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启蒙运动通常有南北两派之分。在哈勒、柏林及魏玛等地活动的各类知识分子属于北派，南派主要指在巴伐利亚公国和教会选侯邦等地活跃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文人和学者。如果说德国的北派启蒙思想家基本都有新教的信仰背景，或基本脱离了教会组织的樊篱，其中大多数人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宽容，那么南派思想家则基本都坚守天主教信徒的身份，或基本都在宗教领域内活动，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改革教会、建立脱离罗马的帝国统一教会。因此说，德国启蒙的南派活动构成了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 Aufklrung）。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自17世纪末以来，天主教信仰通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其他属地以外，德国的天主教区域可以集中为两个，一个是巴伐利亚公国，另一个是教会选帝侯邦。在巴伐利亚，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是启蒙思想家的汇集地，启蒙思想指导下的改革教会理论与实践均在这里集中地表现出来。在教会选帝侯邦，科隆、特里尔和美因茨大主教辖区内以费伯罗主义（Febronianismus）为理想的教会改革行动，标志着天主教启蒙运动的**。

（一）英戈尔施塔特成为南方启蒙文化中心

从1392年起，英戈尔施塔特开始以主权邦国首都的地位谋求发展。那一年，巴伐利亚公国一分为三：慕尼黑、兰茨胡特和英戈尔施塔特。虽然在1447年英戈尔施塔特公国被兰茨胡特公国所兼并，但是，英戈尔施塔特城市没有就此衰败下去。不仅如此，反而因为执政公爵与法国的联系而向巴黎学习，追逐达到欧洲水平的文化品味。1472年，兰茨胡特公爵在英戈尔施塔特建立大学，后来又于1520年附建了教师研讨班，并于1549年建立了耶稣会中学。在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并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重新天主教再教化（Rekatholisierung）的过程中，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及其附属学校培养出一批影响力很大的神学家和耶稣会士，使这个城市成为德国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重镇之一。启蒙运动在北方新教邦国兴盛以后，英戈尔施塔特又成为南方天主教诸邦的启蒙文化中心。这一大学的某些教授，如施塔特勒（B.Stattler，1728—1797）、塞勒（J.M.Sailer，1751—1832）和魏斯豪普特（A.Weishaupt，1748—1830）等人，不仅通过著书立说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引发了一次影响很大的所谓“光照会”（Illuminaten）行动。

B.施塔特勒是天主教神学家、耶稣会士，1770年起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天主教启蒙思想家，施塔特勒的主要著作包括《新教论证》（Demonstratio evangelica，1772）、《天主教论证》（Demonstratio catholica，1775）、《论神学知识的来源》（De locis the ologicis，1775）和六卷本的《基督徒的理论性神学》（Theologiaechristianae theoreticae Tractatus IVI，1776—1779） ，以及三部《反康德》（Anti-Kant，3Bde，1788）等等。怀着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观念，施塔特勒坚信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可以得到科学的、理性的论证，坚信启示信仰与理性认识相互之间没有矛盾，反对假借理性将基督教信仰推演成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他坚持认为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接受信仰真理，所以他的著述大多都是用那个时代流行的所谓理性方式阐述基督教的信仰原理。当然，与北方多数启蒙思想家不同，施塔特勒的思想动机不在于张扬人类理性，歌颂人类进步，而主要是为天主教信仰辩护。因此，当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他马上展开了对柯尼斯堡的“没有信仰”的哲学家们的激烈批判。施塔特勒着重研究和吸收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哲学概念，试图通过强调理性在认识自然宗教、分析基督教历史和解释天主教启示真理等等方面的作用，在天主教神学与理性知识之间架起桥梁，使神的启示和人的理性达成和谐，进而促成分裂已久的基督教会重新统一。1773年以后，由于耶稣会被解散，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系也处于瘫痪状态，施塔特勒不得不离开大学，在慕尼黑的一间教会牧会。他的带有明显启蒙思想的著述遭到一直反对启蒙运动的罗马教廷的查禁。他的反对康德体系的哲学思想以及其他涉及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大多因为其晦涩的写作风格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关注。但是，施塔特勒的关于启蒙理性与启示真理相互协谐、天主教教义与教会的历史地位同样重要以及教会统一与帝国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等等学说，构成了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

J.M.塞勒是施塔特勒的学生和他的启蒙宗教观点的发展者。塞勒也是天主教神学家、耶稣会士，1799年起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带有启蒙思想的天主教神学家，塞勒的主要著述包括《天主教信徒阅读祈祷全书》（Vollstndiges Lese-Betbuchfür Katholische Christen，1785）、《以理性为据的永福说，兼论基督教》（Glückseligkeitslehre aus Vernunftgründen，mit Rücksicht aufdas Christentum，1787）和三卷本的《牧师神学讲章》（Vorlesungen aus der Pastoral the ologie，3Bde，1788—1789）等等。在施塔特勒思想基础上，塞勒认为，虽然基督的信仰不违背人的理性，但是理性应该服从信仰。因为相信基督，可以帮助人们不是凭着看见的、听见的去作肤浅的判断，而是用正确的判断去辨别灵性的和物质的东西。在他看来，北方新教的启蒙思想因为受到理性主义的局限，所以对于包括信仰在内的许多问题都认识肤浅，因而使宗教界的社会范围越来越狭窄，特别使青年人对于宗教的理解越来越多地止于浮表。由于怀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塞勒一方面将他与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争论的观点，集中写成三卷本的《基督徒道德手册》（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Moral，Zunchst für künftigekatholische Seelsorger unddann für jeden gebildeten Christen，3 Bde，1817） ，为那些对理性神学及康德学派感兴趣却对宗教信仰感到不安的年轻人提供新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和崇高个性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将他的关于宗教哲学的讲稿整理成《宗教基础理论》（Grundlehren der Religion，1805） ，将人的情感、体验结合于理性，提出了强调内在灵性和外在宽忍的天主教启蒙主义理论。此外，与施塔特勒一样，塞勒希望借助于启蒙哲学的讨论，与北方新教思想家进行对话，进而实现德国基督教会的统一。

如果说施塔特勒和塞勒启蒙活动的方式与北方思想家的方式基本相同，都是通过著书立说标榜理性、颂扬人类进步的理想，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出发点的差异，那么英戈尔施塔特大学A.魏斯豪普特教授的活动就是对于德国启蒙思想的超越，他创立的“光照会”代表德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派。

A.魏斯豪普特同样是天主教神学家，但是反耶稣会者，1773年受聘英戈尔施塔特大学担任教会法学教授。作为天主教启蒙思想家，魏斯豪普特的著述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über Materialismus und Idealismus，1786）、《人类理解力的基础及其可靠性》（über die Gründe und Gewiheit der Menschlichen Erkenntni，1788）、《关于时空概念与康德商榷》（Zweifelüber die Kantischen Begriffte von Zeit und Raum，1788）、《论真理与道德完善》（über Wahrheit und sitliche Volkommenheit，1793）以及《论国家的职责与税务》（über die Staats-Ausgaben und Auflagen，1817）等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著述关涉“光照会”。

“光照会”是魏斯豪普特于1776年创立的一个秘密组织，由所谓的“完美者”构成。其宗旨是发展道德与美德，将“好人”联合起来，与“坏人”划清界限。魏斯豪普特组建“光照会”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个是直接受到“共济会”的启发，另一个是直接抗议“新任公爵”的统治政策。

“共济会”是1717年出现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主张社会改革的秘密团体，参与者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不分宗教信仰，但必须是有神论者。该会成员认为，造物主是一位理性的工匠，宇宙的秩序就是造物主赋予的理性，相信人类能够以理性为准绳、以道德为工具，不断修正自身的缺陷，最终可以成为完美的人，进入神的领域。1745年以后，“共济会”不再秘密活动，其内部仪轨被公开，并得到英国王室成员的参与。在德国，1737年出现“共济会”分会以后，开始时也是社会上层的秘密聚会，后来公开化并中产阶级化。启蒙运动时期，“共济会”的会所是德国启蒙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启蒙思想大家，如莱辛、歌德等也是“共济会”会员。模仿“共济会”的理念和做法，魏斯豪普特使“光照会”成为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主张社会改革的秘密社团。1777年，他加入了“共济会”在慕尼黑的一个支部，建立不久的“光照会”由此而与传播极广的“共济会”紧密合作。正是由于这层合作关系，“光照会”吸引了北方启蒙主义者的关注和支持，其影响也随之迅速扩大。

“新任公爵”指的是1777年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的普法尔茨公爵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1724—1799）。这位公爵虽然是文化活动的促进者，但是他促进的是宫廷贵族的豪华排场，他反对启蒙运动，反对启蒙思想指导下的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因此，他一上任就寻求同样反对启蒙运动的罗马教皇的支持，要求在慕尼黑设置教皇使节，希望在统治区域内复兴中世纪的教会秩序。他的上任导致了一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帝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之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与此同时，由于这位“新任公爵”的统治基础在普法尔茨，巴伐利亚民众对之怀有普遍的、强烈的敌意，他因此而只有获得同样不赞同启蒙运动的奥地利统治者的支持，才能维持其在巴伐利亚的统治。如此一来，卡尔·提奥多尔公爵所采取的统治措施明确地违背启蒙运动者的愿望，而“光照会”的推翻教会和国家一切权力、恢复原始自由和平等的主张，正应和了当时当地的民众反对公爵统治的情绪。

除了在理论上拥护北方启蒙理想以外，“光照会”还坚持主张推翻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恢复原始的自由和平等，并坚持主张建立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认为由开明且强大的君主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是人类理想的、进步的国家形式。“光照会”的主张不仅在德国南部得到广泛的积极响应，而且在德国北方的启蒙诸邦中也获得实际的支持。1780年前后，黑森-卡塞尔的启蒙思想家A.克尼格男爵（Adolph Knigge，1752—1796）、萨克森-哥塔阿尔腾堡公爵艾恩斯特二世以及当时就已经具有欧洲影响的歌德、赫尔德等人都成为“光照会”成员。面对“光照会”的迅速发展，卡尔·提奥多尔于1784年发布禁令，禁止所有没有得到选帝侯批准的社团进行活动。第二年，巴伐利亚选帝侯政府和奥地利帝国政府同时发布敕令，取缔“叛国”的“光照会”和“叛教”的“共济会”，禁止一切与之相关的言论和行为。魏斯豪普特本人逃亡哥塔，南方成员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卡尔·提奥多尔去世后，魏斯豪普特回到慕尼黑，并于1808年成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编外院士。在科学院，他继续宣扬激进的启蒙思想，其影响仍然存在，但“光照会”早自1787年起就趋向瓦解，各地成员的活动处在地下。进入19世纪以后，罗马教廷再次出面镇压，在1817年和1821年分别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签订协议，共同清除“光照会”残余。

（二）教会选侯邦的天主教启蒙运动

教会选帝侯邦在此指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选帝侯主教的领地。在这里，天主教启蒙运动以费伯罗主义的改革要求为标志达到高峰。

费伯罗主义是特里尔副主教洪特海姆（J.N.Hon the im，1701—1790）提出的思想学说。

J.N.洪特海姆出身于特里尔城市贵族家庭，曾在特里尔、鲁汶和莱顿学习法学和神学，1733年受聘担任特里尔大学罗马法教授，后来又兼任特里尔副主教。费伯罗（Justinus Febronius）是他的笔名。1763年，洪特海姆发表其五卷本著作《论教会现状与罗马教皇的违背基督的合法权力》（Destatu ecclesiaeetlegitima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的前两卷，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费伯罗主义。费伯罗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罗马教皇及其所辖机构的至高权力。洪特海姆认为，基督教会的最高权力在全体主教，教会立法和司法权的最高机构是主教全体会议，全体主教是教会权力的真正承担者，罗马教皇的职责只是保护主教权力的自主性。据此，他主张，世俗诸侯拥有改革教会事务的权力，同样，主教们也拥有为教会改革呼求世俗政权参与的权力。费伯罗主义反对教皇至高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促成基督教会的重新合一。就理论而言，费伯罗主义没有很大的创新之处，它只是14世纪以来宗教公会议理论的重述。但是，在实际上，有两方面原因使费伯罗主义成为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天主教南德邦国受到北方新教启蒙运动的影响，正致力于顺应启蒙思潮的教会改革，试图改组天主教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天主教帝国教会受法国詹森主义的影响，正努力摆脱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试图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独立教会。在这样的形势下，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三大选帝侯引发了一次“教皇使节之争”（Streitüber apostolische Nuntien）。

教皇使节是从1529年开始由罗马教廷派往神圣罗马帝国的全权代表，一般驻跸维也纳皇宫和教会选帝侯宫。如上述，卡尔·提奥多尔继任巴伐利亚选帝侯之后，成功地得到罗马教廷的同意，向慕尼黑派驻使节。对此，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的三大选帝侯主教联合向罗马提出抗议，并得到当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fⅡ，1741—1790，1765—1790年在位）的支持，禁止教皇使节在帝国境内的审判权。1786年，三位选帝侯大主教又联合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弗莱辛主教在埃姆斯城举行会议，讨论起草了《埃姆斯草案》（Emser Kongress或Emser Punktation） ，按照费伯罗主义倡导的教会改革精神，限制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各项权力。接着，他们又呼吁举行全体宗教会议，对罗马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

然而，教会选帝侯们对教皇的抗议没有得到世俗选帝侯和德国其他天主教主教们的支持，不支持者更多地考虑到所在地区世俗政权的压力。就是说，这些人宁愿由罗马教皇统治也不愿受当地统治者管辖。天高皇帝远。远离罗马但属于罗马的主教们，在德国总会有些自主的空间。此外，皇帝也没有继续支持教会选帝侯们与教皇斗争，因为涉及教会改革的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与费伯罗主义出现分歧。对此，第三章将具体叙述。

二、振兴信仰的文化繁荣

不能忽视，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是在天主教再教化的形势下展开的。天主教再教化是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在内的、世俗君主与罗马教廷联手在欧洲范围内开展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从16世纪中叶开始，经过大约两个世纪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德国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始发地，在天主教再教化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天主教的信仰区域，而且促成了天主教区域内的文化繁荣。对于始终没有出现反极端教权主义倾向的德国启蒙运动来说，天主教振兴信仰的文化繁荣同时也是批判的对象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耶稣会教育；另一方面，天主教巴洛克文化。

（一）耶稣会教育

在罗马教廷主导的天主教再教化的过程中，耶稣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除了做政界要人的忏悔神父、异域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实施救助的善工等等以外，学校教育是耶稣会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学校教育也是启蒙运动的至关重要的成就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德国天主教启蒙运动的特征。

耶稣会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在对抗宗教改革运动、收复天主教信仰阵地的主旨下，培养教会教士整体的神学素养、提高神职人员的道德情操、训练教士们的责任感，等等，诸如此类，是耶稣会教育力图达到的目标。为此，耶稣会教育主要在三类学校中实行：一类是建于罗马城内的耶稣会学院，如于1551年建立的罗马学院和1552年建立的德意志学院。这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主要为培养天主教高级教职的机构。另一类，耶稣会中学，如于1596年建立的德国圣布拉西恩中学和约于1626年建立的安姆贝格中学等。这是不择社会阶层的、实行义务教育和培养将来的神职人员及纯正天主教信徒的机构。还有一类是耶稣会大学及设置在大学之内的耶稣会神学院，前者如1647年建立的班贝格大学和1702年建立的布雷斯劳大学等，后者如在美因茨大学和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内设的神学院系。这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的神职人员或专职的神学研究者。

由于教学目的明确并统一，耶稣会三类学校的课程虽有递进式差异，但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主旨性一致，即道德论辩、文法修辞和文化知识。宗教信仰在耶稣会教育中不是教学课程，而是学校生活。从教师到学生，其在校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严格地遵守天主教信徒的本分。总之，比较系统的教学计划，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训练有素的师资力量，不限出身的学生来源，以及毕业生在政界、教界及社会上的良好表现等等，这一切使耶稣会学校迅速普及，并成为16、17世纪欧洲教育的改革者和楷模。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耶稣会教育不仅迅速衰退，而且成为启蒙运动者批判的对象。世俗界启蒙思想家批判耶稣会教育坚持反理性的神启真理；天主教启蒙运动者抨击耶稣会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墨守成规、僵化死板，而在教学思想上过分张扬人的能力，贬抑神的恩典；政界启蒙人士谴责耶稣会通过教育为罗马教廷在国际范围内布下了网络，过分地介入民族国家的事务，等等。在18世纪中叶以后，耶稣会逐渐遭到各国政府的排挤，终于在1773年由罗马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ClementⅩⅣ，1705—1774，1769—1774年在位）宣布取缔。各地的耶稣会学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耶稣会教育就此告一段落。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教育在德国天主教区域内成就显著。许多有为的统治者、影响很大的学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来自耶稣会。例如几代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大多数本地院士都是耶稣会学校毕业生。18世纪初，启蒙运动波及德国天主教地区以后，严厉批判耶稣会的人也大多是曾经在耶稣会学校学习过的人。不仅如此，耶稣会学校对于儿童读写教育的做法、义务教育的平等理念、为社会福祉而掌握知识和获得才能的教育宗旨，以及相信教育本身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等等，应该承认，这一切得到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继承。除此之外，至少在天主教启蒙运动中，耶稣会教育的其他目标也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认识、了解和研究上帝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培养学生积极地并准备有所成就地面对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服务于社会、负责于社会，使学生树立承负神圣使命的责任心；坚定信仰、表达信念，鼓励学生接触其他不同的文化，了解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并对之进行创作性和批判性思考，等等。教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念，无论在天主教的再教化过程中，还是在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中，都通过耶稣会教育而得到了实际性的表现。

（二）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

在罗马教廷主导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巴洛克文化一度集中地展现了天主教教会感性宣教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巴洛克文化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主流文化现象，那么“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就是其前期的主要内容。16世纪下期，巴洛克文化首先在意大利的建筑领域内发起，接着便在欧洲天主教地区流行和发展；当18世纪在新教地区也普遍地出现了巴洛克艺术、音乐或节庆等等现象的时候，巴洛克文化在整体上进入尾声。与耶稣会教育的情况相似，天主教巴洛克文化也同时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对象和发展基础。这主要表现在教堂建筑和宗教仪式两个方面。

1568年，在特兰托大公会议（Konzil von Trient，1545—1563）精神的指导下，由著名的文艺复兴建筑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参与设计的耶稣会教堂在罗马开工，1580年，这座成为全世界耶稣会教堂楷模的教堂基本竣工。巴洛克建筑风格由此开端。三年后，即1583年，在巴伐利亚公国的首都慕尼黑，耶稣会的圣米歇尔教堂依照罗马耶稣会教堂的式样动土奠基（1597年竣工） ，标志着巴洛克建筑风格在德国天主教地区兴盛的开始。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法国巴黎卢森堡宫的建成，巴洛克风格逐渐地占据了天主教欧洲的教堂、宫殿以及城市、园林等等建筑的主流地位。维也纳的卡尔大教堂、德国的维尔茨堡宫和毕尔瑙的朝圣教堂等等是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稍后，随着德国德雷斯顿的茨温格宫的建成，新教地区的建筑也开始普遍地接受巴洛克的风格因素。柏林的夏洛滕堡宫和德雷斯顿的圣母大教堂可以作为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

仅就天主教的教堂建筑而言，巴洛克建筑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气势宏伟、艳丽豪华、装饰繁缛和热情躁动。虽然在整体上巴洛克教堂一般没有哥特式或罗马式教堂那么高大，但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来沿袭的种种清规戒律，而且违背了惯常的艺术标准。例如去掉了常见的教堂大厅的立柱，又如将绘画和雕刻与建筑浑为一体等等。从外表的立体感到内部的空间感，都不加掩饰地、甚至不惜夸张地展示自由且神秘、富丽且庄严的气度，极具情绪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种特征正好适合对抗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再教化宣传。因此，耶稣会的教堂建筑差不多都采用了巴洛克式样。

当然，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只是天主教巴洛克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相并列的还有一系列其他内容。例如为牧灵宣教而创作的戏剧和音乐、为强化信念而成规模的弥撒和朝圣、为激励信仰而频繁举行的圣日庆典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式，其结果是使社会围绕着信仰活动起来，使民间生活热闹起来。以耶稣会为首的创作巴洛克文化的教士们，满怀自由张扬的**，发挥不受规则束缚的表现力，尽情尽力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感化和愉悦人们的感官，因而与偏重语言宣讲的新教文化、与偏重理性批判的启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此一来，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吸引了广大民众，赢得了他们回到或进入天主教的信仰阵营，同时也使在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各类专制君主获得了炫耀财富、展现权势的平台。

如果说在17世纪的德国巴洛克文化还带有明确的天主教性质，那么在18世纪，宗教信仰就已经不再是辨别文化现象的因素之一了。18世纪，巴洛克文化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代表作已经开始在新教地区出现，如柏林的建筑、莱比锡的音乐等等。其中“蔡特罕军营检阅庆典”（Lustlager von Zeithain）是那个时代最宏大的巴洛克式节庆。

1730年，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强壮者奥古斯特一世举办大型的庆典活动。时间从5月31日到6月28日，持续将近一个月；地点在萨克森与勃兰登堡交界地区，以蔡特罕为中心包括周围几个城市和乡镇。大约有48位欧洲君主得到邀请，参加者达三万余人。庆典内容包括阅兵、戏剧、跳舞、篝火、宴饮、焰火和喜剧等等。这次活动表现了萨克森选帝侯政府巨大的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据载，为供应节日面包和甜点，选帝侯技师设计建造了一个七米长的烤炉。为燃放最长达五个小时的焰火，当地商人的运输马车昼夜行驶。这是那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至今仍然被看作巴洛克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与德国北方相比，南德天主教启蒙运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南方天主教启蒙运动接受了北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容上，南德天主教的启蒙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使北德新教的哲学和宗教观点继续传播和研究。18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建立和改革的一系列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学中，特别是北方的大学，将宗教宽容作为基本校规之一，淡化教授和学生的宗教身份，从而使起步较早的北德启蒙思想迅速而广泛地影响到南德天主教地区。例如哥廷根大学，这所正式建立于1737年的大学一度拥有西欧各种信仰的学生，路德派、加尔文派以及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这里几乎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条件。从中，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获益匪浅。自18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的各类学校机构都开始接受北德新教的启蒙思想。

二是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深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束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意志北部的诸侯邦国日益明显地脱离了帝国。比较而言，南部的帝国等级还在很大程度上滞留在帝国历史传统的框架限制之中，主要表现仍然是围绕着“神圣”和“罗马”展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神圣”的实际内容仍然在罗马，在罗马教廷。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国和法国那样，那些地方的启蒙领域主要在人类社会，启蒙思想家希望广大民众“在理性的指导下自由地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反对“每一种要求承认的权威”。而南德启蒙运动的领域主要在教会，启蒙运动者希望广大信众认识“真实宗教的秘密”，了解“上帝对世界的旨意”，相信“理智的信仰和基督教真理”。带有“神圣”罗马传统因素的天主教启蒙的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坚持思想理论的系统化。他们不会轻意地在传统的、基础的理论上进行改变。这是一方面。此外，“罗马”的实际内容也仍然在普世，在教会统一。因此，南德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不像在北部德意志或在英国和法国那样触动了教会的和政治的信仰根基。天主教启蒙不仅没有对教会和神学进行攻击，反而通过神学和教会发布思想，进行运动。在这样的前提下，与新、旧教派重新合一的愿望，这一个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从来没有中断的愿望，在启蒙运动期间具体表现为建立民族教会。这就是脱离罗马、德国宗教统一。对此，新教派认为，这是天主教在迫使人们服从罗马、皈依帝国，其目的是“再次教派化”。但是，天主教认为，新教派的反对破坏了帝国的统一，扰乱了德国的社会秩序。显然，在启蒙运动期间，“神圣罗马帝国”是横在南北德意志之间的一条鸿沟。

三是南德天主教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教会改革。与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启蒙运动不同，天主教启蒙运动中没有出现大批的公众读物，如杂志、出版物和文学作品，而是进行了各项具体的教会改革。典型的代表是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改革。约瑟夫改革的内容涉及民众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改革思想与行为被称为约瑟夫主义。例如，改革教会制度和秩序，改善礼拜形式，减少宗教游行和朝圣的次数，取消传统的民间信仰陋习；改革修道院，改变僧侣与修士修女的权利关系，等等。在这一切启蒙改革的背后有两个重心点。一个是与罗马教会的斗争，斗争的目标朝向解除德意志主教与罗马教皇的联系，取消世俗贵族在帝国教会中的特权，建立本邦教会。这是北德新教教会早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就已经达到的目标。另一个是参与围绕着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政治现实的大讨论。这是北部德意志新教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作为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的内容。

总之，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德意志的宗教基本实现了南方天主教和北方基督教相互交通、相互渗透的共存局面。这是在帝国解体以后，特别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德意志新教与天主教站在“德意志”旗帜下的同一条战线上，与法国人作战的不可忽视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