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工业化影响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运动较之以往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特征。这种新变化和新特征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和不平衡增长，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长模式，人口流动性加强，高速城市化之下城市居民成为国家主体居民，以及德国开始由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等等。
一、人口的快速和不均衡增长
帝国时期的人口状况无论在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还是在地域分布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一大特点是增长速度快。1870年—1910年，德国人口由4105.8万增加到6492.5万，净增2386.7万，增幅约58.1%。1914年，德国人口增至6781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5%和世界人口的4%。具体说来，除了梅克伦堡什未林（Meklenburg-Schwerin）等极少数农业邦以外，绝大部分邦在1871年以后的人口增长要明显快于1816—1871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1816年时，除了汉堡、不莱梅、吕贝克等城市外，尚无其他邦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人，1871年时，除了各个城市邦外，只有6个邦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但是到1910年时，除了梅克伦堡、奥尔登堡、瓦尔德克等少数几个邦，其他各邦的人口密度均超过了每平方公里100人。
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地区差异很大。城市和发达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地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大。1871—1910年，大城市汉堡每平方公里增加人口1628人，工业发达的萨克森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50人，以农业为主的奥登堡每平方公里仅增加15人，梅克伦堡什未林和瓦尔德克等农业邦每平方公里则分别增加了6人和5人。各地区的人口增长也极不平衡。1871年，若以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的人口密度指数为每平方公里100计算，那么德国中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为77.2，南部地区为68.3，北部为57.9，东部为44.1，波莫瑞和西里西亚为64.3；1910年，仍以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的人口密度指数为每平方公里100，则中部地区为66.5，南部地区为44.7，北部地区为41.2，东部地区为25.8，波莫瑞和西里西亚为41.3。这组数据表明，帝国时期的人口增长呈现从工业发达地区向农业地区逐渐递减的趋势。西部的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东部农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最慢。
各邦内部的人口增长也因工业发展水平不同而差异很大。以普鲁士为例，1871—1910年间，人口密度增长速度最快、人口密度最大的几个省依次为莱茵、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它们都是普鲁士境内工业最发达、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人口增长缓慢且人口密度最低的几个省依次为东普鲁士、波莫瑞、西普鲁士和波森，它们恰恰是普鲁士的主要农业区。
帝国时期的人口增长模式也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人口的高增长率并非高出生率的结果，而是建立于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基础上。从1817年—1913年，德国的人口增长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890年以前，人口增长主要基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上。除了少数年份外，人口出生率一般在36‰以上。死亡率则通常在25‰以上。在这种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下，人口的年增长率一般在1.2%左右徘徊。1885年，每1000居民中出生和死亡人口分别为37人和25.7人，净增11.4人。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出现明显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一般在36‰以下。但是与出生率下降相比，死亡率下降更快。1890年，居民的出生和死亡率分别为35.7‰和24.4‰，净增11.4人；到1913年，出生人口下降到27.5‰，死亡人口则下降到了15‰，净增人口达到12.4‰。在这种增长模式下，189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以前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这一时期德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1851—1860年，英、法、比、德四国每1000居民年死亡人数分别为22.2、24、22.5和26.4人，德国最高；1901年—1910年相应数据分别为15.4、19.4、16.4和18.7人，德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最大，而且死亡率已经低于法国。帝国时期人口的高增长显然与这种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有一定的关系。
帝国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从而使生育成为一种重负；19世纪80年代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的出台使得生孩子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许多夫妇日益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将原先抚养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投入进剧院、电影院等娱乐之中；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和禁止童工立法的实施则意味着生孩子不仅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而且须为孩子的教育进行大量经济投入。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人们日益倾向于少生孩子甚至不要孩子，因此生育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871/72年，每1000名15—45岁妇女的成活婴儿生育数为163，1890年为160，1909/11年为130，1912/13年为117。在柏林、汉堡等大城市，这一数字更低。两个孩子的家庭日益成为一种潮流。
与出生率的下降相比，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受益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知识的增长，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带来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在帝国时期，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1—9岁儿童的死亡可能性减少了50%。城市婚生1岁婴儿死亡率在1876/80年—1913年间下降了37%以上。同期农村婚生1岁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20%以上。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使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1871/72—1880/81年间，德国男子平均寿命为35.58岁，妇女寿命为38.45岁；1891—1900年分别为40.56岁和43.97岁；1910/11年则已经达到47.41岁和50.68岁。也就是说，在40年间，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2年左右。
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延长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1852—1911年间，65岁以上人群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由4.1%上升到了5.0%。这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在增加。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险立法中有关老年人保障政策的规定，本身就有解决因老年人不断增加而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的考虑。
二、高速城市化；人口的快速流动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地理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人口地域分布状况的调整。在帝国时期，这种人口分布状况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和农业地区人口向工业地区的快速流动。
（一）高速城市化
前文曾提及，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是德国城市化的两大动力因素。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人口受工作岗位和较高劳动收入的吸引，从农业区流向工业区，从农村流向城市。铁路等现代化交通的发展则给人口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人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涌入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城市人口开始以较快速度增长。到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一种极速城市化”。
帝国时期，德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城市化过程的实质性阶段”。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1871年帝国刚刚建立时，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为63.9∶36.1。1895年则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德国城乡人口比重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前者与后者之比为50.2∶49.8。1910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比为40∶60，形成了与1871年时完全相反的比重结构，农村人口由总人口的将近2/3降为2/5。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绝对数在总人口中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新增的人口基本上都在城市。城市居民已成为德国人口的主体人群。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城市人口的增长过程中，大城市发展最快，中等城市次之，5000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871年—1910年间，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比重由23.7%上升到了48.8%；1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则由1871年的4.8%上升到了1910年的21.3%。这意味着在1871年时每20个德国人中还只有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到1910年时每5个居民就已经有一个居住在大城市了。大中型城市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1875年—1910年，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总数从271个增加到了576个，增幅高达112.5%。
帝国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三个来源：迁徙流入的人口、本城市居民的净出生人口和通过行政区域合并而增加的人口。1875年—1905年间，普鲁士85个城市的新增人口中，54.6%源于迁徙流入人口，31%源于本城市居民的净出生人口，14.4%来自行政区域的并入。具体而言，迁徙流入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在不同类型城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的人口增长通常以流入人口占主导地位；重工业和其他工业型城市则以自然增长人口为主。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经济类型的不同。在重工业和其他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中，收入较高，住房条件较好，居民可以负担更高的生育率；与此同时，一些直接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也带来了前现代社会农业型人口的增长模式，即高生育率。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中，人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家仆、佣人等为了保住工作职位，通常晚结婚，少生育。
行政区域的并入是某些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途径。例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1877—1910年间合并新行政区域16个。1870年该城市面积为7005公顷，人口8.47万，1910年已经扩大到13477公顷，人口增至41.45万。从整个德国看，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地区而扩大的这种状况呈现一种加速趋势，而且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1910年超过5万居民的85个德国城市的行政区域并入情况看，1851—1860年只有9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7.4万，1871—1880年有20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7万，1901—1910年有57个城市合并行政区，增加人口102.5万。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城市发展呈现地区性差异，工业地区城市化速度较快，反之则较慢。在普鲁士，西部城市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城市，而位于东部的上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工业水平较高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相当快。1840年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城市化率为22.9%，1871年为24.2%，1910年为33.7%；同期西部各省的城市化率分别是25.2%，34.2%和50.7%。工业化启动较早的萨克森王国地区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地区。在南德地区，原先一些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如莱茵美因地区、纽伦堡地区、斯图加特地区以及莱茵内卡地区等，也出现了高速城市化趋势。到20世纪初，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兰、威斯特法仑、萨克森王国等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2/3。
从国内人口流动走向看，整个东部地区的人口迁出大大高于迁入。在西部地区，汉诺威、奥尔登堡、普鲁士的萨克森、图林根等地区的流入人口明显少于迁出人口；不莱梅、萨克森王国地区、威斯特法仑和莱茵兰等地区则迁入人口大大高于迁出人口。究其原因，前者是农业经济区，后者则是工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出于相同的原因，南德地区的人口流出量也大大高于人口流入量。
帝国时期城市化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城市发展速度与其社会经济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一些曾在工业化早期迅速发展的老城市，如纺织业城市亚亨、埃伯菲尔德、巴门、克雷费尔德（Krefeld）、明兴格拉德巴赫（Mnchen-Gladbach）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速度已经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在大城市的行列中不见踪迹。采矿业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其他现代型城市则迅速发展。在这些异军突起的城市中，一类是那些与最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专业性城市，如鲁尔地区的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埃森、杜伊斯堡等生产煤炭、钢铁的重工业城市，另一类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多功能、商业性和服务性综合型城市，它们通常是某一地区的中心都会。布雷斯劳作为东部地区的重要中心之一，在1875—191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114%，由23.9万人增加到52.1万人。科隆作为西部地区都会，同期人口也由13万多人增至51万多人，增长率达281%。在南德地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同期人口增长都超过了200%，其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00%以上。
（二）人口地理分布状况的变化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城市的迅速扩张起了关键性作用。1907年，莱茵兰的大城市流入人口比例高达46.7%，威斯特法仑则高达59.9%。就整个德国而言，50%以上的人口在这数十年中都进行过迁徙。
从人口流动类型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近距离迁移和远距离迁徙，但以近距离迁移为主。各城市的流入人口主要来自近郊农村和附近地区。远距离迁徙主要是指所谓的东西大迁徙。它们可划分为三大迁徙流向：一是从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各省流向柏林和萨克森王国地区；二是从波莫瑞和梅克伦堡地区流向汉堡地区；三是从东部和南部等地区流向莱茵-威斯特法仑工业区。
在远距离迁徙中，吸引力主要来自各大城市。尤其是著名的大城市，通常是人们迁徙的首选目标。1907年，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三个省出生的人口中，有24%生活在其他地方，其中24.8%去了莱茵威斯特法仑，17.4%进入了柏林。在莱茵兰，远距离迁入者的比例在1882—1907年间由6.4%增加到11.6%，在威斯特法仑，这一比例则从9.2%上升到17.8%。从远距离迁徙者的来源看，在莱茵兰，有20.1%来自东北部地区，27.3%来自东部地区；在威斯特法仑，东北部和东部地区迁入者的比例相应为36.2%和44.5%。柏林则是全国性的流动人口的聚集中心。1907年，柏林每100居民中，本城市出生者仅占40.5人。柏林因此成了一个外来者的城市。就整个德国而言，到1907年为止，有50%的人口生活在距他们的出生地很远的地方。
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对帝国时期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比重。1871—1910年间，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失，东部农业地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所占比重从24.0%下降到了19.7%，西部工业地区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19%上升到了23.1%。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改变了德国的城乡人口的结构比重，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以至于城镇人口数量在短时期内就超过了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1910年，德国城市化程度（60%）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的73%。同年法国和美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3%和33%。
三、德国由出境移民国转变为入境移民国
在德国国内人口从农业地区向工业地区、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还重叠着一股境内外移民潮。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这股移民潮流在中途出现了逆转。
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家，向海外移民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在1816—1914年的近一个世纪中，德国向外移民550多万。虽然在帝国建立前，有两个向外移民高峰期，出境移民近130万人，但更大规模的出境移民潮是在帝国建立以后出现的。在帝国时期，海外移民的最高峰是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仅1880—1884年间，出境移民人数就多达86.43万。其中，1881年和1882年每年出境移民都在20万人以上。此后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向海外移民一直呈现较活跃的状态。
19世纪50年代以前，出境移民主要来自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诸如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西南部等农业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来源地。6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到70年代，也即德意志帝国时期，东北部地区开始成为出境移民的主要来源地。1871—1875年，来自东北部的移民占德国向海外移民总数的39.3%，1876—1880年占35.4%，1881—1885年占38.2%，1886—1890年占37.7%，甚至1891—1895年间仍占到34.8%。出境移民主要来源地由西南部地区改变为东北部地区，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西南部地区，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本地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化吸收了该地区部分外流人口；在东北部农业地区，70年代以后持续的农业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该地区的民众生活。由于当时德国的工业发展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人口，拥有最多农业人口的东北部地区就成了出境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帝国时期，移民海外潮流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帝国初期，受美国内战结束等因素的刺激，出境移民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2）1875—1879年，由于作为出境移民主要目的地的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向外移民出现了短暂的下降； （3）1880—1893年，受美国广袤土地的吸引力和德国国内经济“萧条”的影响，出境移民又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增长； （4）1894年—1914年，由于美国自由分配土地结束，加之德国国内经济繁荣，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国内，出境移民人数突然大减。1893年，德国出境移民为8.7万人，1894年骤降到4万多人，1897年以后下降到2万多人，到1914年时已经降至1.1万人。出境移民人数与德国总人口相比已微不足道了。
促使德国人移民海外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总体上看，19世纪德国海外移民活动首先是一种出于经济动机的向外移民。1870年以前，德国是典型的农业国，移民大多来自农业地区。研究表明，每次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期，通常就是农业生产下降的年份。在人口持续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夹缝之中挣扎的人们不得不离开故土，去他国寻求更好的生活。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则是农业地区人口大量移民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后，脱粒机、播种机等农机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减少，而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却相对较高。于是，小农后代中一些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子女不得不远走海外，以期通过移民获取土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成了他们的当然首选目标。80年代起，由于工业经济处于长期萧条的低迷状态，工人和无职业者等之中前往美国寻求工作机会的移民，也有大幅度增加。1832—1914年，德国向美国移民总数近490万，仅1881—1900年就达170万人以上。大规模海外移民活动对德国人口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使德国的人口过剩状况显得微不足道。很多地方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回落。
19世纪90年代是德国由移民输出国向移民输入国转变的时期。从移民输出角度看，这一时期推动德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推力”以及吸引德国人离开故土的“拉力”强度都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弱。就“推力”而言，9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高涨和80年代以来日益完备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国内“推力”因之大减。同时，随着美国“边疆”开拓的结束，人们前往获取土地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加之9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吸引德国移民的强大外部“拉力”也因此不再。德国出境移民人数由此开始大幅减少。与出境移民的大幅减少相反，入境移民却开始迅速增加，德国开始由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据统计，1895—1905年间，德国的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人数相比已多出近14.7万人。
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流入德国，主要是德国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本国劳动力数量不足所致。生活条件的改善具体体现在德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开资本主义国家先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的不足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由于这一地区的大量人口或在国内人口流动中迁往工业地区和城市，或大批移民海外，流失人口大于净出生人口，造成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到1900年为止，东、西普鲁士、波森和梅克伦堡等农业地区的人口都有大量流失，其中东普鲁士的人口绝对流失量达45万人以上。二是一些工业地区在修筑公路和开挖运河等公共工程领域中所需的劳动力相对不足。于是，从国外引进劳动力以弥补生产所需就成为一种必然。进入德国的外国人数量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871年德国境内有外来居民20.7万人，1880年为30万人，1890年为43.3万人，1900年约80万人，1910年时则已经将近126万人。这些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奥地利、荷兰、俄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其中以奥属和俄属波兰地区的波兰人最多。
从分布状况看，大多数外来移民集中在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据统计，1907年德国约有80万外籍工人，占当时总就业人数的4.1%，其中50%以上的外籍劳工集中在工业领域。在普鲁士，1906年时就已经有60万名外籍劳工，其中2/5在农业领域，3/5在工业领域。1908年，德国外籍劳工数量为100万，1912年则已经达到120万以上。根据德国政府对合法外籍劳工（不含黑工）的统计，1913/14年共有外籍劳工782858人，他们主要分布在煤炭、钢铁、采石、建筑等工业生产领域和农业生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