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峰岭埋枪后，苏宗财、廖忠钰、杜义贵、金庭华等人都逃往外地避难。
梁其贤和吴臣臣一回到月湾街，就被叛徒发现告密，民团团长彭祖成立即逮捕了他们，先将他们押解到广德县城关押，不久后又押回月湾街，和吴臣臣一起，被公开杀害。
林宏生在英溪街遇难的第二天，喻世常在查园被南五区的民团发现，从曹冲岭翻山逃到丁冲里赵村又被敌人包围，在搏斗中砍伤几个民团士兵，最后身中数弹牺牲。
王金林就义后，余家堂因为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团长，痛不欲生，只求速死，在监狱的地上打滚，并痛骂国民党政府是人民的公敌，故意惹敌人发怒。第三天，他和周清远等十余人被押到凤凰墩杀害，头颅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半月。
广德暴动失败后，逃到外地和广德县城的各区、乡土豪劣绅纷纷组织返乡团回到家乡，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反攻倒算，所有的农会干部都被逮捕、关押、审讯。
在花鼓塘街西头，黄鸣中家的西边就是许道甫家的大院，前后十几间房子，王德农的营部就驻扎在这里。花鼓塘街北面有两亩地大小的水塘，里人叫孝昆塘。隔着石板驿道，在孝昆塘的西北边有一座低矮的无名小山，王德农营士兵抓捕的芦塘红军战士丁志成，赤卫队员邓为齐、张四猴子，陈村农会主席龚占魁等百余人，在经过吊打、灌辣椒水、上压杠、烙铁等酷刑之后，都被押到这里行刑。刽子手有时用枪杀，有时用刀砍，有几次因为被枪杀的人多，还动用了机枪。山上的茅草都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人们便叫此地为红毛山了。
张宗鉴、王志章、程宏湘、汪盛官等人不愿去国民党政府“自首”，在花鼓、誓节渡、清溪、独树、柏垫、四合、杨滩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和地下工作，先后被返乡团武装杀害。
闵天相辗转潜回下寺肖家湾后，才知道他发展和建立的几个村农会组织已经被国民党广德县保安团副团长兼北八区区长的闵玉山破坏。面对困难和危险，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继续秘密开展活动。闵玉山是闵天相的堂兄，也是肖家湾人。他接到报信后，带领一百余人的民团士兵将闵天相包围在肖家湾旁的石灰窑村。闵天相不甘束手就擒，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被民团士兵开枪击中，倒毙在田头的水沟里。
邓达远潜回独树街，看到到处都是白狗子。火家冲的家也被白狗子看管了，他不敢冒险进村回家，就在村后的茅草洼和桃园一带山林里观察村里的情况。他想回村看一下父母亲，再弄一点去上海的盘缠。可是，一连在村边转悠了一个礼拜，都没有进村的机会和家人见面。有一次他冒险溜到村头，爬上一棵几百年树龄的柿子树，在树上蹲了大半天，被几个放牛的孩子发现后，他立即从树上下来，离开家乡，到上海沪西工人区找到了梁其昌。
邓国安和刘祖文、黄鸣中到泗安这一路，到处都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防止王金林和邓国安等“共党要犯”离境出逃。邓国安因为三人同行目标太大，只得让刘祖文和黄鸣中暂时回家躲避，独自一人去上海。
1931年底，梁其昌在安庆国民党监狱因没有暴露身份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并受党组织派遣秘密潜回广德，了解广德暴动失败后的情况。大年节这天，他来到已经担任国民党郎溪县清乡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吴子华处，得到了王金林和弟弟梁其贤都已经牺牲，广德暴动彻底失败的消息。临走时，他给三弟梁其成写了一封信，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并说二弟梁其贤的仇也是一定要报的。信托吴子华转交，自己就转回了上海。
邓国安到达上海后，因为原先的几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他一个多月都没有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络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已经用光。实在没有办法，他来到一家当铺，见四周无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驳壳枪放在柜台上，当了三百元钱。几天后终于通过许杰的帮助，在沪西工人住宅区和梁其昌、邓达远等人接上了关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地区，中国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先后四次重创日军。
一群一群的工人、学生、妇女都走上街头，有的在张贴标语，有的在演讲，有的在为前线士兵运送食品……
在淞沪抗战期间，中共沪西区委组织了以工人为主要力量的义勇军、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配合前方作战，梁其昌、邓国安、邓达远、许道珍等始终坚持战斗在一线。
2月21日，邓达远在带领工人运输队前往国民党第八十八师阻击日军进攻的庙行阵地运送弹药途中，不幸被日军炮火炸死。
5月5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邓国安在中共沪西区委书记陈治平和组织部长张恺帆的领导下，继续在沪西工人区一带秘密开展工人运动。这一时期，无法在广德安身的刘祖文、黄鸣中、许道琦、胡惠民先后到达上海。暑假期间，在广德中学读书的许平（许启康）因带领学生开展反对贪腐校长彭恺祥的罢课斗争而被校方开除，也辗转来到上海继续求学。邓国安和梁其昌通过沪西和松江等地的党、团组织，安排他们继续求学或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6月初，邓国安代表党组织安排许道珍和王怀仁一起到徽州寻找“徽州兵暴”起义队伍。
朱学易从广德逃亡出来一年多时间，先一直流亡在无为、杭州一带，后来到上海，寄住在乌牧村家。到上海后，他经常在沪西等地转悠，多次到许杰家和梁其昌、邓国安处混饭吃。由于大家都在各忙各的，对他都是不冷不热的。
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没有采取更加隐蔽的斗争策略，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反而加大工人运动的力度，甚至公开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示威等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为此特地组建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的特务处，专门对付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的抗日民主力量，派遣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并实行极其恶毒的“叛徒”政策，对地下党组织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个又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破坏，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关进监狱或杀害。
中共沪西区委被敌人破坏后，梁其昌、张恺帆、邓国安等人在中共中央秘书长柯庆施等人的领导下坚持开展地下活动。可是由于朱秋白、李荣生等人叛变投敌，邓国安、梁其昌、张恺帆等人先后在沪西工人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上海西南郊区的漕河泾镇的漕河泾监狱。
邓国安烈士证书
1932年底，上海沪西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许道珍、黄鸣中等人被迫离开上海。
梁其昌被捕后，由于身份没有暴露，再加上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担任报务员的赵英等人的全力营救，被关押两个月后出狱。出狱后，根据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在红军队伍中担任营级干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为长征行动的保密工作需要，处决了一些有叛徒、特务嫌疑的红军指战员。梁其昌因两次被捕而后出狱，无法及时出具组织证明材料，经邓发批准，在瑞金被错杀。
张恺帆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各种酷刑，依然坚贞不屈，被判刑关押至1937年抗战爆发，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邓国安在狱中和张恺帆一样受尽了各种酷刑，始终没有背叛组织和同志，践行了他对党的忠诚。他被捕的消息传回广德后，广德的土豪劣绅便派已经在无为叛变投敌，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朱学易到上海，想办法杀害邓国安，以绝后患。朱学易为了能在广德地方国民党政府的帮派争斗中占据优势地位，便利用探监的机会，在酒菜中下毒。邓国安对朱学易没有防备之心，中毒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