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1800年前后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又一重要思潮。在这一时期，受激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统治，德意志民族意识不断高涨，民族主义因子日益强化，18世纪上半期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形态开始向政治民族主义形态转型。

一、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早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

出于客观政治现实和传统的缘故，德意志民族意识首先萌生于文化领域。18世纪上半期，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高举理性、宽容、进步的大旗，向整个欧洲扩散，德意志思想文化界也汇入了这一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由于国情差异，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一种独特性。它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观念的同时，注入了一种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文化领域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民族主义。

对强势的法国文化的反感是德国文化领域民族意识萌生的重要现实动因。17世纪以来，法国国势强盛，法兰西文化也因此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追捧的强势文化。18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以上层社会为代表，媚法之风盛行。各邦贵族阶层无不热衷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各邦宫廷纷纷仿效法国宫廷，维也纳、波茨坦、德累斯顿等都打上了“凡尔赛”的烙印。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盛行媚法之风。德国演出的戏剧中有2/3是法国的剧本或法国剧本的改编本。德国的著名大学则流行着法国宫廷风格的诗歌、音乐，俨然成了“成了法国化的据点”。有鉴于此，德意志思想文化界的部分精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滞后现状的忧虑，借助于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动力，不仅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有意识地强调和弘扬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凸显德意志民族特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知识分子精英们”“创造了民族”。

18世纪上半期的早期启蒙运动中，德国文化界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突显民族文化。在哲学界，如前所述，以托马西乌斯、沃尔夫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在创立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同时，强化自身的民族倾向。在文学领域，著名作家高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作为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大力呼吁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结果，在高特谢德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这一时期德国文坛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在他的笔下，大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的斗士。德国因此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也因此而大大提升。在音乐领域，启蒙运动早期不仅成了德国音乐盛世的开端，涌现了巴赫、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等一批誉冠欧洲的音乐巨匠，也成了音乐民族化的起点。被后人称为“欧洲音乐之父”的音乐大师巴赫，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媚法”浪潮，勇敢地顶风而上，明确要求用德语演唱自己的宗教和世俗声乐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民族倾向。

18世纪中后期，进入盛期的德国启蒙运动进一步“民族化”，民族意识进一步彰显。这一时期的德意志文学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欧洲的翘楚。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莱辛因此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更是直白地指出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

在实践层面，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以德国的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狂飙突进”中成就了大量经典之作，“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在哲学领域，作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赫尔德不仅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提出每个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 ，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贰，并发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的号召。

在其他领域，德国学者也努力促进民族的文化认同。历史学家、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提出了国家共同体起源于民众和民族特性的观点。著名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Friedrich Karlvon Moser，1723—1798）也鼓吹德意志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有共同语言和共同首脑的“利益共同体”。

总体上看，18世纪中后期之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认同感已经在文化领域得到普遍发展，表现出典型的“文化”特征，处于开放型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认同阶段。这种文化层面的民族认同是由当时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就主观认知而言，德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人们最原始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对自己周围有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惯、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记忆的群体的文化认同；从客观现实看，德意志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数以百计的主权邦是德国政治分裂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要迅速形成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不仅各邦统治者不会接受，长期效忠于各自邦君的民众也难以理解。相反，一种相对宽泛和开放、不受现实边界限制的、具有“联邦特征”的民族文化认同则更容易被民众所接纳。与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呈现为一种文化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国统治与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

如果说来自法国的强势文化和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那么1789年到1815年期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则是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成为提升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新推手，使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由开放型文化认同上升到以主权为特征的国家民族（Staatsnation）认同阶段。这种新发展既是前期民族文化认同的后续结果，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按照著名学者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使德国的民族主义“从前民族的、地方性的从属意识”中摆脱出来，从部族骄傲和家乡情感，特别是从传统的、基于地区性领地邦国及王朝之上的地方爱国主义中摆脱出来。宣扬德意志民族的整体概念，消除分裂局面，建立统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追求的新目标。在这种新目标下，一方面德国人在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这种民族认同出现了从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溢移。

这一时期体现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在浪漫主义思潮下浸润进一步强化，由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转而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强调以文化为基础的共同历史传统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独特性。换言之，原先的文化民族认同主要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共性特征，现在则突出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18世纪中叶以来赫尔德等人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和民族传统价值的肯定，引导着德国文化界更多地关注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同时，法军的占领使德国的文化精英们认识到，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从精神、历史和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显得尤其重要。正是以上因素使德国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因此，文化界的浪漫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场反对法国的民族文化解放战争。

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和亚当·米勒等浪漫派代表人物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极大地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思想，是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从松散、宽泛的文化民族层面向紧密、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层面转变的突出体现。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他们由于共同的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这种对民族独特性的肯定，使民族共同体认同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学领域是凸显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场所。如前所述，当德意志处于法军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转而从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的慰藉，希望通过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他们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国家的辉煌，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希望分裂的德意志能统一起来，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约瑟夫·冯·格雷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阿希姆·冯·阿尼姆等人专门进行包括民歌、童话、传说、绘画等在内的德国中世纪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威廉·冯·洪堡在谈及浪漫主义发掘“过去”的意义时指出：德国的基础不仅存在于共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学之中，而且还体现为“对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在于对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

这一时期体现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进一步挖掘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追求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的同时，开始进入“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阶段。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开始成为人们的努力目标。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明显具有“国家民族”的特征。它强调民族的“单一而不可分裂”，认为民族是国民的总称，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国家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等。于是，民族就成了等同于国家的、与领土结合起来的政治实体。

事实也表明，随着民族认同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强化，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政治目标。著名诗人阿恩特是德国社会下层的代表，他出身于前波美拉尼亚的农奴家庭，却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鼓动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诗句鼓动人们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斗争。施泰因男爵出身于拿骚贵族等级，位居普鲁士首相，却能放眼于整个德国，明确表示希望建立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毫不隐讳地表示：“我的信仰就是统一。”甚至普王也发表《致我的人民》，表达了建立德意志国家的愿望。

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认同意识强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和特征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密结合，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成为两者的共同努力目标。当时德国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反对封建专制的双重任务。由于各邦统治者兼德意志分裂的守望者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于一身，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公民社会的阻挠者，民族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这一共同的敌人面前联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为目标的民族理想主义在同一个躯干上生长。”

综上可见，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德意志民族认同已经从开放型文化民族认同层面转向强调民族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权性的国家民族认同开始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