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奥、意三国结成同盟到英、法、俄三国达成协约，欧洲终于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从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实力看，三国协约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明显优于三国同盟。在三国同盟中，奥匈和意大利相对较弱，只有德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三国同盟内部并非团结一致。意大利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奥匈有矛盾，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则希望与英法搞好关系，以获得它们的支持。因此，1902年意大利已经明确向法国大使保证，只要法国在战争中属于非侵略一方，意大利将严守中立。鉴于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为了对抗协约国集团，德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增强军事实力，为日后可能的军事战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则试图与英、俄等国和解，以瓦解敌对阵营。

（一）军备竞赛

面对日益紧张的敌对气氛，两大军事集团首先展开了军备竞赛，试图以实力压到对手。对立双方都加紧陆军力量的建设。从协约国方面看，1913年法国常备陆军总数达到80万人，俄军为142万人。同盟国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自然不甘落后。奥匈帝国陆军总数在1914年时增加到47万人。德国的军队规模和军事开支也大幅增加。帝国军队的编制人数从1880年的43.4万人增加到1913年的86.4万人，增幅近100%，而同期德国人口总数的增长还不到50%。不过德军实际人数通常落后于规定的编制人数，1914年春天为74.8万人。

在军备竞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德国在1898年通过第一个海军法案后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为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积极扩充自己的海军实力，通过建造无畏舰等保持自己的海军优势，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限制海军军备谈判来阻制和拖延德国的海军发展，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海军优势，同时赢得舆论支持。因此在1905年以后的三年中，英国提出了多个削减海军军备的建议，甚至建议在1907年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会（Haager Friedenskonferenz）中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还非正式地暗示：德国推迟海军计划或与英国达成限制协议，有利于消除英国加强与法俄之间密切关系引发的不安，恢复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德国认为，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加强与法俄的关系，一方面又提出限制海军军备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威廉二世尤其反对各种阻止德国加强海军建设的企图。早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期间，他就在威斯巴登发表谈话，宣称宁愿要“一柄锋利的宝剑”也不要最好的和平保证。他明确表示：“牺牲德国海军的建设来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我是不赞成的。如果英国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而又暗示着说我们必须限制我们的海军……德国大使必须从一开始便予以拒绝，像这样，法国和俄国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要求我们限制我们的陆军。”宰相比洛也表示，“在任何情况之下，凡是想以限制我们国防力量为目的的协定，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来讨论的。”

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两国继续海军竞赛。由于德国不愿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谈判，英国只得加紧扩建海军，并于1909年通过了新的海军预算。它还加强与法俄的紧密关系，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1901年—1910年在位）在1808年夏天频繁与法俄首脑会晤。德国对此的答复是，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8，1912）。其战舰越造越大，包括排水量18000多吨、带有12门28厘米口径大炮的“拿骚”级，排水量22000多吨、配备12门30.5厘米巨炮的“赫尔果兰”级以及排水量25000吨以上、配备35.6厘米巨炮的“国王”级战列舰等。

（二）改善与协约国关系的努力

德国政府在大力扩军的同时，面对英、法、俄三国联合的沉重压力，也试图通过外交和解方式来打破自己被“包围”的现状。

它首先选择了英国作为外交突破点。实际上，比洛担任宰相期间就已经意识到，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政策会导致与英国的战争，因此曾计划与英国展开限制海军军备的谈判，但由于蒂尔皮茨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宰相之职后，面对英国与法俄两国接近带来的压力，再次试图与英国协商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在他看来，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要改善与英国的关系，首先必须消除英国对德国发展海军的焦虑。但是在德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下，贝特曼-霍尔维格虽身为宰相，却无法掌控海军政策。帝国海军部实际上直接对皇帝负责，主管海军力量的蒂尔皮茨明确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海军来压迫英国就范，威廉二世更是从根本上反对就“他的舰队”进行谈判。

尽管如此，贝特曼霍尔维格还是于1909年8月开始和英国谈判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德国的策略是：必须实现扩充舰队计划，只在建造无畏舰数量方面作些许让步，由每年计划建造4艘改为3艘，同时要求英国将建造计划降到4艘，从而使英国失去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德国要求在签订海军协定时缔结一项政治条约，规定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恪守中立，以达到拆散英国与法俄同盟的目的。对此，英国自然不愿接受。谈判归于失败。

1912年初，德国酝酿再次通过扩建海军法案，将每年建造主力舰计划从2艘增加到3艘。财力上不堪竞争重负的英国决定与德国重启谈判。是年2月，英国政府派出以国防大臣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为首的“霍尔丹使团”（Die Haldane-Mission）前往柏林，与德国进行谈判。德国最关心的是拆散协约国，对于限制海军军备则不太积极，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建议，缔约一方在另一方卷入战争时，应当保证维持中立。英国担心因此会损害其与法俄的同盟关系，表示不能容许法国被击溃，因而提出双方保证不参加对另一大国的无端攻击和侵略。英国还提出，若德国同意限制海军军备，英国将部分满足德国在殖民地方面的要求。但是德国拒绝在海军军备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只同意延期建造主力舰，而且它认为英国的中立条件过于“模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3月，英国方面拒绝了德国关于签订中立协定的方案，谈判再次失败。5月，德国国会批准了新的海军法案。显然，英国无法容忍德国的海上领先地位。因此，与德国扩建海军相伴而来的必然是英国和德国的对抗。

此后英国基本上放弃了对德国的期望，全力准备与德国对抗，在扩建海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法俄的军事合作。为此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提出了新的法案，规定德国每建造一艘军舰，英国就造两艘。英国还计划将地中海的战舰调回本国，以集中力量在北海对抗德国。与此同时，英国还与法国就海军联合行动拟定了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德国在与英国进行和解谈判的同时，也曾试图与俄、法进行和解。1907年英俄缔结协约后，德国认为有必要采取谨慎的对俄政策，以免引起俄国的敌意，导致其与英法进一步接近。为此，德国甚至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在德黑兰（Teheran）开设银行的邀请，以此表明对在伊朗拥有巨大势力的俄国的尊重。俄国则表示，英俄协议的目的旨在消除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分歧和摩擦，而非针对德国之举。两国关系因此有了改善的空间。双方甚至准备就俄国取消反对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德国承认俄国在伊朗北部的特权等问题达成协议。

然而1908年土耳其革命（Türkische Revolution von1908）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波斯尼亚危机（Bosnische Krise1908；Bosnienkrise1908； Bosnische Annexionskrise1908） ，给改善德俄关系的努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当时奥匈趁着混乱的局势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招致俄国的强烈不满，双方险些酿成军事冲突，最后俄国因日俄战争后元气尚未恢复而退却。在这一事件中，德国支持奥匈拒绝俄国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的提议，遭到俄国舆论的非议，但德国没有明确表示站在奥匈一边，因此没有影响两国政府的交往。两国皇帝此后多次友好会面，并于1910年12月达成了《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Abkommen1910） ，宣布两国将放弃敌对的结盟政策，恢复相互间的亲近关系；德国承认俄国在伊朗北部的特殊政治地位，俄国放弃对德国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阻挠。最后，尽管英法两国对俄德接近表达了担忧，俄国也一度拖延签订书面协议，两国还是于1911年8月19日批准了这一特别协定：德国放弃在伊朗的经济特权，俄国不再反对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两国关系趋于改善。

甚至宿敌法国也成了德国政府试图改善关系的对象。鉴于和英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激烈摩擦以及波斯尼亚危机给德俄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德国同样向法国抛出了友善的气球。在摩洛哥问题上对法国采取友好政策成为德国向法国表达善意的最佳途径。

如前所述，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以及1906年阿尔吉西拉斯会议上，德国对法国的敌视政策不仅没有伤害法国，反而促成了英法的团结，自己则成为众矢之的。有鉴于这一教训，当1907年法国利用一名法国医生被杀而扩大对摩洛哥的占领时，德国采取了与法国达成谅解的政策。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德国政府更是急于和法国在摩洛哥达成谅解，以免导致两国摩擦。1909年2月9日，《德法摩洛哥协定》（Deutsch-Franzsisches Marokkoabkommen）签订，即所谓的《卡莎布兰卡条约》（Casablancavertrag） ，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和政治特权，法国承认德国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经济权利。

在德国看来，摩洛哥协定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消除了引发两国长期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利于德英关系的改善，因为根据1904年英法协约，英国必须在摩洛哥问题上向法国提供外交支持。德法协定签订后的两年内，两国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友好的状态。但是，随着法国势力在摩洛哥的加强，德国认为协定中规定的德国享有的同等经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两国矛盾日益突出，新一轮冲突势所难免。

综上所述，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德国已经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处境，德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和解来打破自己的外交困局。但是，它在外交方面采取的“赌注”（Hasardspiel）政策以及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致使这种和解努力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以缓建换取中立的政策无法得到英国的认同；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使德国无法置身事外；基于与德国的传统敌对关系以及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法国也不可能永远与德国实现和解。

二、两大军事集团斗争的加剧

1908年以后，尽管德国政府试图缓和与英、俄、法三个协约国的关系，但列强在巴尔干和北非地区的争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和地区性战争使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日益加深。德国作为同盟国的核心，其一系列不当政策则加剧了这种对立。

1908年土耳其爆发革命，俄奥等列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机会到来，争夺巴尔干的斗争趋于激烈，形成了所谓的波斯尼亚危机。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的规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个斯拉夫人地区由奥匈占领，但名义上仍属土耳其。此时奥匈认为将它们纳入自己版图的时机已到，奥匈外交大臣艾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1854—1912）邀请俄国外交大臣伊斯伏尔斯基（Alexander Petrowitsch Iswolski，1856—1919）于1908年9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的布赫劳城堡（Burg Buchlau）会晤，达成“布赫劳协议”（Abkommen von Buchlau） ：俄国同意奥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奥匈支持俄国开放黑海海峡的要求。然而，奥匈以此为依据宣布正式吞并波黑地区后，俄国有关开放黑海海峡的要求却因英国和法国的反对没有现实。恼羞成怒的俄国转而谴责奥匈，支持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反对奥匈的举动，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波斯尼亚问题。双方一时剑拔弩张。

德国对奥匈突然吞并波斯尼亚也颇为不满，但出于对盟友的“忠诚”，仍要求俄国承认奥匈的兼并，否则将“撒手不管”，任由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俄国因对日战争之后元气尚未恢复，英法又只愿给予外交支持，只得做出让步，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德奥由此获得了一次“外交胜利”。但是俄国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屈辱，与奥匈之间的矛盾因此加剧。它不仅进一步向英法靠拢，而且进而利用意大利与奥匈在巴尔干的矛盾，破坏同盟国的团结。

意大利对巴尔干西部地区有所图谋，试图控制亚得里亚海（Adriatisches Meer） ，这一图谋与奥匈的扩张目标发生冲突，因而双方关系紧张。波斯尼亚危机期间，意大利对于事先没有得到奥匈的通知表示不满，要求奥匈推迟吞并波斯尼亚。俄国于是利用这一矛盾，与意大利在1909年10月签订《腊科尼季协议》（Abkommen von Racconigi） ，规定维持巴尔干现状，反对外国统治，实际矛头指向奥匈。协议还规定，意大利支持俄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利益，俄国支持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可见，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奥赢得了表面的外交胜利，但是从长远看，它不仅进一步把俄国推向英法，而且还使同盟国内部出现了裂痕，意大利与协约国的关系进一步靠拢。形势对同盟国显然不利。

如果说波斯尼亚危机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英法靠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zweite Marokkokrise）则进一步恶化了德国与英法的关系。1909年《德法摩洛哥协定》之后，由于法国势力的扩张，德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很难得到保障，曼内斯曼兄弟公司（Firma Gebrüder Mnnesmann）等德国企业在摩洛哥获得的采矿权得不到法国的认可，从而为两国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Fez）附近爆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趁机增兵摩洛哥，占领拉巴特（Rabat）等重要城市。德国不愿看着法国独占摩洛哥。泛德意志协会发出了“保护曼内斯曼兄弟在摩洛哥的利益！”和“西摩洛哥是德国的！”的呼声。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基德伦（Alfred von Kiderlen-Wchter，1852—1912）也向德皇建议，以保护德国臣民安全和商业利益为借口，派军舰进驻摩洛哥重要港口，以此向法国提出补偿要求。威廉二世批准了这一政策。

6月30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德国驻巴黎大使的通知中表示，应摩洛哥南部德国商会的要求，德国将派军舰保护在摩洛哥的臣民及其利益。7月1日，德国派炮舰“豹”号（Pan the r）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Agadir） ，这就是所谓的“豹子跳跃”（Panthersprung）。三天以后，“柏林”号（Berlin）巡洋舰和“公猪”号（Eber）炮舰相继抵达，对法国进行武力讹诈。7月9日开始，法国驻德大使康邦（Jules Cambon，1845—1935）与基德伦就对德国的补偿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就在此时，英国开始干预。它担心德国会趁机在摩洛哥西部取得补偿，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军基地。因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1862—1933）在7月4日发出警告：德国派军舰前往阿加迪尔，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更深切地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法德之间任何新的协定都必须有英国的参与。此后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又发表声明，为了维护英国数百年来获得的优势地位，将不惜一战。在英国的强硬态度面前，德国不得不退却，贝特曼-霍尔维格赶忙表示，德国不会赖在摩洛哥不走，也没有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海军基地的打算。德国在谈判中对法国的要求也随之降低。

11月4日，德法两国签订《摩洛哥刚果条约》（Marokko-Kongo-Vertrag） ：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麦隆与刚果河（Kong of luss）之间的联系。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重要后果在于：不仅原先已经缓和的德法关系遭到破坏，而且英德矛盾进一步加深，英法协约关系则更加巩固。

正当各国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意大利趁机发动了“的黎波里战争”（Tripolis-Krieg） ，也称意土战争（Italienisch-Türkischer Krieg） ，开始向北非扩张。1911年9月26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Cyrenaika）两地割让给意大利，遭到土耳其的拒绝。29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宣战。由于1912年7月内部发生政变以及10月爆发与巴尔干各国的战争，土耳其被迫10月18日与意大利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的乌希（Ouchy）签订《乌希和约》（Frieden von Ouchy） ，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割让给了意大利。意土战争使德国的对外政策陷于一种尴尬境地。土耳其是德国的友邦，它的削弱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是，作为德国的盟国，奥匈刚刚抢走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如今意大利又要抢夺其领土，这显然会削弱德国在土耳其的地位。

土耳其的削弱使巴尔干国家有机可乘。巴尔干各国将土耳其在意土战争中的失败视为结束土耳其统治的有利时机。它们在俄国的推动下，成立反土的巴尔干同盟（Balkanbund） ，共同对敌。1912年10月9日以后，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先后向土耳其宣战，开始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Erster Balkankrieg）。土耳其在战争中迅速落败并于11月请求列强出面调停和解。

欧洲两大军事阵营间为此展开了博弈。奥匈坚决反对塞尔维亚获得阿尔巴尼亚（Albanien）北部进而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要求，甚至向奥塞边境集结兵力进行威胁。意大利也反对塞尔维亚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德国舆论和德国政府也鼓励奥匈攻击塞尔维亚。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宣称德国经济上对巴尔干有“直接的兴趣”，希望保持土耳其的安全。他还强调，如果奥匈的生存受到威胁，德国将忠实地履行同盟义务，捍卫其在欧洲的地位。与此针锋相对，不仅俄国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英法两国也坚定地表示支持俄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宣称，如果发生战争，英国“不会保持中立”。对立双方一时剑拔弩张。最终，由于俄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德奥也在英法的压力下改变立场，双方于12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在会议上，德奥站在土耳其一边，协约国则支持巴尔干同盟。经过激烈争论，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各国签订《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 ，土耳其丧失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沿岸地带之外的所有欧洲领土，让出的领土由塞、保、希三国分割；阿尔巴尼亚则在六大国保证下获得独立。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虽然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数百年的统治结束了，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巴尔干同盟内部，特别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因分配战果不均，发生尖锐矛盾。塞尔维亚和希腊都要求获得战果最多的保加利亚出让部分土地，为此，二者在《伦敦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就缔结了针对后者的同盟条约。这一矛盾为奥匈斥散巴尔干同盟和削弱俄国的影响提供了可乘之机。它因此大力拉拢保加利亚，允诺将保证其领土完整。6月29日，自恃军力强大且得到奥匈支持的保加利亚先发制人，向希腊和塞尔维亚发起进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Zweiter Balkankrieg）爆发。7月10日和16日，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先后加入对保战争。奥匈原本计划介入战争，但德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拒绝给予支持。最后保加利亚在多国围攻之下战败求和。1913年8月10日战争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Bukarest） ，保加利亚丧失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大部分土地以及北部一部分原有属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巴尔干同盟瓦解，巴尔干诸国力量出现了重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投入到了三国同盟的怀抱，原属同盟国之列的罗马尼亚则和塞尔维亚、希腊一起处于协约国的控制之下。

此后巴尔干局势继续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德国开始改变其支持和平的政策。在德国看来，1905年以后试图分裂协约国集团的努力已经失败，它仍然处于“被包围”之中，它的伙伴奥匈帝国正受到日益强大起来的塞尔维亚的威胁。因此德国决定转而采取强硬政策，为战争做准备。

首先，德国政府在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坚决支持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1910年10月，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出现边界摩擦，塞尔维亚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土，试图取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奥匈决定利用此机会打击塞尔维亚。10月17日，获得德国支持的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从阿尔巴尼亚撤军，否则兵戎相见。塞尔维亚被迫撤出军队。

其次，德国大力加强与土耳其的军事联系。1913年12月，德国根据与土耳其的约定，派出以利曼·冯·桑德尔斯（Liman von Sanders，1855—1929）为团长的德国军事使团到土耳其，帮助后者改组并加强军事力量。利曼·冯·桑德尔斯随后被任命为土军驻君士坦丁堡军团司令官。这一举措显然具有进行战争准备的挑衅意味，引发所谓的“利曼·冯·桑德尔斯危机”（Liman von Sanders-Krise）。俄国担心德国由此控制黑海两海峡，向德国提出了强烈交涉，英法两国也提出了正式抗议。最后，利曼·冯·桑德尔斯放弃了司令官之职，但继续担任土耳其军队总监，德国军事使团仍留在土耳其。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俄国破坏了德国的好事，德国国内充满了反俄情绪，德军总参谋部甚至开始考虑在俄军扩军之前进行预防性战争。巴尔干已经成了“欧洲的火药桶”（PulverfaEurop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