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和社会危机

尽管1917年战争形势对德国而言尚算乐观，但德国及其盟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日益凸显。作为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在战争爆发后就停止了议会活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了官僚专制状态。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烈。1916年10月，首相施蒂尔格（Karl Grafvon Stürgkh，1859—1916）被暗杀，11月，统治奥地利达68年之久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去世。新继位的卡尔一世（Karl I.，1887—1922，1916年—1918年在位）面对严重的危机，在1917年初曾试图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德国的国内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战争爆发后，德国经济和社会都加速向战时状态转变。由于经济领域没有做好服务于长期战争的准备，战争开始不久就逐渐出现了食品和原料短缺、劳动力缺乏和战争经费不足等状况。

在工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方面，1914年8月，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专门在国防部下面设立了战争原料处（Kriegsrohst of fabteilung） ，以保障战争所需的工业生产原料。尽管如此，除了极少数产品外，工业生产还是出现了普遍下降。1918年，生铁产量下降到了1913年的61.4%，钢产量减少到了战前的68.6%，石油下降到了战前的31.5%，石煤减少到战前的83.2%，铁矿石产量下降到战前27.7%。整个工业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7.1%。所幸的是，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为德国持续战争提供了可能性。从空气中提取氮的工艺使德国在生产弹药方面没有了后顾之忧；人造橡胶和纺织纤维的出现也缓解了战争原料的短缺。

在农业经济领域，德国战前只能实现部分的粮食自给，约1/3需要进口。具体说来，约10%的面包原料、50%的奶制品、35%的蛋类和几乎所有的植物油来自国外。战争时期，由于肥料缺乏和劳动力不足，谷物产量不断下降。1917年粮食收获量已经只有1913年的一半。为此，德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战时粮食公司（Kriegsgetreidegesellschaft）、战时粮食局（Kriegsernhrungsamt）等机构，试图解决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然而在协约国的封锁下，粮食短缺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以至于出现了1916年—1917年的“萝卜冬天”（Rübenwinter）。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因饥饿至死的德国人在75万人左右，儿童死亡率上升了30%。食品短缺还造成黑市交易蔓延，战争爆发初期那种团结对外的状况逐渐被普遍的不满和抱怨所取代。

工农业生产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劳动力不足。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各企业的技术工人就减少了30%—40%。起初，人们对于战争爆发后如何分配民用生产、军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以及招募新兵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并没有明确的考虑，对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最后，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不得不吸收妇女、残疾人、外籍工人和战俘加入生产行列。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妇女从业人数增加了86%；1916年10月到1917年2月，仅从比利时送来的外籍工人就达6.1万人。此后到1918年夏天，又有超过10万名比利时劳工来到德国；1916年8月，16.25万名战俘中有45%被送到了农业领域劳动，20%进入工业生产领域。针对技术工人不足的情况，则在1915年1月设立了“返还原岗处”（Abteilung für Zurückstellungswesen） ，根据工业生产需要，将一些技术熟练工人从前线调回原生产岗位，从事相关生产。

战争支出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总的战争支出看，1914年为72亿马克，1915年为241亿马克，1916年为293亿马克，1917年为442亿马克，1918年为592亿马克，总计达1640亿马克。这意味着直接的战争耗费平均每天达1亿马克左右。虽然德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在战争结束时由战败者为此买单，但战时的大规模支出只能靠国家借贷来筹集和维持。

针对以上经济问题，德国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充足的弹药、武器和装备；二是处理好对有限的劳动力的分配，以满足发展经济和扩大军队所需；三是在遭受协约国封锁之下保障食品供给；四是要协调好企业主、工人和战时国家之间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五是加大战争经费筹集力度，保障战争持续进行。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各项保障战争的措施中，《兴登堡纲领》（Hindenburg-Programm）具有特殊意义。1916年上半年，物资战造成的巨大战争消耗引发了德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当时一个月的消耗达到1913年德国全年国民收入的1/10，战争借贷已经无法满足开支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主持下的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于1916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兴登堡纲领》，要把本国的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于战争，这实际上是日后鲁登道夫所描绘的总体战（Totaler Krieg）的预演。《兴登堡纲领》有两大目标：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武器弹药等各类军需品产量提高2到3倍；研制和生产新式武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二是实行《祖国辅助服务组织法》（Gesetzüber den vaterlndischen Hilfsdienst） ，简称《辅助服务组织法》（Hilfsdienstgesetz） ，将所有成年公民都列入为战争目标服务的行列中。为此，实行普遍的劳动强制，兵役义务扩大到50岁男子，关闭对战争无关紧要的企业等。1916年12月，该法案在经过修改后获得通过。

为了贯彻《兴登堡纲领》，强化最高统帅部对战时经济的领导，国防部之下还新设立了由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领导的战争局（Kriegsamt）。从单个方面看，《兴登堡纲领》的实施确实大大提升了德国的军事生产能力。到1918年，每月机枪生产已经达到一万多挺，野战炮2000多门，远远超过战前的产量。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高度集中于武器生产而忽略其他生产领域，时间一长，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战争也加速了德国社会的转变。战争初期呈现的“城堡和平”渐趋不稳定，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开赴前线，大量妇女、老年和少年男性不得不走上工作岗位，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从而改变了原先平静的社会生活；战争造成的大量伤亡则使社会关系陷入了脆弱和破裂的状态；自1915—1916年冬天开始，饥饿成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官方食品配给不断减少。1916/17年德国人的肉、蛋、猪油等消费量与和平时期相比分别减少到战前的31.2%、18.3%和13.9%，1918年时则进一步下降到战前的11.8%、13.3%和6.7%。饥饿及其带来的死亡已经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

社会不公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由于各种食品皆可从黑市中高价买到，下层贫困民众受到的苦难就更大；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造成了实际工资的下降，但生产结构不合理又使各部门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一些服务于日常所需的和平工业领域中的工资下降，而服务于战争经济的工业领域的工资则有明显上涨。更重要的是，一些与战争需求有关的企业的赢利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4年战争期间，军火工业领域的工资上涨了150%，但是与工厂主的利润相比竟然微不足道。

战争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结果是引发社会冲突。以罢工为例，1916年德国各类罢工240次，1917年猛增到562次，参加罢工人数达150万，1918年初发生于柏林的大规模罢工参加人数达50万，全国更是达到100万之众。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大的社会风暴即将来临。

（二）政治危机的加剧

长期战争使帝国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1914年8月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一度成为德意志民族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象征，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团结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很快变成了矛盾斗争。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在战争问题上各政党态度的变化以及作为帝国议会最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就有分歧。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认为，保卫祖国是“基本伦理要求”，社会民主党应该“参加保卫自己的国家”；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在民族义务与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发生冲突面前表现出不知所措，呈现摇摆不定的立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把战争区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又认为，参加民族防御战争与社会主义原则并不矛盾；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则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区别战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没有意义。战争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站到了捍卫祖国的旗帜下。在8月3日议会党团讨论军事拨款时，支持与反对者分别为78人和14人。会议决定在次日的议会投票中一致投赞成票，以显示团结。

此后，随着德国战争目标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呈现，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分裂迹象，左派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1914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后来反对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越来越多。卡尔·李卡克内西等人甚至提出用革命结束战争。1916年1月，社会民主党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3月，社会民主党左派的18位议员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党团。1917年4月，他们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战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该党党员已发展到10万人。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议会党团主席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旧译谢德曼）为首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MSPD）则温和地提出，要将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转变的前提，并且寻求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处于军方压力之下的政府一直拖延作出相关承诺。

进行现代化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开始成为中间各党派、进步党和中央党的共识。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在内的民族自由党人也要求进行国内政治变革，加强帝国议会的地位并修改宪法。由此开始出现一个包括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进步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在内的改革联盟，他们在1917年夏天组成了议会党团间委员会（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 ，作为共同的磋商机构，试图以此加强议会的影响力。

在统治集团内部，最高统帅部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在小毛奇和法尔肯海因担任总参谋长的第一和第二任最高统帅部时期，并未出现试图以军事权力控制政治权力的状况。但是在第三任最高统帅部期间，握有实权的鲁登道夫从总体战的理念出发，强调决策方面的军事至上，要求政治服从军事，“为军事服务”。于是，在国家政权层面又出现了一个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力量。

政治危机导致政府的频繁更迭。由于议会多数派认为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是艰难时期领导德国的合适人选，而鲁登道夫需要的又是一位服从最高统帅部领导的宰相，失去信任的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3日辞职，行政官僚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接替其宰相职务。但是米夏埃利斯同样无法面对困难局势，在强势的军方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疲于应付，在位仅3个半月，于11月1日辞职，然后由曾任巴伐利亚首相的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von Hertling，1843—1919）接替。

帝国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最高统帅部在战争最后阶段的独裁统治。根据鲁登道夫的助手鲍尔中校（Max Bauer，1869—1929）的说法，由于战时的特殊形势，从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上任开始，作为核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就致力于该权力机构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绝对的军事独裁”，也就是所谓的总体战，才能有助于凝聚全国之力打赢战争。为了落实掠夺性的战争政策，它甚至不惜阻止各种改革和和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是贯彻最高统帅部意志的结果。军方的独裁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矛盾，社会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三）继续战争政策和彻底的军事失败

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后，1917年7月19日，为了表达议会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议会多数派主导下的帝国议会曾以216票对126票通过了一项“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 ，意在为德国政府的对外和平努力确定民意和政策基础。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帝国议会第一次试图介入战争事务。但是，“和平决议”一方面要求各交战国达成一项“谅解性和平和各民族的持久和解”，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保证自己及盟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种含糊不清的、没有提出具体条件的表达，在国际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使新上任的米夏埃利斯政府和军方集团能够继续推行战争政策。

实际上在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前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kt XV.，1854—1922）就曾向德国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调停。在大战爆发三周年的1917年8月1日，教皇又发出了普遍的和平呼吁（Friedensappell Papst Benedikts XV.） ，提出各交战国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德国政府没有抓住这一实现“谅解性和平”的最好机会。它在教皇提出的完全恢复比利时的完整和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考虑，不愿意完全放弃比利时，从而导致调停失败。同时，协约国方面也缺乏实现“谅解性和平”的诚意。英法两国都力图彻底打败德国，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结局。协约国的这种态度也成了鲁登道夫等人坚持其战争政策的重要理由：“这场战争只能通过胜负来决定。”

不仅最高统帅部为首的军方继续推行战争政策，以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蒂尔皮茨等为首的泛德意志和民族主义势力也于1917年9月2日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 and spartei，简称DVP） ，支持军方的战争政策，反对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和平决议，拒绝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在祖国党成立初期，其成员有80万之众，1918年夏天更是达到125万人，因此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议会外群众运动，也是激发德国民族扩张主义的集结平台。它不仅要求控制荷兰和比利时沿海地区，吞并与德国东西部相邻的地区，建立中部非洲殖民帝国，而且要求通过向俄国和土耳其扩张，打通直达印度甚至太平洋的门户。为了与祖国党相抗衡，包括中央党、进步党、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一些大的工会组织在内的左翼力量则在1917年底成立了“自由和祖国人民联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 ，要求对外实现谅解性和平，对内进行改革。

鉴于德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加上东线对俄和约提振的信心以及美国参战后对欧输出力量不断增强的担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西线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势，争取胜利。

1918年3月21日开始，德军集中192个师350万人的兵力在西线发动了代号为“米夏埃尔行动”（Operation Michael）、“格奥盖特行动”（Operation Georgette）、“布吕歇尔约克行动”（Operation Blücher-York）、“格奈泽瑙行动”（Operation Gneisenau）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起初德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一周内推进60公里，一度抵达马恩河。但是，由于消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和及时补充，进攻很快停顿下来。此后，双方兵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美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欧洲大陆，由3月的30万增加到7月的60万人，到10月已经达180万人。同期德军西线兵力却减少了100万。形势对德军日益不利。

7月中旬联军开始反攻。8月8日，联军在亚眠（A miens）发动猛攻，一举消灭16个德军步兵师。这一天被鲁登道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德国军队的黑暗之日”（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在认识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鲁登道夫开始要求结束战争。这位德军骁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如我曾说过的，战争具有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赌博特征。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有害无益的。就我而言，拿德国人民的命运去赌博，代价太高。战争必须结束。”9月下旬，协约国军队发起总攻，迫使德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德国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了取胜的可能性。

在军事形势恶化，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包括保加利亚、奥匈和土耳其在内的德国盟国开始向协约国提出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的答复是，只有投降可供选择。结果，9月19日，保加利亚接受了协约国的停战条件，10月31日，土耳其放下了武器。11月3日，奥军无法抵抗协约国的进攻，也签订了停战协定。成为孤家寡人的德国除了立即停战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二、停战谈判；帝国的倾覆

在战争胜利已经无望的形势下，军方急切要求立即进行和谈。1918年6月，外交国务秘书屈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向帝国议会声明，纯粹的军事行动无法结束战争。8月中旬，军方也如实坦露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强调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手段结束战争。和平谈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早在1918年1月8日，为了回应德国议会的和平决议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和平调停努力，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所谓的“十四点纲领”（Vierzehn-Punkte-Programm；The Fourteen Points） ，作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基础。“十四点纲领”的内容是： （1）缔结公开的和平条约； （2）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 （3）取消贸易限制，建立平等贸易关系； （4）削减军备至最低程度； （5）公平处置殖民地问题； （6）撤出俄国领土，使其获得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的机会； （7）撤出并恢复比利时；（8）撤出法国，归还被占地区； （9）按照明确可认的民族界线调整意大利边界； （10）奥匈帝国各民族自治； （11）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获得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 （12）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权，其治下其他民族自治； （13）建立独立的波兰，使之拥有自由、安全的出海口； （14）在特别条约基础上建立普遍的国际组织，以保障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由于英法两国坚持彻底打败德的政策，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成了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和谈基础，但是威尔逊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不愿与德国军方主导的少数派接触，宣布“我们不能接受德国现任统治者的任何言之凿凿的保证的持久性”，必须有一个代表“德国人民的意愿和目的”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来进行和谈。这意味着，德国必须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政府，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德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9月28日，鲁登道夫进一步向兴登堡说明，必须敦促政府立即进行和谈并向协约国提出停战建议。

10月3日，主张谅解性和平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von Baden，1867—1929）接替赫特林出任帝国宰相，组成了由帝国议会多数派参加的政府。在最高统帅部的压力下，新上任的马克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份停战照会，表示愿意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和平，请求立即实现陆、海、空的停火。10月8日，美国国务卿兰辛代表威尔逊回复德国，要求德国接受威尔逊“十四点”，从其所占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同时质疑德国新宰相是否只是代表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德国统治者说话。10月12日，德国回复美国，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表示德国宰相“得到帝国议会多数的支持并以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的名义说话”。此后一段时间内，由于协约国在前线的进展以及内部意见分歧，威尔逊迟迟不加表态。直到10月23日，美国在与德国多次交换照会后才通知德国，只有德国政府不拒绝任何条件时，协约国方面才能接受停战。这对德国意味着无条件投降。作为答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建议德国方面中断谈判，因为德国军队还占领着敌国领土，决不能投降。而德国政府在10月27日的回复照会中则表示要实现“公正的和平”。11月5日，美国方面通知德国，协约国愿意在“十四点”基础上与德国进行和谈。

11月6日，德国政府派出了以中央党主席埃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停战谈判。8日，德国代表团到达协约国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贡比涅森林（Wald von Compiègne）。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1851—1929）以胜利者姿态向德国方面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当德国代表团征询军方意见时，兴登堡给予的答复是，尽量减轻相关条件，如果不成功，只能签字。

11月11日凌晨5点，双方代表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 von Compiègne） ：协定签署6小时内停止敌对状态；德军应在15天内撤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德军从其盟国和殖民地撤出；德国向协约国交出各类重武器、车辆、飞机和舰艇等；英国继续海上封锁；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同一天，停战协定正式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历时4年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各参战国死于战场、饥馑和瘟疫等战争灾祸者难以计数，其中直接死于战场者近千万，尤以欧洲为甚。

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有180.8万人阵亡，424.7万人受伤，另有75万人左右死于饥饿。此外，战争也造成德国人口出生率锐减，死亡率上升，总人口下降。德国年出生人口从1914年的181.8万人减少到1918年的94.5万人，下降48%；死亡率则从1913年的100.5万人上升到1918年的163万人，增长67%。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皆处于崩溃边缘。

其他主要参战国的伤亡情况为：法国138.5万人阵亡，304.4万人受伤；英国相应的数目为94.7万人和212.2万人；奥匈阵亡120万人，受伤362人；意大利阵亡46万人，受伤94.7万人；俄国阵亡170万人，受伤495万人；美国阵亡11.5万人，受伤20.6万人。

德国政府请求停战成了德意志帝国对内对外走向崩溃的标志。就在德国军方和政府因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在国际上寻求停战之时，国内形势也出现了急剧变化，革命运动呈现汹涌澎湃之势。

首先，马克斯政府进行了所谓的“十月改革”（Oktoberreform）。当时，为了给停战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让议会政党和政治家们接掌权力，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于是帝国政府进行了新的改组，试图再次通过“上层革命”方式实现德国的民主改革，防止在危机的形势下出现“下层革命”（Revolution von unten）。10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令，形成了所谓的“十月宪法”（Oktoberverfassung）。帝国政治体制开始由立宪君主制向议会君主制（Parlamentarische Monarchie）转变。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宰相对议会的负责制，宰相必须获得帝国议会的信任。德国的议会化由此取得了新的进步。然而这是一场迟到的改革，而且形势很不明朗。虽然鲁登道夫因军事上摇摆不定的态度而于10月26日辞职，格勒纳接任总后勤部长，但德国仍然处于帝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双重领导之下。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听从兴登堡的建议，在10月29日躲进了位于斯帕（Spa）的军队大本营，以便远离民主政府，坚持君主制。结果，皇帝从柏林“出逃”引起人们的不满，要求废除君主制的呼声迅速高涨。在人们看来，旧的威权政体已经不合时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人们也希望威廉二世的退位可以改善德国与协约国谈判的空间。

在社会下层，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饥饿、物质匮乏等带来的痛苦折磨，人们的怨愤也在增长。实际上，1917年秋天就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当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传开始渗入军队内部。由于食品配给不足，装备恶劣等原因，士兵的厌战情绪在蔓延。到1918年初，军火工厂已经开始出现罢工。包括独立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等成员在内的一些激进力量成为革命的有力推动者。

就在这时，军方孤注一掷的举动成为革命总爆发的诱因。1918年10月24日，军方作出决定，命令远洋舰队出海袭击英国皇家海军，宁愿光荣毁灭也不投降。但是，水兵们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他们熄灭锅炉，拒绝驶离港口。10月29日夜，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一些卫戍部队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出现哗变。几天之后，哗变迅速蔓延到北德各港口。11月4日，爆发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委员会（Soldatenrat） ，开始了“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当日傍晚，整个城市落入4万名起义者手中。此后，起义迅速向各大城市扩散。11月7日，慕尼黑爆发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宣布成立共和国，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下台。11月8日，大部分城市的政权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11月9日，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柏林出现大规模罢工和群众游行。迫于压力，中午12点，马克斯·冯·巴登没有征得来自斯帕大本营方面的同意就发表声明：皇帝兼国王威廉二世退位。当天下午2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沙伊德曼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艾伯特接掌政府。4点，卡尔·李卜克内希也在柏林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10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士兵代表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新的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威廉二世和皇储乘火车逃往荷兰。德意志帝国画上了它的历史句号。

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爱德华·伯恩施坦曾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这一帝国成于“强权”也败于“强权”。“强权”和战争曾是德意志帝国的“助产士”，正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催生了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如今“强权”和战争又成了这一帝国的“掘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