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下期到18世纪末，在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正在蓄势向着秩序和繁荣发展。
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在整体上，那个时期德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仍然以家族出身为出发点，个人能力还不能对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说，权利仍然在各类贵族之间分配、承传，财富和教育等还不能使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商人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改善自己的身份地位。社会结构的传统性质基本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在整体上仍然是农业区域，不仅农业生产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新的经营方式，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资本积累的现象。然而，作为启蒙运动的基础，从17世纪下叶起，特别在进入18世纪以后，德国的社会与经济还是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征。其突出表现概括为：一是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变化，这是德国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平台；另一是德意志经济行业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这是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的主要原因。
一、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变化
德意志专制邦君，与法国、英国等西欧民族国家的国王一样，都是通过集中行政、经济、司法和军事四大权利而成为自己邦国（王国）的专制君主。与西欧民族国家的专制君主不同的是，德意志专制邦君的权利基础不是王国民族，而是邦国领地，虽然他们的领地邦国具有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扩大君权、保护臣民和对外加强君权、扩展领土的职能。如前章所述，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凭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武装权、结盟权和宗教信仰自决权，有七大德意志邦君取代德意志国王分别走上了专制主义道路。他们是奥地利公爵（兼任德意志王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汉诺威公爵（1692年成为选帝侯；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萨克森选帝侯（1697年成为波兰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符滕堡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七大专制邦君使德国至少出现了七个统治中心：维也纳、柏林、汉诺威、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梅克伦堡。七大统治中心很快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者的活动中心。不仅如此，专制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及其结果也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
德意志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首先是削弱邦国等级的权利。邦国等级与邦国君主一样，其权利来源是传统因袭，因袭下来的权利使他们共同构成邦国的统治集团。然而，在专制邦君的统治之下，等级议会很少、甚至不再召开，贵族等级因袭下来的主要权利，如税收批准权和政治参议权等，被逐步地架空，甚至取消，其社会地位也因之发生变化：由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逐渐地演变为普通的社会上层。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的区别在于对邦国政治的作用不同，前者主持政治，后者辅助政治。换言之，邦国等级脱离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开始以政府官吏的身份参与邦国政治，成为邦君专制的辅助，也是专制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词，即“职业”。通过邦君的专制政策，等级贵族成为邦国官吏，因而获得了参与政治的“职业”。这是一个将导致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萌芽。随着等级贵族参政的职业化，其他的由传统因袭而来的社会阶层也将难以避免地向着“职业化”的方向演变。
在整体上，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德国社会秩序所呈现的都是等级状态。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区域之内，所有德意志邦国都是帝国等级，所有邦国等级——包括农村和城市——都是封建贵族，所有封建贵族都是世袭产生，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社会的统治等级。在统治等级内部还有例如教会的、贵族的等等各式各样的等级划分。17世纪下期以后，统治等级内部的权利划分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变化。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专制邦君打破了邦国等级的整体性，使之不再以等级的身份而是以官吏的职责参与邦国政治的情况。
相应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基于出身而固定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农业劳作身份，无论是否占有土地，他们都在统治权利之外，是被统治等级。在17世纪下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德国农民和农业仍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即以普鲁士为核心的东北地区的雇农—农奴制、以巴伐利亚为核心的南部租佃—自耕制和以普法尔茨为核心的西部自耕—租佃制。但是在邦君的专制政策下，农民等级的内部还是出现了变化，因为那些逐渐地离开邦君宫廷、进入邦国官厅的统治等级，其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渗入农村，或者经营农业，或者购置地产，致使“农民”有了向着“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可能成为农场工人或农庄雇工。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的第三等级，市民等级也在专制邦君的压力下出现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于行会慢慢地失去政治作用而成为完全的经济团体，因而“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开始慢慢地向着“职业”名称的方向演变。
社会等级的高低定位，从单纯依凭出身，经过加之依凭职业，再经过财富对于社会地位的改变作用，直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获得社会的尊重，这条演变的路线构成了德意志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以至走进现代的轨迹。德意志邦国的专制政府首先使“职业”进入社会阶层的划分，接着，专制君主的开明措施又一定程度地启动了“财富”和“教育”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从而为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德意志经济领域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
17世纪末，德意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传统行业基本恢复到三十年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在政治分裂、邦国专制和邦君开明专制的前提下，直到18世纪末，较之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地，德意志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并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
首先在农业方面。18世纪中叶是德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农业生产只是恢复并维持在战前的水平，此后开始出现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农业人口持续增加，同时“农田的利用面积扩大到了后来再也没有显著超过的程度”；耕地面积占55.5%，森林占25.5%，荒地水域等占19.5%。另一方面，农业经营方式有很大的改进，普遍地采用三圃轮作制，不仅冬季作物、夏季作物和休耕地有节制地轮作，而且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得到同样的重视，林牧业、啤酒和烧酒酿造业等等更是得到极大程度的推广。还有一方面，农民的人身依附和税役负担得到缓解。
17世纪末农业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德国东部、东北部以及西南部某些地区的农奴制一度加强。在天灾人祸中失去劳动工具和家畜、没有肥料和种子的农民，被一些在战争中获得好处的、利用政府为恢复生产而推行的优惠政策的、从军队中退役和在政府中谋得不义之财的贵族束缚在新建立的庄园之中，成为农奴。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自由迁徙，不可以自由结婚，甚至一度遭到被出卖和出租的待遇。领地贵族就是他们的法官，他们可以被领主随意地处置。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上涨。据统计，17世纪中叶当人口数量上升的时候，粮食价格一度有所下降。但18世纪前期，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也迅速上涨。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数量和粮食价格差不多齐头并进，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除此之外，进入18世纪以后，以普鲁士王室领地为开端，德国普遍地出现减轻农民负担的事例。在没有实行农奴制的地方，如在西部地区，自由农民赋税和劳役得到不同程度的轻缓。最后一方面，也是显示德国农业落后的突出方面，这就是积极主动地学习英国的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强势发展的大邦，它们不仅高薪聘请英国的经济专家、派人前往英国考察，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典型的例子如哥廷根的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及其于1769年首版后又连续出版五次的代表作《德意志农业基本原理》（Grundstze der teutschen Landwirthschaft） ，普鲁士的A.D.泰尔（A.D.Thaer，1752—1828）及其于1798年至1804年出版的三卷本《英国农业知识入门》（Einleitung zur Kenntnider englischen Landwirthschaft） ，等等。显然，这一切证明德国的农业出现了向前发展的势头，尽管直到18世纪末德国还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
其次在手工业方面。18世纪中叶也是德国手工业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手工作坊和家庭分散的手工工场占主导地位，此后集中的手工工场开始迅速扩展。与手工作坊相比，手工工场的特征主要包括不受或很少受行会的限制，拥有十个以上甚至上千或几千工人，工场内部实行分工劳作，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生产部门涉及纺织、羊毛加工、锻冶、金属加工、采矿、皮革、天鹅绒等等行业。18世纪末以前，德国的手工工场绝大多数都建立在拥有地下资源的地区，莱茵兰、普鲁士、萨克森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
虽然以手工工场为核心，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与荷兰、英国及法国相比，德国的城市人口相对很少，仅是欧洲城市人口平均数的一半左右。这也是德国手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表现。下表标明的是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
最后在商业方面。还是以18世纪中叶为转折期。17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邦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障下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分裂。它们独自为政，独立发展，不仅具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且具有自己的经济系统。每个邦国都在边界通衢设置税关。特别在有大河流经的邦国，如易北河流经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威悉河流经的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莱茵河流经的三大教会选帝侯区和符滕堡、多瑙河流经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等，这些邦国都设置了严格的收税关卡，将征收过境税当作邦国政府的重要事务。随着各大邦国的发展，过境税额不断提高。如在勃兰登堡的柏林，其过境税在1700年征收了9.2万塔勒，1740年增加到29.5万塔勒，1748年再增为31.8万塔勒，不足半个世纪间增加了约35%。
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还使军事贵族及城市商人和企业主将盈利资金投入到农村土地，进一步地阻碍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际或远程贸易方面，主要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德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有90%—95%是在欧洲范围之内。德国在欧洲以外的贸易直到18世纪末在整体上还相当落后，仅有几个城市的商贸活动出现时断时续的繁荣。如北部汉堡直达美洲的船舶海运业和金融保险业，不来梅的东亚航运业和开始起步的工业，吕卑克的对中世纪汉萨同盟的继承和对俄国的贸易，等等，同时南部的帝国城市罗伊特林根、奥格斯堡、格闵德和乌尔姆等等，到18世纪末，其手工商业也开始谋求面向世界的发展。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德国还没有进入欧洲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下表标明的是德国就业人口的变化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