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德国处于新旧交替的风云激**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广泛冲击着思想文化界。多种社会思潮的涌现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也有充分的表达。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祭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股思潮的较量及其结果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革命时代的德国，自由主义是最强大的一股思潮和运动。它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它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主要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因此，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
自由主义在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要大的多。但是德国人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olutionre Bewegung）。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Jakobiner）的恐怖统治（Terrorherrschaft；Schreckensherrschaft）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更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德国的历史发展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明显不同于西欧。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其一，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思想意识方面资产阶级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即文化资产阶级。其二，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力量软弱，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对国家政权的这种特殊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使他们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正因为如此，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所以，当普鲁士政府施加压力时，这位哲学大师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而是选择了缄默。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影响力。
德国的自由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对国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法制和宪法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如蒂宾根大学（Universitt Tübingen）教授、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等人，通过国家法讲座鼓吹宪法自由主义，宣传“法制国家”（Rechtstaat）的概念，主张用自由主义的法制国家取代专制主义的强权国家（Machtstaat） ，甚至为此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1834年开始出版的罗泰克和韦尔克等人反映自由主义国家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的著作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到了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成为一种运动。1832年的汉巴赫大会、1837年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等，都是自由主义运动在德国广泛发展的体现。而赫尔曼·舒尔策德里奇在19世纪中期发起的合作社运动（Genossenschaftsbewegung）则从社会层面反映了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自由主义运动。1847年，他建立了第一个针对木匠和鞋匠的“原料联合会”（Rohst of fassoziation） ，1850年又建立了“预先支付联合会”（Vorschussverein）。同年，在萨克森小城艾伦（Eilen） ，手工业者和工人们创办了德国第一个真正的消费合作社“生活资料联合会”（Lebensmittelassoziation）。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软弱性和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德国，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另一股社会思潮。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在对法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民族统一对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催生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根源”，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诞生的年代”。但是，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是由30多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国际联盟，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因此继续打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旗，形成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
与自由主义一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也首先表现为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些著名学者，如赫尔德尔、费希特、阿恩特等，都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的积极推动者。这股由知识分子鼓动的民族主义思潮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形成了一种与其身份相一致的文化民族主义（kultureller Nationalismus）。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浪漫主义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强调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当德意志各邦在法国军队的铁蹄面前溃败，法军横行于德意志大地时，德意志文人们开始从过往的历史中去寻找民族的慰藉，德国文坛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潮流。人们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的辉煌历史，不仅将曾经雄霸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当作光荣的历史象征，而且还看成德国的伟大未来的预兆。在这一思潮推动下，德国文坛推出了一大批充分反映德意志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还体现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在哲学领域，黑格尔以历史哲学为名，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起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在历史学领域，著名史学家兰克从历史角度出发，提出要强化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语言、风俗、内在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期望。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则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国际贸易、贸易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konomie.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die Handelspolitikundderdeutsche Zollverein） ，明确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和经济区，保护民族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wirtschaftlicher Nationalismus）主张。
民族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政治运动。1815年以后，人们开始采取各种实际性活动来推进民族统一进程。全德性的大学生协会的出现、汉巴赫大会的举行等，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烙印。前文提及的各种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社团的成立则表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已经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转变。1848年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则成了德国人争取民族统一的象征，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大胆实践。因此，尽管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运动，已经使德国各邦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大受触动，从而为日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除了要求改变现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外，还有一股被人们所忽视的要求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思潮。它之所以受到忽视，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鲜色彩，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通常只关心一些激烈的、对社会变化有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运动，对于那些扮演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角色的思想和力量似乎不太注意。
保守主义是以自由主义对立面出现的。法国大革命使德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传统和原则受到极大冲击，仍然抱着旧传统和社会秩序不放的各种势力必然会对此做出回应，由此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这是德国保守主义思潮泛起的根本动因。保守主义认为，1789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军事独裁和混乱。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有鉴于此，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则：传统、秩序和稳定。
根据保守主义的观点，没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乱。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要保持秩序，必然离不开稳定。要保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树立权威，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因为多数意见往往会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权威而不是多数”成了保守主义者的战斗口号。权威必须统一，不能分享，否则会造成社会各种因素的冲突。于是君主的权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君主的权威是通过正统主义原则（通过出身和世袭）来确立的。同时，君主的权威还要借助于神学理论，即“君权神授”论。因此宗教就必不可少，“王冠和圣坛联合”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著名诗人海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现造反，地上就不会太平”。由此可见，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的逻辑思想体系可以概括起来表达为：在宗教基础上确立起君权神授原则，根据君权神授原则建立起正统主义的君主制权威，在君主制权威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传统、秩序和稳定，也是1815年以后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联内部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以正统主义自居的神圣同盟的各项举措，无不以维持既有秩序，防止改变现状为其根本宗旨。
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最初出现于普鲁士改革运动中。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是要在最大限度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仍免不了会损害传统贵族的某些利益。于是，一些贵族起而反对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改革政策。1810年底开始，以马尔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为代表的贵族首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农民摆脱贵族的控制会使国家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员，农民走出庄园也会使人际关系更趋疏远。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改革意味着摧毁贵族阶级，而没有贵族阶级，仅靠君主是“管不住大众的”。马尔维茨还反对1812年3月11日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关于犹太人公民待遇的敕令”（Ediktüber diebürgerlichen Verhltnisse der Juden） ，认为犹太人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和贪财的体现”。
在保守主义思潮中，浪漫的保守主义（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有亚当·米勒（Müller，Adam，1779—1829）、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1807年，亚当·米勒曾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作“治国之术之要素”（Elemente der Staatskunst）演讲，并于180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和竞争，反对农村经济的商品化，鼓吹财产应该是感情的、个性的东西，是“延伸的肢体”。在他看来，“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等级社会和宗教的统一”才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背离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出于这种看法，亚当·米勒等在政治上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鲁士哈登贝格政府的对立面，坚持主张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等级的秩序”。
出身瑞士伯尔尼的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尔是保守主义的另一著名理论家。他主要从非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现代的社会契约（Gesellschaftsvertrag）和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等级世袭国家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拥有地产的各家庭的组合，权力是与财产相对应的，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基于财产、个人权利和契约之上。君主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因此他是当然的国家主宰，国家是他的“世袭领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对任何人负责。然而，如今他的权力却受到契约、权利、财产和自治等因素的限制。就此而言，诸如税收、兵役义务和义务教育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都是“无耻的”。
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要建立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必然要反对传统的东西，反对正统主义，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诸侯邦国和君主，要求改变现状，危及现存秩序。因此，民族主义在保守主义者的眼中同样是一种革命思潮，民族主义者就是革命者，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直到俾斯麦时期，普鲁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等人还称民族主义就是“抢劫王冠和民族骗局”。普鲁士的保守派还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策，认为它有悖于正统主义原则。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阶级的立场，维护的是贵族的特权地位、既得利益和既有社会秩序，总是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怀念旧的事物。但是，加入保守主义阵营的并非只有贵族等既得利益者。诸如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一些旧的社会阶层，由于现代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陷入困境，也时常怀念传统的社会秩序。结果，他们也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在德国同样拥有较大的市场。
上述三股思潮及其倾向对日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和、保守特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与西欧的英、法等国相比较，德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强烈地表现出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引导的特征。19世纪上半期的资产阶级改革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推出的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等，都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则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渴望稳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则反映了德国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这种强大而顽固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传统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趋势
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革命时期的德国，因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政治上的反动滞后和经济上的发展进步都对这一时期德国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哲学与史学
1.古典哲学的终结；唯意志论哲学的出现
德国古典哲学到哲学大师黑格尔时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出生于斯图加特，1788年进入蒂宾根大学学习神学。1801年他来到其好友、著名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所在的耶拿大学，在那里第一次发表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Unterschied der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Fichtes und Schellings）。1805年在歌德和谢林的推荐下，被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1816年获得海德尔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哲学教授职位。1818年应普鲁士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男爵（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的邀请，到柏林大学任教，1829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病去世。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哲学体系，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辩证法（Dialektik）。1807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它将人类意识的发展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观精神）、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五个阶段。1812年—1816年，他又发表三卷本《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 ，即《大逻辑》，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前提下，以辩证法为主线，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主客统一体自我展现的整体过程，标志着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形成。其庞大、严谨的辩证法体系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ische Philosophie）中被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其中包括《小逻辑》（Wissenschaft der Logik）、《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精神哲学》（Philosophie des Geistes）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则集中阐明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学生相继整理出版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die Geschichteder Philosophie）、《历史哲学》（Vorlesungen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和《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dies the tik）等著作。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及其发展过程的正反合三段式，认为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它的辩证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他的哲学就是对三个阶段的描述，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成。根据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发展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恩格斯高度肯定了黑格尔哲学：“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已经完全主导了德国哲学界。但是，黑格尔哲学本身包含着方法与体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各种政治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解读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学派因此出现了分裂。主张在现行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保守派，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只抓住其唯心主义部分，为现存国家辩护，形成了老黑格尔派（Althegelianer）。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变革的激进派则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因素，批判宗教神学和专制制度，组成了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
费尔巴哈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杰出代表。他1804年出生于纽伦堡附近的赖兴贝格（Rechenberg） ，著有《论哲学和基督教》（über Philosophie und Christentum，1839）、《黑格尔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1839）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人的认识和思维是客观世界在头脑里的反映。物质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他也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说，认为黑格尔把精神、思维看成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把自然和人都说成是精神、思维的产物，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人是认识的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感觉达到统一。费尔巴哈由此创立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连同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抛弃了。
19世纪中期前后，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迅速，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加剧。所有这些变化引发了德国哲学界新的思考。原先由唯心主义主导的德国哲学界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揭示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为代表的新哲学流派则致力于对传统的思辩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进行批判，把人类冲动的意志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形成了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的哲学。
阿图尔·叔本华生于但泽（Danzig） ，1809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但其兴趣在于哲学，因而在1811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受教于费希特。但他很快就对费希特的哲学失去了兴趣，称之为“蒙昧主义、难以理解和极其无法置信”。1819年，他出版第一部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但是发表后无人问津。1820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举办哲学讲座，但其思想始终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同。1831年柏林发生霍乱，他与坚持留守在柏林的黑格尔不同，去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最终定居于此。此后他在长期的孤寂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论自然中的意志》（über den Willen in der Natur，1836）、《论意志的自由》（über die Freiheit des menschenlichen Willens，1839）、《论道德的基础》（über das Fundament der Moral，1840）、《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1851）等。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唯意志的哲学，它抛弃了古典哲学的思辩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寻求新的出路。它把意志当作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动力。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的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意志的要义在于求生存，谋求生存是自然物的基本特征。人生也是意志，即生命意志（Wille zum Leben） ，它为欲望所困扰，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生命意志论因此带有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色彩，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
叔本华的著作在1850年以前一直无人问津。尽管如此，他却执着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1851年，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写的《附录和补遗》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年逾花甲的叔本华终于赢得了该有的声望。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唯意志论一时大行其道，《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1891年为止再版了18次。虽然哲学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叔本华学派”，但他影响了一大批现时乃至日后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因此在思想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成了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界的宠儿。
2.史学的骄人成就
19世纪是西方历史学繁荣发展的世纪，它的中心就在德国。在19世纪的前七十年中，德国史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间，如果说尼布尔（Niebuhr，Barthold Georg，1776—1831）通过采用新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殿堂，那么利奥波德·冯·兰克则把德国史学送上了巅峰，并且在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等人的努力下持续辉煌。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则是历史研究关照现实、与现实需要结合的典范，它以史学为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学作为一门规范、严格的科学，形成于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史学一度盛行。它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传统的否定，把历史看成有机、发展和连续的过程，认为人具有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存在于由过去形成的传统和意识之中，历史不应通过哲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构建来加以解释，而只能是对单个时代和事件的理解，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浪漫主义史学把历史看成艺术，在研究中追求诗的意境，放纵想象，轻视史料的作用，缺乏科学和严谨的态度。尼布尔的功绩则在于纠正了这种倾向。
尼布尔出生于哥本哈根，曾在基尔大学学习和工作，1806年到柏林，服务于普鲁士政府。1810年开始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受到热烈欢迎。其代表性著作是三卷本《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第一、二卷分别在1811年和1812年出版）。尼布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从过去了解现在，以史为鉴。他撰写罗马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察罗马强盛的原因，从罗马衰亡中感受当时普鲁士国家的危难，从而为普鲁士的新生做好思想准备。二是强调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考证原则和方法，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他主张对史料进行批判性考证，确定其可信度，进而达到重建历史的目的。尼布尔的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推进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使历史学科摆脱了对于哲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从属地位，进而“提高为一门有尊严的独立学科”，从而表明“历史学家在现代社会是可以生存的”。
继尼布尔之后的兰克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也是19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史学大师。他1795年出生于维厄（Wiehe） ，早年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学习神学和语言学，1825年获得柏林大学编外教授职位，1834年获得正式教授之职，1841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他一生著作极其丰富，1871年到1890年间出版的《兰克全集》多达54卷，相关研究集中于政治史领域。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的主要著作有《罗曼和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1494bis1514，1824）、《教皇史》（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en vier Jahrhunderten，1834—1836）、《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der Reformation，1839—1847）等。
兰克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他浩繁的史学著述，更在于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客观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兰克的治史原则是提倡“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认为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要尽可能不带任何主观色彩，要用不偏不倚的文字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他在相关著述中也试图身体力行，践行这样的原则。在治史方法上，兰克主张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与此同时，通过批判性考证，区分原始资料、间接资料和派生资料，并对撰述者的身世、性格特征和心理动机等进行研究，以此确认史料的真伪。这种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推动了史料考证的深入，为西方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兰克对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创办了历史研讨班（Seminar）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历史学研究人才，形成了以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1813—1886）和威廉·冯·吉泽布莱希特（Wilhelmvon Giesebrecht，1814—1889）等为代表的“兰克学派”（Rankische Schule）。兰克的治史原则和方法还影响了一批英、美史学家，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等皆在其列。
兰克强调治史的客观原则，但并不抹杀历史学的现实意义。他深信历史可以资鉴生活的古老教育原则。他认为，任何政治家都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因此，“没有很好的历史知识，就根本谈不上政治”。他虽然秉持客观主义的治史原则，但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与普鲁士统治者的利益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站在一起。他是一位“普鲁士君主制度的忠实仆人”，也热爱他的“德意志祖国”，相信普鲁士有能力实现德意志国家的统一，甚至鼓吹建立与法兰西民族迥异的“真正德意志国家”。
特奥多尔·莫姆森是继兰克之后的又一位德国史界巨擘。莫姆森出生于石勒苏益格的加丁（Garding） ，曾赴意大利进行古罗马法律的考证，1847年起先后在莱比锡大学、苏黎世大学（Universitt Zürich）、布雷斯劳大学、柏林大学任教。他还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曾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他在史学领域的最大成就是1854年开始出版的五卷本《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1854年—1856年推出了前3卷） ，它全面概括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该著作的特点是，资料翔实，无懈可击，文采活泼，情感丰富饱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能在罗马史研究领域望其项背。莫姆森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罗马货币史》（Geschichte des rmischen Münzenwesens，1860）、《罗马编年史》（Diermische Chronologie bis auf Caesar，1858）、《罗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1860）等。
这一时期德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历史学的现实关怀，其中以“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最为典型。这一学派的历史学家同时也都是政治家。
达尔曼（Dahlmann，1785—1860）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精神鼻祖。他出生于汉萨城市维斯马，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t Kopenhagen） ，1812年以后在哥本哈根、基尔、哥廷根、波恩等大学任教。作为“哥廷根七君子”成员和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帝国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充满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是一位集学者和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他主张学术要与政治相结合，因此其历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现实关怀色彩。他将目光集聚于从历史中寻找自由和民族振兴的良方，大力鼓吹建立统一、集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主要著作有《德意志史源学》（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830）、《丹麦史》（Geschichte von Dnemark，1843）、《英国革命史》（Geschichtederenglischen Revolution，1844）、《法国革命史》（Geschichteder franzsischen Revolutionbis auf die Stiftungder Republik，1845）等。
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首要代表。这位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历史学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散发出浓烈的政治气味。聚贝尔曾是兰克最杰出的学生，但由于其治史态度与兰克的主张相悖，最终导致与兰克决裂。他认为历史是政治的工具，主张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普鲁士统一德国提供历史依据。其主要著作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von1789bis1800，5 Bnde，1853 /1870）、《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Die deutsche Nation unddas Kaiserreich，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Abh and lung，1862）等。有史家在评论聚贝尔时指出：“在聚贝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他将一切置于自己的理想之下，在他那里，过去的一切事件都成了他证明霍亨索伦家族各种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自由主义政策的正当性的托词。”1859年，聚贝尔创办了著名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该杂志后来成为西方最重要的史学杂志之一。
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另外一名主将是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德罗伊森出生于里加河畔特莱普托夫（Treptow an der Rega，今波兰境内） ，年轻时就读于柏林大学，1833年起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基尔大学、耶拿大学，主要著作有《亚历山大大帝传》（Alexanderder Groe，1833）、《解放战争讲义》（Vorlesungenüber die Freiheitskriege，1846）、《史学概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1868）等。在《史学概论》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去了解和解释历史。多卷本《普鲁士政治史》是德罗伊森的扛鼎之作。在该著作中，他将普鲁士王国的起源和发展解释为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的显现，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职责”就是要“实现德意志的民族统一”。
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中的后来者，也是这一学派中最富有战斗**的成员。他1834年出生于德累斯顿，曾在波恩、莱比锡、蒂宾根和弗赖堡等大学学习历史和国民经济，1863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弗赖堡、基尔、海德尔堡和柏林大学。他也强调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认为客观主义史学观缺乏血性。在他的眼中，“领导德国走向统一”是普鲁士的不二选择。
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关注政治现实，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社会需要的理念，从根本上说符合历史科学的目的，是历史学的现实功能的体现。但是，该学派在贯彻这一理念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无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罔顾史实，把历史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御用工具，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晚期浪漫主义；毕德麦耶尔派；现实主义的开端
1.晚期浪漫主义文学
在德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1815年到1848年革命期间属于晚期浪漫主义阶段。晚期浪漫主义的中心在柏林、维也纳、纽伦堡、海德尔堡等地，主要特征是突出人的心理的阴暗面，日益倾向于宗教，与启蒙运动完全决裂，渴望旧的专制统治秩序等。代表人物有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迪乌斯·霍夫曼（Ernst Theodor A madeus Hoffmann，1776—1822）、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s Brentano，1778—1842）、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von Arnim，1781—1831）等人，创作题材主要集中于民间和艺术童话、长篇和中篇小说、抒情诗。在这一时期，包括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1792—1850）、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等在内的一批浪漫派（Romantik）醉心于施陶芬王朝（Staufische Dynastie）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对象，因而又以该王朝发迹的施瓦本地区为名，称为施瓦本浪漫派（Schwbische Romantik）。
E.T.A.霍夫曼出生于柯尼斯堡，是最有影响力的晚期浪漫派作家，在绘画、音乐等方面也富有成就。他一生创作甚丰，代表作有《金罐》（Der Goldene Topf，1814）、《魔鬼的长生仙丹》（Die Elixiere des Teufels，1815/1816）、《塞拉皮翁兄弟》（Die Serapionsbrüder，1819—1821）等。童话《金罐》是其最成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年轻大学生凭借纯真的“信仰、爱情和希望”，与心爱的姑娘走到一起，找到诗境生活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的庸俗现实追求的厌恶。
艾辛多夫出身于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尔（Ratibor）附近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是德国人心目中最出色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其著名小说《一个废物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nichts，1826）描写了一位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周围环境、孤芳自赏、饱食终日、到处漫游的“废物”主人公形象，是作者这类没落贵族面对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心态的真实表达。作为浪漫主义诗人，艾辛多夫的诗体现着一种对自然的渴望、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理想主义追求，其中诸如《渴望》（Sehnsucht，1834）、《月夜》（Mondnacht，1837）等意境优美，清丽可人，都是诵吟不衰的绝世名作。
路德维希·乌兰德出生于符滕堡的蒂宾根，是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曾任蒂宾根大学教授和符滕堡邦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施瓦本浪漫派的主要代表。其诗歌题材主要来源于古代传说和神话，代表作品有抒情诗《春天的信念》（Frühlingsglaube，1812）、《女店主之女》（Der Wirtin Tchterlein，1808）、叙事诗《歌手的诅咒》（Das Sngers Fluch，1814）等。其作品或者在通过描写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淡淡的感伤中透出对未来的希望，或者以神话形式来谴责统治者的残暴，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其他一些浪漫派作家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威廉·豪夫是施瓦本浪漫派的艺术童话诗人，代表性作品有《仙鹤哈里发》（Kalif Storch）、《小莫克》（Der kleine Muck）、《侏儒鼻》（Zwerg Nase）、和《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等。古斯塔夫·施瓦布的主要作品有《古典时代的美丽传说》（Dieschnsten 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1838—1840）、《德国民间故事书》（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36）等。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代表作品有《勇敢的卡斯帕尔和美丽的安耐尔的故事》（Geschichte vom braven Kaspelund dem schnen Annel，1817）。阿希姆·冯·阿尼姆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则有长篇小说《王冠守护者》（Die Kronenwchter，1817）等。
在德国晚期浪漫主义文学中，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占有特殊的地位。海涅出生于杜塞尔多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坛的“最后一位诗人”，“浪漫主义之子”，其早期创作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又是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位诗人，大量作品中蕴含着现实主义的洪涛。就此而言，他又是浪漫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敌人。作为浪漫主义作家，海涅的最大成就在于把日常语言抒情诗化，赋予“游记”以艺术形式，使德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时尚和轻盈，他也因此成为最受世界欢迎的德国诗人之一。
海涅的诗歌创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抒情诗时期，代表作是《诗歌集》（Buch der Lieder，1827）。他的早期抒情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内容大多抒写自己的经历、感受、憧憬，但没有其他浪漫派诗人那种浓烈的思古幽情。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为《新诗集》（Neue Gedichte，1844） ，其中包括为人熟知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rchen）。在这一时期，他研究了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scher Sozialismus）学说，又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创作上开始把政治观点和美学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出现了向批判现实主义（Kritischer Realismus）的转变，作品体现出战斗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描写了作者1843年从巴黎返回德国的观感，揭露和讽刺了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市民的庸俗、普鲁士的专横，表达了渴望革命的心情，是海涅诗歌创作的顶峰。1848年以后，海涅健康状况恶化，但仍创作了大量作品，第三部诗集《罗曼采罗》（Romanzero，1851）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显示出死亡威胁下的忧郁悲观，但是讽刺的锋芒和细腻的抒情并没有消失。有人在论及海涅及其作品的思想性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人类解放战争的一名战士”，是“歌德的最重要的德国后继者”。
海涅还写过一些影响深远的论文，其中包括《论浪漫派》（Dieromantische Schule，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in Deutschland，1834）。《论浪漫派》认为，德国浪漫派怀念中世纪，逃避现实，希图恢复中世纪的宗教精神，与时代精神不符，是病态的、不健康的；但是浪漫派的作品语言优美，在搜集民歌、翻译世界名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则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向法国人介绍了德国的文化。它考察了宗教的演变过程，认为马丁·路德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发展是德国社会革命的准备，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是一部理性、自由、民主与宗教、愚昧、专制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它还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状况。上述相关论著成为学界研究德国浪漫派以及近代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的必读之作。
2.浪漫主义音乐和绘画
浪漫主义还波及音乐领域。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19世纪的主流音乐风格。正如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文学之间有着巨大差别一样，浪漫主义音乐与传统的古典音乐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更突出情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更多地通过个人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因此，抒情、自我、心理刻划等成了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特征。基于这些特征，浪漫主义音乐在表现方面更讲究音响的丰满、和谐和舒适，突出旋律的歌唱性、抒情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能够表现出丰富多样的情感。
浪漫主义音乐在德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是弗兰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和卡尔·玛丽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近郊，他一生短暂，却创作了600多首歌曲，获得了“歌曲之王”的美誉。他表现了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诗歌的向往，善于以自然完美的音乐向人们呈递诗的意境，其作品通常是歌词与音乐、人声与伴奏的理想统一。在他的笔下，歌德、席勒、海涅、米勒、施莱格尔等人的诗作都变成了意境优美的音乐。其代表作有歌曲套曲《美丽的磨坊女》（Die schne Müllerin，1823）、《冬之旅》（Winterreise，1827）和歌曲《鳟鱼》（Die Forelle，1816/1817）等。韦伯出生于欧丁（Eutin） ，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音乐指挥家。他的音乐成就主要集中在歌剧创作上，代表性作品有《自由射手》（Freischütz，1821）、《奥伯龙》（Oberon，1826）等，其中《自由射手》是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
中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弗兰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ms，1833—1897）等人。
罗伯特·舒曼出生于茨维考，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家。他喜爱霍夫曼和雅恩·保罗（Jean Paul，1763—1825）等富于幻想的诗人和作家，把诗人的**与幻想气质带入了音乐。其主要成就在钢琴音乐领域，代表作有《狂欢节》（Carnaval，1833，1834/35）、《大卫同盟者舞曲》（Davidsbündlertnze，1837）等，歌曲代表作有《诗人之恋》（Dichterliebe，1840）、《妇女之恋》（Frauenliebe und-leben，1840）等。
弗兰茨·李斯特出生于距奥地利边境不远的匈牙利小镇赖丁（Raiding） ，是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曾在1848年—1861年间任魏玛宫廷乐队指挥与音乐总监。他首创了交响诗（Sinfonische Dichtung）的音乐体裁，代表作有《爱之梦》（Liebestrume，1850）、4首《梅菲斯托圆舞曲》（Mephisto Walzer，1860，1881，1883，1885）、《匈牙利狂想曲》（Ungarische Rhapsodien，ab1851）、《匈奴战役》（Hunnenschlacht，1857）等。
理查德·瓦格纳生于莱比锡，曾任萨克森国王的宫廷乐队指挥，一度因参加1848年革命而遭通缉，流亡瑞士。1864年以后，因为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而事业大起。瓦格纳是19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将戏剧、诗歌、音乐高度融合的新型歌剧——音乐剧，体现了浪漫主义综合艺术的最高理想，因此被称为“歌剧之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瓦格纳的音乐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的绘画领域基本上处于浪漫主义风格支配之下。这种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现实，创作者的目光通常转向远离尘世的自然风光；二是眷恋过去，作品流露出对中世纪生活的恋恋不舍。与这两种取向相对应，德国绘画领域出现了两大流派。
一是以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Kar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和菲利普·奥托·伦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 ）为代表的北德浪漫主义画派（Norddeutsche Romantik）。这一画派把大自然与艺术家的幻想融合在一起，肯定人的主观生活，赋予风景画创作以一种深邃的意境，试图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的表达来探索艺术的理想精神。
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出生于波莫瑞的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曾经就学于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t Greifswald）和丹麦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 Dnische Kunstakademie） ，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最著名的浪漫派画家。主要代表作有《海边的修道士》（Der Mnch ammeer，1809/1810）、《孤寂之树》（Der einsame Baum，1822）、《山中的十字架》（Kreuzim Gebirge，1822）、《窗口眺望的女人》（Frau am Fenster，1822）、《冰海》（Das Eismeer，1823/24）、《雪中墓地》（Friedh of im Schnee，1826）等。其绘画风格细腻，意境深远、悲怆，人物画通常以剪影出现，很少出现脸部表情。墓地、十字架、教堂废墟、寒冬、孤寂等，是其作品经常表现的主题。其作品使人感悟到深深的孤独、伤感与渴望，甚至能平慰人们激动和愤怒的心境。他也因此而被称人们为“风景中的悲剧的发现者”。
菲利普·奥托·伦格出生于德国东北部的沃尔加斯特（Wolgast） ，曾在丹麦王家艺术学院学习，是德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画家之一。代表作有铜版画《日分四时》（Die Zeiten，1803）、油画《晨》（Der Morgen，1808）、《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Die Ruhe auf der Flucht nachgypten，1806）等。与弗里德里希作品的忧郁风格不同，伦格的作品中充满蓬勃朝气。油画《晨》就以象征早晨的**女神为中心，伴以欢喜可爱的小天使和躺在绿草地上可爱婴儿，呈现出完美的宗教感受和对生活的热爱，给人以灿烂愉悦的心境。
另一个浪漫主义画派是以弗里德里希·奥弗贝克（Friedrich Overbeck，1789—1869）和彼得·冯·科尔内利乌斯（Peter von Cornelius，1783—1867）为代表的“拿撒勒派”（Nazarener；Nazarener Kunst）。这一派别以陈旧的宗教题材为首选，带有浓烈的复古倾向和中世纪神秘主义，对自然则兴趣淡然。
弗里德里希·奥弗贝克出生于吕贝克，曾在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Wien）学习，1810年后与其他志趣相投者一道前往罗马，住在废弃的修道院中体悟基督教精神，并以此作为创作的思想源泉。代表作品有《基督来到耶路撒冷》（Einzug Christiin Jerosalem，1824）、反映德国和意大利友谊的《意大利娅和日耳曼尼娅》（Italia und Germania，1828）、《宗教的艺术凯旋》（Triumph der Religionin den Künsten，1840）、《圣母升天》（Himmelfahrt Mari，1857）等。奥弗贝克对宗教的虔诚由此可见一斑。他曾表白道：“艺术对我而言是一架竖琴，我非常乐意从中倾听到赞美上帝的响亮圣歌。”
科尔内利乌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从小受到任教于杜塞尔多夫造型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in Düsseldorf）的父亲的艺术熏陶，曾与奥弗贝克等一道前往罗马。科尔内利乌斯是德国壁画领域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品有湿壁画《希腊诸神》（Die Gtter Griechenl and s，1830）、祭坛壁画《末日审判》（Das Jünste Gericht，1840）等。他使“拿撒勒派”在19世纪德国壁画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3.毕德麦耶尔派和“三月革命前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开端
19世纪中期前后，受政治上的复辟、反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业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除浪漫主义外，德国文化领域中还出现了毕德麦耶尔派（Biedermeier）、“青年德意志兰”和现实主义等文化思潮，形成了多种流派同台共技的局面。
毕德麦耶尔派是指1815年到1848年复辟时期德意志邦联范围内的一股资产阶级文化思潮。它反映了1815年以后对德意志政治现状不满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逃避现实，遁入田园和私人生活空间，追求和享受“现实”生活的心态。但是，由于它逃避现实政治，迷恋于田园生活、自己的小安乐窝和精神上的自我陶醉，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欧洲晚期浪漫主义的德意志特殊形态”。作为一股思潮，毕德麦耶尔派波及文学、音乐、绘画甚至生活等诸多领域。
在文学领域，毕德麦耶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内波穆克·内斯特罗伊（Johann Nepomuk Nestroy，1801—1862）、费迪南德·莱蒙德（Ferdinand Raimund，1790—1836）、弗兰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parzer，1791—1872）和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等。约翰·内波穆克·内斯特罗伊创作了80多部大众戏剧，代表作品有《流浪者的烦躁精神状态》（Der bse Geist Lumpazivagabundus，1833）和《幸福的心情》（Die Launen Glücks，1835） ；费迪南德·莱蒙德的代表性作品为《农民百万富翁》（Der Bauer als Millionr，1826）和《阿尔卑斯之王与人类之敌》（Der Alpenknig und der Menschenfeind，1828）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代表作有历史剧《奥托卡国王的幸福和死亡》（Knig Ottokars Glück und Ende，1825）和喜剧《撒谎带来的痛苦》（Weh dem，derlügt，1838） ；阿达尔伯特·施蒂夫特的代表作有《乔木林》（Der Hochwald，1842）等。这些毕德麦耶尔派的文学作品大多带有民众消闲性质，表现出一种远离政治和革命的倾向。
在造型艺术领域，毕德麦耶尔派以世俗画和风景画为主，宗教和历史等传统题材的绘画极其少见。其绘画风格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作品类似摄影插图。但是，由于其“现实”过于理想化，不免陷入伪现实主义。毕德麦耶尔画派的主要代表有：路德维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 ，擅长田园素材绘画，代表作有《亚平宁的傍晚》（Abend inden Apenninen，1828）、《从田野回家》（Heimkehr von Felde，um1840）等。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von Schwind，1804—1871） ，创作集中于民间传说，代表作品有《魔王》（Erlknig，1830）、《玫瑰》（Rose，1847）。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1808—1885）擅长描绘德国小城市中安逸的小市民世界，代表作品有《书虫》（Der Bücherwurm，1850）、《截获的情书》（Der abgefangene Liebesbrief，1860）等。
在音乐领域，毕德麦耶尔派的体现主要体现为音乐的大众化取向，家庭音乐成为市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弗兰茨·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的音乐作品成为市民们日常生活中的最爱。此外，来自南德和奥地利农村的华尔兹舞（Waltzer）也开始成为一种大众时尚，在维也纳等城市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远离政治、享受生活、消磨时光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