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后的德国思想文化界，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对立的两极。所不同的是，古典主义走向衰落时，浪漫主义正开始兴起并走向极盛。从时间上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开端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中期。从涉及领域看，它波及绘画、文学、音乐等多个领域，确切地说，波及文化和哲学的一切领域；从影响范围看，浪漫主义最终走出德国，成为全欧甚至波及美国的思想文化潮流。
一、德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革命之初，德国文化界普遍为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原则叫好和欢呼，然而，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恐怖杀戮使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们感到失望，产生了厌恶之感。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会地产世俗化等一系列事件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于是，人们转而与拿破仑的统治进行斗争，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情感。从这一角度讲，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一样，是作为法国革命的否定者出现的。
从社会层面看，当时德国仍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软弱无力以及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感到不满和无奈，但他们又不愿仿效法国革命，于是，幻想自由，逃避现实，渴望重新回到古老的半自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就成为他们的选择，“文学和艺术的浪漫主义的复兴”成为克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方式方面所面临的危机的良方。
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也有其文化动因。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运动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古典主义的反动。启蒙运动和作为启蒙运动当然结果的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理想，遭到浪漫主义的回应性批判。浪漫主义认为，启蒙运动过度宣扬理性主义而忽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变得刻板和毫无生气。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作家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视之为社会的“进步之舟”，浪漫主义则表达了文学艺术的自主思想，把它们当作逃避现实社会政治冲突和获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浪漫主义产生和发展也有其群众文化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接受教育的民众日益增多，文学、艺术等的受众基础不断扩大，情感需求成为人们提高自己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取向。
康德、费希特、谢林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则是浪漫主义出现的哲学基础。康德认为，物自体是感性认识之源，但人无法认识物自体，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限于对表象的主观感觉。若要深刻认识世界，只能靠人的天智。这种理论就给神秘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费希特的知识学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定“非我”，“自我”成了“一切奋斗的目标”和出发点。谢林的同一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也成了浪漫主义强调自我、把幻想当现实的理论依据。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个人主义也对浪漫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认为，人要认识和理解上帝并非智慧和意志所能达到，而是要依靠人的感觉和直觉。感觉具有神奇的力量。正是这些突出个人主观作用的看法成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此外，赫尔德关于民族特性的意义的论述，狂飙突进运动对于民族诗歌、天才以及个性的热情称颂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浪漫主义。
二、德国浪漫主义及其特征
浪漫主义（Romantik）一词源于古法语Roman或Romance，前者指中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后者原意为与拉丁语相对的民族语言罗曼语，也有传奇虚构之意。此后该词演变成为一种生活和艺术用语。浪漫主义首先是指一种状态，特别强调情感和幻想，钟情于惊奇、异国情调、冒险、多愁善感、古怪荒诞；其次它主张远离现代文明，回归人的内在和外在自然属性，重返已经过时的社会形态，回到中世纪时代。
德国浪漫主义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和价值取向。它是一种世界观，代表着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矛头直接指向法国人和法国革命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精神，是对法国人占领德国的一种无奈的精神回应。因此，它逃避政治现实，主张回归中世纪，从重现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中寻找安慰，在文学的想像世界中求生。史学家戈洛·曼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解释是，“逃离现实，寻求美好的过去、失落的梦想，深深沉迷于史前时期以及内心世界中，追求自由自在”，强调一种情感的寄托。就此而言，德国浪漫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
德国浪漫主义的基本心理特征或者说驱动力，是一种无休止的病态“渴望”（Sehnsucht）。这种“渴望”的向往之地和表现是雾气笼罩的山林幽谷、中世纪的修道院废墟、大自然以及古老的童话和神话等。换言之，它渴望的是一种无法达到的、已经失去的、正在消失或幻想中的事物。这种“渴望”的象征和目标就是诺瓦利斯在他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的同名主人公、中世纪诗人梦想和追求的“蓝花”（blaue Blume） ，“蓝花”也因此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带有忧郁、乡愁情结的完美化身。
德国浪漫主义呈现极强的非理性特征，强调情感和热情的重要性。它力图打破启蒙运动哲学所强调的并且为古典主义所遵从的刻板而机械的理性主义，将情感、苦难、个性、个人的经历和心理（特别是扭曲的心理）作为探究和宣传的对象。因此，渴望、神秘、隐秘等成为浪漫主义的中心话题。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如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都是虔敬派（Pietismus）家庭出身，而虔敬主义特别强调精神经历的重要性，注重信仰的培育。正是这种虔诚的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抵制理性主义的精神源泉。
德国浪漫主义还特别强调“个性”（Individualitt）。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并非一个模式，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就是：“每一个单个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类”。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则强调，评价一部作品，必须首先了解其“个性”，只有抛弃普遍的标准而只考虑到作者自己的目的和环境时，才能对一部作品进行恰当的评判。
反现代性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18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开始出现，社会呈现多元发展趋势，传统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他们的诗歌等作品来抚慰整个世界乃至个人的裂痕和创伤，重建每个人以及自然的整体性，让一切都回归以前的和谐和一致的状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浪漫主义采用了“诗人神父”（Dichterpriester）一词，期盼通过“浪漫主义化”来克服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异化，重新找到生活的本来意义。诺瓦利斯曾经指出，“诗人和神父原本是一个人，他们是后来才分开的。然而，正如真正的神父总是诗人一样，真正的诗人永远是神父。”
回归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植根于主观个性之中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并非自发产生的，它们深埋于个人的早期记忆以及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之中。而文化是一定的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符号，因此，回归历史和民族就成为浪漫主义的当然选择。这种回归历史和民族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本乡本土和民间的文化遗产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于是搜集流传于民间的、具有民族的和特定的国家集体记忆的“民族诗歌”（Volksdichtung）和“民族文学”（Volksliteratur） ，就成了浪漫主义者努力的目标。他们从童话、民间传说、民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基于等级等之上的相互忠诚的社会秩序中去寻找已经失落的世界。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s Brentano，1778—1842）对德国民歌的采集，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对各种口耳相传的德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搜集等，就是明显例证。
浪漫主义与魏玛古典主义都坚持美学观，但两者有明显的不同。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美学观强调艺术本身的自主性，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则把美学的方法推广到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以此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用诗人的直觉方法审视一切，包括哲学、宗教、历史和政治等问题。“唯有诗人才知道把各种事物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的艺术”，“诗创造生命”。浪漫主义者这种用美学来审视一切的目的在于，希望以此影响政治变化，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三、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浪漫主义（Frühromantik）时期、中期浪漫主义（Hochromantik）时期和晚期浪漫主义（Sptromantik）时期。1815年以前经历了早期和中期浪漫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与古典主义仅聚焦于歌德和席勒所在的魏玛不同，浪漫主义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个中心。
早期浪漫主义指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耶拿为中心开始形成的浪漫主义思潮和运动，大约到1804年结束。其主要代表有施莱格尔兄弟、路德维希·蒂克、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和诺瓦利斯等人。哲学家费希特、谢林，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也在其列。由于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在耶拿，因此也被称为“耶拿浪漫派”（Jenaer Romantik）或老浪漫派（ltere Romantik）。
早期浪漫主义始于1793年路德维希·蒂克和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穿越法兰克人地区的一次徒步漫游。在这次漫游中，纽伦堡等地保存的中世纪的宗教和艺术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认为这些中世纪的艺术中蕴藏着人类的爱和宽容精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才是最理想的“黄金时代”，应该要回归这一时代。瓦肯罗德发表的唯一著作《一个爱好艺术的修士的心灵倾诉》（Herzensergieβung eineskunstliebenden Klosterbruders，1796）则具体反映了这种看法，它描写了一个在修道院的孤独生活的修士对中世纪文化艺术的见解。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与其兄长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是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旗帜。1798—1800年间，他们在耶拿出版《雅典娜神庙》（Athenum）杂志，该杂志与席勒的《时序女神》分别成了传播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喉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将浪漫主义在文学中的情感和精神的表达定义为“进步的普遍诗情”（Progressive Universalpoeise） ，即要用诗人的感觉审视一切，在内容上要把哲学、诗歌、评论等融为一体，形式上要打破界限，把诗歌、童话、信件、随笔等糅合在一起，以此构建文学作品。这种要把“诗情”作为最高准则的看法，表达了人的主观精神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他的小说《路清德》（Lucinde）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而1802—1804年间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在柏林做的“论美的文学和艺术”（überschne Literatur und Kunst）和1808年在维也纳做的“论戏剧艺术和文学”（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等讲座则是对浪漫主义文学评论的概括。
如果说施莱格尔兄弟是浪漫主义理论家，诺瓦利斯和蒂克则是早期浪漫派的创作实践者。诺瓦利斯英年早逝，著述不多，一些作品在其去世后才出版。主要作品有诗作《黑夜颂歌》（H ymnen an die Nacht，1800）、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黑夜颂歌》将黑夜赞颂为一种引发人们想象力的生命和死亡的神秘事物，《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的“蓝花”则如前所述，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它们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品。路德维希·蒂克是最多产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小说《威廉·洛威尔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Herrn Wiliam Lovell，1795/96）、《弗兰茨·施泰恩巴尔德漫游记》（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1798） ，童话《金发的埃克贝特》（Blonder Eckbert，1796）、《民间童话》（Volksmrchen，1797）、《神秘山》（Runenberg，1802）等。他的童话作品将人们带入一种无意识而又充满渴望的想象世界中。
耶拿浪漫派有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基础。费希特从1794年开始在耶拿大学任教，实际上成为耶拿浪漫派的精神导师。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就曾在他的门下学习。他的唯心主义的自我中心观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浪漫主义的主观个性的放纵。耶拿浪漫派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放纵幻想，追求神秘和奇异，虽然给人以“病态”之感，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想像的解放”。
在1801年诺瓦利斯去世以及1802年施莱格尔兄弟离开耶拿后，耶拿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
中期浪漫主义的发展大约从1804年到1815年。由于这一时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海德贝格，因此也被称为“海德贝格浪漫派”（Heidelberger Romantik）。其成员大多比耶拿浪漫派要年轻，而且在形成时间上晚于耶拿浪漫派，因此又被称为“青年浪漫派”（Jüngere Romantik）。又因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更关注于民族问题，故而又被称为“民族浪漫派”或民族浪漫主义（Nationalromantik）。
中期浪漫主义可追溯到其代表性人物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2年的一次莱茵之旅。当时法国的胜利和德意志各邦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他们决定通过旅行的方式来搜集口耳相传的德意志民歌，以提升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同时也以此作为逃离现实的精神避难所。1804年到1809年间，越来越多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聚集于海德贝格大学。其间，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正在此整理他们搜集来的民歌《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Alte deutsche Lieder） ，并出版了《隐士报》（Zeitung für Einsiedler）。此外，约瑟夫·冯·格雷斯、约瑟夫·冯·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格林兄弟等浪漫派代表或聚集于此，或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还有亚当·米勒、克莱斯特等一些中期浪漫派代表聚集在柏林。
以海德贝格浪漫派为代表的中期浪漫主义和耶拿浪漫派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有所不同。它没有早期浪漫主义那种对于理论和哲学的关注，而是更多地将目光倾注于有关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元素，侧重于搜集民歌、民间诗歌、民间童话、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学遗产和素材，发掘民族书籍，藉以维护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当时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与此相应，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尽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正式解体，但巴登、符滕堡和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已经开始转向法国一边。在这种形势下，中期浪漫主义开始把目光集中于象征德意志民族团结、统一、强大和辉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骑士制度、哥特式艺术，把早期浪漫主义对过去的病态眷恋极致化。这种倾向既反映了对于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渴望和对德意志历史和文化的依恋，同时也是把遁入历史、沉湎于过去当成逃避现实政治的手段。
中期浪漫主义的辉煌成就突出地体现在对德意志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方面。1805到1809年间，布伦塔诺和阿希姆·冯·阿尼姆合作出版了三卷本德意志民歌和民间诗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1812到1815年间，格林兄弟出版了二卷本《儿童和家庭故事》（Kinder-und Hausmrchen） ，即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Grimms Mrchen）。1816年，他们又出版了《德意志传奇》（Deutsche Sagen）。此外，格雷斯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德国民间故事书籍》（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07）和两卷本《古代神话故事集》（Mythengeschichten der alten Welt，1810）。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书籍不仅成为反对国家分裂的爱国主义文献，也是反对现代文明之下出现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不断异化的有力工具。
作为中期浪漫主义的主要领袖，阿希姆·冯·阿尼姆一生创作十分丰富。除了与布伦塔诺合编的《男童的神奇号角》外，中篇小说《埃及的伊莎贝拉》（Isabela von Aegypten，1812）是其代表作。小说描写了吉普赛姑娘伊莎贝拉通过努力，为四处流浪、受人歧视的吉普赛人争得自由的故事。布伦塔诺的代表性作品则有宗教故事诗《花冠传奇》（Romanzen von Rosenkranz，1852）、叙事诗《罗累莱》（Die Lorelay，1802）等。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罗累莱》叙述了莱茵河畔一个悬崖上的美丽女妖的传说，广为人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和中期浪漫主义阶段，女性通过“沙龙文化”（Salonkultur）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当时，浪漫派聚集于一些较大的城市中，依托某些对文学艺术感兴趣的女性沙龙，进行交流活动。这些女性在事实上成为浪漫派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其中，在柏林有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和亨丽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1764—1847）等犹太女性的文学沙龙，在维也纳有女作家、诗人卡罗琳娜·皮希勒（Karoline Pichler，1769—1843）主持的文学沙龙等。此外，还有一批活跃于文学领域的浪漫派女作家和女诗人，代表人物有卡罗琳娜·伯默尔（Caroline Bhmer，1763—1809）、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妻子窦洛蒂娅·法伊特施莱格尔（Doro the a Veit-Schlegel，1763—1839）、嫁给布伦塔诺为妻的索菲·梅里奥（Sophie Mereau，1770—1806）、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Karoline von Günderode，1780—1806） ，布伦塔诺的妹妹、阿尼姆的妻子贝蒂纳·布伦塔诺（Bettina Brentano，1785—1859） ，蒂克的妹妹、女诗人索菲·蒂克（Sophie Tieck，1775—1833）等。其中，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被称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最著名的女诗人。她们打破传统的性别界限，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为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她们的代表性作品有索菲·梅里奥的《情感的全盛时代》（Das Blüthenalterder Empfindung，1794）、《阿曼达和爱德华》（A m and a und Eduard，1803） ，卡罗琳娜·冯·贡德罗德的《诗歌和幻想》（Gedichte und Phantasien，1804）、《诗歌片断》（Poetische Fragmente，1805）等。
浪漫主义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反题出现的，是对启蒙运动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向回应。浪漫主义的许多观点，诸如个性的张扬、共同体的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传统的珍视等，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它通过对感知、体验、情感、爱的突出性强调，弥补了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一面。1815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进入了晚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