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俄国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德国希图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德英关系来取得补偿。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访问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表达了与英国友好的愿望。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与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会晤时，也提出了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然而，由于德国在殖民地问题和世界强权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建立起来的德英良好关系却很快出现了裂痕。
1893年秋，德国希望把由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全部划归自己，遭到英国的拒绝，于是决定通过与英国的对手法国接近来向英国施加压力。1894年5月，英国与刚果国（Kongostaat）签订条约，试图租借一条贯通东非的地带。这一地带不仅穿越德属东非，也截断了法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的通道。德法两国为此联合向英国抗议，迫使英国废除了已经签订的条约。在南非，德国则支持布尔人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与英国人对抗，甚至派出了战舰示威。在英国人看来，德国方面的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两国关系疏远的理由。
上述表明，卡普里维时期对外政策的“新路线”的成就不容乐观。它的东西两大邻国已经联手，德俄关系趋于冷淡，相互间缺乏信任。德国在非洲的举动，特别是对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与英国的关系，给德英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世界政策”与争雄世界
卡普里维时期，德国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转变，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恩洛厄继任宰相后，受新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 II.，1868—1918，1894—1917年在位）对德友好态度和霍恩洛厄本人的亲俄倾向的影响，再次出现了德俄两国接近的迹象。但是，新宰相在对外殖民扩张等方面未能做出“令人振奋”之举。于是，急于要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定起用更得力的人物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张向海外扩张的海军少将蒂尔皮茨和比洛分别出任帝国海军国务秘书和外交国务秘书。德国对外政策由此开始从欧洲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的转变，德意志帝国踏上了争雄世界的舞台。1897年12月6日，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就“世界政策”作了明确的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20年以后，比洛在他的《德国政策》（Deutsche Politik）一书中再次提到威廉二世时期的外交政策时，对德国世界政策的追求目标作了更明确的解释：世界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使德国成为强国并获得与英法等列强的平等地位。“世界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海外殖民地。
1.大力发展海军
要成为世界强权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是德意志帝国热衷于所谓的“舰队政策”（Flottenpolitik，亦译为海军政策）的主要动机。蒂尔皮茨在1896年2月给原海军部领导人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1818—1896）的信中明确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德国的世界政策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需的。威廉二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多次演说中大力鼓吹海军建设。他的“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需要”、“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德国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等诸如此类的话在德国到处传播。威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维多利亚回到英国拜见英国女王时也曾谈到：“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拥有一支比英国更大更强的舰队。他真的完全疯了。”
为了实现将德国建成海军强国的梦想，早在1889年3月，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就批准成立了帝国海军部，以便从机构方面保证海军建设。1895年1月，德皇又连续召集会议和做报告，论述加强海军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在帝国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有关建设海军的预算遭到各政党的反对，在帝国议会没有取得结果。
扩建海军计划也得到与之有关的德国重工业以及航运公司等的大力促进和支持。德国重工业界等之所以对扩建海军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意味着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而且因为建造战舰会给与之相关的工业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单是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如此，日后担任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的奥托·冯·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Otto Fürst von Salm-Hostmar，1867—1941）在1901年12月致蒂尔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扩建海军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新战舰的定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
在以上政治与经济双重动力的驱使下，帝国议会终于在1898年3月通过了由蒂尔皮茨制定的第一个海军法案（Erstes Flottengesetz）。该法案提出了一个为期6年的海军建设计划。德国海军将由1艘旗舰、各配8艘主力舰的2个分舰队、各拥有4艘海岸装甲舰的2个分队、用于国内战略舰队训练的6艘大型巡洋舰和16艘小型巡洋舰、海外服役的3艘大型巡洋舰和10艘小型巡洋舰以及备役的2艘主力舰、3艘大型巡洋舰、10艘小型巡洋舰组成。为此，德国将在1898年—1903年间投入40890万马克。这对德国海军建设来说，是一个大的飞跃。在此以前，德国海军是相当弱小的。1888年，德国海军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官兵1.5万人，即使到1898年时，它也只有年度经费1亿马克，官兵2.3万人，装甲战舰9艘。
此后，受到世纪之交美西战争（A merikanisch-Spanischer Krieg； Spanisch-amerikanischer Krieg）、英布战争（Britisch-Burischer Krieg； Burenkrieg）等的刺激，德国政府建设强大海军的紧迫感明显增强，要求在1898年法案的基础上再加快扩建海军。威廉二世在1899年10月18日“查理大帝”号（Kaiser Karlder Groe）战列舰的命名仪式上明确表示“亟需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此后的十几年中，德国的造舰计划也是一扩再扩。1900年6月，德国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Zweites Flottengesetz） ，规定主力舰增至38艘，装甲巡洋舰14艘，小型巡洋舰45艘，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1906年5月，根据英国建成新式无畏舰（Dreadnought）的新情况，德国赶忙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Flottennovelle1906） ，规定今后建造的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军舰。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引起海上霸主英国的强烈担忧。根据蒂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是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形势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则已经包含着要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思想”。英国害怕自己的海上优势受到动摇，随之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然而，尽管声称要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国在这场角逐中明显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咄咄逼人，声称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以至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发动进攻时也要冒严重的风险。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时还仅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向英国海上霸权挑战的世界第二大舰队。
2.在非洲的殖民扩张
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触角伸至远东、南太平洋、中近东和非洲。在非洲，德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斜断非洲殖民大帝国。这一计划与英国的殖民计划发生了冲突。当时英国正计划修建一条从开普敦（Kapstadt）至开罗（Kairo）的纵贯非洲大陆的铁路。于是，19世纪90年代初两国曾在殖民地问题上出现过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争吵所取代，并且双方在开普以北、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之间的南非地区展开了争夺，其中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Oranje）两个布尔人共和国（Burenrepublik）的争夺最为激烈。
早在俾斯麦时期，就有德国人主张在布尔人共和国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德国资本已经与德兰士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后，德英两国殖民者都急于夺取对这一布尔人共和国的控制权。结果，经营南非钻石矿公司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捷足先登。但是德国资本在德兰士瓦的渗透也极为迅速。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先锋威廉·克纳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在1891—1894年间担任南非中央银行首脑，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汉堡各大商行与德兰士瓦也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在南非的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就有将近1.5万名德国移民，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更是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控制了德兰士瓦的绝大部分对外出口贸易。
英国将包括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内的整个南非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1895年12月，罗得斯的下属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率领一支800人的队伍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这就是所谓的“詹姆森袭击”（Jameson Raid）。对于英国的举动，在德兰士瓦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德国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不惜与英国一战。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又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Paulus Stephanus Krüger，1825—1904）发去贺电，即所谓的“克吕格尔电报”（Krügerdepesche） ，祝贺他在“不求助于友邦”的情况下，仅用自己的力量就“对外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英国对德国的态度非常不满，甚至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最后，德国因为自己的海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南非的计划。而英国正处在与布尔人战争的前夕，为防止德国从中作梗，也准备给德国一些好处。1898年8月，双方签订了两项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据此，英国将莫桑比克（Mozambique）南部和安哥拉（Angola）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将莫桑比克北部、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瓜分葡属殖民地的交换条件，德国政府答应不再给予布尔共和国以任何支持。
除了与英国在非洲的争夺外，德国还与法国在北非展开了争夺摩洛哥（Marokko）的斗争，并引发了两次危机。鉴于德国在扩建海军和殖民扩张方面咄咄逼人，英国决定与殖民争霸中的老对手法国和解，共同对付德国。1904年4月，英法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即所谓的《英法协约》（Britisch-franzsische Entente cordiale）。根据该协约，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从此两国在协调欧洲事务方面再没有什么障碍。1905年2月，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变成完全从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政府为了争夺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为了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3月底，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港口丹吉尔（Tanger）并发表演说，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Erste Marokkokrise）。然而，英国马上出面支持法国，结果使得德国的武力讹诈黯然失色。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1906年召开的阿尔吉西拉斯会议（Algeciraskonferenz）上，英、俄、意、美等国都一边倒地支持法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国一无所获，反德联盟却得到巩固。
3.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政策
太平洋地区也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国对于和英国达成瓜分葡属殖民地的协定并不满足，它希望利用英国急于发动对布尔人战争的机会，捞取更多的好处，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
德国侵入南太平洋地区很早。早在19世纪60年代，汉堡商人高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Godeffroy，1813—1885）已经垄断了萨摩亚（Samoa）一带的商业贸易。俾斯麦时期，德国也逐渐在新几内亚一带站稳了脚跟。1889年，德、英、美三国在争夺萨摩亚群岛的过程中暂时达成协议，规定该群岛由三国共管。但是德国政府想独占该群岛，或至少是该群岛的一部分，以便为德国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出于这一动机，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再次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并利用萨摩亚国王去世的机会搅乱了萨摩亚的局势，以此说明只有瓜分该群岛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英国原本反对瓜分计划，因为索尔斯伯里认为，英国在这场瓜分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更是明确表示，德国的政策“是公开进行讹诈”。只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困难处境，英国政府才决定对德国作出让步。
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屿乌波卢（Upolu）和萨韦（Sawai） ，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放弃对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为此它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Salomoninseln）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在得到英国让步后，德国立即背弃了曾经许下的支持布尔人的诺言，甚至拒绝前来求援的布尔共和国的代表进入德国。德国还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之际，以1725万马克从其手中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Palauinseln）和马利亚纳群岛（Marianeninseln）。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对东亚（Ostasien）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列强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就曾经谈到，俾斯麦支持法国占领中国的沿海岛屿。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改变了俾斯麦时期的保守态度，开始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采取一种积极拓展的政策。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伦堡伯爵等就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到过占领台湾（Taiwan；Formosa）一事；1869—1870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通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 of en，1833—1905）也在给俾斯麦的报告中提出过夺取中国的舟山（Chu-Shan-Inseln）的建议。中日甲午战争（Japanisch-Chinesischer Krieg1894/95）爆发后，受到刺激的德国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国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在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与宰相霍恩洛厄相互交换的电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湾的问题。1895年2月，马沙尔在给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机密信件中再次提到为德国的“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永久的基地”的问题，并首次提到“位于山东西南部的胶州湾”。马沙尔在谈到要选择胶州湾（Bucht von Kiautschou）作为基地的理由时指出，胶州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据该处”“也就是占据中国之大陆”。出于以上动机，德国政府曾在甲午战争后积极发动并参加了三国干涉迫日还辽（Interventionder drei Mchte）的行动，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捞取好处。当然，德国政府积极策划迫日还辽，还有另外的目的，这就是要赢得正在觊觎辽东半岛（Halbinsel Liautung）的俄国的友谊，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
因此，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了索取报酬的问题。1895年10月德国获得了在天津（Tientsin）和汉口（Hankau）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了对华贷款。但是，它想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愿望没能实现。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提到在中国取得一块基地之事，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予以直截了当的拒绝。次年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此事，李鸿章只答应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德国对此自然心有不甘。1896年春天，身为德国东亚舰队（Ostasiengeschwader）司令官的蒂尔皮茨专程来到远东，为德国在华选择立足点，并倾向于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山东（Shantung）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给了德国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时任外交国务秘书的比洛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德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立刻进行外交与海军行动”来强占胶州湾。威廉二世得到这一消息后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为德国工业获取新的销售市场”的机会到来了。他在给比洛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
于是，德国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就急忙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东亚舰队驶进了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Tsingtau）。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军政要员会议，确定“永久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Pachtvertrag von Kiautschou） ，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德国人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19世纪末反帝排外的义和团起义以及由此引发的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成为德国加剧侵略中国的又一借口，同时也引发德国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变化。
首先，义和团起义成为德国彰显其世界强权形象的重要机会。它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所谓“义和团战争”（Boxerkrieg）。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3日的一次演说中宣布：“海洋对于德国而言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然而海洋也会证明，在其所及之处，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意志皇帝，那就决不允许再有什么重要的决定。”27日，他在不莱梅港向开赴中国的军队发表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enrede） ，更显出极度的张狂和凶残：“对待敌人不要手软！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谁落入你们手中，就意味着死亡！”在各列强组成的侵华联军中，联军统帅的位置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最后，因英俄两国之间矛盾、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杀以及最高军阶等原因，德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成为联军司令。他指挥的联军不仅残酷镇压义和团起义，而且对中国进行了无耻的掠夺。1901年9月列强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Boxerprotokoll） ，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在镇压义和团起义期间，德英两国就在中国的利益进行了谈判。当时俄英两国都担心对方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德国因此成为二者拉拢的对象。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为了阻止其对满洲（Mandschurei；Manjurei）的觊觎，与德国就列强在华行动规则进行了谈判，并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了《扬子江协定》（Jangtse-Abkommen）。根据该协定，各国在对华贸易中实行“门户开放”（Offene Tür）原则；在两国可以施加影响的中国地区，确保这一原则不受侵犯；尊重中国现有的领土完整；若有其他列强利用中国复杂的形势谋取领土，两国将协商采取反制措施。
《扬子江协定》促成了德国与英国的接近。两国间因此恢复了结盟谈判。英国希望由此推动德国加入反对宿敌俄国的行列。然而，比洛政府认为英俄敌对不可避免，因此想在英俄之间保持所谓的“骑墙政策”（Politik derfreien Hand） ，同时德国也认为，英国不可能与利益对立相当严重的俄、法两国结盟，而且认为德英继续接近可能导致德国与俄法的对立，因而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维护地中海、北非等地现状的建议。两国的结盟谈判最终归于失败。于是，英国为了牵制俄国，与日本在1902年签订了同盟条约。
此后德国为了减轻其东部边境的压力，大力鼓励俄国在中国与日本争夺。日俄战争（Japanisch-Russischer Krieg；Russich-Japanischer Krieg）结束后，由于日本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张，德国被迫将殖民扩张的目标转向非洲和近东，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它与英、法、俄等列强的矛盾，促使它们日益接近。
4.德国的近东政策与巴格达铁路
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的重点目标。在德国对中近东的扩张中，巴格达铁路（Bagdadbahn）成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是指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波斯湾（Persischer Golf）之间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铁路以及延伸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线铁路，也称“三B铁路”。根据“三B铁路”计划，德国将修建一条从柏林，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君士坦丁堡、摩苏尔（Mosul）、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的铁路。德国的盘算是，通过建造这样一条铁路，将使土耳其及其邻国屈从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在波斯湾建立德国的阵地，并在通往印度的最近的道路上站住脚跟。
最早促使德国向中近东扩张的动力是经济因素。当时中东地区已经是“德国经济扩张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据统计，1880年德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微乎其微，对土耳其的出口为600万马克，到1893年时则已经增长了7倍。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人认识到，“在中近东地区，德国可望发展能够吸收大批德国制造业商品的市场，并取得那些可以为德国工业提供必需原料的地区”。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提出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兹密尔（Izmir）的铁路的租借权，并获得了从伊兹密尔到安卡拉（Ankara）的新铁路的建筑权。1893年德国又获得了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Konya）的建筑权，并在1896年建成了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了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并得到其支持。它们认为小亚细亚的铁路建设会对铁轨、机车、车辆等形成巨大需求，进而带来巨额利润。
起初，德国政府考虑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有所顾忌。为了防止与英、俄等国发生冲突，它采取听任德国工业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确表示支持修建巴格达铁路。但是，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业界的压力和推行世界政策的需要，中近东显得日益重要，德国政府再也无法顾及避免得罪英、俄等列强的考虑。从战略上讲，德国若能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en）建立一个象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就可以通过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印度，与英国展开竞争。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在政治上对巴格达铁路倾注极大的热情。1898年，威廉二世为了加强对土耳其的影响和争取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在比洛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1839—1901）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苏丹提出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的铁路建筑权问题，并得到后者的同意。随后，威廉二世又在大马士革（Damaskus）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5.世界政策的后果
表面上看，德国政府的世界政策是有一些成就的。在抢占殖民地方面，到1914年，德国拥有的殖民地已经达到10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1500万。但是，德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并没有捞到多少实惠。统计表明，1893年，德国的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已经获得的殖民地，1912年时也相关比重也只提升到了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是增加到了0.5%。因此，虽然德国推行殖民扩张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但仅仅从经济利益而言，德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实际上，威廉时代的德国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抢占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世界强国形象和声望的渴望和追求。它大力扩建海军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威廉二世时期锋芒毕露的世界政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迫使它们联手共同对敌。德国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的政策，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权，英德矛盾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得这两个国家之间旧仇未了又添新怨。尤其是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引起英、法、俄三国的严重关注。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不仅使德国势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亚，而且将成为威胁英国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变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剑。俄国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考虑，法国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也都不愿意德国在土耳其势力的扩大。因此，修筑巴格达铁路大大加剧了德国与英、法、俄三国的矛盾。
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三个宿敌终于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结果，继1904年英法协定解决了英法两国在非洲的矛盾冲突之后，1907年8月又签订了英俄《圣彼得堡条约》（Vertrag von Sankt Petersburg） ，解决了英俄两国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等问题上的争端，从而为三国联手对付德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了三国协约（Tripelentente；Triple Entente）。欧洲终于形成了德、奥、意为一方和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