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Aufklrung） 作为一场欧洲规模的运动，德国思想家有自己的解释。在1783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前，在1780年，巴伐利亚史学家、慕尼黑教堂牧师劳伦茨·冯·维斯腾利德（Lorenz von Westenrieder，1748—1829）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启蒙“就是清除眼前的某些佑护和遮蔽，在理智和心智中给光明一个位置，使之照亮、温暖和进入真理和秩序的领域。这是由真正幸福的人们决定的领域。”三年后，即在《柏林月刊》征集答案的时候，著名哲学家、柯尼斯堡大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给出的答案是：“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咎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不成熟状态是指不经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咎由自身是说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是因为缺乏决心和勇气导致不经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状态。Sapere aude！拿出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与此同时，犹太哲学家、柏林商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对“什么是启蒙”做出这样的回答：“启蒙”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教育是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另外，“启蒙”还被分为个人的启蒙和公民的启蒙。个人的启蒙，指的是对人的规定性的认识；公民的启蒙，指一种职业性的、社会地位性的学习。后来，在1789年，诗人和翻译家、魏玛出版商维兰德（Christoph M.Wieland，1733—1813）又对“启蒙”进行了通俗的解释。他说：每一个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的人都能够明白什么是启蒙。物体在黑暗中，我们要么看不见，要么看不清楚。一有光明，物体就清晰了。我们看得见也辨得清楚。看、辨别、认识，是人的先天能力。给人以光明，使之发挥先天的能力就是启蒙。摆脱权威，使用理性，引用光明，发挥先天能力等等，这些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的命令（Imperativ）。它普遍地适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和教会，国家与社会，哲学与科学，历史与当代，无一例外”。
通过上述答案可以看出，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自由的思想活动，另一方面是知识性的教育开化。前者更注重个人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自由。认为传统权威与政治专制等等都属于“遮蔽”的、常给人带来黑暗的事物，天赋理性的光明能够使人透过黑暗，看清真相，这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在思想界影响很大的观点。后者更注重普通民众通过理性能力而获得知识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是社会进步或人们幸福的必由之路，门德尔松是这种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阐发者。无论是思想自由还是教育开化，这里的“启蒙”，指的都是一场文化运动。
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于17世纪中期在英国兴起以后，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偏向，但从整体上说，其发展过程是，于18世纪前期在法国达到**，并于18世纪后期在德国进入尾声。德国的启蒙运动，或称德意志启蒙运动（Die Deutsche Aufklrung） ，可以1688年哈勒大学的法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自编自撰《月谈》（Monats-Gesprche）杂志为开始的标志；18世纪中叶出现了以“德意志的伏尔泰”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将德意志启蒙运动推向**；1783年，柏林科学院院士、神学家佐尔纳牧师（Johann Friedrich Zllner，1753—1804）为《柏林月刊》征集“什么是启蒙”问题的答案，标志着德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进入尾声。
如果可以说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分别为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奠下了思想基石，那么也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奠定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基础。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大学教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耶拿大学和阿尔特多夫大学学习哲学、数学和法学等，20岁开始在美因茨大主教宫中任法律研究员和文书。1671年，他以帝国外交官的身份先后前往巴黎和伦敦，结识了当时欧洲著名的思想家；1676年受聘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图书馆管理员；1700年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普鲁士王家科学院，任第一任院长。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莱布尼茨的主要论著包括《学科组合论》（Arscombinatoria，1666）、《法学之教与学的方法新论》（Nova Methodus Pro Maximis Et Minimis，1684）、《形而上学论》（Metaphysische Abhandlung，1686）、《人类理智新论》（Neue Abhandlungen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1704）、《韦尔夫家族与下萨克森史料集》（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3Bde，1701—1711）、《神正论》（Theodizee，1710）和《单子论》（Monadologie，1714）等等。
就对德国启蒙世界观的影响而言，莱布尼茨哲学的主要观点可以分列三个方面。一方面，潜在天赋观念论。法国的笛卡儿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就有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这是理性的法则。英国的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就像一张白板，经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莱布尼茨赞同笛卡儿的主张，相信人的心灵生来就有天赋观念，同时赞成洛克的观点，认为天赋观念需要感觉经验才能得到。但是，他认为天赋观念不是心灵中的现实存在，不是清楚明白的，而是心灵的潜在禀赋。就是说，潜在于人的心灵中的天赋观念同时需要理性加工和感觉经验才能获得。另一方面，两种真理说。莱布尼茨提出真理有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之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可靠的，其根源在于心灵理性；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其根源在于感性知觉。前者依据的是矛盾律，即真实的对立面是谬误；后者依据的是充足理由律，即事实的对立面如果有充足的理由也是事实。据此，真实存在的世界之所以呈现当前的面貌，是因为上帝有充足的理由来这样创造它。换言之，上帝没有将世界创造成其他的样式，是因为逻辑无矛盾律决定了现实世界的总体结构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完美性。因此，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第三方面，预定和谐思想。与前两个理论相承继，莱布尼茨将世界的本原归为精神性的“单子”（Monaden） ，单子与单子之间根据预定和谐原则联系在一起。上帝创立了宇宙法则，每一个单子依据上帝的法则独立运动，并与其他单子和谐相处。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由无限多样的、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单子组成的和谐统一体。在预定和谐的宇宙间，世界和人类向着趋于完善的方向发展。
总之，强调承认情感作用的理性主义、相信充足理由的乐观情绪和人类社会趋向完善的进步信念，这就是莱布尼茨哲学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展现的世界观。
二、德国北部诸邦启蒙文化运动的发展
德国的启蒙运动有“纯粹的北极光”（ein bloe Nordlicht）之称，意思是说，启蒙运动仅仅是德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文化兴盛现象。在这里，所谓北方，主要指统治者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汉诺威和萨克森等北部诸邦。由此，德国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哈勒和哥廷根的大学教授、柏林的市民知识分子和魏玛的宫廷官员。相应地，启蒙运动的场地多在大学课堂、定期刊物社、读书俱乐部和沙龙或家宅客厅；运动的思想载体通常是文章、书信和译作；运动的影响直接触及所在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导致开明专制的现实。
由此，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哈勒等大学的学术研究、柏林知识市民的思想言论以及魏玛宫廷学者的科学探索和文学创新。
（一）哈勒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兴起
哈勒是德国启蒙运动最早兴起的地方。1680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哈勒城由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辖区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属地。当地居民多数信奉路德宗教义。1690年，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和法学教授Ch.托马西乌斯由于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来到哈勒，并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支持下，于1694年成功地将当地的贵族学校扩建为大学，即弗里德里希大学，简称哈勒大学。托马西乌斯为第一任校长。同一年，哈勒城圣格奥尔格教堂牧师、虔敬主义者A.H.弗兰克（A.H.Francke，1663—1727）受聘第一批教授，并负责组建神学院。1706年，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人Ch.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来到哈勒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从此，德国启蒙运动开始呈规模地发展。
托马西乌斯出身在信奉路德宗的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家庭，毕业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业，27岁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哲学。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托马西乌斯的主要作品包括其自编自撰的《月谈》杂志（1688—1690）和著作《自然法学教程》（Lehrbuch des Naturrechtes，1687）、《理性学说导论》（Einleitung zu der Vernunfft-Lehre，1691）、《伦理学的运用》（Ausübung der Sitenlehre，1696）、《试论精神的本质，或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基础理论》（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1699）及《自然与国家法基础》（Fundamenta iuris naturae etgentium，1705）等。1688年，以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立场和视角，托马西乌斯在三个方面丰富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化内容。一方面，基于自然法学的研究，他指出，人类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自己的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直接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将自然法直接地传达给人类，虽然上帝是自然法的终极来源。另一方面，他认为巫术不能影响、更不能左右人和自然界，因为人和自然界所遵循的都是上帝的神圣法则。因此，他呼吁统治者和民众放弃巫术信念，停止迫害所谓的女巫男觋。还有一方面，托马西乌斯主张思想开放的、灵活的学校教育，反对当时在哈勒大学和在他的同事开办的贫儿学校及孤儿院里实行的僵化而严厉的教育方法，指出那样的教育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学生或儿童固执保守、偏执邪狂。托马西乌斯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启蒙运动盛期的知识大众的哲学观念。
Ch.沃尔夫出身在西里西亚一个信奉路德宗的面包师家庭，曾在当地路德宗高级文科中学和天主教耶稣会学校接受初级教育，后来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物理学和数学，24岁留任莱比锡大学助教。1706年，沃尔夫离开莱比锡，到哈勒大学教授数学和哲学；1711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次年又成为柏林科学院成员。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法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的主要著作包括用德文写作的《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den Krfften desmenschlichen Verst and 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ntnisder Wahrheit，1713）、《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n Gedankenvon Got ，der Welt undder Seeledes Menschen，auch alen Dingenüberhaupt，den Liebhabern der Wah the itmitge the iles，1720）、《关于自然作用的理性思考》（Vernünfftige Gedanken von den Würckungen der Natur，1723） ，以及用拉丁文写作的《理性哲学，或逻辑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mit dem 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in genere，1728）、《第一哲学，或本体论》（Philosophia prima，sive Ontologia，1730）以及《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1737）等等。沃尔夫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进行了德语化、概念化和系统化，形成所谓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在德国高校教育史上，沃尔夫是紧随托马西乌斯的又一位用德语授课、撰写讲义的教授。在哈勒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沃尔夫用德语替代拉丁文，第一次尝试提出了德语的哲学专业词汇，并第一次借助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将莱布尼茨的哲学系统化，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发出了先声。通过沃尔夫，莱布尼茨与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洛克一样，为本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进而使德国启蒙运动兼具理性—感性主义色彩，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区别开来。
A.H.弗兰克出身于吕卑克一个信奉路德宗的法律顾问家庭，曾在爱尔福特大学、基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希腊文、东方学、哲学和神学，22岁担任莱比锡城圣保罗教堂的神职。1687年，弗兰克接受并开始践行虔敬派（Pietismus）信仰，因此遭到当地教会的排挤，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到了哈勒。在哈勒，从1692年起直到去世以前，弗兰克一直是教堂牧师，同时从1694年起兼任哈勒大学教授，先后教授希腊文、东方语文和神学。作为启蒙时代具有影响的神学家、教育家和德国虔敬派典型代表之一，弗兰克的主要活动包括于1695年建起一所贫穷儿童学校、1698年建起一个慈善基金会和一处孤儿院、1705年协助丹麦国王建起一个海外传教组织以及1710年起与英国的“基督教知识促进社”合作建起一间《圣经》印刷所或虔敬灵修出版社。根据虔敬派信仰，弗兰克相信，理性使人们怀疑除了痛苦和死亡以外的任何事物，这无疑是自欺欺人，而情感则帮助人的心灵接近真理。他不知疲倦地践行虔敬派理想，力图通过一系列慈善教育机构彰显和证明虔敬派信徒所享有的精神上的新生。在哈勒大学，弗兰克一边参与修订课程编制，提出和采用创造性的教学法，一边宣扬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虔敬主义唯灵论，从而不仅使哈勒大学成为虔敬派的服事中心和欧洲的虔敬主义学术中心，而且使这所大学成为虔敬主义与早期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哲学之间的学术争论场所。在弗兰克的影响下，哈勒大学当局强硬地维护虔敬主义，排斥以沃尔夫为主讲的理性主义哲学，沃尔夫因此而在1723年被勒令离开大学和哈勒城。直到弗兰克去世以后，由于大力支持启蒙运动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712—1786，1740—1786年在位）进行干预，沃尔夫才于1740年恢复在哈勒大学的教职。
直到18世纪下半叶，哈勒大学都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当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哥廷根大学。
哥廷根大学的教育实践拓展并完善了哈勒大学创立的大学教学模式，为德国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制度方面的内容。1737年，兼任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二世·奥古斯特（GeorgeⅡAugust，1683—1760，1727—1760年在位）宣布正式成立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简称哥廷根大学。与哈勒大学相同，哥廷根大学建有哲学、神学、法学及自然科学等院系设施，并配备相关的课程。所不同的是，后者提高了哲学院的地位，使之与神学院同位并立，同时取消了神学院对于师生和教学的信仰审查权。在哥廷根，大学从一开始就与教会脱离，信仰与科研脱离。宗教宽容是一项正式的校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在教学或听课时受到盘问和刁难。教授们的授课方式包括集中讲课和主持研究班讨论等多种形式。除教学以外，教授们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研究，包括著书立说和科研性及应用性实验。启蒙时期教授们创办的一系列专业刊物，如著名的《哥廷根学报》（G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1753）等等，不仅是本学科研究成果的部分展现，还是阐发和传播启蒙思想的重要园地。
不能忽略，德国启蒙运动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以及莱比锡等大学校园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其影响并没有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性的民众教育问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关注的重点。
（二）柏林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兴盛
柏林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兴盛的地方。1640年，后来被称为“大选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从他父亲手中接管柏林以后，马上施行招才引资、宗教宽容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快速地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在“大选侯”政策的鼓励下，1671年，有50个犹太家庭从奥地利天主教区域来到柏林定居。1685年以后，在“大选侯”颁布的《波茨坦敕令》（Edikt von Potsdam）保护下，又有成千上万的胡格诺逃离法国来到勃兰登堡。其中约4000人（一说6000人）居留拥有1.1万人口的柏林。据统计，在1700年前后，柏林总人口的约20%是法国人。1750年前后，柏林的法国人是6600名。除此之外，柏林城内还有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波希米亚、波兰等地的移民。1701年在被定为普鲁士王国首都的时候，柏林已经俨然成为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启蒙运动的形式主要是市民知识分子的圈内活动。他们自发地组成诸如“星期一俱乐部”、“星期三协会”等团体，常常以他们主办的出版社为场地，进行频繁的交际、聚会和讨论活动。
“星期一俱乐部”于1749年由瑞士神学家J.G.舒尔泰斯（J.G.Schul the ss，1758—1802）主持组建。参与者主要是当时柏林具有影响的市民知识分子，包括政界官员、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医生、书商及政论家等等。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每星期一聚会，不仅仅像其他知识市民的聚会那样在一起读书、研讨知识或学术问题，而且不拘社会地位相互结识、交流思想，阐发不同政见，谈论异己观念。1748年创刊的《博学界批判新闻》（Kritische Nachrichten aus dem Reiche der Gelehrsamkeit）紧密关注并及时报道该俱乐部的言论内容和思想倾向。
“星期三协会”于1783年由柏林教会最高牧师、神学家W.A.泰勒（W.A.Teller，1734—1804）主持组建。参与者主要是普鲁士王国的高层文官和知识分子，包括财政大臣、财政议员、帝国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诗人、作家、法学家、医生和牧师等等。这是一个“启蒙联谊会”，每星期三聚会，主旨是讨论普鲁士王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同时传播和扩大启蒙运动的成就。同年创办的《柏林月刊》是刊载该协会会员发表言论和思想的园地。
18世纪的柏林有多家出版社，其中至少有两家对于德国启蒙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功不可没：即伏斯出版社和尼柯莱出版社。伏斯出版社的主要出版人是Ch.F.伏斯（Ch.F.Voss，1722—1795）。这家出版社除了出版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门德尔松、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的许多作品，印刷启蒙文化杂志（如莱辛的《舞台书汇》，1754—1758年）以外，还出版一份于1721年创刊的、具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即《柏林王家特权报》（Berlinischeprivilegirte Zeitung） ，或称《伏斯报》（Vosische Zeitung）。这是一份刊载和传播德国启蒙文化成就的重要园地。建立于1713年的尼柯莱出版社，其主要出版人是柏林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Ch.F.尼柯莱（Ch.F.Nickolai，1733—1811） ，因此这家出版社的工作本身就是柏林启蒙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柏林启蒙运动中有两个年份引人注目，一个是1755年，另一个是1781年。
在1755年，被称为“绝无仅有的伟大的思想家”G.E.莱辛发表剧本《萨拉·萨姆逊小姐》（MiSara Sampson） ，并与犹太思想家、拥有“柏林的骄傲”之称的摩西·门德尔松合作出版《蒲柏，一位玄学家！》（Pope，ein Metaphysiker！）。在这一年，门德尔松还出版了另外两部哲学著作，即《哲学讲谈》（Philosophische Gesprche）和《论感觉》（über die Empfindungen）。仍然是在这一年，莱辛及门德尔松与Ch.F.尼柯莱三人开始合作创办杂志，其第一份《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Briefeüber denitzigen Zustand derschnen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于同年出版。正是在这一年的前后，莱辛和尼柯莱开始参与“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1755年是柏林启蒙运动进入高峰期的年份。
在1781年，莱辛去世，尼柯莱进行了“启蒙南德之旅”，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揭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和潜能。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J.莫泽尔（Justus Mser，1720—1794）则发表《论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学》（über die 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揭示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政治伟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启蒙思想局限性。因此，1781年是柏林乃至德国启蒙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年度。此后，随着1786年门德尔松的去世，随着1796年《柏林月刊》因“威胁社会治安”被查封，随着179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derich WilhelmⅢ，1770—1840）下令解散“星期三协会”等等如此这般的事情连续发生，柏林的启蒙运动逐步结束。在柏林，莱辛、门德尔松和尼柯莱的思想活动可以展示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
G.E.莱辛出身于萨克森一个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维腾贝格大学学习神学、医学和哲学。大学期间，他曾因病辍学，短期在柏林为《柏林王家特权报》撰写评论文章。毕业后，他又多次前往柏林、汉堡等地，与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立联系和友谊。1770年受聘布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公爵图书馆馆长。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作为美学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哲学家，莱辛的主要著作有《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Laokoon oderüber die Grenzender Malereiund Poesie，1766）、《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1767—1768）、《爱米丽雅·迦洛蒂》（Emilia Galoti，1772）、《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1779）、《人类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80） ，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莱辛的著述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使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平民悲剧和宗教宽容。自古典时代以来，一般认为，悲剧创造崇高，悲剧角色必须由高贵的人物如国王、英雄等担当。在其创作的市民剧本中，莱辛使悲剧与喜剧双重因素交映成辉，借以发出了后来狂飙突进运动中出现的市民悲剧的先声。另外，自17世纪中叶以来，宗教宽容一般指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与新教各派之间的宽容，除个别地方以外，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欧洲各国还没有普遍地得到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地位。在其创作的剧本《智者纳旦》中，莱辛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和睦相处，共论人性、智慧和信仰，从而拉开了开明专制时期出现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帷幕。
M.门德尔松出身于德国南部德绍一个犹太人家庭，14岁跟随一位犹太拉比前往柏林谋生，1761年获得“受保护的犹太人”身份，享有在普鲁士生活的特权，39岁开始经营一家丝绸商行。作为自学成才的启蒙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犹太教研究者，除了1755年出版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外，门德尔松的主要著述还包括《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 Schriften，2Bde，1761）、《斐多，论灵魂不死》（Phdon oder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1767）、《论形而上学的真实性》（Abhandlung über die Evidenz in den metaphysischen Wissenschaften，1763）、《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利与犹太教》（Jerusalem oderüber religise Macht und Judenthum，1783）、《早课，关于上帝存在的讲座》（Morgenstunden oder Voriesungenüber das Dasein Gotes，1785） ，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编辑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门德尔松主要在三个领域丰富了德国启蒙文化宝库：在哲学领域，他发扬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并强调感性创造知识的作用；在美学领域，他附声莱辛的许多观点，并强调人类心灵的力量，将美感与情感联系起来；在宗教思想领域，他指出基督教与犹太教各自的局限性，呼吁改革犹太教使之适应所处的文化环境，主张宗教和平共处。门德尔松与莱辛一样，其哲学、美学和宗教观点的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想，即宗教宽容、尊重人性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Ch.F.尼柯莱出身在柏林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出版商家庭，曾在哈勒的虔敬派学校接受教育，25岁接承父业，经营一家书店。作为启蒙时代著名的出版人、作家和批判思想家，尼柯莱的主要著述包括《少年维特的快乐》（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5）、《1781年德国和瑞士旅行记》（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die Schweiz，1783—1796）和《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sche Abh and lungen，1808）等。尼柯莱与莱辛、门德尔松共同创办并编辑了三份可以作为柏林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杂志：《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1755年）、《当代文学通信》（Briefe，die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1759—1765）和《德意志万有文库》（Allgemeinedeutsche Bibliothek，1765—1805）。三份刊物是他们传播启蒙美学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们捍卫德国启蒙运动理想的重要阵地。其中，《德意志万有文库》是那个时代德国最重要的评论杂志，它的办刊宗旨是引导德国读者阅读好书，培育有判断力的、超越区域和宗教差异的德意志读者群体。据统计，在发行的40年间，这份杂志评论了八万多部新著，有四百多位作家为之撰写文章，而尼柯莱是它的主编。就思想倾向来说，尼柯莱反对过分抽象、过分情绪化的主观性，不赞同不切实际的先验哲学，不欣赏痛苦的年轻天才。他的作品多是对社会实情的描述，立场在于抨击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出版的商业化危险。他坚持认为，写作、著述的目标是大众幸福，而不是哗众取宠。以1781年为界，尼柯莱分别是柏林启蒙运动前期和后期三位核心人物之一。前期的另两位，即莱辛和门德尔松，后期的另两位是图书馆管理员J.E.毕斯特（J.E.Biester，1749—1816）和《柏林月刊》主编F.格迪科（F.Gedike，1754—1803）。
当然，在谈到柏林启蒙运动时，不能忽略身在柯尼斯堡城的启蒙哲学家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出身在柯尼斯堡城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22岁开始做家庭教师，1770年受聘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哲学教授。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的主要著作包括《自然通史及天体理论》（A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Der einzigmgliche Beweisgrund zu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es，1763）、《论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nen und Erhabenen，1764）以及《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inte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s，1770）等。自1781年起，康德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en，1785）、《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der Naturwissenschaft，1786）、《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en Vernunft，1793）、《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1795）、《道德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en，1797）和《实用人类学梗概》（Anthropologie in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等。
在许多方面，康德是德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总结者。他不仅为这场文化运动概括了定义，如前已述，而且还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为之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对于人类各类知识的来源，在法国式理性主义和英国式经验主义以及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基础上，康德认为，人类具有产生于心灵形式结构的、不是心理习惯的先天观念，先天观念在被感觉材料激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人类心灵参与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先天的分析和后天的综合，而且主要还是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使我们能够根据心理结构中包含的某些观念，改造并拓展取自感觉材料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来源不是单一的。然而，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纯粹的人类知识其范围止于现象世界。”所以，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描述的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科学描述的自然界是现象世界，自在物世界是科学所不能完全描述的；超自然的自在之物，其存在是为了适应人的道德需要。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道德上的自由能力使人能够超越因果。如此一来，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与自然的目的性联系起来。康德的学说将德国启蒙思想推上了最高峰，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从此进入新的时期。
应该注意到，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柏林通过市民知识分子所展现的内容突出地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特别涉及正在崛起的普鲁士王国政治。这是涉及近代德国历史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三）魏玛与德国启蒙运动的超越
魏玛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出现超越的地方。1552年，萨克森公国在短暂的统一期间（1547—1572年）将魏玛建设为首都。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魏玛已经被建成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都城。在公爵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1758—1828）统治时期，这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镇。1775年以前，在公爵的母亲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的安娜·阿玛丽娅（Anna A malie，1739—1807）摄政期间，魏玛向着传统的专制统治首府的方向发展。女摄政疏远当时的新潮人物及其思想观念。1775年，卡尔·奥古斯特亲政。在第一年，年轻的公爵就接受家庭教师维兰德的建议，聘任《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des jungen Wer the rs）的作者就职公国官员。由此开始，被后世誉为“魏玛古典四星”的四位文化名人——维兰德、歌德（J.W.Goethe，1749—1832）、席勒（F.Schiller，1759—1805）和赫尔德——先后来到魏玛，进入“缪斯女神宫廷”。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共同开创了启蒙文化的鼎盛时代。
维兰德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信义宗的新教牧师家庭，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文学，19岁大学肄业后在苏黎士做自由作家，1769年受聘爱尔福特大学文学教授。三年后，即1772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前往魏玛，担任未来公爵的家庭教师。作为启蒙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维兰德是多产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1766—1767）、《奥伯龙》（Oberon，1780）、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1762—1766年） ，以及在他自己于1773至1789年主编的《德意志信使》（Der Teutsche Merkur）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同时，作为出版家、杂志编辑和启蒙运动理想的公共代言人，他信奉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赞同澄明的理性和有节制的情感，传扬人道主义思想，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和文学知识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J.W.歌德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学，毕业后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25岁发表成名之作《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 ，第二年开始就职于魏玛公爵宫廷，初为高级文官，后升为财政大臣、文化大臣。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博物学家，歌德的著作主要有《浮士德》（Faust，1797—1831）、《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meisters Wanderjahre，1807—1821）和《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Dichtungund Wahrheit，1811—1812） ，等等。
歌德的著述涉及德国启蒙时代的许多重大课题。首先，关于人类知识的界限。主要通过其著述可见，歌德认为，人类的知识很难达到事物的本质，也难以涵盖整个的历史进程，因为关于事物本质和历史进程的知识不是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和感觉能够获得的生活知识，而只有上帝掌握，天才也只能偶见一斑，人类不能超越生存其间的、自然界的知识和法则。但是，其次，主要通过其政务工作可见，他认为，人类进步的力量正是在于可以获得的知识，知识能够带来财富，能够带来安全与和平，获得知识是人类原本的不受意志或理性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以，第三，主要通过其科研活动可见，他认为，人类知识与自然紧密相关；自然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类比对象。自然不断经历着内在变化，变化的过程是内在对立因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螺旋式上升的推进运动，人类的进步路线也是由内在诸般因素的对立变化而向前螺旋上升式地延展。总之，歌德的对于纯粹主观性的批判，对于人类与自然具有密切关系的信念，对于人性升华的追求等等，表达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最高理想。
J.G.赫尔德出身在东普鲁士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教师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20岁受聘里加一所教堂学校做教师，1776年成为魏玛公爵宫廷的官员，从此定居魏玛，以教学、传教和著述为终身职业。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诗人，赫尔德的主要著述有《近代德意志文学片断》（Fragmenteüber die neueredeutsche Literatur，1766—1767）、《关于语言的起源》（Abh and lungüber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再论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Auch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和《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99）等等。
赫尔德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切入其关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他认为，世界是拥有多样性的统一体，世界历史由多样性内在的各种矛盾构成；人类历史的进步以矛盾冲突为基础、为推动力量；人类理性的胜利表现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并表现为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获得。基于这些观念，赫尔德强调，人类的社会结构类似于人类的肌体组织，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可以抽象、简化为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理想。他指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历史深层的内容赋予自身文化以独特的语言、天才和思想形式，因此，思想家的方法论必须借助直觉和想象机能，而不是单单地依靠理性。从这个角度，赫尔德反对将历史学以及哲学、美学、艺术等等的创作价值，简约成普遍的理性法则，他主张在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人类生活中，真实地表达人们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描述其具体的体验状况。
席勒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族，曾在符滕堡军事学院学习医学和哲学医学，即关于人体的学科，并接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21岁开始做随军医生，1789年受聘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作为著名的剧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席勒的主要著作有《强盗》（Die Ruber，1781）、《阴谋与爱情》（Kabaleund Liebe，1784）、《欢乐颂》（Andie Freude，1786）、《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desdreiigjhrigen Krieges，1790）、《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s the 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5）、《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9）以及《威廉·退尔》（Wilhelm Tel ，1803—1804）等等。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来说，席勒两次逗留魏玛（1787—789年和1799—1805年） ，其作品以及与歌德的合作都充分表现了象征启蒙运动最高理想的、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精神。
席勒与维兰德、歌德及赫尔德等人一起，在把德国启蒙文化运动推向高峰的同时，开启了新的文化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出现衰落，它的终结只是新形式的文化运动的开端。
不难看出，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魏玛宫廷的支持下不仅不限于学术讨论，不限于阐发言论，而且在很多方面实际性地尝试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这里，启蒙运动迅速地超越了自身的“命令”（Imperativ） ，理性结合感情首先在文学领域引发狂飙突进，进而将德国的思想发展史推向新的里程。对此将在第十一章述及。
三、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
与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人类幸福和历史进步；启蒙思潮的主流是理性替代启示、哲学替代神学以及自然宗教替代教条宗教、现世幸福替代死后荣耀等等。不完全相同的是，在德国，运动的主潮流拥有更大的、更多的支流。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表现得更为突出。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清晰地表明了这种情况。
对于宗教的评判，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宗教评判，在启蒙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接近于自然神论（Deismus） ，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多，但影响持久。代表人物是东方学专家莱马鲁斯（H.S.Reimarus，1694—1768）。另一种，批判地研究《圣经》与宗教，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相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是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代表人物可推神学家塞姆勒（J.S.Semler，1725—1791）和教会史家阿尔诺德（G.Arnold，1666—1714） ，后者对于宗教历史的批判研究得出悲观的结论。还有一种，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不惜退出启蒙运动，哲学家哈曼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
H.S.莱马鲁斯出身于汉堡一个正统的路德宗家庭，曾在耶拿大学和维腾贝格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语言学，28岁担任维腾贝格大学哲学讲师，1727年起在汉堡文科研究中学教授希伯来语及东方学。作为自然神论者和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莱马鲁斯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自然宗教的首要真理》（Die vornehmsten Wahrheiten der natürlichen Religion，1754）、《理性学说》（Vernunftlehre als eine Anweisung zumrichtigen Gebrauchder Vernunft inder Erkenntnis der Wahrheit，1756）、《对动物本能的一般考察》（Algemeine Betrachtungenüber die Triebe der Thiere，1760） ，以及从1735年开始撰写、1767年完成、1814年完整出版的《为上帝的有理性的崇拜者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die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es）等等。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莱马鲁斯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足以揭示宗教真理，他断言只要运用自身的能力思考世界和生命的意义，便能够理解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宗教真理。同时，与其他自然神论者相似，莱马鲁斯否认存在任何奇迹和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并且，与正统神学家基本一致，他极力为启示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辩护。由此，他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引起多方面的攻击。启蒙学者认为，莱马鲁斯主张的是清除了奇迹和神秘成分后的启示宗教；自然神论者认为，他利用自然宗教为启示宗教辩护；正统神学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抨击启示宗教。当然，莱马鲁斯对于《圣经》和耶稣的观点也引起许多学者的肯定和赞同，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教义。根据莱马鲁斯的所谓新的教义，耶稣不是神而是人，是历史人物，是历史中的一位革命者、民众领袖。据此，耶稣成为基督，基督教信仰的产生是使徒们的工作结果。使徒们将最初的启示改造成为神秘宗教，他们的著述和学说形成了基督教会的主要教义。莱马鲁斯的耶稣观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以“新教义”（neuere Formgeschichte）著称的《圣经》历史批判学派。
J.S.塞姆勒是“新教义”《圣经》历史批判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塞姆勒出身在哈勒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1752年开始担任哈勒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启蒙神学家，塞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轻松使用中世纪国家与教会史料的尝试》（Versuch，den Gebrauch der Qulen in der Staats-und Kirchengeschichte der mitlern Zeiten zu erleichtern，1761）、《论基督徒的历史、社会和道德的信仰》（Ueber historische，geselschaftliche undmoralische Religion der Christen，1786）、《基督论与救赎论，附导言、评注和索引》（Christologieund Soteriologie，Mit Einleitung，Kommentarund Register，1787）和《教会元纪史新论》（Neue Versuchedie Kirchenhistorie der ersten Jahrhunderte mehr aufzuklren，1788）等等。通过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和《圣经》评注，塞姆勒确信《圣经》提供的教义是历史状况的反映，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他因此主张将信仰与知识区别开来，认为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信徒接近永恒不变的法则，进而完善信仰。针对莱马鲁斯的观点，塞姆勒虽然曾著文《回应无名作者专论耶稣及其门徒之宗旨之随笔》（Beantwortung der Fragmenteeines Ungenanten insbesondere vom Zweck Jesu und seiner jünger，1779） ，阐发单凭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的理由，但是，他还是赞成把耶稣当作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并由此详细考察了《圣经》自产生到18世纪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宗教随环境、文化以及时间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塞姆勒用理性、批判、历史考证等启蒙时期的常用方法，分析和研究正统宗教，认为宗教信仰同时需要外在的公开崇拜和内在的虔诚冥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开。另外，与当时大多数怀有启蒙观念的人一样，塞姆勒在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不是将《圣经》看作是唯一的启示，而是尝试着将基督教信仰与世俗世界观结合起来。在此应该提到，在塞姆勒之前，在对基督教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中，神学家阿尔诺德的启蒙悲观情绪已经产生了影响。
G.阿尔诺德出身于图林根一个拉丁学校教师的家庭，曾在维腾贝格大学学习神学，23岁开始做家庭教师。1697年，他受聘带有虔敬主义特色的吉森大学，同年辞聘。此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牧师和自由作家。作为启蒙神学家，阿尔诺德的代表作是《无党派的教会与异端史》（Unparteyische Kirchen-und Ketzer-Historie，1699—1700）和《神圣智慧的奥秘》（Das Geheimnis der gtlichen Sophia，1700）。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历史是不断衰退的历史，导致衰退的因素包括理性神学、教会制度化、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等等。阿尔诺德认为，基督教历史的衰退从最初的大公会议开始，经过教义信条之争，特别经过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Ⅰ，约250—337，306—337年在位）开始的世俗政权介入教会生活之后，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全面地衰退。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一度使基督教获得新生。但是，新的衰退过程由于新的大公会议、新的教义信条之争、新的世俗政权的介入等等而再度迅速展现。针对教会历史的不断衰退，阿尔诺德描述了“真正的教会”（Unparteyische Kirche）形式，认为在“真正的教会”中，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神学、教义、礼拜仪式以及与世俗政权的各种关系等等。“真正的教会”不会衰退，因为它是由获得新生的信徒所组成的无形共同体，是非制度化的集团。因此，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的事情，只是个人的内在精神与上帝的交通过程。真正的信徒会遵守高尚的道德要求，正直的行为反映内在的精神荣光。就这些观点而言，阿尔诺德的主张与宗教事务上的自由思想背道而驰。但是他对基督教历史进程的衰退性诠释属于启蒙运动时期常见的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悲观评价。除此之外，他所使用的内心之光、直觉知识等等概念也属于一个在德国启蒙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思想流派，这个流派的影响超越了宗教领域，直接对启蒙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代德国文化精英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J.G.哈曼（J.G.Hamann，1730—1788）出身于柯尼斯堡一个信奉路德宗虔敬派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法学、语言文学和哲学，22岁时辍学做家庭教师，后任职于一家商贸企业。哈曼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曾做过律师秘书、关税站翻译、海关仓库管理员和报刊编辑等等，晚年得到一笔比较高的学术赞助费。作为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保守主义代表，哈曼的主要著述包括《思考我的经历》（Gedankenüber meinen Lebenslauf，1758）、《纪念苏格拉底》（Sokratische Denkwürdigkeiten，1759）、《语文学想法与疑问》（Des Riters von Rosencreuzletzte Wilensmeynungüberden gtlichen und Menschlich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理性纯粹主义元批判》（Metakritik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1784）等等，以及大量的书信。哈曼早年自学哲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伊曼努尔·康德一起参与当地的启蒙运动。1756年以后开始质疑及至反对启蒙思想，退出启蒙运动，并对当时流行的启蒙信念持有不同的观点。针对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命题，哈曼认为，启蒙是不成熟的人们摆脱“监护状态”；针对人是符合理性自然法则的理性动物的认识，他坚持人类的古老形象，认为人是情绪和感情动物，人的真实体验基于想象和感觉而不是理性；针对“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的宣告，哈曼坚持人的完整性，认为没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理性，高于其他能力，并坚持认为“真理对人类永久隐藏”；针对人类的进步表现为人类理性的逐渐强劲的观点，哈曼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恢复原始的感觉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针对教育能够使人类开化，使社会开明，使历史进步的思想，哈曼认为，信靠上帝是人类之本，因为这种信靠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交流宗教真理的语言，通过宗教信仰表达的情绪等等，都不是自然物质法则的作用。哈曼反对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等作为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因而发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先声。
整体而言，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相对保守。在坚守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他们或者坚持启示真理，虽然认为《圣经》不是唯一启示；或者坚持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虽然认为宗教的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坚持基督教的传统教条，虽然认为信仰自由。或许这种思想上相对保守的态度仅仅是学者的立场，勿论是世俗学者还是教会学者。但是，在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几乎始终没有出现站在反基督教甚至无神论立场上的启蒙主义者，极端的反教权主义始终没有出现在德国的启蒙运动之中。某些对宗教的严厉批判也只是为了使基督教信仰适应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而不是为了推翻基督教。其间，对于宗教进行评判的首要因素是伦理道德，信仰内容退居次要地位。应该说，这正是前面提到的莱辛、门德尔松等启蒙思想大家力主宗教宽容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