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和农业进步是联动的。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非农业人口猛增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工业生产对原料的大量需求、大量新式农机具和人工肥料的发明和使用、生活水平改善对食物结构要求的提高等，都会极大地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农业的进步、农业产量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等，不仅保证了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等的需求，也会为工业品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帝国时期国民经济从农业主导型经济结构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的转变，对农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推动着农业生产向现代高效型农业发展。
一、种植业的进步
帝国时期的农业生产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是交通运输改善带来的美、俄等国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和冲击。这两大因素都推动和刺激着德国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总趋向是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一方面是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为质的提高。
产量的提高是农业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19世纪上半期，面对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德国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这种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到1860年左右，扩大耕种面积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休闲地的数量也急剧减少。1878年已经只剩下8.9%的闲置土地，1913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7%。最终，在持续工业化对粮食、原料等不断增长的需求面前，农业生产只有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高效模式。
高效型农业首先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这也意味着土地肥力损耗的增加。采用人工施肥的方法补充地力消耗就成为保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的重要手段。19世纪早期，人们通常采用施加粪肥等自然肥料的方法补充地力。1840年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解释了施肥的科学道理，人类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化学农业时代。人们开始有针对性地使用鸟粪、骨粉等人工肥料。到帝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已经大量使用人工肥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谷物种植总成本的将近40%用在肥料上。研究表明，与1890年相比，1913年德国农业中所施的人工肥料增加8000万公担以上。其中，钾盐由210万公担上升到3010万公担，过磷酸钙从500万公担增加到2000万公担，硫酸氨由60万公担上升到400万公担。仅1913年使用的人工肥料就达5.73亿马克。单位面积矿物肥料的使用量也大大增加。1878—1880年德国每公顷农业用地年均施矿物肥料1.7公担，1913年已增至20.1公担。1910年以后，根据哈勃博施工艺（Haber-Bosch Verfahren）生产出的合成氨产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的氮肥。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中，小农占主导地位，经营规模相对较小。1882年—1907年间，这种特点变化很小。1882年，经营规模在2—5公顷及其以下的小农约404万户，占总农户数76.6%，使用面积占6.7%；经营规模在5—20公顷的中农为93万户，占总数的17.6%，使用面积占28.8%；20—100公顷及其以上的大农和庄园主为30.5万户，占总数的5.8%，使用面积占55.5%。1907年，小农数目增加到44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6.5%，中农数为110万户，占总数的18.5%，大农和庄园主数为28.4万户，占总数的5%。100公顷以上规模的庄园和20—100公顷规模的大农的经营面积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中、小农经营的土地面积则相对有所扩大。
这种小规模经营农业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因此，犁、滚筒、耙、松土耙等传统农具仍然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耕种工具。尽管如此，为弥补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许多妇女加入农业劳动大军的同时，机械化也出现了相对的“强劲增长”。1882年—1907年，简易脱粒机由26.8367万台增加到了94.7003万台，播种机由6.3842万台增加到了29.0039万台，割草机由1.9634万台增加到了30.1325万台，蒸汽犁由836台增加到了2995台。1907年，97.4%的大农场（100公顷以上）、92.8%的中等农场（20—100公顷）和72.5%的小农场（5—20公顷）至少已经配备了12种机械。
高效型经营使德国农业生产呈现极高的效率，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1912年德国的小麦、大麦和土豆产量分别为每公顷22.6、21.9和150.3公担；同年法国为13.8、14.3和74.2公担，美国为10.7、16.0和76.2公担，俄国为6.9、8.7和81.7公担。德国各类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无一例外地居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位。以小麦和土豆单位面积产量为例，法国只有德国的61%和49%，美国只有德国的47%和50%。
帝国时期的农业进步还可以从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中得出结论。首先是总产量增长很快。1873—1912年，谷物产量由1730万吨增加到2790万吨，增长73%，土豆产量由2350万吨增加到了5020万吨，增长114%，甜菜产量由2730万吨上升到了4420万吨，增长62%。这种增长明显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同期德国人口增长了约55%）。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很大提高。1881—1885年，黑麦、小麦、大麦、燕麦和土豆产量分别为每公顷9.8、12.8、12.9、10.9和84.4公担，1911年—1913年则相应提高到了18.4、22.3、21.6、19.7和137.6公担。
帝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大危机，谷物价格也一路下跌。以小麦为例，186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200多马克一吨的价格水平上，到1878年时却降到了每吨189.2马克，1894年时已经降至每吨136.1马克，1896年更跌至每吨117.8马克。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和俄国的低价位谷物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帝国时期的农业基本上一直处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呵护之下。1879—1887年间，德国政府多次调整粮食进口税，小麦、黑麦的进口关税提高幅度甚至高达到400%。1902年12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税法案则进一步调高了粮食进口税。
二、牲畜饲养业的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物结构向多肉型方向发展。因此，帝国时期的牲畜饲养业处于持续发展之中。
首先，帝国时期的牲畜饲养总数一直呈增长趋势。1816年3177.6万头，1873年德国牲畜拥有量为增加到5377.2万头，1913年则突破6000万头大关。仅从数量上看，仿佛这一时期牲畜饲养总数的增长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只是一种假象。隐藏在其背后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牲畜饲养种类的比重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以及每头牲畜产肉量的提高等，肉类总产量在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牲畜饲养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对外贸易因素的冲击和人们饮食结构变化的影响，各类牲畜的饲养量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各类牲畜的结构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养羊业以19世纪60年代为顶点，经历了抛物线式的大起大落增长过程，由1816年的1572.5万只猛增到1861年的2801.7万只，然后猛跌至1913年的552.1万只。羊在牲畜存栏数中所占比重在1853年曾达到52.4%，到1913年时则下降到9.2%。羊的饲养量之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价廉质优的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羊毛的进口对德国的养羊业造成重大冲击，而且人们不喜好吃羊肉。
和羊的存栏数的大起大落相比，牛的饲养量呈现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在帝国时期增长尤其迅速。1816—1873年间，牛饲养量由961.9万头增加到1577.7万头，每年增加约11万头；而1873—1913年间，牛饲养量由1577.7万头增加到了2099.4万头，每年增加13万多头。牛的饲养量在牲畜存栏量中的比重也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
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猪存栏量的迅猛增长。1816—1913年间，生猪存栏量由352.7万头增加到2565.9万头，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重由11.1%上升到了42.6%，成为各类饲养牲畜中最多的一类。这种增长在帝国时期尤其迅速。1816—1873年间，生猪存栏量增加约360万头，1873年—1913年间却增加近1845万头。生猪饲养量的猛增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社会劳动力中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猪肉的高脂肪含量能更好地满足重体力劳动者对高热量食物的需要。此外，生猪生长快，饲养时间短，可以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肉类需求。尤其重要的是，饲料的供应状况也有利于生猪饲养。当时的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1914年土豆产量高达4500万吨。此外，大量的甜菜糖加工垃圾和炼制黄油过程中的副产品如乳清、贫脂牛奶等也都是喂养生猪的上好饲料。
这一时期牲畜饲养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优种优育、品种改良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每头牲畜的产肉量。以养牛业为例，1880年每头公牛宰后的畜肉净重为275公斤，1912年则达到310公斤，增长12.7%；同期每头母牛的畜肉净重也由175公斤增加到了225公斤，增长28.5%。每头奶牛的产奶量则由1883年的1400升上升到1913年的2200升。
在牲畜饲养总量和每头牲畜产肉量双双增加的作用下，帝国时期的肉、蛋、奶产量都有了大幅度增长。1883—1913年，肉类总产量增长了94%，其中牛肉类产量增长33.5%，猪肉产量增长153.6%，只有羊肉产量下降了57%。奶、蛋产量则分别增长了70%和95%。与同期42.5%的人口增长相比，肉类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快了一倍，从而保证了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增长。
与谷物产量的增加而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相反，帝国时期的动物类产品不仅产量增长，价格也一直处于攀升之中。1883年动物类产品为55亿马克，1914年达到100亿马克，总体上高于动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之所以出现这种良好的发展形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尚无冷冻技术，无法通过对家禽家畜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屠宰来降低成本；二是牲畜和家禽饲养业不存在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三是人们的食物结构正朝着多肉食方向发展。据统计，1873年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29.5公斤，1912年则上升到了53公斤，野生动物、家禽和鱼类还不包括在内。
帝国时期牲畜饲养业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批进口饲料来实现的。仅1913年进口的大麦、玉米、榨油后的渣饼、大豆、鱼粉等饲料的价值就达到10亿金马克。由于饲料对外依赖程度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牲畜饲养业因饲料短缺而迅速陷入困境，德国人餐桌上的肉食也因之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