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开明专制有两层基础，一层是启蒙运动的观念，另一层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当然，这两层基础都是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前提，这一点在上一章已经谈到。
如前述，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主要参与者大多任职于或亲近于邦国和帝国的政府官僚机构，并且，怀有启蒙思想的大学教授也主要是在国立或邦立大学任教。由此，与在英国和在法国相比，在德国，启蒙运动更多地得到统治当局的支持和赞助，也更直接地并更成功地促使统治阶层实行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表现为开明专制措施的实行。
在启蒙运动中，关于国家统治权力的理论由君权神授论（Gottesgnadentum）转换为社会契约论（Gesellschaftsvertrag des Staatsrechtes）。君权神授论，主张君主的权力来自神，君权仅仅受上帝律法的制约，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之进行分割，任何人也不能与君主分享，君主的职责是保护臣民及国家的神授秩序。君权神授论是君主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君主的权力受君主与臣民相互约定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的约束，能够分割或分享君权的力量是由贵族——包括世袭贵族、教会贵族和城市贵族——组成的议员机构，或者是基于人民的代表大会。相应地，君主的职责是维护自然法和人权，或者说，是保障臣民的快乐和幸福。社会契约论是开明专制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德国，君权基础在理论上的转换，部分地在实践上体现出来。在18世纪中期，随着普鲁士王国的崛起，随着奥地利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离，启蒙的或开明的（aufgeklrte）、关于人类进步和合理政府的理想一步一步地与已经形成的君主专制相结合，保障臣民的利益更重于保护臣民的安全，逐渐地成为国家政治的口号。在邦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专制君主，将启蒙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功利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理念，部分地转换成实际上的政策和措施，从而转换成开明专制君主（der aufgeklrteabsolutistische Fürst）。在开明专制下，虽然仍然没有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对专制邦君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制约，但是君主的统治目标已经明确地由强化家族王朝转化为强国富民。
又如前述，君主专制在德国与在欧洲其他地方基本相同，都是在克服传统的等级特权、整合辖区领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就此而言，如果可以说君主专制是封建等级制的衍生物，那么也可以说开明专制就是君主集权制的派生品。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开明君主的权力不仅不受等级议会的束缚，而且也不受宫廷内阁的限制。他的权力范围不仅涵盖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外交以及军事等等统治方面的事务，而且括及现时的教育、宗教、文学、艺术、出版、戏剧等等社会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开明君主仍然是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他们与专制君主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披上了开明的、也是启蒙的外衣。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中，专制君主一般都具有正面形象，因为他们通常支持和赞助启蒙思想家的活动，并且还常常采纳带有启蒙自由主义观念的治国建议。许多启蒙思想家主张以法治国，但法律条文需要通过强有力的集权国王来予以兑现，他们因此而明确地表示拥护开明君主集中权利，并且积极地、至少不拒绝为专制君主服务。与之相对应，许多德意志邦君也明确地表示，要合乎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地治理国家，发展经济，促进教育和推动科研等等，他们也是积极地、至少不拒绝追求开明君主的荣誉。典型的开明君主虽然握有无限制的权利，但是他们往往自称“国家的第一奴仆”（der erste Diener des Staates）；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能够通过掌有的至高权力，力求以所谓仁慈的、家长式的方式推行较为合理的、进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对于臣民，开明专制君主一般强调义务教育，要求民众掌握基本的阅读技能和实用知识，希望自己的臣民成为有文化的，即开明的人民。开明的人民是个人服从共同体的人民；开明专制君主治理的共同体是个人思想自由的价值得到承认的、但这一价值必须服从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简言之，作为开明专制君主，其具有的特质和观念一般符合启蒙时代的主潮流。他们即使自身不是启蒙哲学家，但也是哲学的爱好者或一度是启蒙哲学家的朋友；即使他们不是启蒙运动者，但也经常地将理性、自然法、平等、自由等等启蒙概念诵在口中；即使他们自身仍然占有世袭地位或利用家族的王朝权利，仍然以保证专制统治的稳定和加强为最终目的，但也将统治的效果指向共同的福利和臣民的幸福。就是说，开明君主仍然是无所顾忌的专制君主，他所披戴的启蒙外衣仅仅为其增加了一层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装饰。
总之，开明专制实际上是开明专制君主主持的一次政治兼及社会的改革运动，其改革内容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方面，确立集权的官僚机构、明令立法，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削弱地方的和传统的贵族权势等；另一方面，确定国家的教育管理权、破除迷信，限制各类宗教组织在政府和民间的影响力等；第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商贸、修桥筑路、整治沼泽，鼓励经济发展等等。开明专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臣民的生存环境，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满足了中央政府的需要，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当然，专制改革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就是说，出于自身的原因，专制改革不可能给予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因而也就不可能触及社会结构。因此，开明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为国家实力的可持续性增强打下基础。
二、普鲁士开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
（一）早年的教育和学习
弗里德里希二世出身于霍亨索伦家族。自1415年族内第一位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第一位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以来，除了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413—1471，1440—1471年在位）和这里所说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为没有儿子而由弟弟继位以外，三百余年间，这个家族的续统一直是父业子继。兄弟间几乎没有发生竞位之争，更没有诱引其他王国或邦国参与王位继承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通过联姻，或者通过主要以姻亲为借口而进行或参与的其他王朝的战争，几百年间，霍亨索伦家族的势力范围长期或短期地延及西欧许多重要的地区。从1640年“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以后，到174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之前，整整一百年间，除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其所属的地区以外，这个家族的影响力还或大或小地波及荷兰、不伦瑞克-吕内堡-沃尔芬毕特、黑森卡塞尔以及瑞典和英国等地。身为这样一个家族的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负有与生俱来的幸存下来的年龄最长的男孩继承和发展家族统治事业的压力。为了家族的事业，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受了严格的、甚至近乎残酷的教育，同时也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启蒙思想观念。由此，在几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内，他将家族的事业扩展为欧洲霸业，进而为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帝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两个哥哥均未活过周岁。他的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分别嫁为拜伊洛特（Bayreuth）、安斯巴赫（Ansbach）、沃尔芬毕特尔（Wolfenbüttel）和史维特（Schwedt）爵侯夫人和瑞典王后，另有一个妹妹成为奎德林堡女修道院院长。亲上加亲，他的三个弟弟分别娶了沃尔芬毕特尔、黑森卡塞尔和史维特的公主。幼童时期，弗里德里希由他父王的一个法国女佣照料。这位女佣不仅完全不会德语，而且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养育旨意。在女佣的看管下，小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其父王独裁的、宗教的教育。据载，从“早餐不能超过七分钟”，到“叮嘱我的儿……要真心喜欢军人”，直到所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及至交往人员、游玩方式等等，父王都为他设置了所言所行的规范。从4岁开始直到24岁，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家庭教师也一直是一位法国人，名叫杜汉·德·杨东（J.D.de Jandun，1685—1746） ，这位法国家庭教师是一个胡格诺流亡者。他是因为勇敢而非因为学识而被国王聘为太子傅。杜汉与小弗里德里希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他扩大了国王为太子确定且审核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拉丁文和文学课程，并协助太子建立了一个私密图书馆。
可以肯定地说，弗里德里希二世接受的是法国教育。他小时候的看护保姆和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都是法国人，彼此之间讲法语。成人以后，包括就任勃兰登堡王朝统治者初期，他更是与法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深受诸如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哲学家达尔让爵士（Marquis dArgens，1703—1771）以及神学家、《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J.H.S.福默（J.H.S.Formey，1711—1797）等法国启蒙思想大师的影响。对于德国文化，弗里德里希更多的是在就任国王之后，边工作、边学习而有所了解。除此之外，大致从16岁起，少年弗里德里希私下里投拜柏林著名的音乐家和长笛手J.J.宽茨（J.J.Quantz，1697—1773）为师，向他学习吹长笛，同时学习作曲。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弗里德里希结识了比他年长七八岁的H.H.卡特少尉（H.H.von Katte，1704—1730）和英格斯雷本少尉（J.L.von Ingersleben，1703—1757）。特别还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波茨坦教区长老的女儿多洛蒂娅（Doro the a，1714—1762）。几个年轻人因为爱好音乐和艺术而经常聚在一起，作曲、演奏、讨论诗艺和游玩。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瞒着父亲的。按照父王的要求，太子弗里德里希必须专心致志地为了王国统治而学习经济和军事理论，学习治国之术。在那个时期的王族中，国王亲自或责令某人对王子们进行体罚鞭打和关押禁闭是家常便饭。不专心学习治国策略的弗里德里希没少挨打。随着年龄的增长，父王与太子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730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标志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学习内容开始由文学和艺术转向军事和政治。
1730年初夏，如前章所述，萨克森公爵兼波兰国王强壮者奥古斯特在蔡特罕举办声势浩大的兵营检阅庆典。“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太子弗里德里希得到邀请。此时，太子与朋友卡特少尉商议，计划乘庆典热闹混乱之机，逃离德国，摆脱父王的暴力教育。不幸消息走漏。卡特少尉被当着王子的面砍下了头颅。少女多洛蒂娅被投进监狱，并六次被拉到广场上当众鞭打。少尉英格斯雷本被关在一个要塞的黑洞里达六个月之久。弗里德里希的其他朋友和年轻的玩伴们几乎都遭到控告和逮捕。王子本人之所以没有被处死，只是仰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KarlⅥ，1685—1740）和帝国元帅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36）的书面求情。但是，作为惩戒，弗里德里希的继位资格被剥夺，并被关进屈斯特林监狱。监禁数月之后，他得到释放，在当地的战争与教区事务部听差服役，后被召入伍，转年成为鲁坪步兵队的小队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弗里德里希一步一步地介入军事，学习军队的和民事的管理工作。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Polnischer Thronfolgekrieg）爆发后，他亲临战场，在欧根亲王身边见习作战指挥，获得亲王肯定的评价。同一年，弗里德里希接受了父王包办的、与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贝佛（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Bevern）公主的婚姻，借以与国王和解，恢复了继位太子的身份。
退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以后，从1736年起，24岁的弗里德里希与感情不和的新婚妻子居住在离鲁坪军营不远的莱茵斯贝格宫殿。在这里，虽然仍然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爱好，并于1738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交响乐，但是，此时的弗里德里希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治国思想，特别是外交政策的理论和欧洲各国的现实。
围绕着与统治相关的各类问题，年轻的王储与当时思想界的泰斗们或者频繁通信，或者直接邀请面谈，伏尔泰、é.约尔丹（é.Jordan，1700—1745）和H.A.福科（H.A.Fouqué，1698—1774）等人是主要交流对象。弗里德里希与他们交流思想，探讨国家理想，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至少撰写了两部政论著作，即1738年的《论欧洲政治集团的现状》（Betrachtungenüber den gegenwrtigen Zustand Europas）和《反马基雅维里》（Antimachiavel ，1739年，1740年经伏尔泰审读后发表）。在后一篇论著中，王储阐发了与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不同的君主观，认为君主“不仅应该在公众场合维护自己完美的声名，而且在私底下也应该保持正直的品格，制定公正的、人道的政策”，因为君主从属于国家，是国家“臣民的第一公仆”。显然，弗里德里希已经将启蒙运动的理想与普鲁士政治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试图将巩固和扩大国家权力的现实要求，与关怀臣民福利和教养的启蒙理想联系起来。1740年，就在《反马基雅维里》发表的同一年，父王因痛风导致内脏功能衰竭而去世，28岁的弗里德里希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是为弗里德里希二世。
（二）“哲学家国王”
继任“在普鲁士的”国王以后，弗里德里希又撰写了两篇政治论著，一篇是1752年的《政治遗嘱》（Politische Testament） ，另一篇是1777年的《统治的形式与统治者的职责》（Regierungsformen und Herrscherpflichten）。其中所阐发的仍然是启蒙理想与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观念。在写作前者的时候，在1751—1753年间，伏尔泰正客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波茨坦无忧宫，而后者的写作背景是在战场上（七年战争， Der Siebenjhrige Krieg）和外交上（瓜分波兰，Die Teilungen Polens；Polische Teilung）取得胜利之后，考虑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论著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此，他陈述了自己在对外事务和对他国关系的思想倾向，陈述了对于王国统治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并陈述了自己作为统治者的种种考虑和做法。同时，弗里德里希再次强调君主的权利来自与臣民的契约，强调君主本人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为全体臣民谋福利是君主的唯一职责等等观念。由此，他引申出这样一种结论：预防性战争和获利性战争都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君主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臣民，为了臣民的利益，君主可以、应该、必须进行战争。这是他要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βe，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那样“傲然征服新世界”的思想基础。
在执政期间，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撰写了四部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的历史著作，即1746—1751年的《勃兰登堡王室历史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 zur Geschichte des Hauses Br and enburg）、1742—1743年开始写作并于1746—1747年修改和续写的《我之时代的历史》（Geschichte meiner Zeit）、1764年的《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hrigen Krieges）和1775年的《回忆录》（Memoiren）。应该说，国王的历史著作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具体阐述。通过叙述勃兰登堡统治家族的和普鲁士政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他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了自己所掌握的普鲁士王国权利的历史基础，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家族王朝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此为基础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概括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治理念就是强国，认为普鲁士应该成为欧洲强国。他为此通过在三个方面的表现，形成了他的个人形象。这就是：在军事方面的军队统帅和战争理论家、在外交方面的为达目的而不惜失信的外交家和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注重实效的决策人。
在军事方面，上任伊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展现了其军队统帅和战争理论家的形象。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宣誓就任“在普鲁士的”国王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上任六个月后，即12月16日，在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的目标下，他宣布战争：要求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应该得到的领土。战争中，他指挥若定，为普鲁士军队造成了“不败”的神话。统治16年后，即在1756年8月29日，在成为欧洲大国的目标下，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宣布战争：征服萨克森，将西里西亚与普鲁士的土地联成一片。在他引发的所谓“七年战争”中，面对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三大欧洲强国，面对瑞典和波兰-萨克森两大中等势力，他身先士卒，至少取得了八次战役的胜利，并在三次惨败中带领普鲁士的军队绝地反击，终于使普鲁士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当时欧洲的其他四强是：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而没有普鲁士）。由于在战争中的表现，弗里德里希二世得到了“大帝”的尊称，并被后人认作世界“伟大将领”之一。
凭借实战经历，在1745—1748年间，弗里德里希二世写作了《战争总论》（Hauptgrundstz des Krieges）一书，一边总结战争经验，记录亲身体会，一边思考战争艺术，提出实际可行的战争指南。这本书在当时流传很广，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战场。在亲自指挥的、两次大战的两大战役中，即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Dersterreichischer Erbfolgekrieg）的索尔战役（Schlacht bei Soor，1745年9月30日）和七年战争的罗斯巴赫会战（1757年11月5日）及其稍后在罗伊腾的会战（1757年12月5日）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创立并实践了一种所谓的斜形战列战术（Echelonformation或Schiefen Schlacht-ordnung） ，分别战胜了两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和法奥联军，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艺术。不仅使这些战役成为18世纪欧洲战争的经典之作，而且还使他本人成为公认的欧洲第一战术家。
在外交方面。与取得战场胜利的意志相辅相成，也与那个时代的外交风格相一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外交家形象可谓无信不义。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后四个多月的时候，即在1740年10月20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尔六世突然去世。由此，刚上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马上开始了其旨在使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交活动。借着欧洲列强围绕卡尔六世继承人问题的争执，为了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他违背了先王赞同哈布斯堡女性继承的承诺，支持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继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位。战争打响以后，因为西里西亚很快到手（1742年7月28日） ，弗里德里希便反身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最危险的敌人。
通过七年战争确立了大国地位之后，为了减轻俄国和奥地利的威胁，弗里德里希二世又积极地促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1772年8月5日）。根据这份协议，普鲁士得到了波兰的普鲁士，即西普鲁士。从此以后，他本人及其继任者都不再是“在普鲁士的”国王（Knig in Preuen） ，而是正式的普鲁士国王（Knig von Preuen）。至此，通过外交，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巩固了对于西里西亚的占领，终于实现了其曾祖父“大选帝侯”所谓的服从上帝意愿的愿望，而且夺取了全部普鲁士地区，最终完成了自其祖父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Ⅰ， ）开始的普鲁士王国（Das Knigreich Preuen）的建立过程。
在经济方面。作为经济生活的注重实效的决策人，有两件突出的事例可以标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一件是，下令栽种土豆，应对战荒；另一件是，策划排干沼泽，安置移民。
1756年3月24日，在七年战争爆发前夕，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一份《土豆谕令》（Circular-Ordre） ，命令所有的普鲁士官员都要使自己的附属农民“理解”性地栽种土豆，同时命令官员们在5月初或者亲自出行，或者派出代理人巡视检查，督促农民们栽种土豆。据载，早在1738年，土豆就经过萨克森进入普鲁士，而土豆在萨克森出现（1716年）又是经过了巴伐利亚的上法兰克尼亚，上法兰尼亚的雷奥是德国最早栽种土豆的地方（164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相信，土豆“富有营养”、“勤快就会有好收成”，并且容易生长，易于防盗，即使有军队践踏也不会颗粒无收。然而，农民们不愿栽种这种“来自地狱”的茎根。七年战争爆发以后，伴随着战争和饥荒时段的延长，弗里德里希继续发布栽种土豆的命令，并下令无偿地提供土豆种块。由此，战争结束以后，大致从1770年起，土豆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1800年前后，普鲁士的土豆收成约为88.7万吨，价值达88亿塔勒以上。仅在库尔马克一地，土豆的收获量就从1765年的5200吨上升到1801年的10.3万吨。土豆成为普鲁士人的主要食物。直到今天，有人在纪念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时候，仍然会向他献上土豆花或者献上形状美好的土豆。
自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就开始拓荒扩土，招引移民。“大选帝侯”统治时期，由选帝侯政府出面组织，在哈弗尔河流域、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地区排干沼泽，开垦荒地，以优惠条件招引主要是来自法国的移民。“大选帝侯”之后，来自南方的瑞士、普法尔茨、拿骚以及萨尔茨堡等地的移民，陆续地被安置在普鲁士的东端，与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移民共同开荒造田，建立村庄和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在退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以后的、和七年战争结束以来的两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别于1747—1762年和1763—1768年主持治理了奥得河与瓦尔特内策河以及马格德堡地区的沼泽地，并在晚年经过与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公爵的长期谈判，成功地把德洛姆岭沼泽荒地变成了农耕良田（1780—1783年）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据载，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前，普鲁士的外来移民大约有25万至30万。
总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那个时代名符其实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ischer Knig）。这个称谓不仅指他的政治理念和作为统治者的形象基本符合当时启蒙思想家理想中的国王条件，而且还指他个人的启蒙学者气质和他对于普鲁士文化事业的促进措施。
（三）“头戴王冠的思想者”
弗里德里希二世算得上那个时代最富有启蒙学者气质的统治者。或者可以说，他是启蒙时代最有实践能力的理论家。因此他也被称为“头戴王冠的思想者”（Denker auf dem Thron）。这也是他之所以被公认为开明君主的主要理由。例如，在上任的第三天，即在6月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就采纳了诸如托马西乌斯等启蒙思想家发出的、取消野蛮酷刑的建议，发布命令，取消刑讯。稍后，他又宣布禁止体罚士兵，要求以人性和知性训练普鲁士官兵的勇气和胆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国王的做法所表现的应该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仁慈，而更多的是学者意气。又如，弗里德里希国王将自己定位为“国家的公仆”（Diener des Staates） ，允许臣民直接给他写信，或者前来拜访。他反对政府官员面对贫穷阶层表露地位和出身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心怀国家利益，爱护臣民。这种立场也不仅仅是君王的开明，而更多的是学者风度。再如，这位头戴王冠的启蒙君主一直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和教徒问题。继任前，他曾经瞒着父王加入了“共济会”（1738年） ，并在他居住的莱茵斯贝格堡宫主持成立了一个“共济会”分会。上任后他继续保护和资助这个分会，使之于1740年9月13日确定了分会章程。在他发兵占领了西里西亚之后，该分会解体，部分会员于1743年另组“共济会”分会。虽然国王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这些分会的活动，但他从来没有反对的表示。在执政过程中，对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亚伯拉罕信仰体系（Abrahamitische Religionen）中的各派追随者，他都视之为臣民或民众而不是教徒或信民。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政策下面将再次述及。
作为头戴王冠的思想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力促进王国的文化事业，其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建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另一方面，参与设计和建筑波茨坦的无忧宫。1744年，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持下，早在1700年建立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社”（Kurfürstlich-Br and enburgische Societt der Wissenschaften）与在柏林刚刚建立的“王国文学院”（Nouvelle Socie·te·Litte·raire）合并，建成“普鲁士王家科学院”（Kniglich-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聘请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德·莫佩尔蒂（de Maupertuis，1698—1759）为院长。同时制定了章程，采取公开有奖征答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办法，吸引当时欧洲各地的著名学者，进而掀起了学术研究的**。对于无忧宫，弗里德里希二世从1744年开始主持在波茨坦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处葡萄山上建筑梯形露台、无忧宫、巴洛克式花园及其他附属楼阁亭台。1747年，国王举办无忧宫落成典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忧宫是当时欧洲文化界泰斗巨擘的聚会中心。应该承认，通过科学院的设立和无忧宫的建筑，弗里德里希二世促进了普鲁士精英文化的繁荣发展。除此之外，国王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亲历文化活动的言行，也有力并有效地促进了普鲁士文化事业的展开。
身为国王的弗里德里希抱持那个时代崇尚的理性、批判以及进步等思想观念，善于分析思考，热衷于著书立说，其著述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军事等等许多思想和学科领域。并且，他会多种语言，会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能听懂拉丁语、希腊语及希伯来语，晚年还学习斯拉夫语。他擅长吹奏长笛，喜欢作曲，曾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塞巴斯蒂安·巴赫（Sebastian Bach，1685—1750）讨论作曲及长笛音域等问题（1747年） ，得到巴赫的高度肯定。国王晚年撰写的《论德意志文学》（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1780）虽然是站在法国巴黎的视角对德意志文学的观察，遭到德意志市民知识分子的谴责，但是，这部著作充分显示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丰富的学识和对德意志语言文学繁荣的合理期待。
可以肯定地说，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Prototyp）。虽然在执政过程中基本接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很少接受道义原则的束缚，但是由于他的统治，普鲁士王国进入了一个开明君主专制的时代，并逐渐成为18世纪日耳曼民族中最强盛的国家。就此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那个时代的腐朽的君王下流坯中间是一条好汉，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中，也高出于他的前任和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