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趋势；议会政治生态
1.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趋势
根据1871年宪法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行政架构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当时照顾各方利益的联邦体制有利于缓和矛盾，巩固新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然而，随着帝国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帝国国际作用的不断增长，原来包含过多分离主义因素的联邦体制日益显示出弊端，已经无法满足帝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帝国内部围绕着联邦制和中央集权问题出现了两大对立势力的斗争。以各小邦政府、保守党、中央党等为一方，主张尽可能保持各邦的独立地位，维持帝国的联邦性质。保守党担心，加强中央集权会增强代表中央集权主义的帝国议会的力量，导致民主趋势的加强；中央党则出于反对新教普鲁士支配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考虑，它希望能够保持联邦制，以便继续更好地维护小邦权利，保证天主教的自治地位。而民族自由党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则支持加强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帝国建立初期，后一派力量在帝国议会中占有明显优势。
对帝国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普鲁士在帝国内部的特殊地位。俾斯麦统一德国走的是“大普鲁士”的“小德意志”道路。帝国建立之初，为缓和各邦分离主义势力的阻挠，帝国行政体制上含有较浓厚的联邦主义色彩。但随着统一的稳固，普鲁士在帝国内的压倒性优势使它的要求和愿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各邦必须奉行的准则。帝国初期的联邦主义色彩因此逐步淡化，让位于政令统一的中央集权主义。与此同时，普鲁士实际把持着帝国行政权力，它不会长期容忍各邦自行其是的行为。
中央集权主义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19世纪早期，国家行政职能除了外交和军事以外，在内务管理上只有财政、教育和司法等部门。经济领域中所涉及的管理部门仅为农业、采矿、铸币、商业、工业和手工业等。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国家不断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结果是“经济政策愈多，经济管理也就愈多”。国家必须涉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商业、银行、交易所、保险业、竞争、专利、商标、卡特尔（Kartell）、度量衡、统计、交通、通讯等一系列领域，并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进行规范管理。由此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国家中央各部门在日常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中央权力因素的重要性，改变帝国与各邦之间以及联邦主义体系内的力量对比，引发中央集权趋势。
统一的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帝国迈向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1872年，继在北德意志联邦时期实行商法典之后，帝国刑法典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典。1873年帝国政府开始制定民法典，该法典于1888年完成，经过重大修改后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在1896年通过，1900年开始生效。此后，帝国又统一了诉讼和法院制度。1876年—1879年，帝国政府相继通过了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统一调整了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法院人员的任命和管辖权限、审判程序和诉讼程序等。1879年，帝国法院在莱比锡建立，从而表明已经拥有了“帝国司法权”。帝国政府能如此顺利地建立起统一的法制体系，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中占有多数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建立统一法典和法院制度的过程中，民族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和普鲁士司法大臣莱昂哈特（Adolf Leonhardt，1815—1880）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统一货币是加强中央权力的又一重要步骤。由于长期分裂，德国的银行系统一直十分混乱。到1871年，帝国境内还有7个不同的货币区和33个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随着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建立统一的银行货币系统显得十分迫切。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党议员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1823—1899）和帝国宰相办公厅（Reichskanzleramt）主任德尔布吕克（Delbrück）等人开始了帝国货币的统一工作。1871年，马克成为帝国的法定货币单位。1873年，帝国政府利用对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建立起黄金通货，货币银本位改成了金本位。1875年3月，帝国通过了银行法，将原普鲁士银行改成帝国银行（Reichsbank）。帝国政府还规定了极为苛刻的纸币发行条件，其中包括发行银行均不许承兑汇票，不能自行或代理顾客先期买卖货物和证券等，以限制帝国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发行纸币。到1876年，原先33家银行中已有14家放弃了纸币发行权；1907年时已经只有4家银行仍保留着纸币发行权。1912年，德国发行货币总额为1.34亿英镑，其中1.26亿出自帝国银行。其他银行在纸币发行方面已经无足轻重了。
统一的邮政系统的建立是帝国中央集权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结果。德国邮政在分裂时期是一盘散沙，1867年后才在北德意志联邦境内建立起联邦邮政。帝国建立后，先后在1871、1873和1874年通过相关法律和补充规定，实现了国家的邮政统一。1871年出任帝国邮政总局局长、1880年起担任帝国邮电部（Reichspostamt）国务秘书的海因里希·冯·施特凡（Heinrich von Stephan，1831—1897）在统一帝国邮政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重要举措是由国家控制和建设邮电通讯事业。1876年德国各邦电报系统在帝国邮政总局之下合并起来。1897年德国政府取消了柏林、汉诺威等地的最后几十家私人邮政。
帝国政府还统一了对铁路的管理。帝国建立初期，存在着帝国铁路、各邦铁路、私营铁路、私人所有但由各邦经营或各邦所有而由私人经营的铁路等多种体系，管理混乱。1873年，俾斯麦建立帝国铁路局（Reichsbahnamt） ，协调各铁路系统的建设、装备和营运，以提高效率。1876年，有67家铁路管理局和1357种运费的德国铁路组成了实行统一运费原则的自由联合，使铁路运费率实现了统一和系统化。俾斯麦政府还一度想实施铁路国有化的帝国铁路计划，但由于各邦不愿放弃铁路这一财源而受到阻碍。此后俾斯麦政府继续通过普鲁士的铁路国有化来带动其他邦的铁路国有化。1879年—1880年普鲁士开始铁路国有化，仅1880年—1882年普鲁士的国有铁路就从6190公里增加到15305公里。由于普鲁士的铁路里程在帝国内占有主导地位，它的铁路国有化对推动整个帝国的铁路国有化的影响不言而喻。
19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保护关税、扩充军备和殖民扩张等一系列事务的需要，也提出了加强帝国政府权力的新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帝国行政体制也“逐渐地呈现出中央集权而非联邦的特点”。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帝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扩大。起初，除了前普鲁士外交部这一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厅外，帝国宰相办公厅是负责包括商业、财政、司法、铁路和邮政等全国内政事务的最高官厅。1872年普鲁士海军部被帝国接收，于1889年发展成为由国务秘书领导的帝国海军部（Kaiserliche Admiralitt） ，负责帝国海军事务。后来，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德尔布吕克在俾斯麦的默许下，把归入帝国管理的各项任务都并入帝国宰相办公厅之下，结果形成了一个和帝国宪法中的联邦原则明显不相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官厅。
1876年6月，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尔布吕克与俾斯麦在保护关税政策上发生分歧，辞去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俾斯麦随后试图将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合二为一，让普鲁士大臣领导相应的帝国各部门，以加强帝国政府的行政权力。1878年—1880年间，他通过帝国“国务秘书普鲁士化”等形式，对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行政管理部门的结构进行调整。1878年3月的“副职法”把帝国和普鲁士官员一身兼两职的办法延伸到帝国和普鲁士主要大臣的副职身上。例如，帝国副宰相同时又是普鲁士的副首相。后来俾斯麦又将帝国宰相办公厅分解成内政、司法、财政、邮政、铁路等帝国官厅，然后任命在普鲁士政府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的国务大臣充当这些官厅的国务秘书。例如，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又是普鲁士国务大臣。俾斯麦下台之后，“国务秘书普鲁士化”模式在其后任手里得到了更有力的推行和落实。
随着政府管理事务的增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帝国政府的人员编制也越来越多。以帝国最高层厅局级官员为例，1876年为500人，1914年时增加到了约2000人，增幅达300%。帝国政府管理人员的数目也快速增长。1871年帝国政府管理人员有20.4万人，1890年增加到26.7万，到1910年时已经达到44.2万人。换言之，这时的帝国政府管理人员较之帝国建立初期翻了一番还多。
2.俾斯麦时代的议会政治生态
1871年—1890年是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操控在俾斯麦手中。俾斯麦主政期间，虽然耗费了很多精力在帝国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在那里发表过许多演说，但是在事实上他是一个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反对者。他拒绝接受政党统治或多数派统治的原则，也拒绝任何扩大议会制政府的举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靠自己的威望和皇帝的信任而非议会多数来进行统治的，他的委任状来自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而非议会。因此，俾斯麦时期帝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帝国议会多数派角色可以不断地调换，帝国宰相却始终是同一个人，可谓“铁打的宰相，流水的议会”。帝国议会如果不服从，则予以解散。不过，俾斯麦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又表现出对议会多数的依赖性。他在执政时期与议会的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民族自由党时期、中央党时期和卡特尔政党联盟时期。
在帝国议会最初两届议会（1871年—1877年）期间，俾斯麦依靠民族自由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开展工作。其间，支持国家统一的民族自由党是帝国议会最强大的政党，而俾斯麦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巩固刚刚取得的国家统一，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如前所述，这种合作的重要结果是，俾斯麦不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而且大大扩张了帝国政府的权能，实现了司法、货币、邮政、铁路等的统一。
但是民族自由党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派除了支持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外，还特别关注政治和经济“自由”，因此与独断专行的俾斯麦时常发生冲突。1874年和1875年，民族自由党先后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新闻法草案和在刑法典中增加对煽动阶级仇恨者施以刑罚的条款。1878年他们又否决了俾斯麦关于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提案，理由是该提案破坏了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他们只愿意根据俾斯麦的意愿对原有的法律进行完善。最后，俾斯麦利用威廉一世遇刺受伤而激起的民愤，解散并改选议会，使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才迫使选举中遭到惨败的民族自由党在强大民意压力下同意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另一矛盾是有关保护关税和财税改革问题。19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重工业界和农业界压力下，俾斯麦的经济政策开始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转向”（Konservative Wende）。这一转向使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也开始了他与议会合作的第二个时期，即中央党时代。
事实上，从1876年开始，主张自由贸易的戴尔布吕克、欧伦堡、坎普豪森、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Heinrich von Achenbach，1829—1899）等官员皆因与俾斯麦意见相左而失宠并辞职。在清除政府内部的阻力之后，俾斯麦于1878年向议会提出了实行新的关税和财税政策问题。为了获得议会的支持，他转而与曾经的“帝国之敌”中央党合作。中央党也希望借机拆散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联盟，打击和瓦解民族自由党这一文化斗争的支持者。于是，在帝国议会中形成了以中央党为主，包括保守党、帝国党和部分民族自由党在内的所谓“自由经济联合”（Freie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或称“帝国议会国民经济联合”（Volks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des Reichstags） ，支持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使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法案于1879年7月获得顺利通过。民族自由党则因内部意见不合而分裂，以拉斯克为代表的左派退出了民族自由党党团。
此后，俾斯麦还想借助这一以中央党为主的议会多数进行税收改革，建立烟草专卖制度，提高间接税，以便改善政府财政。但是在1881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两个保守派政党大败。中央党席位略有增加，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民族自由党议席数剧减，左翼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席次有所增加。俾斯麦想赢得议会多数支持的希望因此落空。
与此同时，帝国议会的政治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文化斗争的停止、保护关税政策的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和国家社会政策的出台，帝国议会中各个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都出现了调整。中央党放弃了原先作为政府反对派的立场，在保护关税法案、社会保险法案等问题上与两个保守党站在一起，支持政府。民族自由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长约翰·冯·米克威尔（Johannes von Miquel，1828—1901）的领导下立场趋于保守，也成了亲政府的政党。从民族自由党中分离出去的左派则与进步党联合，于1884年组成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 ，成为反对派政党。
1887年，俾斯麦为了应对法俄联合出现的威胁，在议会中提出了第三个“七年期”（Septennat）扩充军队法案，要求扩大军队人数。此时的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虽然也同意扩充军队，但只同意将期限确定为3年。向来独断专行的俾斯麦不愿让步，解散了议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两个保守党与民族自由党一起结成卡特尔政党联盟（Kartell-Parteien）进行议会竞选。结果，由于法国的复仇威胁和俄国的反德压力等因素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卡特尔政党联盟在新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从而使第三个“七年期”法案获得通过。俾斯麦与帝国议会的合作进入了卡特尔政党联盟时期。
在政党问题上，俾斯麦有一套令常人难以理解的理论。一方面他反感政党政治，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议会政党通过预算和法律。他需要的是顺从的而非和他讨价还价的政党，否则他就弃之一边。他曾利用民族自由党来打击中央党，当民族自由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成为他的政策障碍时，他又转而争取他所痛恨的“帝国之敌”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依靠他们为自己的保护关税政策鸣锣开道，同时帮助他打击另一个“帝国之敌”社会民主党。因此，俾斯麦与议会政党的关系特点是：利用议会多数派实现自己的意图，而不是他为议会多数派所左右。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是俾斯麦与帝国议会多数派政党关系的实质所在。在俾斯麦眼中，议会多数派只是实现自己现实政策目标的一种工具，政府不是与议会所代表的国家立场一致的执行机关，而是可以与国家讨价还价的一种力量。
俾斯麦反感政党和议会政治，却又要保存这一套制度。对于这种矛盾性的态度，1884年7月他在瓦尔青（Varzin）对“国内敌人”进行评论时曾就这两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根据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von Bülow，1849—1929）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俾斯麦并不想进行独裁统治，而且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在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要实行专制主义和独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一个议会制的政府对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这种判断是基于对德国的政党和人民的政治能力的认识。他认为，德国的政党“既没有法国人的那种爱国主义，又缺乏英国人的常识”。“鉴于普通德国人缺乏政治能力，理智的议会制度会就导致1848年时所出现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上层的软弱和无能以及下层的自负和不断的新要求”。因此，只要他还在官位上一天，就不会支持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
三、俾斯麦时期的对外政策及实践
如果说19世纪上半期拿破仑曾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横行欧洲于一时，那么19世纪下半期就是俾斯麦以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操纵欧洲的时代。从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德国人长期渴望的民族统一大业。帝国建立后，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明确将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心置于欧洲大陆，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使欧洲僻壤柏林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中心。确切地说，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总体对外政策主导思想有两点：一是维持和平，二是阻止法俄两国威胁性的联合。
（一）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1）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2）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国和俄国接近而使德国受到两面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支持奥匈帝国，以应付法俄两国可能的联合，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扩张； （3）在殖民地问题上持审慎态度，重点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基点，也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基本外交路线。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统一使欧洲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的赔款，这对法国人而言是一次无法忘怀的打击。特别是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埋下了未来德法两国纷争的种子。阿尔萨斯洛林对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毛奇为首的德国军方坚持认为，占领麦茨（Metz）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地可以使德军节省10万军队。因为德军在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后，可以更容易对巴黎构成威胁，从而使德国入侵的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于法国人的头上。这自然是法国人难以容忍的。因此，恩格斯作为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的见证者，曾预言：“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事实证明，割占阿尔萨斯-洛林成了德国的一种外交重负，它使得“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俾斯麦也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在对法战争结束不久，他便肯定地回答了总参谋部对法国是否会复仇的疑问。
基于以上考虑，防止法国复仇就成了俾斯麦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点。当时要防止法国复仇，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要求法国人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这显然不切实际；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团结在德国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复仇无望。最终，国际国内形势使俾斯麦政府选择了后者。
从国内看，年轻的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消除内部的分离主义因素，巩固统一的成果。因此，俾斯麦在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宣布，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满足”，它以后努力的目标只是要维持现状。
从国际上看，客观形势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因为一贯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不会接受继续削弱法国的举动，俄国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只能选择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可以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用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它找到盟友。只要法国没有盟友，它就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俄、英、奥等列强在近东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则为俾斯麦推行上述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向巴尔干扩张是俄国历代沙皇一贯的对外政策。但这一政策与已经被逐出德意志而转向巴尔干地区寻求补偿的奥匈帝国发生冲突。同时，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也为英国所不容。鉴于这种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这就为俾斯麦贯彻自己的外交意图提供了良机。
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步是拉拢俄、奥，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他将奥匈和俄国作为首要拉拢对象，一是因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而且三国都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君主制国家，容易找到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在当时欧洲五强中，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德、奥、俄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敢也无力妄动。而奥地利对外政策的转变则正好为俾斯麦的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
奥地利在1866年失败之后，曾试图寻机恢复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迫使它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满怀复仇希望的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1809—1886）不得不承认：“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喷发”，已经无法复原。奥匈帝国遂将对外政策目标转向东方，力图在巴尔干得到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不可依恃，英国虽支持反俄政策，却不愿承担义务，奥匈只得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因此，1871年新上任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1823—1890）明确表示，与德国密切合作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基础。此后他刻意讨取俾斯麦的欢心，以达到联德目的。
俾斯麦乐见奥匈寻求德国的友谊，但他并不愿意因为获取奥匈的友谊开罪俄国，而是希望三个国家能在君主制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在与德国合作成为不二选择的情况下，安德拉西虽不愿与俄国为伍，仍决定迎合俾斯麦的意愿，暂与俄国言好，静观其变。“既然将俾斯麦从俄国那里拉开是不可能的，奥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参加这一联盟”。
这时俄国也需要德国的支持。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俄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德国合作；另一方面，19世纪七十年代初俄国正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两国的接近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故而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为加强奥德友好关系，准备访问柏林。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直接介入德奥接触，化解可能导致俄国孤立的局面。这位沙皇向德国大使表示：德奥二皇相会，却将他弃之一边，不怎么令人愉快。其言下之意一目了然。结果，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俾斯麦将三皇聚会看成是欧洲大陆三个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法国的一种示威性亲善。此后俾斯麦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建议德俄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军事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争夺中亚。但俾斯麦坚持要奥匈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这一条件迫使俄国与奥匈修好。
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了《舍恩布伦协定》（Schnbrunner Konvention） ，规定两国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议定所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方针”。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也加入了该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Erstes Dreikaiserbündnis）形成。虽然第一次三皇同盟没有书面约束，其基础只是三位君主的个人友谊和信任，但是很显然，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他看来，只要奥俄两国重视三皇关系，就不存在奥匈或俄国向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
三皇同盟形成后，俾斯麦继而拉拢意大利。意大利自统一后一直与罗马教廷关系不和，而处于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法国政府却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意法两国因此难以交好。与之相反，德国政府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则使它与意大利有了共同语言。意大利舆论也认为，意大利的主要敌人是教皇统治，而和教皇站在一起的是法国，即德国的死敌。在这种背景下，1872年2月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z Friedrich Karlvon Preuen，1828—1885）前往罗马，拜访了意王维克多·厄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1820—1878，1861年—1878年在位）。同年5月意王回访了柏林和维也纳。于是，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四国协议（quadruple entente）。1874年1月，俾斯麦要求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如果意大利受到法国的攻击，不论是否影响到德国的利益，也不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德国都将立即援助意大利。四国协议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然而，就在俾斯麦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德法“战争在望”危机（“Krieg-in Sicht”Krise）让这位外交老手尝了一口失败的苦酒。此次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1870年战败后，法国不甘于永远被压制的状态，因此从1872年起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迅速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8月法国南锡（Nancy）主教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而祈祷。1875年初法国计划在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同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这一年法国军力达到46.1万人，军费开支为4.85亿法郎，两项指标均高于德国。
法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德国的不安。俾斯麦决定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加以遏制。当然，他也知道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很可能使俄、奥、英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所以只是选择了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制止法国重整军备”。他首先派约瑟夫·玛丽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约瑟夫·冯·拉多维茨之子）于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争取俄国支持，希望俄国不要声援法国。接着德国的新闻媒体开始制造舆论。4月9日柏林《邮报》（Post）刊载《战争在望》（Ist der Krieg in Sicht）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既刊出，欧洲为之震惊，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其实，相关情况表明，德国的外交活动和德国新闻界的舆论只是对法国的一种心理恫吓。《战争在望》文章发表后三天，俾斯麦就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Robert Lucius Freiherr von Ballhausen，1835—1914）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总参谋长毛奇在与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Odo Russel，1829—1884）谈话时也表示，只要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徒劳的，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
但是，俾斯麦这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Louis Decazes，1819—1886）这位难缠的对手，遭到后者强有力的反击。德卡兹以一种无辜的弱者的面目出现，到处散布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促使英俄等国出面干预，使德国处于被动的目的。当法国驻柏林大使将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拉塞尔晚宴上“预防性战争”（Prventivkrieg）的谈话报告巴黎后，德卡兹立即将消息告知了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 ，并将报告副本送给各列强宫廷。其实，德卡兹此时已经知道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的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他只是要让德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俄英两国显然中了德卡兹的圈套，它们深恐欧洲均势因法国受到打击而再遭破坏，赶忙出面干预。沙皇偕宰相哥尔查科夫（Alexander Michailovitsch Gorcakov，1798—1883）5月去柏林作例行拜会时明确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虽矢口否认有对法国动武的计划，但是众口难辩。
俾斯麦首次遇到重大外交挫折，德国一时陷于孤立。不过，就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来看，德国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著名史学家泰勒对1875年战争危机的评价是，“如果说这次危机使法国有了某种针对德国攻击的保障，那么也同样给了俾斯麦一种保障，即对一场复仇战争而言，法国将找不到盟友。俄国人和英国人既不想使德国也不想使法国在西欧称霸；他们想要一种均势，而俾斯麦准备给他们这种均势”。换言之，只要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变，其对外政策与英俄维持均势的目标就无根本性冲突，德国也就不会受到英俄两国与法国结盟的威胁。
恰在此时，由于东方问题重新出现，终于使俾斯麦摆脱了因德法战争危机造成的窘境。1875年7月，巴尔干的波斯尼亚（Bosnien）和黑塞哥维纳（Herzegowina）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形势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欲借机向巴尔干扩张，对起义者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而境内有上百万斯拉夫人且伺机向巴尔干扩张的奥匈帝国则表示反对斯拉夫人解放运动和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而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这时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尚无直接利益，但近东危机对俾斯麦而言是福祸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为德国转移它们对德法关系的关注和分化它们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俄、英、奥三国都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使其中一方转而寻求法国的安抚。
俾斯麦当然不希望他建立起来的三皇同盟因奥俄两国的不和而发生动摇。他在与英国大使拉塞尔的谈话中表示，德国对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没兴趣，他关心的是奥俄两国不要因为争夺土耳其这位病夫的遗产而发生冲突。他要严格充当和事老，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免三皇同盟中出现两方对付一方的局面。但是在实际的外交实践中，俾斯麦却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1876年9月俄国向德国提出了一个令德国左右为难的问题：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保持中立。俾斯麦在拖延无效之下于10月作了如下回答：德国既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削弱或消失。这一回答貌似公允，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于奥匈的力量弱于俄国，实际上是德国“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
俾斯麦在俄奥对抗中的这种实际偏向奥匈的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俄奥两国的不同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俄国明确表示反对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而奥匈却刻意回避得罪俾斯麦，不参加联合干预行动，以博取德国的好感。俾斯麦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于朋友我是更好的朋友，对于敌人我是更坏的敌人”。故而他在奥俄对抗中作出了有利奥方的表示。第二，德国的公众舆论站在奥地利一边。德国金融界将奥地利占领巴尔干视为保证德国在那里投资的前提条件；中央党则认为天主教大国奥地利占领巴尔干关系到“在东方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自由党也宣称，德国必须保证巴尔干问题的解决不损害奥地利的利益。面对这样一种氛围，当时俄国驻柏林大使感叹：在柏林“没有任何人”怀有真正的对斯拉夫人的同情。第三，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要求德国维持奥地利的地位。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指出：“如果奥地利垮了，俄国对我们就太危险了。与奥地利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与俄国对弈。”
德国的态度最终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1877年1月，俄奥两国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Konvention von Budapest） ，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奥匈占领波黑地区。但是俄国打败土耳其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和约》（Frieden von San Stefano）中建立大保加利亚（Gro-Bulgarien）的条款又引发了它与英奥两国的冲突。
1878年6—7月，欧洲各列强召开柏林会议（Berliner Kongre） ，以解决在东方问题上的分歧。在会上俾斯麦自喻为“诚实的掮客”（Ehrlicher Makler） ，居中调停。他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领土的要求，又支持奥匈驻军于波黑地区。但是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这种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最后俄国被迫吐出了一些到口的胜利果实。它恼怒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沙皇甚至指责柏林会议是“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于是俄国决定在外交、军事领域向德国施加压力。俄国驻土耳其代表与法国代表显示了引人注目的亲热；俄军也开始集结重兵于俄德边境。
面对俄国的压力，德国方面也采取了应对性措施。一方面，德国军方从1878年开始制定针对俄法两国的两线作战（Zweifrontenkrieg）计划，另一方面，俾斯麦开始从外交上寻求其他保障，筹划德奥同盟（Deutsch-sterreichisches Bündnis） ，以防备法俄联合可能带来的威胁。1879年4月，俾斯麦在给驻俄大使施魏尼茨（Hans Lother von Schweinitz，1822—1901）的信中指出：鉴于德国已不能像从前一样依赖俄国，那就应该和奥地利发展“一种有机的、没有两国政府的协议不能解除的关系”，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对于德国的这种期望，奥匈期待已久。8月27—28日，俾斯麦与安德拉西在加施泰因（Gastein）进行会谈。安德拉西的回答是：“奥德同盟是针对俄法同盟的必然对策。”9月21日俾斯麦到达维也纳。3天以后，德奥签订了针对俄国的联合备忘录。对此，德皇威廉一世感却怀德俄传统友好，反对针对俄国的同盟，只是在俾斯麦内阁总辞职的威胁下，才被迫于10月5日批准签订两国之间军事同盟协定。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Deutsch-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Bündnisvertrag）签字。据此，两缔约国之一受到俄国进攻，另一方有义务全力援助；双方对本条约保守秘密，须经协议方可通知第三国。
德奥同盟只是俾斯麦针对俄法之间可能的结盟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备手段。鉴于俄国在战略上对德国的重要性，他并不想作出永久性的反俄抉择。相反，他想通过施加外交压力的“曲线政策”来迫使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因此，在缔结德奥同盟的同时，他又授意驻英大使明斯特（Georg Herbertzu Münster，1820—1902）与英国谈判，试探英国在德俄冲突中将要采取的态度。俾斯麦的策略很快见效。由于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且与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关系紧张，俄国也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便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奥结盟和德英会谈的传言等，则更使俄国感到不安。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俄国被迫作出妥协，提出了与德国缔结针对奥匈的双边协定的主张。俾斯麦给俄国的答复是：“没有人愿当少数派。……只要这个世界还为不稳定的五强均势所操纵，就要努力成为三成员中的一位。”他明确告诉俄国特使，重建三皇同盟是唯一保障欧洲和平的最大稳定体系。迫于无奈，俄国只得与奥匈和好。
1881年6月，新三皇同盟在柏林缔结。与原先协议性的三皇协定不同，新三皇同盟通过具体的条约义务将俄国拴得更紧。根据该条约，一旦发生法德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在英俄战争中则德国保持中立。条约还保证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在三皇同盟的束缚下，俄国实际上同意背弃法国而迁就德国，借以换取德国不帮助英国反对俄国。此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1894年在位）前往但泽拜会德皇，也与奥皇之间表现出非常亲密的友谊。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将对手从自己周围引开，是俾斯麦的一贯做法。1878年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曾鼓励其占领突尼斯（Tunesien） ，同时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抢夺突尼斯，希图挑起法意两国的冲突。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突尼斯。在争夺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为了与法国对抗，主动提出加入德奥同盟。1882年5月，出于在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考虑，俾斯麦拖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Dreibund）。根据条约，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攻击，德奥将援助意大利；德国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将参加战争。意大利因此成为德国威胁法国后方的一枚棋子。
接着，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同罗马尼亚（Rumnien）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既恨又怕，转而寻求德奥两国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南部的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30日，罗奥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同日德国加入此约。1888年5月意大利加入该约。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三个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陷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针对法俄两国的同盟集团。俾斯麦苦心经营的这一联盟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由于这一联盟体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包括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等在内的复杂内部矛盾，因此不可能长期稳固下去。
（二）德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再保险条约
俾斯麦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列，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因而在殖民扩张问题上总是很谨慎。而且他也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导致与海上霸主及殖民强国英国的冲突，促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故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一反常态，突然涉足殖民扩张，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立起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
从国际层面而言，当时的形势有利于德国进行殖民扩张。一是俾斯麦此时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暂时有了保障，可以放手向外扩张；二是此时法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殖民扩张方面，法德关系趋向缓和，德国暂时可以精力从防止法国复仇中解放出来，转向海外；三是英国的国际困境也为德国获得殖民地提供了机会。此时正值英国与法国因争夺埃及发生冲突，与俄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剑拔弩张。因此，英国在欧洲需要德国的支持，在殖民地问题上容易向德国让步。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及其继任者索尔斯伯里（Robert A.T.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都曾表示，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英国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合作。
俾斯麦创立德国殖民帝国也有其国内动因。一是德国统一后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增强。据统计，1878年德国与萨摩亚群岛（Samoainseln）、汤加群岛（Tongainseln）的贸易逆差达103万马克；1879年—1883年德国向非洲出口由27.92万马克增至42.28万马克，通过汉堡进口的非洲货物却从519.65万马克增至910.52万马克。二是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成为俾斯麦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19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德国出现了许多以鼓吹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包括1878年成立的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Centralverein für Handelsgeogrphie und Frderungdeutscher Interessen）、1881年夏天在工业家比克（Henny Axel Bueck，1830—1916）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Westdeutscher Verein für Kolonisation und Export）、1882年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冯·米克威尔等策划建立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Deutsche Kolonialverein）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Gesellschaft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等。因此，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争取这些组织的支持，显然非常重要。俾斯麦曾在私下谈话中表示，需要利用殖民事务来帮助选举。
1882年11月，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Adolf Lüderitz，1834—1886）在西南非（Südwestafrika）向当地土著首领买下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Kap）殖民政府，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已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诞生。接着德国又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著名探险家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1834—1885）先后宣布将多哥（Togo）、喀麦隆（Kamerun）置于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德国又将矛头指向东非。1884年9—11月，萨克森牧师之子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1856—1918）以烈性酒等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属东非殖民地诞生。德国在太平洋（Pazifischer Ozean； Stiller Ozean）的殖民活动也迅速展开。1885年5月英德签订协议，德国获得新几内亚（Neu-Guinea）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Salomonen； Salomoninseln）部分岛屿以及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等的宗主权。就这样，在1884年4月至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西南非、西非、东非以及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都升起了德意志帝国的大旗。
然而，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出现了新变化。1885年3月，由于在中法战争（Sino-Franzsischer Krieg； Franco-Chinesischer Krieg）中败给中国（China） ，法国茹尔·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内阁垮台，法国对外政策视线转回欧洲，法国国内对德复仇呼声再次高涨。同年9月，东鲁美利亚（Ost-Rumelien）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东方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欧洲列强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外交冲突。俾斯麦政府于是急忙将对外政策重心收回到欧洲大陆，以防不测。事后俾斯麦在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政策的鼓吹者欧根·沃尔夫（Eugen Wolf，1850—1912）时指出：“您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在俾斯麦眼中，抢占殖民地同欧洲问题相比，始终只是枝末问题。
1885年—1887年，德国外交开始面临所谓的双重危机（Doppelkrise） ，严重影响到俾斯麦建立起来的联盟体系。
一是保加利亚危机（Bulgarische Krise）引发俄奥冲突，动摇了俾斯麦联盟体系基石之一的三皇同盟。1885年保加利亚（Bulgarien）占领东鲁美利亚，引起塞尔维亚（Serbien）的不满，双方爆发战争。塞尔维亚遭到决定性失败，只是由于奥匈的外交干涉才免于丢失领土。俄国对于奥匈没有与自己协商就进行干涉表示不满，认为违反了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的协商原则。与此同时，俄国也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加利亚君主巴滕贝格（Alexander von Battenberg，1857—1893，1879年—1886年在位）试图摆脱它的控制感到不满，于1886年9月赶其下台。此后奥俄两国在保加利亚新君主人选问题上展开了斗争，直到1887年7月费迪南德·冯·科堡（Ferdinand von Coburg，1861—1948，1887年—1918年在位） ，即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登位。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严重破坏了三皇同盟的基础，以至双方都不再愿意延长将于1887年夏天到期的条约。
二是1885年茹尔·费里下台后，主张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George Ernest Jean Marie Boulanger，1837—1891）出任法国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法国舆论出现了对德复仇的热烈讨论。1887年4月，由于德国以诱骗方式逮捕了法国官员施奈贝尔·纪尧姆（SchnaebeléGuillaume，1831—1900） ，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直到5月布朗热下台，德法关系才趋于缓和。
当时面对来自东西两侧的双重危机压力，德国特别担心法俄两国的接近。虽然俾斯麦在公开场合竭力淡化这种可能性，全面肯定德俄友好关系，只对法国的复仇表示担心，但他显然无法排除法俄两国接近的可能。因此，他从军事到外交等多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来防范这种可能性。首先是加强军备。他在帝国议会大谈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法国战争威胁，提出了第三个“七年期”扩充军队法案，将常备军人数从427000人增加到468000人。与此同时，他在外交方面采取所谓的“拦阻政策”（Eindmmungspolitik） ，积极鼓动英、意、奥三国在近东问题上联合起来向俄国施压，迫使俄国重回德国怀抱。他利用英国与法国之间以及英国与俄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向英国施压，促使其与意、奥两国联合起来抵制俄国的扩张。1887年2月，英意两国签订《地中海协定》（Mittelmeerentente；Mittelmeerabkommen） ，也 称 东 方 协 定（Orientabkommen）。3月奥匈加入该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奥意三国将尽力维持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现状，制止一切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奥意两国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奥则支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Tripolis）的利益。由此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三国同盟的地位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条约是以文本互换的外交照会形式缔结的，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尽管如此，俾斯麦并未放弃俄国。在他看来，如果俄国遭到孤立，它势必通过与法国接近来解脱困境，这会使德国面临东西夹击的危险。因此，防止俄法接近，确保俄国在未来的德法冲突中保持中立，仍是最佳选择。而俄国虽然对奥匈不满，却也不愿完全与德国分道扬镳。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Nikolai Karlovitsch von Giers，1820—1895）期望用一种新的德俄协定来取代原来的三皇同盟条约。双方于是一拍即合，在1887年6月18日缔结了秘密的《再保险条约》（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条约分为正文和附加议定书两部分。根据该条约，缔约国之一在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有义务保持中立，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德国进攻法国或俄国进攻奥匈；德国承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的诸项权利，支持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政策。一旦俄国认为有必要保卫黑海入口，德国要保持善意中立。可见，《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是德俄双方在有关可能的冲突中有条件保证中立的条约。
俾斯麦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有两个明显的动机。一是要防止俄国与法国结盟；二是通过支持甚至鼓励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使之摆脱孤立之感，同时加剧俄国与英、奥、意三国的对立，迫使英国为抵制俄国的扩张而继续与奥意两国合作，从而在实际上站到三国同盟一边。
《再保险条约》使德国暂时摆脱了法俄联合的恶梦。但俾斯麦深知，一旦近东局势恶化，奥俄冲突再起，德国势必无法置身事外。由于德国不能允许俄国消灭奥匈这样一个欧洲大陆的均势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遏制俄国的联盟力量，降低其在近东的野心。1887年夏，奥意两国试图进一步强化《地中海协定》的义务，英国因无法肯定得到德国支持而犹豫不决。对此，俾斯麦于11月22日致函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表示，德国希望那些在近东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足够强大，以便对付俄国。在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性保证后，英国和奥意两国于12月再次强化了地中海协定，即所谓的《第二次地中海协定》（Zweite Mittelmeerentente）。德国在近东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事实上成了空头支票。
至此，俾斯麦心中并未完全踏实。当时包括官方报纸在内的俄国新闻界反德声浪日渐高涨，主张与法国接近的呼声不断；俄国政府也推出了明显针对德国人的敌视性措施：禁止外国人在俄国西部购买地产。面对德俄关系继续恶化和俄法两国的接近，俾斯麦感觉有必要寻求进一步的安全保障。为此，他一方面禁止德国市场购买俄国有价证券，试图以此对俄国施加经济压力，使之认识德国友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决定加强与英国的关系，以便确保对可能形成的法俄同盟的优势。
1889年8月，俾斯麦明确提出要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命令驻伦敦大使哈茨费尔德伯爵（Paul Grafvon Hatzfeld，1831—1901）向索尔斯伯里提出签订德英同盟条约的建议，即两国之一遭到法国的进攻时相互支持。但是英国对于该建议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尽管如此，与英国接近以保持对可能的法俄同盟的优势已经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种趋势。俾斯麦下台后，这种与英国接近的外交目标在继任者卡普里维（Leo Caprivi，1831—1899）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