防军和党卫队的领导岗位。于是，各类特种学校都紧急行动起来，教学也日益军事化。孩子们热切希望能够走上战场。当战场形势表明战争有可能迅速结束时，有的孩子甚至悲叹自己无法赶上战斗。然而，形势很快变得残酷起来。一批又一批特种学校的学员走上战场，但伤残和死亡的命运也降临到这些14—15岁孩子的身上。但是纳粹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放弃特种学校的计划，“没有一所特种学校接到过上级关于解散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