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领域，与持逃避、遁世态度的毕德麦耶尔文学相对的是三月革命前文学（Vormrzliteratur） ，其中以“青年德意志兰”为代表。这类文学通常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当时的反动政治状况进行抨击，要求改变现存社会秩序，展现了一种革命的精神。因此，三月革命前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

三月革命前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除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外，还有：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 ，代表作品有戏剧《丹东之死》（Dantons Tod，1835）、小说《伦茨》（Lenz，1839）和喜剧《莱昂斯和莱纳》（Leonce und Lena，1842）等。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 ，代表作品有诗集《信仰的自白》（Ein Glaubensbekenntni，1844）、诗歌《死者致生者》（Die Todten an die Lebenden，1848）等。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Christian Dieterich Grabbe，1801—1836） ，作品集中于历史题材，代表作有《拿破仑或百日》（Napoleon oder die hundert Tage，1831）、《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1838）等。

19世纪中期以后，两大因素影响着德国思想文化领域趋向现实主义。一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努力，转而追求远离政治的“现实”生活；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迅速展开后，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积极的“现实”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解放、营业自由原则的实施、工厂制的形成等，使德国社会分化严重，各种矛盾和弊端开始显露，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各种现实问题。由此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文化取向。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也是对过于强调情感和主观感觉的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性回答。

在德国，现实主义通常指1850—1890年俾斯麦下台为止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也称资产阶级现实主义（Bürgerlicher Realismus） ，它从追求“现实”生活的角度可表达为“诗性的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 ，从不满现实的角度则表达为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载体是资产阶级，反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

从1850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借用历史题材说明现实；二、随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现实的社会阶级状况成为关注的中心；三、对于面临的民族统一问题进行探讨；四、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关注个人。这一文化思潮的理论代表是文学史家尤里安·施密特（Julian Schmidt，1818—1886）。他在《边境信使》（Die Grenzboten）杂志和三卷本《德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1855）中明确提出：诗人要描写现实，反对形而上学的空想；同时，他们应该发现世界的美和现实中的诗性。小说也应如此，它是真实的，但又不是现实事件的仿制品。

这一时期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1816—1895）、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和威廉·拉伯（Wilhelm Raabe，1831—1910）。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的长篇小说《责任和权利》（Sollund Haben，1855）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小私有者如何变成资本家的发财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德国商业资本的兴起状况。弗赖塔格的主要作品还有小说《丢失的手稿》（Dieverlorene Handschrift，1864）。特奥多尔·施托姆的主要创作领域是中篇和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描写不幸爱情故事的《茵梦湖》（Immensee，1850）等。威廉·拉贝的代表作有小说《黑色的木战舰》（Die schwarze Galeere，1861）和《饥饿的牧师》（Der Hungerpastor，1864）等。

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实际上是艺术家们从浪漫幻想中摆脱出来，回归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初期阶段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世俗画、风景画和历史画领域。它们或反映普通市民的生活，突出民族色彩和田园风情，肯定生活，或赞美自然，或通过历史题材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此外，对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也推动了具有讽刺功能的漫画艺术的发展。

早期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往往与毕德麦耶尔派的风格重叠交融，诸如路德维希·里希特（Ludwig Richter，1803—1884）、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1808—1885）等毕德麦耶尔派画家的作品中就已经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路德维希·里希特既是毕德麦耶尔绘画风格的代表，也是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最早涉猎者之一，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集中体现在风俗画上，代表作品有《春天里的婚礼队伍》（Brautzug im Frühling，1847）、《小商贩》（Kleinh and el，1864）等。卡尔·施皮茨韦格的代表作品有《贫困潦倒的诗人》（Der arme Poet，1839）、《忧郁症患者》（Hypochonder，1865）等。此外，他在《飞叶》杂志上创作的讽刺漫画以各种社会陈规陋俗为嘲弄对象，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在现实主义绘画中，由杜塞尔多夫普鲁士王家艺术学院（Kniglich-Preuischen Kunstakademiein Düsseldorf）的画家组成的杜塞尔多夫画派（Düsseldorfer Malerschule）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杜塞尔多夫位于鲁尔区，受法国等西欧文化思潮的影响较大，因此西欧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迅速波及此地，在这里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杜塞尔多夫画派现实主义绘画的主要代表有卡尔·莱辛（Carl Lessing，1808—1888）、卡尔·许布纳尔（Karl Hubner，1814—1879）等。卡尔·莱辛擅长历史题材的绘画，借古讽今，代表性作品有《胡斯》（Hus，1842）、《悲伤的国王夫妇》（Trauerndes Knigspaar，1842）等。卡尔·许布纳尔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更为突出，代表性作品有反映社会矛盾的《西里西亚织工》（Die schlesischen Weber，1846）和《偷听》（Belauscht，1874）等。

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1815—1905）和威廉·莱布尔（Wilhelm Leibl，1844—1900）则是德国现实主义绘画开始呈现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作品更大胆地面向社会和生活。门采尔出生于布雷斯劳，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画家，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代表性作品有《带阳台的房间》（Das Balkonzimmer，1845）、《无忧宫弗里德里希大帝笛子音乐会》（Fltenkonzert Friedrichs der Groenin Sanssouci，1852）等，它们鲜明地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威廉·莱布尔出生于科隆，擅长人物肖像画，早期代表作有《格东女士》（Frau Gedon，1869）、《盲人头像》（Kopfeines Blinden，1869）、《戴白头巾的村姑》（Bauernmdchen mit weiem Kopftuch，1876）等。

（三）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化

19世纪初开始，随着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工业化进程和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壮大，文化发展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广大民众特别是资产阶级对于知识和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对于各种书籍和报刊的兴趣不断增长，这种趋势甚至开始向手工业者和工人群体扩散。作为唯美主义（s the tizismus）的文学和艺术的社会载体因此发生变化，原先服务于旧的贵族特权阶层的文化艺术逐渐转向为广大的市民群体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为资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文学艺术的“资产阶级化”。其具体表现是，文学艺术逐渐从与宫廷、贵族和教会的紧密联系中解放出来，趋于市民化，走入普通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之中。

18世纪末以前，音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宫廷和教堂。德国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服务于贵族们的娱乐活动。19世纪初，当音乐发展进入“浪漫主义时代”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改变。听众不再是清一色的贵族，由商人和企业主等构成的富裕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光顾音乐会。音乐艺术的受众开始由贵族特权阶层向市民阶层转变。面向社会的现代音乐事业开始形成，诸如慕尼黑音乐学院（Musikalische Akademie in München，1811）、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in Wien，1812）、柏林交响乐协会（Phil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in Berlin，1826）、科隆音乐会协会（Klner Konzertgesellschaft，1827）等纷纷成立。一些社团开始组织音乐会演出。

19世纪40年代，只需购入场券就能进入的公共音乐会开始排挤当时还相当繁荣的私人音乐会。李斯特等一些来回巡演的音乐名家和独奏大家，开始亮相于公共音乐生活，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原本服务于宫廷的歌剧也开始面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剧院的主体客源，甚至昔日为宫廷贵族准备的包厢也成了资产阶级唱主角的地方。歌剧本身所表现的内容也日益散发出资产阶级的价值气味。与过去以宫廷贵族为主要内容的歌剧不同，新的歌剧，诸如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 madeus，1756—1791）的“魔笛”等，主要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价值观。

音乐的大众性特征也日益明显。群众性歌咏活动日益繁荣。这种群众性歌咏活动是在歌唱教会圣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歌唱学会”。它们负责组织一些地方性的音乐节。1818年，在下莱茵地区开始出现这种音乐会。1832年，仅杜塞尔多夫就有20个合唱队和30个“代表团”。此外，业余的钢琴演奏、独唱、家庭室内音乐会等也迅速增加，音乐成为资产阶级附庸风雅、展示自己受教育程度和地位的象征。

在造形艺术领域，资产阶级化趋势也非常明显。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艺术的公共特征日益突出。许多诸侯和城市通过在宫廷、城堡、公共场所等地方装饰湿壁画等，使艺术呈现出为公众服务以及市民教育和自我表现的价值。艺术作品还大量进入公共生活，在一些邦国的首府出现了各种对公众开放的画廊、博物馆，如慕尼黑的雕塑作品展览馆、达姆施塔特的大公博物馆、柏林的古代博物馆、慕尼黑的古代画廊等。艺术作品因此转变成了“民族的财产”，博物馆成了接受“民族精神教育”的地方。在汉堡、科隆、法兰克福和汉诺威等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则通过捐赠、搜集、资助等方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19世纪五十年代起，还出现了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852/53）等一些突出反映德意志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方向的艺术史和历史博物馆，以弘扬民族精神。

造型艺术领域资产阶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种群众性艺术组织的出现。进入19世纪后，在卡尔斯鲁厄（1818年）、慕尼黑（1824年）、柏林（1825年）、德累斯顿（1828年）、杜塞尔多夫（1829年）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非国家性质的艺术联合会。它们成为聚结艺术家和热心于艺术的市民的所在。这实际上是在宫廷和艺术学会之外，给了艺术家们增添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场所。在这里，艺术家们通过举办展览和出卖他们的艺术作品，扩大自己的艺术影响力，将艺术推向社会。艺术与音乐一样，最后也成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雕塑艺术也反映出资产阶级化趋势。一些中产阶级的典型居屋装饰上了石膏和青铜浇铸的作品。新的公园里也建起了喷泉和雕塑。城市的广场上则建立起各种纪念像。在这些纪念像中，除了传统的君主和将军的雕像外，路德、席勒、丢勒、莫扎特等体现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伟人塑像越来越多。这些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文学领域，资产阶级化趋向也非常明显，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读物日益普及，文化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小说、杂志、抒情诗集等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大众场合、日常交际和讨论中，文学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话题。二是诸如剧院等文学传媒设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除了宫廷剧院和私人（企业主）剧院外，通过各种联合会和资助者创立起来的城市剧院首先于1839年在曼海姆出现，此后在各地陆续建立起来。它们最后都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文化机构，并得到国家的资助。由于城市剧院要不断为创收操心，因此必须吸引大众，迎合公众的口味。于是，戏剧在内容取向和形式上日益亲近市民，变成了折射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缩影，成了讨论生活意义和同时代的人们的命运的讲坛，成了令人振奋和震撼的场所。而席勒等人创作的诸如《威廉·退尔》等作品则使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

总之，随着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迈进，文化领域中资产阶级的气息越来越浓，资产阶级正日益成为德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角，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开始成为文化艺术的主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