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期的德意志在政治上呈现两大特征：国家的四分五裂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尽管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其内部已经出现了改革和调整的迹象。德意志两大邦国，弗里德里希二世领导下的普鲁士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约瑟夫二世领导下的奥地利，都打着“开明专制”的旗号，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使自己邦国行政管理现代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弗里德里希二世致力于建立法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称自己只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他还进行了有限度的农业改革，解放王室领地上的农奴，通过实施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刺激普鲁士经济的发展。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则相继进行了行政司法改革和农村改革，以推进本邦的现代化。但是相关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旧的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深受封建等级制度之苦的德意志引发了全社会性的震动。由于经济资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文化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界首先对法国革命作出了回应，形成了所谓的“精神革命”。绝大多数文化知识界精英支持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想，把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法国的垮台视为自己所宣传的“启蒙思想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实现”。
有一部分德国文化界人士甚至直接奔赴法国，感受革命的热情，形成了所谓的“德意志移民集团”。康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1746—1818）、厄斯纳（Konrad Engelbert Oelsner，1764—1828）、赖因哈德（Karl Friedrich Reinhard，1761—1837）、施拉布伦多夫（Gustav von Schlabrendorf，1750—1824）、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等“开明专制”改革的支持者，一时间都变成了“自由的朝圣者”。他们纷纷奔赴巴黎，并且不失时机地将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回德国，有的人甚至直接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
康佩，作为作家和语言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带着学生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前往巴黎。他们与法国革命家、自由派贵族代表米拉波伯爵等有联系，甚至还参加法国国民议会。1792年8月26日，康佩和著名诗人席勒、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等20余位外国人获得了法兰西共和国颁发的荣誉公民证书。
厄斯纳是政治评论家。他不仅亲自造访各类政治集会，甚至成了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外国会员，在1792年以前一直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他不顾德国日益严厉的新闻检查，通过各种形式向国内介绍法国革命的政治形势。从政治立场上看，厄斯纳坚持启蒙运动的理念，与温和的吉伦特派较为接近。由于他批评雅各宾专政及其恐怖统治，曾在1793年多次受到短暂性的拘捕。
赖因哈德出生于符滕堡，曾就学于图宾根，1791年经法国政治活动家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介绍，在巴黎谋得法国外交部的一个秘书职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赖因哈德一直为法国政府服务，曾多次出任法国驻外使节，被法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塔列朗誉为“图宾根送给法国的礼物”。
政治作家施拉布伦多夫出生于什切青，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他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来到法国。他与许多法国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交往甚密，其中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de Warville，1754—1793）等人。然而，这位来自德国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极端发展持批评态度，以至于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成了嫌疑人，险些被处决。
格奥尔格·福斯特是博物学家、民族学家和旅行作家。在荷兰、英国等地的旅行使他对这些国家充分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羡慕不已，并积极探究其原因。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他在给其岳父的信中写道：“看到哲学在人们的脑海中成熟，然后又在国家层面得到实现，实在是太美妙了。”1792年10月屈斯蒂纳将军（Adam-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率领法军占领美因茨后，福斯特即与其他的法国革命支持者一道建立了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和美因茨共和国。共和国失败后，福斯特来到巴黎，亲身感受法国大革命。
德国国内也有一批为法国大革命理想而欢呼的思想文化界精英。康德、维兰德、赫尔德、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克洛普施托克、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rderlin，1770—1843）等，都在第一时间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激动不已。
著名作家席勒和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也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理想的付诸实施而欢呼。1792年，席勒因其著名戏剧作品《强盗》歌颂一群反封建的豪侠青年，渗透着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思想，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不过，席勒对法国革命的积极立场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法国革命转向激进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他的态度也由支持转变成了厌恶，进而提出了批评。
远在柯尼斯贝格的著名哲学家康德也欢呼法国大革命，认为“1789年法国革命用实例证明了人的道德的新生”。不过，随着法国革命的激进发展，康德逐渐对之失去了兴趣。1798年，他特别提到了对正在进行的法国革命的看法：“我们所看到的正在进行的这一富有教养的民族的革命……充斥着悲惨和凶残，以至于如果一个有正常思想的人希望有幸第二次来实现这样的革命的话，也决不会以如此的代价来经历之。”
著名诗人和作家维兰德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主要集中于其在1774年创办的《德意志信使》（1790年改为Der Neue Teutsche Merkur，即《新德意志信使》）杂志中。他希望通过实行立宪君主制来改进德国的政治状况。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维兰德立即表示，如果法兰西民族的未来代表们对国王专制权力、大臣们的专横跋扈以及国家疆界加以适当限制，他将“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这场革命。然而，像其他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当法国革命出现过于激进的倾向时，维兰德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与中央集权的法国国情不同，不能采取过于激进的革命方式。他在1793年写道，法国的形势已经变得很糟糕。所幸的是，与革命前法国的旧秩序相比，南德诸邦的自由主义政治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开始实行的开明专制负担更小，财政更稳定，贵族更温和，无论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都更尊重法律。这些状况使德国无需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采取过激的社会政治行为。
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起初也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公开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1792年以后，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日益极端化，赫尔德像席勒一样，才逐渐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产生了怀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转向对“人性”的探讨。
著名哲学家谢林也对法国革命的理想表示了积极的赞赏。年轻的谢林曾在图宾根的教会学校里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荷尔德林等人一起欢呼法国革命关于自由的思想，成立了“共和联合会”，种下了象征革命和自由的“自由之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0年后，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讲座中仍然形容它为“壮美动人的朝阳”。
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位极其热烈的拥护者。他将法国革命视为一种道德的进步，一种迈向更加平等和自由的合法行为。1793年他发表《从欧洲君主们那里讨回迄今仍受到压制的思想自由》（Zurückforderung der Denkfreiheitvon den Fürsten Europens，diesiebisher unterdrückten）和《关于法国革命大众评价纠正论集》（Beitrge zur Berichtigungder Urteiledes Publikumsüber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 ，驳斥保守派政论家对法国革命的指责，认为法国革命是合法的，废除社会等级是“不可转让的人权”。法国革命标志着“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他视法国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甚至鼓吹由法国兼并德国。后来因拿破仑对德国的侵略，费希特才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进程提出批评。
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克洛普施托克在1789年时称法国大革命是“本世纪最崇高的行为”，甚至号召德意志人仿效法国革命。1792年，法国国民议会授予克洛普施托克荣誉公民称号。此后，随着法国大革命走向恐怖统治，克洛普施托克的态度开始转向，他谴责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像蛇一样缠绕着法兰西的躯体。
此外，诗人兼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历史学家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等也都为法国革命而欢呼。年轻的路德维希·蒂克写道：“我向希腊的精灵致敬，我看见它在高卢的天空翱翔，现今无论白天黑夜，我的思想中只有法国。”约翰内斯·穆勒则表示：“巴黎的7月14日是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最好的一天……让他们垮台吧，那些战栗的人们，徇私枉法的法官们和高踞王位的暴君们！国王们和枢密大臣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同样不过是人，这太好了。”
当然，在德国思想文化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法国革命的爆发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大文豪歌德即是其中之一。歌德从一开始便对法国革命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他在182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并不赞同法国的专制制度，却也无法忍受对法国革命的厌恶。他认为，法国革命呈现出的暴力色彩会打破社会的和谐与合作，因此更希望通过道德教育、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来实现社会的和平发展。不过，歌德深刻了解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位德国大诗人曾随魏玛公爵参加普奥联军干涉法国革命。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炮战（Kanonade von Valmy）中法军战胜普奥联军后，歌德就曾预言，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也有一小部分政治上保守的德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受到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影响，坚持保守主义的理念，反对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伯克曾于1790年发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文，批评革命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具有传统性，国家和社会是有机的成长体，决非可以通过理性和各种理论教条来加以塑造的。现存社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改革调整，无须进行革命。让伯克没有料到的是，他的看法在德国保守派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他的文章在德国比在英国更畅销。
著名诗人、记者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Matthias Claudius，1740—1815）是否定法国革命的知识界精英之一。他认为，过于强调启蒙运动的理想而忽视人的本能，是法国革命的危险所在。康德的学生、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z，1764—1832）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又一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792年将伯克的文章译成了德文。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年轻的根茨曾一度为之狂欢，然而，革命的结果很快使他转入了法国革命的对立面。在他看来，英国循序渐进的宪法主义要比冲动型的法国革命更好。此外，诸如法学家恩斯特·布兰德斯（Ernst Brandes，1758—1810）和政治家、哲学家奥古斯特·威廉·雷贝格（August Wilhelm Rehberg，1757—1836）等人也都接受了伯克的思想，反对法国革命。布兰克斯和雷贝格所在的哥廷根大学则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
二、法国大革命冲击下的德意志社会
诚如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1909—1994）所言，“法国民主革命的冲击力不可能在纸上划定的疆界前停顿下来。”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德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回响，也震撼着整个德意志社会，莱茵兰和萨克森等地区都出现了下层民众的**和暴动。
位于莱茵河西岸的一些德意志领地首先受到法国革命的冲击。这里的城市市民发起了各种请愿和抗议活动，拿骚萨尔布吕肯即是其中之一。1789年8月，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萨尔布吕肯等地，人们纷纷集会和请愿，将批评矛头指向统治者的腐败。9月19日，萨尔布吕肯的市民和农民联合向邦君提交了一分集体请愿书，表达了对繁重的劳役的不满。到1793年春天法军占领该地为止，这种抱怨一直持续不断。除了请愿外，还有各种零星的骚乱发生。首相哈默勒（Johann Friedrich von Hammerer，1745—1822）因腐败遭到百姓痛恨，人们不仅袭击其住宅，甚至威胁要将其扔进萨尔河中或绞死，他最后不得不逃离该邦。森林管理员、海关官员和警察也成了人们愤怒攻击的目标。人们指责官员的免税特权，要求他们承担与市民一样的纳税义务。在手工业者聚居的圣约翰，人们不仅请愿表达对过于严厉的警察统治的不满，而且还用起义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控制。1791年夏天，一群年轻的手工业者因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警察逮捕，但是随后大批帮工在行东们的支持下前往警局，迫使警方释放了被拘留人员。
法国革命的春雷也震撼着德意志的农村地区，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民起义和暴动。1789年秋天，在邻近法国的巴登、普法尔茨和中莱茵地区，都出现了针对贵族和诸侯的农民暴动。其中，又以萨克森农民起义和劳西茨地区农民**最为典型。
在萨克森，受法国革命的影响，位于韦伦的农民于1790年5月开始出现自发性的**，直接原因是诸侯的森林保护和狩猎特权造成野生动物泛滥，大量损坏农民庄稼，有些农民所种庄稼的3/4都被动物吃掉。**还蔓延到其他地方。7月底开始，位于迈森附近的一些村庄的农民开始拒绝服劳役，并发动了反抗贵族地主的起义。起义迅速扩大到萨克森选帝侯邦的大部分地区，从莱比锡南部到埃尔茨山脉和劳西茨地区，都在农民起义的扫**之下。到8月中旬，起义农民已经占领了15个领主法院辖区，范围覆盖弗莱贝格、凯姆尼茨和沃尔肯施泰因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起义所波及地区，农民强迫封建领主宣布放弃各种徭役和租金，或者直接赶跑他们。在迈森，起义者还释放了被关押的抗争者并一度打退了政府军的进攻。直到10月，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劳西茨地区的农民**和起义持续时间更长。1789年和1790年，劳西茨地区出现连续灾荒，农作物歉收，下层民众生活维艰，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革命的消息成为引发农民**的导火线。1789年和1790年之交的冬天，施普雷森林和下劳西茨北部的施韦劳赫湖周围的70多个村庄的农民联合起来，提出了取消捐税、废除劳役、将地产转为永久租佃权等要求。1790年8月，数以百计的农民开始冲击领主庄园，发出了“起义”的号召，宣布不再为领主服劳役。1790年底前后，由于统治者采取“文攻武吓”政策，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镇压，另一方面颁布严厉的禁止暴乱的文告，农民**才趋于沉寂。1793年与1794年之交，法国雅各宾派无条件取消农民的各项封建义务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消息传到劳西茨，恰值政府准备将3月25日的“圣母领报节”（Mari Verkündigung）从工作日移至星期天，为的是不影响农民为领主服劳役。消息传来，下劳西茨等地的农民非常愤怒，在木匠雅恩·库斯卡（Jan Cuska）等人的领导下于1794年3月25日发动起义，发出了“这里要和法国一样，赶走所有贵族！”的呼声。起义队伍一度达到数千人，统治者最后动用龙骑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美因茨共和国是法国革命在德意志的直接产物。法国革命爆发后，普奥两国一度出兵干涉，试图恢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一企图由于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的失败而破产。随后，法军在屈斯蒂纳将军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于9月底进入普法尔茨，10月21日占领美因茨，美因茨选帝侯埃塔尔男爵（Friedrich Karl Joseph von Erthal，1719—1802）弃城逃跑。法军占领美因茨后，一些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美因茨人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于10月23日成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社”，此后又在施佩耶尔、沃姆斯等地建立了分部。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包括福斯特等一批美因茨大学的师生、商人，还有担任警察长的弗兰茨·康拉德·马克（Franz Konrad Macké，1756—1844）等政府官员。屈斯蒂纳将军想利用当地人来帮助管理所占领地区，福斯特等德意志雅各宾派因此成为其考虑选用的对象，福斯特等人也想在德国实现法国革命的理想。他们通过传单、广告、宣言以及游行宣传的方式，号召建立共和国。1792年12月，福斯特等人在40个乡镇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有3/4的民众支持以法国为榜样改造国家秩序。
1793年初，法国国民议会特派员到达美因茨，与德意志雅各宾派共同准备市政府和制宪大会选举。2月24日，莱茵河左岸、纳尔河以南-130个德意志城镇和村庄的代表齐聚美因茨，举行了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的选举。3月17日，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在美因茨的德意志大厦召开，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方式召开的议会。次日，大会通过法令，宣布从兰道到宾根的整个地区“从此构成一个自由、独立和不可分割的国家，这一国家遵从共同的、建立于自由和平等之上的法律”；“这个国家的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即它的自由的人民通过其代表投票宣布，废除与德意志皇帝以及德意志帝国的一切联系。”法令还宣布废除诸侯的一切统治权利，并威胁要对过去的邦君以及所有试图帮助恢复其统治的人处于死刑。美因茨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然而，新建立的美因茨共和国很清楚，在德意志地区，传统封建势力极其强大，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它是难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在1793年3月21日，美因茨共和国提出了加入法国的申请，福斯特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巴黎。3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接纳了美因茨代表的申请。不过，此时普鲁士军队已经开始进入美因茨共和国境内，并且包围了美因茨。法军撤退之后，7月23日，美因茨共和国投降。普军占领美因茨后，对当地雅各宾派及其亲属进行了迫害和监禁，他们的财产也遭到没收。这种迫害直到1795年法军重新进占莱茵河西岸地区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