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拉热窝事件；德国的应对之策
正当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萨拉热窝事件（Attentat von Sarajevo）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线。1914年6月，奥匈在波斯尼亚举行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6月28日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1863—1914）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时，遭到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青年波斯尼亚”（Junges Bosnien）成员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1918）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欧洲国际局势大为紧张，两大军事集团活动频繁，战争一触即发，形成了所谓的“七月危机”（Julikrise）。
奥匈认为，萨拉热窝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是塞尔维亚，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威胁到多民族的帝国的生存，因此必须借此机会用战争摧毁塞尔维亚。但是，奥匈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德国的支持，以应付俄国可能介入带来的威胁。于是奥皇写信给威廉二世，征求德国的意见。
当时德国领导层的考虑明显存在不当之处。其一，德国政府估计奥匈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打垮塞尔维亚并稳定其在巴尔干的地位，同时也可能借此削弱俄国的力量。其二，俄国的态度虽然无法确定，但沙皇应该不会支持谋杀君王的凶手。其三，奥匈是德国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友，应该予以支持。其四，奥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基于以上“风险评估”，德国政府决定支持奥匈。威廉二世在7月5日给奥皇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将无条件忠于盟约，贝特曼霍尔维格在给驻奥大使的指令中也表示，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德国将坚定地站在奥匈一边。这就是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向奥匈开出的“空白支票”（Blankoscheck）。但是，在实际上，德国政府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战争问题，皇帝照常出门旅行，总参谋长毛奇和海军部首脑蒂尔皮茨都在休假即是明证。
然而，奥匈的反应并没有像德国预想的那样迅速。匈牙利人担心吞并塞尔维亚会导致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增加，进而影响其在帝国东部地区的主导地位，因而反对进攻塞尔维亚。这种分歧影响了奥匈的决策进程。因此，奥匈直到7月23日才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以内给予答复。通牒不仅要求塞尔维亚政府镇压一切反奥活动，而且提出了多项伤害塞尔维亚主权国家尊严的要求。甚至连德国方面也认为奥匈要求有些过分，声明自己对此毫无所知。最后，尽管塞尔维亚满足了绝大部分要求，奥匈仍断绝了两国关系，准备开战。
协约国方面起初仍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俄国因军事准备不足，提出了将争端交给1899年建立的海牙仲裁法庭加以处理的建议；英国政府也提出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列强协调来解决争端。但是，德奥两国在形势判断上明显有误。德国认为，奥塞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俄国不会介入，法国和英国也不会跟进，因此决意让事件升级。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23日还表示，希望事件只是涉及奥匈和塞尔维亚，只有其他列强介入时，德国才介入。他也相信，英国并不会很快介入其中。而且从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是，法国采取的也只是一种“恫吓政策”。
然而，协约国集团的反应大大超出了德奥两国的估计。在英法等国，不仅公共舆论明显站在反对奥匈的立场上，对塞尔维亚表示同情，而且政府也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俄国也明确表示，不允许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它还从7月20—23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对彼得堡的访问中得到了将“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的保证。7月25日俄国已经出现局部动员的迹象。英国政府也明确向德国表示，如果冲突仅限于奥俄，英国将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德法也卷入战争，英国就不会坐视不管。实际上，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Karl Max von Lichnowsky，1860—1928）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已经表明，除非奥匈愿意就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进行讨论，否则“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与协约国的团结一致相反，作为同盟国的意大利则对奥匈表达了不满，认为奥匈的最后通牒过于霸道，并明确表示，由此引发的战争已经超出了防御性战争的范围，意大利不会承担义务。
德国政府原本指望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控制在局部战争范围内，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可能引发全欧性的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匆忙采取了两大步骤来争取局势的缓和。
首先，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悉知俄国准备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立即劝告俄国不要采取动员措施，以免危及欧洲和平，同时表示“支持俄国希望塞尔维亚的完整不致发生问题的愿望”，以安抚俄国。他提出的处理奥塞争端的原则是，既要“使塞尔维亚受到应有的教训，同时能保存它的主权”。与此同时，他还致电英法两国，要求它们劝告俄国。此外，德国外交部还希望在外度假旅行的德皇、毛奇和蒂尔皮茨等不要立即回到柏林，以免引发人们的猜疑。直到7月27日，德皇及军政主要官员仍然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希望奥塞冲突局部化。
其次，德国政府劝告奥匈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以便事态得到缓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知道，仅要求俄国方面保持克制是不够的，只有在争端中处于强势一方的奥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事情才能有转机。不仅如此，德国政府必须纠正基于“局部性战争”评估之上的对奥匈的全面支持，阻止其透支德国开出的“空白支票”，引发大规模战争。
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巨大压力，也促使德国出面力劝奥匈。德国政府自己也认为，塞尔维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知会德国，要求其施加影响，劝告奥匈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或以此为基础进行会谈，否则会造成“欧洲最可怕的战争”时，德国宰相认为接受格雷建议进行调解已经刻不容缓，并且把英国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立即转给了奥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1863—1942）。然而德国宰相得到的答复是，对塞开战已经成事实，“英国的建议已经是太晚了”。由此断绝了德国对奥塞争端进行干预的任何希望。
德国政府在“七月危机”中的外交策略显然存在问题，对形势有误判。它将可能到来的冲突置于仅限于奥塞之间局部战争的设想之上，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甚至向奥匈开出了“空白支票”，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奥匈不顾后果的行动。它在处理危机的策略上也存在明显的“偏袒”性错误。它希望奥匈在一场以大欺小的对塞战争中迅速获胜，显然不可能为俄国等协约国所接受；当得知俄国要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德国又一味要求俄国保持克制，却没有明确撤回对奥匈的支持，通过阐明德奥同盟的防御性质迫使其在面对与俄国的无望战争面前退却；尤其重要的是，德国没有明确支持英国数度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的建议，错过了成为调解人的最佳时机。就此而言，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德国和奥匈外，俄、英、法等欧洲主要列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在整个“七月危机”期间，俄国政府虽然没有推动但也没有制止局势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法国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塞尔维亚问题，却通过鼓励俄国而扮演了战争怂恿者的角色；英国则想通过战争来削弱德国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世界主宰地位。而事实是，即将到来的战争使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都受到了重创，欧洲列强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二）战争爆发；德国的战争目标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29日俄国宣布针对奥匈的局部动员，30日宣布总动员。德国期望冲突保持在有利于同盟国的局部范围内的梦想破灭。31日德皇宣布德国进入战争危急状态，要求俄国取消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宣布动员。8月1日，在没有收到俄国回应的情况下，德国宣布总动员并向俄国宣战。同一天，法国宣布总动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一场波及全欧乃至整个世界的大战由此爆发。
德国军界对这场终于到来的大战谋划已久。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毛奇就已经预料到未来德国将面对法俄的两线作战。19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德俄关系恶化，总参谋部已经开始考虑两线作战计划。此后，随着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德军加紧相关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
根据前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莱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在1905年制定的“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Plan） ，德军若想在针对法俄的两线作战中取得胜利，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基于这一点，在两线作战中，为了防止俄军利用其广阔的领土逃避打击，造成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在东线先进行防御战，集中兵力于西线，对法国实施毁灭性打击。在对法战争中，德军要在南部的瑞士到麦茨之间的左翼采取防守态势，集中优势兵力于北部的右翼，穿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迅速占领巴黎，然后南下与左翼德军形成夹击之势，包围强大的法国东部战线，围歼法军。然后挥师东向，解决俄军。可见，施利芬计划成功的关键是迅速击败法军，为此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显然是英国所不允许的，必然为英国的参战找到最合适的借口。而英国的介入必然会给战争结果带来巨大的变量。
此外，德国军方早就存在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早在1912年12月就提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军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出于一种纯军事角度的考虑。在军方看来，既然两线作战不可避免，那么利用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惨败尚未恢复这一时机进行战争是最有利的。这样的话，德军可以利用东线俄军力量较弱的有利形势，集中力量打击法国。而且根据总参谋部的估计，俄军扩军计划将在1916年—1917年完成，俄国修建西部战略铁路也将取得重大进展，届时军事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德国。正因为如此，当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为挽救和平而进行最后努力，要求奥匈接受英国的调停建议时，德国军方却在鼓励奥匈进行战争冒险。毛奇甚至劝说奥匈“不要接受任何调停尝试”。这就是军方所谓“防御意识”下的“进攻战略”。
因此，德国军方对于推行战争冒险政策是有重要责任的。实际上，早在1913年的军事备忘录中，军方已经完全估计到了一旦战争爆发会出现的情况，包括法、英、俄协约国军事同盟的有效性、英国参战以及德国将会因为巴尔干争端而卷入战争等。德国政府和军方这种各行其事的做法源自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帝国时期君主专制主义的畸形宪政结构，即军方直接对君主负责而不在政府领导之下。
从当时德国国内政治状况看，统治阶级也觉得有很必要进行一场对外战争。随着德国的高速工业化，工业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增强，议会化、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传统贵族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压力不断增大。在这种形势下，实施“一种活力十足的对外政策”来“巩固受到危害的社会现状”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通过世界政策和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来转移国内视线，缓和国内紧张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统治者的选择。换言之，成功的对外政策成了德国统治者化解国内问题的最好手段。此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对外扩张和战争。当然，帝国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尚无法确证。
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看，起初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七月危机”期间，多个德国城市出现了反战游行示威。但是，在7月底，德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俄国首先的战争动员说服了德国公众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俄国的战争动员使人们感觉德国正受到俄国的进攻威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出于自卫，从而使德国民众聚集于“保卫祖国”的大旗之下。
因此，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所谓的“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或“1914年精神”（Geist von1914）。绝大多数民众在战争爆发初期沉浸于一种亢奋之中。他们视这场战争为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建立殖民帝国之后的第三次民族征程的启航，是德意志民族走向世界强权的新起点。因此，人们开始抛弃相互之间的对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出现了所谓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在这种氛围中，强烈、欢悦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淹没了战争即将带来的各种具体危险和灾难。虽然与570万协约国军队相比，350万德奥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少数，但很多德国人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捍卫年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举，战前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一扫而光，理性完全让位于**，军事优先压倒了一切。8月4日，威廉二世发表议会演说，明确表达了要求各种力量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不再知道什么党派集团，我只知道德意志人。”结果，在当天的议会投票表决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无一例外地支持战争拨款。德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的议会化、民主化进程被弃之一旁，皇帝在随后的战争年代成了民族的象征。
德国各界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后，打败敌对国家的战争目标也提了出来。1914年9月9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为首的德国政府公布了《我们在媾和时的政策方针临时纪要》（vorlufige Aufzeichnungüber die Richtlinien unserer Politik beim Friedensschlu） ，即所谓的《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 ，明确提出了德国的战争目标： （1）在西部，要吞并更多的法国领土，使之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比利时必须割让列日等领土，并且变成德国的附属国；卢森堡成为德意志联邦成员，从比利时获得部分领土；荷兰表面上维持独立，但实际上依附德国。（2）在东部，要尽可能地使俄国远离德国边界，结束它对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要建立独立的波兰。（3）建立德国领导下的中欧经济联盟，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等。（4）在殖民地问题上，要建立中非殖民帝国，等等。
德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带有掠夺色彩和霸权特征的战争目标。在经济界，以蒂森为代表的重工业界通过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明确提出，要在西部和东部实施兼并政策，以确保原料来源；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则提出了借助中欧经济力量使德国成为世界强权的思想。包括农场主同盟、基督教德意志农民联合会联合（Vereinigung der christlichen deutschen Bauervereine，1900年由17个农民联合会发起建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等在内的多个社会团体也纷纷向政府请愿，提出了掠夺性和兼并性的战争目标。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Heinrich Cla，1868—1953）在其备忘录中甚至提出驱逐东欧原有居民，建立德国在东欧的霸权的主张。德国的知识界也是战争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多位教授参加发起的知识界宣言呼吁捍卫德国人的生存、精神和道德生活，并提出了自己的期许：要与法国进行一劳永逸的清算，“在政治和经济上无情地削弱它”，要夺取法国北部沿海地区，以实现对英国的战略安全和得到更好的出海口；确保对比利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俄国要变成德国的农业殖民地，成为德国增长的人口和移民的去处，要德意志化；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对外贸易、海权和世界强权方面的地位，必须打破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等等。这些主张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兼并的基础上，相关主张者也获得了“兼并主义者”（Annexionisten）的称号。在德国各政党中，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其他政党也都支持兼并要求。
二、大战进程
（一）施利芬计划的破产
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人力资源方面明显弱于协约国。当时德奥两国动员的军队总数为350万（德国为214.7万人） ，而俄法英三国动员的军队总数却达到570万人。在经济和战争资源方面，拥有庞大经济总量和广阔海外殖民地的协约国也明显超过同盟国。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同盟国方面唯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更快的进军速度来加以弥补，只有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依据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开始行动。
根据施利芬计划，德军必须在数周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绕道比利时，自北而南给法军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然后结束西线战事，挥师东向，打击动员速度较慢的俄军。在东线，德军则先采取防守态势，奥匈将集中力量对付塞军和俄军。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攻势。8月2日，德军侵入中立国卢森堡，3日夜又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越过比利时边界。但是由于比军顽强抵抗，德军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用了18天才通过比利时，从而给法英联军以喘息之机。此后，德军兵分数路，在法比边境先后击败法军和英军，直逼巴黎。8月20日起，在南翼处于守势的德军向进攻中的法军发起反攻，经过一系列边境战役，法军损失惨重，被迫缩退到马斯河（Maas）后面。法军司令霞飞（Joseph Joffre，1852—1931）承认“边境交战以失败而告终”。9月2日，法国政府匆忙撤出巴黎，迁往波尔多（Bordeaux）。
法军在明白了德军的意图后，立即加强法比边境和巴黎的力量。霞飞打算以马恩河（Marne）为依托，发动一次全面攻势，以制止德军的持续推进。此时形势也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变化，本来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的德军为了应付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局势，从西线抽调两个军支援东线，从而削弱了西线德军的力量。9月5—12日，德军5个集团军与兵力居于优势的法英联军6个集团军展开马恩河会战（Marneschlacht） ，战斗在巴黎到凡尔登一线进行。结果，虽然联军损失高于德军，但受到联军威胁侧翼以及指挥协调不力等因素影响，德军被迫撤退回防。德军原先制定的包抄消灭法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马恩河会战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速战速决的施利芬计划破产。此后在西线形成了从阿尔卑斯山（Alpen）到北海的阵地战，双方进入了相持局面。这一结果实际上已经在小毛奇的意料之中。早在1905年他就向威廉二世表示：“这将是一场不能以一次决战决胜负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与一个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艰苦的战斗”，通过一场俘获数十万人的战役而结束战争的想法“是根本不符合战争的具体情况的。”马恩河会战失利后，小毛奇被解除总参谋长之职，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接替其位。
东线形势也出乎施利芬计划所料。俄军在未充分准备之下就发起了进攻，以援助陷于困境的法军。在西南战线，俄军在加里西亚击败并重创奥军。在西北战线，俄军两个集团军相继攻入东普鲁士，力量相对弱小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处于守势。为挽救颓势，德方任命兴登堡（Paulvon Hindenburg，1847—1934）为东线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为参谋长，发动对俄军的反击，在8月26—30日的坦能贝格战役（Schlacht bei Tannenberg）中以15.3万德军大败19.1万俄军，消灭了俄军第二集团军，然后又在9月初重创俄军第一集团军，解放了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此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其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无人能及。但是，德军在东线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到12月，东线也陷入了胶着状态的阵地战。
（二）1915年—1916年夺取战争主动权失败；和平宣言
德军在速决战破产后，决定改变战略，把战争重心转向东方，集中力量打败较弱的俄国，迫使其单独媾和，然后再转身对付英法，西线德军为此大量调往东线。1915年5月，德奥联合发动攻势，相继占领了波兰、立陶宛（Litauen）、库尔兰（Kurland） ，并夺回了加里西亚。尽管如此，迫使俄军投降的目的并未达到，到9月中旬，双方再次陷入僵持局面。
在核心国家陆续进入战争的同时，其他战线也相继开辟。1914年8月，德国与土耳其签订秘密同盟，德国地中海舰队也加入了土耳其舰队。10月底，土耳其突然袭击俄国黑海沿岸，11月初，俄、英、法先后向土耳其宣战。土耳其参战后，由于北部波罗的海出口和南方黑海出口分别处于德军和土军的封锁之下，俄国与其他协约国的联系被切断，军火不济，战力大减，成为协约国的薄弱环节。尽管英法1915年2月起发动达达尼尔战役（Dardanelles Campaign） ，也称加利波利战役（Schlacht von Gallipoli） ，试图夺取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终未成功。同年10月，保加利亚看到俄国在东线的崩溃和英法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失败后，也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希图夺回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的领土。结果，在德、奥、保三国军队的夹击下，塞尔维亚全境被占领，同盟国打通了与土耳其的陆上联系。
意大利本是同盟国集团中摇摆不定的成员。战争开始后，它以奥匈对塞尔维亚军事行动未事先协商为借口，宣布中立，实际上是要审时度势，待价而沽。结果，协约国出价更高，诱使意大利在1915年5月向奥匈宣战，8月向德国宣战。但是意军在战争中没有什么建树，仅增加了一条意奥战线而已。1916年8月，协约国又诱使罗马尼亚参加战争，但是等待它的是同盟国军队的夹击，12月同盟国军队攻占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大部分国土陷落。
鉴于1915年东线攻势中未能迫使俄国屈服，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法尔肯海因在1916年决定将战争重心重新转向西线，试图集中兵力击败西线法军主力，使英国失去陆上立足点，然后用潜艇战困死英国。届时失去西方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俄国将无力再战。1916年2月21日，德军围攻凡尔登要塞，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凡尔登战役（Schlacht um Verdun）。法尔肯海因的目的是要通过长时间猛烈攻击法军战线上的支撑点凡尔登要塞来大量消耗敌人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凡尔登战役也成了所谓的“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en）的开端。双方在战役中消耗了大量炮弹，动用了毒气弹、燃烧弹、飞机等各种新型武器，凡尔登也成了所谓的“骨粉厂”，数十万军人丧命于此。据统计，双方在该战役中损失近120个师，其中法军69个师，德军50个师。从整个战役看，7月以前，德军处于攻势，8月以后，主动权转入法军之手。德军击败法军的意图没有实现。法尔肯海因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而于8月29日解职，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开始了第三任最高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stung，简称OHL）的领导。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战争形势向不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
在凡尔登战役期间，英法军队于7月初至11月中旬发动了索姆河战役（Schlachtan der Somme） ，以迫使德军分散在凡尔登的力量。在历时4个月的战役中，英法联军共出动了104个师，英军首次投入了坦克。德军投入了约50个师。联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明显优于德军。但是在德军的顽强防御面前，联军进展缓慢，损失巨大。到11月中旬，因天气恶劣和物资耗尽，战役停止。在这场战役中，法军损失34.1万人，英军损失45.3万人，德军损失53.8万人。索姆河战役表明，协约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已经居于绝对优势。德军在该战役中损失巨大，士气大受打击，英法联军已经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就在西线激战方酣之际，俄军为了减轻西方盟国的压力，于1916年6月在东线发动了新的攻势，并在布科维纳（Bukowina）一举击败奥军，俘敌20多万人。此后，尽管德奥军队多次反击，都未能击退俄军。
1916年还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海战，即斯卡格拉克海战（Skagerrakschlacht；Seeschlacht vor dem Skagerrak） ，也称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交战各国的经济承受能力都面临着考验。英国在战争开始后就把封锁北海的海上通道、切断德国与海外的联系作为重要目标。1915年，英德两国海军已经在北海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包括海军参谋长波尔（Hugo von Pohl，1855—1916）在内的德国海军指挥部首脑害怕英国舰队的数量优势，不接受蒂尔皮茨的进攻想法，主张在陆上整个战局有利时才出动舰队主力，因此德国海军最初的战略只是防卫海岸，确保波罗的海安全航行。
1916年初，主张积极采取行动的谢尔（Reinhard Scheer，1863—1928）接任远洋舰队司令，开始寻求打击英国海军的战机。5月下旬，德国海军准备袭击英国东海岸的海军基地，英国海军部获悉相关消息后，派出主力舰队截击。5月31日，英国主力舰队和德国远洋舰队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相遇，发生战斗。在这场战役中，英国出动各类战舰150艘，其中大型战舰37艘；德国出动各类战舰99艘，其中大型战舰21艘。英国舰队主要舰只比德国舰队几乎多一倍，火炮也具有明显优势。但是，从交战的具体结果看，英国共有包括3艘战列巡洋舰在内的14艘战舰沉没，损失战斗吨位11.5万吨，死亡官兵6000多人；德国共有包括1艘战列巡洋舰在内的11艘战舰沉没，损失战斗吨位6.1万吨，死亡官兵2500多人。尽管德国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但是整个战局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北海依然处于拥有数量优势的英国海军的封锁之下。
在速决战破产和夺取战场主动权失败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利用在东南战线占领布加勒斯特的有利时机，于1916年12月12日联合其盟国发表了议和结束战争的和平宣言，试探协约国方面的反应。宣言内容归纳为：历时两年、覆盖大半个世界的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是强加在同盟国头上的；同盟国拿起武器是为了捍卫民族发展的自由和正义；如果战争继续，同盟国会取得最终胜利；为了对人类和历史负责，德国及其盟国提出和平结束战争的建议。很显然，如果协约国接受这一建议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就意味着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和承认战争的失败。因此，从12月13日起，法、俄、英、意等国先后表态，拒绝接受德国的和平建议，并于12月30日以协约国的名义联合作出回应，明确提出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对之进行“惩罚、赔偿和保证”的要求。协约国的回答实际上是告知德国及其盟国，战争将继续，直至打败德国。
（三）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参战；俄国革命和东方和约
1.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参战
由于陆上战略计划的破产和海上冲破英国舰队封锁的努力受挫，德国决定利用潜艇战来对付英国，试图用潜艇封锁英国航线，切断英国的物资供应，迫使其屈服。早在1914年9月22日，德国“U9”潜艇在数小时内就击沉了“阿布甲”号（Abukir）、“霍格”号（Hogue）和“克雷西”号（Cressy）3艘英国巡洋舰，震惊整个世界。
起初德国顾及美国等中立国的反应以及国际法的限制，在使用潜艇攻击商船等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此后随着战势的发展，德国政府和军方逐渐失去了耐心。德国方面的理由是，由于英国对德国采取了违反国际法的贸易禁运和饥饿封锁（Hungerblockade） ，特别是在1914年11月以后宣布整个北海为战区，导致德国的所有进口、出口以及中立国特别是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完全停止，北海的自由贸易完全成为不可能。如此一来，德国就会被慢慢困死，就像“冬天来临，树叶就会飘落一样”。因此，德国遵守国际法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故而自1915年2月起，德国也宣布英国周围海域为战区，加大潜艇战力度，在英国沿岸布设水雷，同时加大了潜艇编入现役的速度。1916年3月开始，平均每月有10艘潜艇入役，到12月则增加到15艘。1916年7月，谢尔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无限制潜艇战（uneingeschrnkter U-Bootkrieg）问题，认为它将“触及英国生死攸关的神经中枢”。潜艇战曾经取得的成绩也鼓励着德国军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据统计，1916年德国潜艇共击毁敌方和中立国船只1148艘，总吨位达282万吨以上；仅1916年10月至1917年1月间，被德国潜艇所布水雷炸沉的船只就达80艘，总吨位10万吨以上。
德国加大潜艇战力度的努力引起中立国特别是美国的不满。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鲁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多人遇难，其中有120多名美国公民，形成所谓的“鲁西塔尼亚事件”（Lusitania-Affre）。为此美国政府向德国提出了抗议。1916年3月24日，德国潜艇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又击沉了法国客轮“苏塞克斯”号（Sussex） ，形成所谓的“苏塞克斯事件”（Sussex-Fall） ，造成包括美国人在内的80余人死亡。美国政府为此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因担心与美国决裂，不得不在潜艇战方面有所收敛。
但是1916年下半年之后，鉴于形势恶化以及认为美国不会参战的错误估计，包括海军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在内的德国军方日益倾向于扩大潜艇战，认为此举可以迫使英国在数月内就范。帝国议会中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等也支持潜艇战。加之美国在促使英国停止封锁方面无所作为，德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1月9日作出了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无限制潜艇战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损失惨重，到1917年4月，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达1100多艘，吨位达200多万吨。但是，由于英国积极研制反潜武器和战舰，加强了对商船的护航，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目标破产。
无限制潜艇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是美国的参战。战争爆发后，美国起初一直保持着中立。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竞选美国总统的口号就是“威尔逊使我们免于战争”。同年4、5月间，威尔逊曾向英、法提出赞同和平调停的呼吁，但遭到拒绝。12月18日，威尔逊再次提出和平倡议，要求各交战国就结束战争提出条件。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再次呼吁交战国实现不分胜负的和平，同时重申了包括“海上自由”在内的美国政府的政策。然而，交战双方的回答都是要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实现和平。1917年1月31日，德国通知美国政府即将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立即以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答。2月3日威尔逊通知美国国会，称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与他先前提出的和平建议相抵触，美国必须加强力量以保护其公民的海上安全。2月26日他又提出实行武装中立以保护美国商船。4月4日和5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82票对6票和374票对80票通过对德宣战，6日威尔逊签署正式宣战声明。此后，美国政府通过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增拨军费，准备介入欧洲大战。
其实，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只是美国对德宣战的一个有力的口实。战争开始以后，美国虽名义上保持中立，却一直袒护和支持协约国。例如，美国对英国违反海洋航行自由等国际法进行海上封锁只是抗议了事，听之任之，而对德国的潜艇战则采取严正的国际法立场。其理由是，英国违反国际法影响的只是航海自由和美国贸易自由，而德国潜艇战危及美国公民的生命。美国不仅允许协约国的武装商船停泊美国港口，而且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早就确信“终有一天，美国必将积极投入抗德战争中去”。也就是说，美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是迟早的事。
美国采取貌似中立实为偏袒协约国的态度，缘于多重因素。首先，与英、德两国关系的疏密不同影响到美国的政策。美国与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十分友好的关系。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对后来居上的美国在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一直比较迁就，这也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对外扩张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而德美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但德国政府锋芒毕露的世界政策却使美国感到了一种威胁。尤其是德国在拉美地区势力的迅速扩张深深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德国外交部曾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南美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领事馆，搜集各类情报。到1904年为止，德国在南美各国设立领事馆的数目为：巴西24个，智利19个，秘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分别为11个，委内瑞拉8个。1902—1903年委内瑞拉发生财政危机不能偿还外债时，德国政府甚至计划进行军事干预，以便趁机将其置于德国的影响之下。拉美地区还是德国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视美洲为自己禁脔的美国自然不愿看到德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扩大。
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也有其重要的经济原因。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立的幌子下与各交战国进行战争物资贸易。但是，由于英国海军封锁的缘故，其贸易在事实上集中于协约国一边。开战以来美国的全部工业和农业都在全力供应协约国的军事和粮食需要，美国银行则从放贷给协约国的借款中获取厚利。因此美国金融资本也希望协约国获得胜利。
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态度。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所拥有的宪制政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正义、人道主义等文化传统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而德国的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则与之相去甚远。这种文化因素使美国人更同情英国人并站到英国一边。
1917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美国去掉中立伪装加入协约国作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交战双方已经筋疲力尽，美国此时参战可轻易取得胜利，提高自己在战后重建国际新秩序时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俄国爆发二月革命（Februarrevolution，1917）后，美国担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使德国有可能集中力量打败英法，因而迫不及待地站到协约国方面正式对同盟国作战。
美国的参战对战争走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时任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1872—1924）看得很清楚。他指出，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带来了强大的财力、军火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威尔逊还动员所有的中立国加入到反对中欧列强（Mittelmchte）的行列中。在美国向同盟国宣战后，中国和美洲许多国家都追随美国，加入到协约国方面作战。战争形势向有利于协约国的方面转变。
2.俄国革命和东方和约
1917年对战争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事件是俄国革命。俄国是协约国阵营中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长期的战争使其国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农运动高涨，士兵反战运动不断。德国则积极与俄国革命者接触，通过资助和宣传的方式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造成俄国的内乱，削弱其战争能力。由于这种内因和外力的作用，1917年3月12日（俄历2月27日） ，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发动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是在革命中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坚持承担协约国关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诺言。在这种形势下，以列宁（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 Lenin，1870—1924）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Bolschewiki）提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要求停止战争，“放弃一切兼并”。德国政府自然期望新的革命能使俄国迅速退出战争，减轻自己的压力，因此安排专列，积极协助流亡瑞士的列宁于4月初乘车横穿德国，返回俄国，并帮助其他俄国革命者回到俄国，准备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则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积极准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Oktoberrevolution）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天，苏维埃政府（Sowjetregierung）宣布退出战争，提出了进行公正和民主的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建议。12月15日东方战线实现停火，20日开始和平谈判。但是，以马克斯·霍夫曼将军（Max Hoffmann，1869—1927）为代表的德国军方以“安全和平”为由，不想退出已经占领的俄国领土，以防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影响向西扩散；与此同时，同盟国把已占领的东欧农业区当作自己的重要粮食供给地区，不愿拱手相让；而原先处于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人民、芬兰人（Finnen）等也都希望能从俄国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实现民族自决。因此双方谈判久拖不决。
对于希望迅速在东方缔结和约，以便集中力量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苏俄在谈判问题上的拖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1918年2月18日，德奥军队再次发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全线攻势。3月3日，苏维埃俄国（Sowjetruland）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Frieden von Brest-Litowsk）。苏维埃俄国失去了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利夫兰（Livland）、爱沙尼亚（Estland） ；乌克兰（Ukraine）和芬兰将通过民族自决进行确认；卡尔斯（Kars）、阿尔达汉（Ardahan）、巴统（Batum）等地划给土耳其。《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失去了部分土地，但通过以空间换时间，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并因此而能够集中力量巩固政权。该和约的另一后果是，德奥在和约中表现出的极度贪婪使英法等国完全放弃了和谈的打算，坚定了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心。
同盟国与罗马尼亚也在1917年12月9日实现停火。1918年5月7日，双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 von Bukarest1918）。据此，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德国结束对其占领；罗马尼亚割让南多布罗加（Süddobrudscha）和北多布罗加（Norddobrudscha）部分地区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向中欧列强提供贸易优惠。
表面上看，德国在1917年面临的战争形势似乎不坏。在东线，俄国已经崩溃。它提升了同盟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勇气；在西线，德军撤退到坚固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ie）后面，顶住了英法军队的猛烈攻势。甚至英国已经开始出现厌战的声音，认为继续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长期下去会使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法军在4、5月份发动的攻势也以失败告终。在意大利战线，德奥军队于10月份发动攻势，一举消灭意军30万人。意军战斗意志消退，军心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