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蕾西亚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的长女。如前面提到，皇帝卡尔六世早在自己28岁正当年轻的时候，就于1713年4月19日颁布了一份《国事诏书》，宣布如无男嗣，女性有权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目的在于维护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完整和不可分割性。1740年10月20日，卡尔六世去世，23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产业，成为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女王和匈牙利女王。1745年，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Franz Stephan，1708—1765）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兰茨一世（FranzⅠ，1708—1765，1745—1765年在位）。根据自1014年以来的传统，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虽然没有行过加冕礼，但仍然是合法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或者说享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1765年，弗兰茨一世去世以后，她的长子继任皇帝，称约瑟夫二世。在任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及约瑟夫二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为奥地利开辟了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玛丽亚·特蕾西亚共有姊妹四人，长兄和小妹妹幼时夭折，大妹妹24岁时因难产而殁。身为皇帝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很幸运地可以自由恋爱，17岁与客居父皇宫中的表哥、洛林公爵弗兰茨·斯蒂芬终成眷属。这位表哥的祖母与她的祖父是亲姊妹，就是皇帝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的儿子和女儿。这位表兄得以迎娶表妹的条件是，必须放弃1729年起继承的洛林公爵的爵位，必须受任托斯卡纳大公（1737—1765年在位）。婚后，这对夫妻生育了16个孩子：十女六男。其中有六个在十几岁之前就去世了，另有两个因获得高级圣职而不得结婚，还有一个坚守独身，终生不嫁。除此之外的其他七个孩子都通过婚姻成为女皇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与法国波旁家族关系的筹码。她的最小的女儿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LouisⅩⅥ，1754—1793，1774—1793年在位）的王后，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与国王一起被革命者斩首。

概括说，玛丽亚·特蕾西亚留给后人的是奥地利国母的形象。她支撑哈布斯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厦和兴办国立基础学校，与相夫教子同步而行；她在国内推行全面改革和在国外进行卫土夺权的战争，与持家护院同样对待。玛丽亚·特蕾西亚是一位宽容贤德的妻子。虽然丈夫不乏寻花问柳的绯闻，但她始终与之相亲相爱。48岁时丈夫去世，从此至终，一直都是黑衣丧服，满怀哀念。她也是一位慈爱细致的母亲。众多子女环绕身边，从男孩射猎到女孩编织，她无不亲自过问，悉心教导。身为哈布斯堡皇族的首脑，她理顺了帝国与王朝的关系。作为奥地利国家的君主，她明确了王国为臣民谋求安全和福利的基本目标。虽然她反对启蒙运动，但是她采取了许多属于开明专制的统治措施；虽然她坚守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但是她反对教会对于国家主权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虽然她不了解天赋人权、宇宙秩序等当时的前沿学术成就，但是她支持维也纳大学的科研活动，推动教育改革，鼓励传播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因此，不属于开明专制君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她的后继者奠定了实行开明专制措施的基础。

与其竞争对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相对照，玛丽亚·特蕾西亚一生中几乎没有走出皇宫或王宫，几乎没有接触那个时代先进的思想和思想家。她不是以军队统帅的姿态在战场上与她的对手作战，也不是以外交家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国际舞台之上，更不是以经济决策人的面目巡游在全国各地。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通过与她相反的做法，弗里德里希二世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可以明确地说，在军事方面，特别在为了维权的、持续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玛丽亚·特蕾西亚每年都在怀孕和生育，但她是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在外交方面，在逆转外交阵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为儿女的婚姻劳心费神，但她是灵活并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在经济方面，在重商主义浪潮中，她在不断地考虑减肥，不让体重增加，但她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人。无论如何，权大势强的奥地利女皇没有失去女人的追求。

二、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继承战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任期间主要进行了三次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和巴伐利亚继承战争（Der bayerische Erbfolgekrieg，1778—1779年）。战争期间，她充分表现了一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

（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10月20日，正当怀着第四个孩子、即后来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父亲、皇帝卡尔六世因误食毒蘑菇去世。之后，不到两个月，在12月16日，普鲁士军队开进了奥地利的经济大省西里西亚。普鲁士进军的理由是实现霍亨索伦家族对于历史遗留土地的占有，而实际上是上任不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自己强兵富国而乘人之危。面对年轻的女继承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确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因为先皇的《国事诏书》不能够保证玛丽亚·特蕾西亚对于哈布斯堡皇族产业的合法继承。

早在1713年制定了《国事诏书》之后，卡尔六世皇帝就特别关注欧洲各大政权的态度和立场。1720—1724年，哈布斯堡家族所属的主要领地，如匈牙利、齐本彪根和波希米亚等都明确表示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在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由女性继承人替代。稍后，在1726年和172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也两次表态，承认奥地利的续统办法。后来，波兰-萨克森在1733年、法国在1735年以及英国在1739年，尽管不太明确但也都可以使人感到，它们不反对（支持）卡尔六世颁布的家族法规。然而，卡尔六世的突然去世使形势出现了逆转，不利于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女继承人的因素迅速凸显。

一方面，哈布斯堡皇族中出现了有继承权的“另一位女性”。具体说，卡尔六世是从他的哥哥、皇帝约瑟夫一世（JosefⅠ，1678—1711，1705—1711年在位）那里继承的皇位。他去世了，皇位“应该”还给哥哥。就是说，如果女性可以继承家族产业，那么此时继承哈布斯堡皇位的应该是哥哥的女儿，而不是弟弟的。哥哥约瑟夫一世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Ⅰ，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和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Karl Albrecht，1697—1745）。凭借皇族血脉，并根据邦国实力，这两位选帝侯夫人都有权力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虽然，哥哥的长女玛丽亚·约瑟法（Maria Josepha，1699—1757）宣布放弃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权，但是幼女玛丽亚·阿玛利亚（Maria A malia，1701—1756）并没有放弃。当然，在卡尔六世颁布的《国事诏书》中明确规定他自己的女儿优先继承。如此一来，在他去世的时候有两位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继承人：一位是哥哥的幼女、巴伐利亚选帝侯夫人，另一位是弟弟的长女、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此，出于不同的利益要求，欧洲不同的政权就有可能围绕着巴伐利亚的玛丽亚·阿玛利亚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皇位问题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承认“另一位女性”、哥哥的女儿玛丽亚·阿玛利亚继承家业，就意味着违背对于《国事诏书》的承诺。

另一方面，在皇族继承事务中出现了“另外的文件”。具体说，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不是以玛丽亚·阿玛利亚丈夫的身份，而是以哈布斯堡近亲的资格，与玛丽亚·特蕾西亚争夺哈布斯堡的产业。他提供的证据，一个是来自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1543年发布的遗嘱，另一个是1546年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确定的婚约：即皇帝将自己的长女嫁给巴伐利亚公爵的继承人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1528—1579）。阿尔布莱希特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据此，当费迪南德一世和他的皇兄卡尔五世嫡系绝嗣时，出自费迪南德一世长女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后代便有权继承皇位。现在，1740年，皇帝卡尔六世去世了，没有留下男嗣，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就是理由最充分的合法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来没有女人，玛丽亚·特蕾西亚无权继承哈布斯堡王朝。这种说法由于普鲁士的重视而引起欧洲列强的重视。因为如果承认“另外的文件”，《国事诏书》就保护不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趁机站了出来，提出以割让西里西亚的部分土地给普鲁士为条件，“保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合法继承权。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普鲁士国王的“保护”。于是，如前述，普鲁士的军队开进了西里西亚。

此外，在欧洲国际事务中还出现了旨在瓜分奥地利的同盟。具体说，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的胜利进军鼓励四个欧洲政权对奥地利提出了土地要求：一是巴伐利亚，它想要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以及蒂罗尔；二是萨克森，它想要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三是法国，它想要奥地利所属的尼德兰；四是西班牙，它想要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属地。而此时的奥地利军队刚刚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俄奥对土耳其战争（Russisch-sterreichischer Türkenkrieg，1737—1739）这两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玛丽亚·特蕾西亚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根本不懂军事的、更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皇，必须调动军队，迎接虎视眈眈的敌人，捍卫自己的领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1741年9月，玛丽亚·特蕾西亚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出现在普雷斯堡。在这里，她宣誓就任匈牙利国王，并以女王的身份召开等级议会，保证贵族的传统特权，并呼唤她的臣民，派出将领和士兵，保卫女王和女王怀中的、未来的国王。结果是，包括大约二万匈牙利士兵在内的奥地利军队投入战场，开始反攻，不仅很快收复了部分失地，攻入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而且顶住了普鲁士的进攻。1743年及以后，几大因素的介入更使得战争朝着有利于奥地利的方向发展： （1）英国的介入战争和调停。以英国为首组建了有荷兰参加的“国事军”，在对法国的战役中获胜，并且英国牵头成立了有撒丁王国（Knigreich Sardinien，1239—1861）参加的“援奥同盟”，在西线对抗法国军队；（2）萨克森由反奥转向反普，在北部拉开了强有力的对普鲁士作战的阵营；（3）巴伐利亚选帝侯在法国的支持下做了皇帝卡尔七世以后，失道寡助，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心，并且在位两年就猝死皇座，而他的儿子公开宣布放弃继承帝位，承认《国事诏书》；（4）俄国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准备与英国一起以武力支持奥地利。

基于以上形势，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没有出现在战场上的战争鼓动者，发起了对普鲁士的全面反攻。然而，战场上的情况并不能依顺宫廷里的意志转移。面对普鲁士的军事强势，面对法国的扩张霸气，面对英国的均势政策，特别是卡尔七世去世后，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功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位称弗兰茨一世，玛丽亚·特蕾西亚认为战争应该结束了。1748年10月，在德国的亚琛城，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Frieden von Aachen）。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割让西里西亚以及在意大利的三块领地为代价，保住了自己对家族产业的继承权，同时通过与丈夫的洛林家族的合一而开始了哈布斯堡洛林王朝（Dynastievon Habsburg-Lothringen） ，从而保住了家族的帝国产业。

（二）七年战争

经过八年抗战，玛丽亚·特蕾西亚终于保住了她的家族继承权，但是她失去了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拥有二百余年的西里西亚。不仅如此，家族的两块重要飞地，一块在波希米亚，另一块在意大利北部，都时刻有失去的危险，因为觊觎这两个地区的分别是军事强国普鲁士和正在扩张势头上的法国。更有甚者，英国，这个奥地利的盟友，现在与普鲁士这一奥地利的强敌，于1756年1月16日商定《威斯敏斯特协定》（Konventionvon Westminster） ，缔结了同盟。双方商定，英国将帮助普鲁士抗击进入德国的任何外国军队，如抗击俄国军队，普鲁士将帮助英国保护其汉诺威领地免受包括法国军队在内的任何外国军队的侵犯。对于玛丽亚·特蕾西亚来说，英普联盟不仅意味着英国人背叛了她，而且表明普鲁士增加了实力，如虎添翼。奥地利成为普鲁士嘴边待嚼的肥羊。由此，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进入萨克森、矛头直指奥地利的时候，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王再一次调动军队，进入所谓的七年战争。

实际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到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八年和平时间里，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已经在进行积极并公开的军备，为收复西里西亚做准备。一方面，她以女王的优雅华姿不断地巡视军队营地，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到匈牙利、奥地利，意在激发官兵们古老的、尊崇女王的骑士精神。为此，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温策尔（Josef WenzelⅠ，1696—1772）无偿地为女王装备了一支炮兵部队。另一方面，她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了军事荣誉勋章，意在激发将士们热血男儿的、英雄的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担任全军元帅的L.J.道恩伯爵（L.J.Graf von Daun，1705—1766）就曾获得女王的大十字勋章，功绩卓著。另外，她还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特蕾西亚军事学院，意在集中数学、工程、地理和历史专家，为将来的战争提供科学咨询，并训练年轻的贵族军官，使之具备优良的、战场上的指挥能力。奥地利女王的备战意图和军事运输引起普鲁士国王的警惕。据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明确地感到，西里西亚并没有真正地到手。1756年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派出使者，提出条件，要求奥地利保证短期内不进攻普鲁士。但是特蕾西亚女王拒绝任何条件，并表示重整军备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玛丽亚·特蕾西亚强调自己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1756年8月29日，普鲁士的军队进入萨克森，很快占领德累斯顿，并打败了女王从波希米亚调来的援军。七年战争爆发。战争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先后授权两个人率领和指挥奥地利的军队，一位是她的小叔子洛林的卡尔（Karl A.von Lothringen，1712—1780） ，另一位就是获得大十字勋章的L.J.道恩伯爵。

洛林的卡尔于1736年随着他的哥哥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结婚的队伍来到维也纳，从此开始为帝国服务。在1738—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他以皇家卫兵队长的军衔带兵打仗，胜仗不多。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打响以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军队元帅。作为奥地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洛林的卡尔于1745年两次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一次在6月的霍亨弗里德贝格战役（Schlacht bei Hochenfriedberg）中，另一次在9月的索尔战役（Schlacht bei Soor）的战场上。虽然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任用他为总司令，指挥奥地利的军队。然而，在1757年的罗伊腾战役（Schlacht bei Leu the n）中，洛林的卡尔再一次败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女王授予他大十字勋章，表彰他虽没有功劳却有苦劳，同时任命L.J.冯·道恩伯爵替换他的元帅职务。1761年，洛林的卡尔被拥戴为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的团长。

L.J.冯·道恩伯爵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统帅，他13岁就开始随父从军上战场。在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年轻的道恩伯爵获得上校军衔；在1737—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升为少将。接着，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道恩伯爵继续升迁，成为中将。在八年战争间歇期，他按照女王的旨意，加紧军备，落实军队改革，主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战争科学院的建立（1751年） ，并于1754年再次获得提升，军衔是陆军元帅。七年战争爆发后，冯·道恩伯爵奉命率军将普鲁士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奥地利大获全胜，打破了普鲁士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道恩伯爵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得玛丽亚·特蕾西亚大十字勋章的人。接着，在1757年12月5日，在洛林的卡尔败于罗伊腾战役后，女王任命冯·道恩取代卡尔，担任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后来，因为在1760年的托尔郜战役（Schlacht bei Torgau）中受伤，道恩被送回维也纳，但直到1763年战争结束，冯·道恩伯爵都是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1762年，道恩伯爵被任命为帝国最高战争委员会（Hofkriegsrat）的首席大臣。

虽然在战场上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面貌与军队统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没有可比性，但是，她与后者同样是七年战争的核心人物。这不仅是指女王对于战争进程的密切关注和对于军事统帅的直接调遣，而且指她对于战争结果的关键性影响。经过七年惨烈的战争，在1763年2月15日签订停战的《胡伯图斯堡和约》（Frieden von Hubertusburg）的时候，她最终没有收复西里西亚，并制止了政府中出现的再次收复这块失地的念头。皇储和首相等宫廷重要人物都主张坚决收复这块奥地利君主国的富庶地区。另外，她争取到普鲁士国王对于她的长子约瑟夫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并保住了奥属尼德兰。奥属尼德兰本来是允诺给波旁家族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以报答它们参加奥地利一方作战。现在，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胜利暂时冲淡了波旁与哈布斯堡两大家族的均沾利益。

（三）巴伐利亚继承战争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晚年病重的时候，经历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争，即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很符合她的不上战场的战争主导人的形象。

1777年12月30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无嗣而终。按照家族继承法，血亲最近的继承人是普法尔茨选帝侯、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公爵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1724—1799）。然而，在就任的第一天，他就必须考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提议。皇帝提议与他进行一桩买卖：皇帝用前奥地利和一笔巨款换购他的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且不说这笔买卖是否划算或公平，只说皇帝暗示的所谓帝国均势政策就没有给这位新任选帝侯考虑的余地。三十余年来，具体说从1740年起，通过占领西里西亚，普鲁士扩大了领地，成为欧洲强国，打破了帝国内部的势力均衡。如果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合成一体，领地扩大，难免在帝国中出现新的、将类似于或不亚于普鲁士的欧洲强权。因此，身为皇帝的约瑟夫二世有责任和义务制止出现这种将进一步削弱帝国、使帝国权力进一步失衡的现象。这是之一。之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曾经欺负哈布斯堡家族无男性继承人，曾经与之争夺皇冠，现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绝了后，正好给了哈布斯堡人复仇的机会。显然，除了同意皇帝的建议，卡尔·提奥多尔没有其他选择。很快地，在1778年1月3日，皇帝与选帝侯在维也纳签订了交换条约。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此保持沉默，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没有沉默。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德意志邦君的愿望。根据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许多德意志邦君都有权得到部分遗产：不仅仅卡尔·提奥多尔可以继承，包括霍亨索伦家族在内的其他邦君也都从中有份。不仅如此，普鲁士与大多数邦国都不愿意看到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超级大国。带着这些愿望，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交涉，要求女皇重新考虑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女王继续沉默。于是，在皇帝主持下的奥地利军队开进巴伐利亚六个月之后，普鲁士于7月3日向奥地利宣战。第三天，即7月5日，普鲁士与萨克森联军开进了奥地利所属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由此爆发。

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是一场没有真正战场、没有决定性战役的战争。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在为寻求给养而努力。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是土豆，所以这次战争也被称为“土豆战争”（Der Kart of felkrieg）。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给弗里德里希二世写过信，商议放弃摆开战场的事。因此，虽然最终双方没有交战，但还是于1779年5月13日在波兰南部的泰森签订了停战和约。《泰森和约》（Frieden von Teschen）确定，奥地利得到巴伐利亚的因河地区，即从帕骚到萨尔茨堡的北部边界的广大区域；普鲁士得到两个边地伯爵领地，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和勃兰登堡拜伊罗特；萨克森从卡尔·提奥多尔那里得到六百万古尔登（Gulden） ，作为对失去产业自主权的补偿。对于巴伐利亚，《和约》承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规，并确认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选帝侯资格合一。

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以后，约瑟夫二世再次提出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1785年，皇帝与卡尔·提奥多尔达成协议，用奥属尼德兰交换整个巴伐利亚。根据这一协议，尼德兰与普法尔茨、与莱茵河下游的两个公国于利希和贝格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勃艮第王国”（Knigreich von Burgund） ，由卡尔·提奥多尔做国王，而将巴伐利亚并入奥地利。对于卡尔·提奥多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坏主意。理由有二：一是普法尔茨是他的祖地，以此为统治中心最为适宜，而且尼德兰就在近处，而巴伐利亚相距太远；二是他长期居住在曼海姆，老树挪根，53岁以后才移居慕尼黑，不仅他自己感到处处不适，而且当地人民也对他少有好感。所以，他同意皇帝提出的交换条件。此时，年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再一次提出抗议。如果说，上一次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使他有借口占领巴伐利亚的土地，那么，这一次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使普鲁士国王有机会组织“诸侯同盟”（Fürstenbund） ，凭以削弱皇帝的势力，阻止奥地利借皇帝之力独霸德意志。面对由13个邦国组成的“诸侯同盟”，约瑟夫二世果然失去皇权应有的支撑，失去了调动一支能够与普鲁士抗衡的军队的基础。可见，玛丽亚·特蕾西亚那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是无可模仿的。

三、外交：力保皇冠；争夺西里西亚和瓜分波兰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任期间的外交对象主要是法国、英国和俄国。按时间顺序，在统治前期，女王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续统为中心目标，力保皇冠，努力抵抗法国干涉皇帝的选举，重点在法国。在统治中期，女王的外交策略着重于收复西里西亚，力求外援，努力抵抗英国对于普鲁士的支援，重点在英国。在统治后期，女君主的外交意向是维护君主国的东部边疆，力保和平，努力防范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重点在俄国。其间，她表现出目标明确、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形象。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选举与皇位继承

表面上，自1356年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选帝侯选举产生，而在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由皇族继承。

卡尔六世去世后，普鲁士的军队开进了西里西亚，《国事诏书》成为一纸空文，玛丽亚·特蕾西亚一上任就面临断送哈布斯堡皇族产业的困境。作为女子，她有权继承家族的产业，但无权继承皇冠，她希望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继任皇帝。然而，在当时全部的九位选帝侯中，只有美因茨和特里尔两位选帝侯未动声色，其他六位都将赞成票投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具体原因是：普鲁士，它掌握勃兰登堡选票，以支持巴伐利亚为主要条件，换取法国支持它占领下西里西亚；英国，它控制汉诺威选票，也以支持巴伐利亚为条件，换取法国不侵犯其在德国利益的保证；萨克森，它的地理位置正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之间，跟着普鲁士以便占领一块西里西亚的土地，是可以期望的；普法尔茨和科隆，这两张选票本身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与巴伐利亚选票一样，相当于自己投自己的票；波希米亚，它的这一票因为法国和巴伐利亚以及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布拉格（1741年11月26日）而当然地投向巴伐利亚。弗兰茨·斯蒂芬得了零票。于是，1742年1月14日，巴伐利亚选帝侯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就是卡尔七世。新皇帝不仅接续了玛丽亚·特蕾西亚之父皇的统治，而且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使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第二次登上帝国皇位。在此不难看出，法国，这个站在选帝侯背后的外国势力操纵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为了维护哈布斯堡皇族的生存，为了驱逐西里西亚领土上的普鲁士人，玛丽亚·特蕾西亚一边使自己的军队占领了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让新上任的皇帝无家可归，一边开始谋划与法国谈判。

谋划与法国谈判，玛丽亚·特蕾西亚并不是为了争取它，让它为自己说话，而是为了吓唬普鲁士，让弗里德里希二世害怕她会屈意与法国结盟。普鲁士国王果然有此担心，所以同意退出战争。1742年7月28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了《柏林和约》（Frieden von Berlin）。该和约的签订，对于普鲁士来说，标志着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结束，对于奥地利来说，意味着王位继承战争暂时休战。现在，乘着休战时机，女王着手组建“国事同盟”（Pragmatischer Bund） ，即联合支持《国事诏书》的盟友，共同对付法国、对抗普鲁士。

能够对付法国的最好盟友是英国。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43年9月13日成功地与英国建立了“国事同盟”。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于1744年6月5日与法国建立了“反国事同盟”，并于当年8月由法国的军队进占波希米亚。如此一来，对于普鲁士来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了，对于奥地利来说，王位继承战争重新开火。此时，女王的外交政策再一次取得成效：俄国加盟。1745年1月8日，奥地利、英国、萨克森及俄国组成四国同盟。女王胜利在望。然而，12天后，即1月20日，皇帝卡尔七世病逝了，而他的儿子明确表示对于皇冠毫无兴趣。此时，无论在战场上有什么样的结果，女王的丈夫当选皇帝已经没有悬念。轰轰烈烈的王位继承战争戛然而止。

1745年10月4日，弗兰茨·斯蒂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当年的12月25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了《德雷斯顿和约》（Frieden von Dresden） ，前者承认后者占有西里西亚，后者承认前者继承皇位。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或普鲁士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宣告结束。至于法国，皇帝暨女皇力主宣布它是帝国的敌人，由于普鲁士从中干预，奥地利暂时放弃与之战斗到底的打算，同意1748年10月18日缔结停战的《亚琛和约》。该《和约》再一次确认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弗兰茨一世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再一次确认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西里西亚归普鲁士、帕尔马归西班牙以及伦巴底归撒丁王国。女王以割让家族世袭土地为代价，保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位，并且没有获得其他土地作为补偿，在她看来，这是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二）西里西亚的哈布斯堡产业与霍亨索伦承业

较早的时候，自1526年起，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稍后不久，自1537年起，霍亨索伦家族得到西里西亚的继承权。

1526年，西里西亚公国随着波希米亚归属哈布斯堡家族。但是，早在三年前，即在1523年，西里西亚境内的雅格恩多夫、奥德贝格和波耶屯三个诸侯领地就归属霍亨索伦家族所有。1537年，西里西亚公爵与勃兰登堡选帝侯缔结了继承条约，表明后者得到继承整个西里西亚的权利。但这项条约始终没有得到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承认。自1617年起，哈布斯堡家族不再有成员涉足西里西亚的统治，而霍亨索伦家族则一直统治着上述三个领地。1621年，白山战役（Schlacht bei Weienberg）之后，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式得到下列四个西里西亚诸侯领地的候补继承权：雅格恩多夫、里格尼茨、布里格和沃尔奥。1675年，当地的皮亚斯特（Piaster）统治家族绝嗣，但该地仍然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属地。1681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得到西里西亚的统治权，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拒绝。1686年，大选帝侯用那四个领地的候补继承权换得与家族领地接壤的施维布斯。1701年，“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放弃了对施维布斯的占有权，并拿到了相应的赔款。就是说，普鲁士已经放弃了对西里西亚的继承权或占有权。普鲁士没有正当理由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即便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即位初始，还是遭遇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无理侵犯。就在这样紧迫的时刻，由于巴伐利亚选帝侯想做皇帝，她几乎失去了所有可能得到的援助力量。且不说法国由来已久的敌对意图，而且英国因为与汉诺威的合君关系也反对她。由此，女王认识到，只有在彻底改变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前提下，她才能够反击，而改变国际关系格局的关键在英国。

英国传统的欧洲政策是大陆均势，但现在，由于海外殖民地因素的增强，它开始不顾普鲁士的崛起而采取削弱法国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的幕后操纵者主要是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

威廉·皮特作为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在玛丽亚·特蕾西亚上任的时候，他是强硬的反对政府当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人。当时主政的英国首相是R.沃波尔（R.Walpole，1676—1745）。沃波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尽量避免卷入欧陆战事，确保英国经济的稳定并繁荣地发展。虽然英国于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于1740年介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绕开战争、发展经贸的外交主旨。在这样的政策下，英国在海外的经贸势力连遭打击。因此，以威廉·皮特为首的反对派力主改变外交政策，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

1756年11月，在七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威廉·皮特被任命为国务大臣。英国由此开始实行削弱法国、与普鲁士结盟的欧陆政策。英国如此调整其对欧洲大陆的政策，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英国需要夺取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需要夺取法国占领的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等等地区，否则英国便不能称霸海上和殖民争夺。（2）英国需要普鲁士在欧陆上的兵力，需要普鲁士的军队保护英国国王的老家汉诺威，否则英国便不能集中兵力和财力进行海上战争。鉴于这些，威廉·皮特亲自点将，海军大将、陆军大将以及驻外大使均由他亲自挑选、任命。与此同时，威廉·皮特还直接制定战略战术，指挥作战，安排运输军用物资，自认为是在拯救英国。他的政策使英国在海外获得了一连串的、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他也有强硬的反对者。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国内税务太重，商业利益没有马上看到，欧洲的失败者会组织反英大同盟以及对于他个人严酷且狂傲行为的不满，等等。1760年，借新国王上任之机，反对者将威廉·皮特推下台，拒绝采纳他的十分紧迫的两个建议：一是截击西班牙的运金船队，补充英国军费；二是维持与普鲁士的同盟，继续削弱法国的欧陆优势。虽然他于1766年重新执政，但今非昔比，两年后他就提出辞职并马上得到准予。

面对威廉·皮特的外交政策，玛丽亚·特蕾西亚很明确地看到欧洲国际关系的原有格局已经破裂，要想收复西里西亚，奥地利必须在正在形成的新格局中举足轻重。换个角度说，奥地利必须在对抗普鲁士的同时，还要对付普鲁士的盟友英国。鉴于英国在欧陆上的劲敌是法国，所以奥地利必须忘掉前嫌，与宿敌法国建立同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女王最信赖的人W.A.冯·考尼茨李特贝格侯爵（W.A.Kaunitz-Rietberg，1711—1794）与威廉·皮特的一场外交较量。

冯·考尼茨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莱顿大学求学，特别熟悉法国的历史和文化。他20岁起在维也纳宫廷服役，担任过奥属尼德兰的总督（1744—1746年）和奥驻法国大使（1750—1753年）。早在1753年出任内阁枢密首相之前，冯·考尼茨就开始着手实施奥地利的新格局策略。然而，对巴黎而言，由于法奥两国积怨已久，和解很难达成。但在维也纳，他成功地于1755年使保守的大臣们接受了关乎国家命运的新国策：联合法国。

开始时，法国国王漠视奥地利的示好言行。路易十五（LouisⅩⅤ，1710—1774，1715—1774年在位）不想卷入奥地利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之争，也不想选择奥地利这个相对的弱者做盟友而推掉普鲁士这个新兴的强者，更不想普鲁士与他的劲敌英国有什么联合企图。对于路易十五的想法，考尼茨通过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约1723—1764）转达了这样的“忠告”：如果法国帮助奥地利夺回西里西亚，奥地利便将整个奥属尼德兰地区让给法国。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值得信任，法国应该放弃与普鲁士的同盟。更重要的是，普鲁士的强大将直接威胁欧洲均势。

就在奥地利等待法国做出决定而法国又迟疑不决的时候，1756年1月16日，英国与普鲁士缔结了盟约——《威斯敏斯特协定》。面对国际关系格局的这样一个巨大变化，法国国王不得不接受了考尼茨的提议，与奥地利签署了《凡尔赛协定》（Vertrag von Versailes，1756年5月1日） ，双方结成“防守同盟”。据此，虽然奥地利没有承诺反对英国，法国也没有答应反对普鲁士，但是，为了维持欧陆均势，任何一方都保证不限制对方抗击普鲁士的侵略行为。如此一来，考尼茨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普鲁士采取行动，以便奥地利巩固与法国的协定。结果他一方面于1756年5月25日使俄国及萨克森波兰加入反普同盟，另一方面又真真假假地积极备战，诱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先发制人”，于8月29日亲率大军出征。于是，法国与奥地利于1757年5月1日第二次签署《凡尔赛协定》，双方又建立了“进攻同盟”。奥地利与法国的反普同盟终于牢固地建立起来。

国际关系格局成功转换。在欧洲大陆，由于必须同时面对法、奥、俄三大强国，与英国结盟的普鲁士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1757年4月至1758年7月）孤军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必须以16万军队，抵挡比他多一倍的敌人（约33万；其中法军10.5万、帝国联军2万、奥地利13万、俄军6万、瑞典军队1.6万）。同时，皇帝弗兰茨一世正式宣布普鲁士国王不受帝国法律的保护，宣布他是帝国的敌人。玛丽亚·特蕾西亚胜利在望，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指日可待。然而，由于支持普鲁士的威廉·皮特再次在白金汉宫占了上风，奥地利不想与英国打持久战；又由于英国与法国的殖民地战争趋于白热化，奥地利不想卷入其中；还由于俄国正在准备西进、南侵和北战，奥地利不想腹背受敌，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决定停止战争，签订和约，即前面提到的《胡伯图斯堡和约》。据此，女王最终承认将西里西亚割让给那个住在“无忧宫的坏蛋”（der bse Mann von Sanssouci）。在女王看来，这是正式承认自己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三）第一次瓜分波兰

自1572年雅盖洛王朝（Dynastie von Jagiellonen）终结以后，波兰开始实行国王选举制。这种国王选举制为欧洲列强侵蚀波兰的土地提供了借口。

波兰的雅盖洛王朝自1386年确立以来一直是东欧的最强国，所辖范围一度扩及立陶宛、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如前述，由于近亲继承关系，1526年，奥地利继承了属于雅盖洛王朝统治下的归属波希米亚的匈牙利部分。余下的部分，在1569年联合形成波兰—立陶宛王国。1572年，雅盖洛王朝的西吉蒙德二世（SigismundⅡAugust，1520—1572，1548—1572年在位）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从此开始，波兰成为选举制王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以及俄国等等强权都成为波兰王位的觊觎者。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理由“继承”波兰的王位，或“受托管理”部分波兰的土地。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1795年经过三次瓜分之后，波兰解体为止。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同一年，1648年，波兰爆发规模宏大的哥萨克起义（Powstanie Chmielnickiego，1648—1657） ，结果是，在俄国的支持下，1654年，起义军使乌克兰基本脱离波兰而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在1655年，瑞典与勃兰登堡联合入侵波兰，又使普鲁士脱离波兰而与勃兰登堡合为一体。1697年，德国的萨克森选帝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战胜了其他17位竞争者，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从雅盖洛王朝绝嗣到奥古斯特二世上任之前，波兰经历了六代国王。其中一位是匈牙利人，三位是瑞典人，另有两位是波兰贵族。

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后，马上开始了一场持续五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波旁王朝，另一方是哈布斯堡王朝。属于波旁一方的有西班牙，站在哈布斯堡阵营里的是俄国和普鲁士。结果是哈布斯堡支持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继任波兰王位，即奥古斯特三世（AugustⅢ，1696—1763，1733—1763年在位）。30年以后，即1763年，正值七年战争结束，玛丽亚·特蕾西亚不得不割让西里西亚的时候，奥古斯特三世去世。也就是说，又将有一场恶战在等待着解决波兰王位的继承问题。此时，不想战争的女王与想要战争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执。玛丽亚·特蕾西亚想继续由萨克森选帝侯兼任波兰国王，而约瑟夫二世则想自己当波兰国王。

一如既往，以波兰王位继承问题为契机，欧洲强国纷纷示展强力，以达到增强自己势力的目的。这一次起关键作用的是俄国。俄国的意图是，扶持一位波兰贵族上台，以便控制波兰，就像百年前控制乌克兰那样。普鲁士同意俄国的意向，因为它要借机占领波兰的西普鲁士，占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并且获得安斯巴赫拜伊罗特的继承权。因此俄国与普鲁士在1764年和1767年两次缔结条约，准备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的愿望。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俄国。1769年，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拿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都看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对此，二者经过两次面谈（1769年、1770年）之后，达成协议：共同对付俄国。玛丽亚·特蕾西亚苦心经营的、不惜向蓬皮杜夫人赠送珠宝并忍受**之辱与法国结盟而反对普鲁士的外交策略因此而告终，因为皇帝带着考尼茨，顺利地与普鲁士建立了友好的攻守同盟。

由于成功地使奥地利与法国建立了同盟关系，考尼茨于1764年被女皇册封为李特贝格亲王，将姓氏改为考尼茨李特贝格（Kaunitz-Rietberg）。1765年皇帝弗兰茨一世去世后，玛丽亚·特蕾西亚更是将他当作是唯一心腹。现在，这位心腹违背了女皇的意愿。他违背了与法国的盟约，而女王刚刚将自己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法国王储、未来的国王路易十六。事实上，作为女王忠诚的心腹，作为偏爱法国文化的法国通，考尼茨-李特贝格不会因为普鲁士而背离初衷。此时，他与普鲁士修好，纯粹是为了吃一口波兰。皇帝约瑟夫二世已经派兵占领了波兰的几个行政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女王多么反对这一“违犯一切迄今为止的神圣的和正义的事情”，考尼茨都支持并与皇帝一起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

1772年8月5日，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其中，俄国得到的面积最大，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 ，奥地利得到的人口最多，约265万人（土地8.3万平方公里） ，普鲁士得到3.6万平方公里原土地和60万人口。据说，玛丽亚·特蕾西亚始终没有参与瓜分波兰。考尼茨在瓜分波兰之后，再次主张与普鲁士对抗，坚决反对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签订《赖兴巴赫协定》（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 ，反对放弃1774年占领的土耳其土地。因此，当1792年皇帝弗兰茨二世（FranzⅡ，1768—1835，1792—1806年在位）与普鲁士结盟反对法国的时候，考尼茨愤然辞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外交影响也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