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运动

1815年—1871年期间，德意志地区的人口一直处于一种较快增长的状态。德国在1816年以后才开始有人口普查的精确统计。根据有关统计，到1871年为止，若以1871年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为界，德国的人口规模相应为：1817年为2500万，1831年为2964万，1841年为3298万，1851年为3562万，1861年为3800万，1871年为4099万。人口密度由1816年的每平方公里46人增加到了1870年的76人。大邦普鲁士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1816年到1866年的半个世纪中，总人口从1034万增加到了1950万（1866年吞并汉诺威等邦后人口增至2397万） ，增幅高达90%。其他邦国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巴伐利亚人口在1816年到1871年间从360万增加到486万，符滕堡从141万增加到181万，巴登从100万增加到146万，萨克森从119万增加到255万。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1815年以后农业经济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粮食的供给，提升了生存的机会；营业自由原则带来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等，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西欧地区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也为德意志地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国际空间。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人口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农业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向工业地区、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新老城市集中了德国的主要工商业，工业的迅速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收入要大大高于农业领域的劳动收入，从而吸引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此外，铁路等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也为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就此而言，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城市化的两大动力因素。

普鲁士的城市发展是当时德国城市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1816年，普鲁士共有城市人口288.2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7.9%。到1840年，虽然城市人口增加到了406.6万人，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的扩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27.2%。总的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展以前，普鲁士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徘徊于26%—28%之间。这实际上是原有农业型经济结构制约的结果。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工商业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人口会出现大比例的增长提高。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在工商业经济的神奇之手的招引之下，人们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普鲁士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开始出现双双上升的状况。1846年，普鲁士城市人口为450.9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8%，1852年城市人口上升到481.5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了28.4%，1864年城市人口为601.6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31.6%，1871年则分别上升到了800.1万人和32.5%。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各地工业化程度进展不一，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地区性差异，工业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在普鲁士王国，工业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农业地区。1871年普鲁士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24.2%，同期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34.2%。

人口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使这一时期德国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以大城市为例，1800年前后，整个德意志地区只有维也纳、柏林和汉堡3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850年，慕尼黑和布雷斯劳加入这一行列，到1871年时，已经有8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10万人。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在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地区涌向工业地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同时，还重叠着规模巨大的海外移民浪潮。实际上，几乎整个19世纪，德国一直在向海外输出移民。1816年—1869年，德国向海外移民总人数达到248万人。其间有两个移民高峰期：1850—1854年，出境移民人数达72.82万；1865—1869年，出境移民达54.25万人。从这两个移民高峰的形成看，前者与发生农业歉收有关，后者与美国内战后加强西部土地垦拓带来的吸引力有关。这些出境移民主要来自德国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1830—1834年，来自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当时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98.8%，1835—1839年为36.8%。甚至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来自这些地区的出境移民仍占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28%以上。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1847—1860年，德国向海外移民共81.69万人，其中84.6%去了美国，4.8%去了加拿大，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为目的地者分别占2.9%和2.2%。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对德国的人口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德国的人口过剩状况在整个19世纪都显得微不足道。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规模移民的影响，符滕堡等一些地方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回落。

（二）日常生活

在革命时代，德国不仅经历着经济和政治领域各种新旧交替的冲击，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出现了明显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收入和消费等层面的变化中窥见一斑。

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以工人群体为例，1816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83马克，1830年为288马克，1840年为303马克，1850年为313马克，1860年为396马克，1870年为487马克。若工资指数以1913年等于100计算，则名义工资指数在1816年为26，1870年为45；实际工资指数则从1816年的39增加到了1870年的65。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行业之间收入差别较大，不平衡特征明显。整体而言，西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工资高于农村地区，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于手工业帮工的工资。

首先，地区收入差异非常明显。以普鲁士为例，东部的东、西普鲁士等省份明显要低于西部的莱茵、威斯特法仑等省份。如果以普鲁士总体收入指数为100计算，那么1816年、1837年、1867年三个年份收入指数分别是：东普鲁士：84、85、90；西普鲁士：96、94、94；莱茵：113、113、118；威斯特法仑：102、102、105。

其次，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以魏玛为例，1820年，魏玛（Weimar）居民中收入超过6000马克者仅11人，其中国家、城市管理人员和警察官员占6人，宫廷事务人员1人，从事教会和教师职业的学者各1人，商人、店主各1人。年收入在2700马克以上者也都集中于这几类职业阶层。手工业者收入大多集中于300到900马克之间。手工业帮工则大多在300马克以下。

其三，不同行业收入状况也不尽相同。根据对1820年—1849年间一些地方的不同行业的工资情况进行的统计，埃斯林根（Elingen）泥瓦工在1820/1829年的周工资为6.5马克，1840/49年为8.5到10.5马克；同期克虏伯五金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5.4马克和8.25马克；在纺织业领域，符滕堡纺织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7.2马克和10.5马克，萨克森纺织工人工资为7.2马克和12马克；哈勒印刷工人的周工资在2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8.8马克；萨尔煤矿工人的周工资则从9马克增加到了11马克。工业革命开始后，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其他部门。鲁尔采煤业的年平均工资从1850年的334马克增加到了1870年的829马克，同期纺织业领域的状况是：纺纱工人工资从345马克增加到435马克，织布厂工人工资从275马克增加到480马克。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在纺织等生产领域中，妇女工资要低于男性，有的甚至只有男性工资的一半。童工工资一般在男性工人工资的10%和妇女工资之间波动。

在住房方面，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的住房条件有明显提高，建筑风格向舒适、实用和美观方向发展。在这类家庭中，各家庭成员通常有自己的房间，还有集睡觉、玩耍和生活于一体的儿童用房。一些大企业主则开始修建带有围栏的别墅，其特点是简洁、坚实、持久、实用和舒适。室内布置也呈现时尚和现代的特点。豪华窗帘使居家与外界隔开；沙发和椭圆形桌子置于客厅的中央；室内橱柜陈列着各种金银和玻璃器皿、瓷器等；书柜、地毯、绘画则成了不可或缺的装饰。

一般民众的居住情况各有不同。城市中的普通民众的住房状况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原先那种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居住状况得到改变。由于现代工厂制的发展，住家与生产的分离成为一种趋势。住家日益成为下班后休息和生活的私人场所。二是租房居住成为一种主流。不仅下层工人租房居住，一些市民也成了房客。起初是一些房主将自己住宅的一部分出租，到19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专供出租用的纯租房。三是受益于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屋内生活设施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煤饼的使用方便了冬季取暖；节约型的小火灶开始用于厨房；菜油灯、煤油灯和煤气灯取代蜡烛和油脂灯成为照明工具；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冲水厕所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推广。在农村地区，人们基本上还保留着老式的居住传统，只有部分富裕的农民才钟情于资产阶级的新式住宅。贫穷雇工的居住条件则很差，他们通常居于简陋、阴暗、缺乏卫生条件的单间茅屋中。

19世纪中期前后，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娱乐和社交等休闲活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射击比赛、游艺、各种博览会和诸如嘉年华等地方民间节日成为休闲的主要方式；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和有教养的人士除了参加上述各类节庆外，还出席各类假面舞会、球类竞技和交谊舞会。绅士阶层则现身于各类咖啡馆、饭店，应酬诸多的宴请；各类社交场所、剧院、即兴诗会和音乐会也是他们的休闲去处。

此外，随着铁路和公路交通的发展，旅游开始成为中上层社会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上层社会的主要休闲去处通常是诸如卡尔斯巴德、埃姆斯、基辛根（Kissingen）等设施齐全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威斯巴登仅1850年就各自接待了3万来访者。海滨洗浴和山地旅游也开始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相关经营公司和组织开始出现。1863/64年德国出现了第一家旅游公司。1862年奥地利阿尔卑斯联合会（sterreichischer Alpenverein）建立，1869年则成立了文化资产阶级登山联合会（Bildungsbürgerlicher Bergsteigerverein） ，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登山联合组织——德意志阿尔卑斯联合会（Deutscher Alpenverein）的前身。

饮食结构和饮食文化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生产的统一和标准化，在19世纪初仍占主导地位的以“自给”为特征的饮食，到19世纪中期前后逐渐向以“购买”为主要特征的饮食取向转变。19世纪六十年代，虽然农村地区的主要食品如面包等仍然有2/3在家中烤制完成，但购买的现成食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800年左右，诸如大米、蔗糖等域外产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是望而却步的奢侈品，如今却越来越多地摆上寻常人家的餐桌。香肠等肉类制品也开始了工业化生产。土豆、咖啡开始成为主流食品和饮品。重要食品的消费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以肉类消费为例，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40公斤，五十年代中期降到34公斤，60年代后又上升到38—39公斤。糖的消费量等也有所上升。从食物结构看，植物类食物从1850/54年的45.1%下降到了1870/74年的41.4%，动物类食品则相应地从54.9%上升到了58.6%。

此外，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烹饪也日益精致和现代化。在原先的宫廷饮食和农民饮食之间又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这种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表现为中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良好的餐桌礼仪的形成以及盘子、刀、叉等餐具的普遍使用。

从消费角度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尽管日常生活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品质的提高，但是由于收入较低，德国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Engel-Koeffizient）仍然较高。居民的食品开支虽然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较大。根据相关统计，1850/54年，德国私人消费结构状况是：食品60%，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3%，服装等10.9%，卫生保健2.4%，家庭服务4.3%，教育和休闲0.5%，交通0.2%，到1870/74年，相应的比重分别为：食品58.9%，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6%，服装等14.6%，卫生保健2.0%，家庭服务6.9%，教育和休闲0.7%，交通0.8%。在下层家庭中，这类情况尤其突出。以纽伦堡的工人家庭为例，1849年食品类支出占到总支出的65%，1857年时仍占到64%。在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两个大城市中，1837年—1847年间工人家庭的食品类支出分别达到了家庭支出总额的70.2%和63.3%。可见，食品的开支在整个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健康、教育和交通等费用的支出仍然较低。

二、社会阶级结构

受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各邦统治阶级守势现代化政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19世纪中期前后的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不平等的传统等级社会带着残余慢慢地进入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二是靠出身等级门第来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根据成就和职业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现代原则所取代，开始形成职业和成就的社会；三是财产拥有量、经济地位、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社会威望等共同构成了社会阶层的认定基础。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一些调整。

（一）贵族阶级

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19世纪初的改革运动，虽然德意志大部分邦国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但是作为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特权贵族并未因社会的转型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继续存在。虽然贵族的地位受到强烈冲击，他们在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仍然非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可以相比。如前所述，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处于政治上的复辟和反动时期。在德意志各邦，部分贵族特权不仅被保留下来，甚至还得到加强。各邦君主仍然高高在上，他们周围是权势显赫的宫廷贵族。在乡村，贵族庄园主仍保留着司法权，并拥有自己的法庭。在诸如县、省和各邦议会以及日后的普鲁士上议院中，贵族霸占着最重要的职位。所有这些，都是传统贵族特权在新时期的新表现。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以后甚至想赋予那些新的大地产占有者们以新的特权，并惩罚那些进入资产阶级阵营的贵族，后来因为激起资产阶级的强烈抗议而作罢。此外，贵族还独占或垄断着一些重要的教育机构。其中，普鲁士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en）就是贵族的天下。在南德地区，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废除的失去领地的贵族，在新的邦国中又重新获得了特殊地位，身份是所谓的等级贵族（St and esherren）。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倒退性的特权化倾向才得到遏制。1849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以及1850年经过修改的宪法都明文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取消贵族特权。

贵族的传统特权社会地位也一直保留着。不论在宫廷、邦议会和高层官员中，还是在军队中，升迁都一如既往地与出身、继承、婚姻以及相关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贵族在这些部门中的比例甚至比以往有所增加。以普鲁士为例，在省级行政机构中，贵族占据的职位由原先的1/4上升到了1/3，19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更是一度上升到50%。1858年，78%的省长和82%的县长职位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军队中，1820年时贵族军官占军官总数的54%，到1860年则增加到了75%。1855年—1865年间，步兵中贵族担任的团级军官的比重由87%上升到了95%。

但是，受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冲击，贵族阶层的传统地位和构成状况毕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小贵族。他们大部分居于农村，由于在改革中失去了许多特权，状况较之从前更为窘迫。二十年代的农业危机则进一步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许多小贵族不得不拍卖自己的庄园。到1829年，东普鲁士888个庄园中有510个换了主人，波莫瑞1311个庄园中有507个被拍卖，波森1405个庄园中有172个被出卖，西里西亚则有369个庄园换了主人。甚至从前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的犹太人（Juden）也开始购置土地。到1835年，已经有51个犹太庄园主。1845年—1867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11771个骑士庄园的负债额从1084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660万塔勒尔，地产抵押债务也从1837年的55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57年的1110万塔勒尔。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小贵族地主为生存之际，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或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即所谓的贵族资产阶级化，或依附于宫廷，在高层管理机构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

与小贵族相比，大贵族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以改革方式和缓地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应裕自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积极实现经营转型，通过投资开矿或建立农产品加工企业，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相关研究表明，在西里里亚的冶金业中，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就占据了支配地位。西里西亚原先许多种植亚麻的庄园主也成了亚麻纺织厂企业主。他们由此实现了向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华丽转身。

这一时期贵族阶层的另一重要变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部分社会和经济地位突出的资产阶级加入贵族集团的行列，即所谓的资产阶级贵族化。一些富有的商人、资产阶级庄园主、犹太银行家和实力雄厚的工业企业家通过册封形式加入贵族行列。

德国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贵族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即通过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防御性政治现代化，牢固地控制着国家政权。贵族阶层因此而充分自信，视自己为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贵族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处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向他们看齐。各邦君主则根据传统对此加以利用，授予一些成就突出的资产阶级以贵族特权和社会威望，使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那些已经进入上层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贵族化，从而使德国在整个19世纪始终存在着一个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每一个高层管理职位都成了资产阶级贵族化的实验点。在资产阶级贵族化方面，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甚至超过了1848年革命前的普鲁士。在这些邦国中，除了世袭贵族外，君主们还册封了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终身贵族。在普鲁士，1807年—1848年间，包括95名军官、82名官员、50名大地产所有者、10名商人和4名其他身份者在内的241人贵族化。

这些资产阶级新贵族给旧的贵族阶层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还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与旧贵族集团的联系。在普鲁士，存在许多小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姻，二者通过通婚而互补长短，前者得到后者财力上的支持，后者则得到前者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扶持。当然，两者的结合也与小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倾向有一定的关系，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化使他们与资产阶级在思想观念和经济利益上逐渐趋向接近。

（二）资产阶级

19世纪中期前后是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现代交通运输的爆炸性扩张以及资本主义贸易规模的扩大等，是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经济前提。从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群体看，大致可划分为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等几个阶层或类型。

经济资产阶级即所谓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其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原先的手工工场主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大商人；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迹的重工业巨子、工厂主、大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主要来自较发达的工业区和经济中心。例如，曾经出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大卫·汉泽曼就是1837年建立的莱茵铁路公司的股东；曾经出任普鲁士首相的鲁道夫·坎普豪森则是科隆商会的主席。经济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迅速扩张的亚麻、毛纺、酿酒等轻工业和随着机械制造、铁路建设等发展起来的煤、铁等重工业。根据对1830年到1870年期间的120个到150个柏林企业家的统计，78%出身于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12%出身于神甫和教师，10%出身于手工业者、小商人、旅馆老板和租地农场主。

经济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与上层官僚机构的官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人因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而加入了贵族的行列，享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政治地位反过来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能量的释放和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经济资产阶级只是在莱茵、威斯特法仑、萨克森等工商业发达地区以及科隆、亚亨、莱比锡、柏林等少数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工业化当作主要目标。

文化资产阶级的发展始于19世纪初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主要是指为国家服务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各邦都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僚机构来帮助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管理拿破仑战争中以及后来因领土调整并入的大量异邦人口，而仅仅依靠传统贵族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在教育、税收、法律裁决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中进行管理的需要。于是，受教育程度较好的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管理、教育等领域。但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贵族回潮”一度使资产阶级进入管理等部门受到阻碍，以至于以阿诺尔德·鲁格、卡尔·瑙威尔克（Karl Nauwerck，1810—1891）等为代表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不满，走上了激烈批评时政的道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哥廷根的一些编外讲师甚至还领导和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起义。

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他们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官员和学者有所不同，通常是作家、诗人、新闻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药剂师以及没有职位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代表性人物有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等人。这一部分人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社会下层的困苦生活有更多的感受，并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1847年9月的奥芬堡大会上，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提出了新闻和结社自由、平等选举和工作的社会保障等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成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主要努力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文化资产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域估算，1850年德国约有23万到27万人隶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社会群体，到1871年，这一社会群体则已经增加到24万至30万人。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范围，学界还有一些分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划分，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应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之列，因为他们曾将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少数民主派也归于其中。我们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那些独立的手工业工匠和小商人，也即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小规模经营者。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社会中，他们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很少涉猎所居住的城市以外的地方，在邦议会中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过他们在本地、在社区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就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的竞争，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生活艰难。以巴登为例，1844年要缴纳营业税的独立经营者中，约80%的人没有营业资本，还有11%的人不得不免去营业税，有营业资本者仅占9%。在60560名独立的手工工匠中，89%无资本，5.9%免去营业税。还有一大半的独立工匠没有帮工。同一时期，虽然普鲁士的手工业发展相对较快，工匠和帮工人数的增长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但其实际收入并无多大增长。营业自由原则的实施一方面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更多的人们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手工业工匠等小资产阶级的困境。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更使他们雪上加霜。40年代以后，在有些地方，多数手工工匠已经与无产者无异。

（三）农民群体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仍然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农业国家。1848年，德意志邦联境内仍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交通等在内的工商业生产的人口占25%，剩余15%的人口或从事服务行业，或是退休人员和受救济的穷人。重要的是，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和1848年革命的冲击，德国农业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自1825年以来总体上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年代”。农业的改革和繁荣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1850年左右，农民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形成了多个阶层，他们可划分为：不用再亲自劳作的极少数大农（农场主） ；仍需亲自参与农事劳作的中农；拥有小块土地但仍需接干其他农活以增加收入的小农；拥有农舍和少量家畜、通常依附于某一农庄的临时工以及极少数偶尔才拥有工作或以乞讨为生的贫穷者。

以大邦普鲁士为例，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农村中出现了几个层次的农民。

首先是一些通过农奴制改革获得人身自由的富裕农民。他们经过精耕细作，积极经营，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大农或中农。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前，许多寻找工作的人们不断从人口相对过剩的西部地区涌向东部，这种状况与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口流向截然相反。不过，这部分富裕农民人数不多。在东普鲁士，勃兰登堡（Br and enburg）、马格德堡、萨克森王国、汉诺威等地，他们通常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1/5，最多占1/4。在其他地方，诸如帕德博恩（Paderborn）、施瓦本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这类富裕农民更少，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6%—17%。他们在农村中势力很大，可以优先利用公共草地和森林，是自己所在地区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权享有者，成为村长或乡长，继而“垄断了地方政治权力”。

其次是那些按规定不能赎免封建义务或在赎免相关封建义务之后已经身无分文的农民。1800年左右，普鲁士的这种贫困和无地的农民几乎占农业人口的2/3。农业改革后，这一数目继续增长。在梅克伦堡，1820年—1850年间大约有25%的农民卖掉了手中50%的土地或干脆卖掉全部土地。这些农民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后备劳动力。1846年普鲁士农业生产中的固定工人、雇农和佃农数量近67万人，临时工87万多人，按照当时平均5口之家的规模计算，这一阶层在农村中达800万之众。

在德国的其他农村地区，尽管不断开垦新土地，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许多农民的境况依然非常恶劣，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子女。如前所述，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些过剩的人口最后不得不向海外移民，或流向东部地区，或加入开始启动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产业后备军的行列。

在农民群体中，小农数量较大，而且发展较快。1816年，整个德国大约有53.3万户小农，他们拥有土地通常在15摩尔根以下，到1849年前夕，其数量达到了139.2万户。在西里西亚的农业生产中，规模在5摩尔根以下的小农户达到44%以上。小农数量的这种扩张主要得益于公有土地的分配和一些庄园的解体等因素。其中也不乏一些小农通过辛勤劳作、联姻等途径上升到了中农行列。

（四）工人阶级

在德国，到19世纪中期前后，除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社会阶层外，已经形成了更下层的工人阶层。这一时期的工人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大机器生产的附属者，他们还包括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手工业工人群体，其共同特征是“经济上的非独立性”。他们缺乏独立经营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基础，只能靠打工挣取工资为生。整个工人阶层可划分成六大群体：手工业帮工；采矿和冶金工人；依附于企业主和包卖商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临时工、城市和农村雇工。这些群体按照工作类型和职业特点又可以分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和前文已经提到的农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队伍的扩大是与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普鲁士为例，1816年—1840年间，普鲁士人口增长不足40%，手工业领域帮工和学徒的数量却增加了93%，远远高于工匠师傅人数的50%的增长速度。当然，并非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与普鲁士的情况相同。在南德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较慢，经济发展和缓，手工业领域人数的增长就比普鲁士要低。在巴伐利亚，手工业领域中的工匠师傅和帮工人数的增长甚至低于总人口的增长。在开始工业化的萨克森王国地区，手工业发展水平则比普鲁士更高。

尽管手工业从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手工业工人日益陷入窘境。例如，在大机器生产的竞争面前，德国西北部和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工人就不得不直面工资回落、工时延长和大量使用童工的情况。大量手工业者由于破产和失业被迫加入无业人员行列。加上人口过剩、缺乏工作机会等，一些大城市中的乞丐、流浪者等无业人员猛增。在汉堡，此类人员占到10—12%，在科隆则超过20%。正是在这种困境和压力下，出现了包括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内的工人抗争。

现代工厂工人在工人阶层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上升的，并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普鲁士，工厂工人之中有许多人是来自东普鲁士地区出来的小农，为生计所迫，离开家园，迁往上西里西亚或柏林等地。与手工业工人或临时工相比，工厂工人一般工资增长较快，工作更稳定。但是19世纪三十年代末以后，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企业主趁机压榨工人，不仅工资回落，甚至许多人失去了谋生的机会。从整个德国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在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仍然微乎其微。一些著名的企业当时规模并不大。克虏伯在1846年时只有大约140名工人，博尔西希机器制造厂也只有120名工人。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还谈不上存在强大的现代工人阶级队伍。

至于整个德国的工人人数，此时还找不到精确的统计数据。据估计，1847年时柏林有1万名工人，占当时柏林人口的1/40。普鲁士至多有约50万工人，萨克森有约25万名工人，整个德国有约100万名工人。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工厂工人的数量增加很快。到1871年时，德意志帝国境内工业、采矿、冶金和建筑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57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现代工人阶级行列。工人阶级群体的迅速壮大，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