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文和黄鸣中没能跟着邓国安一起去上海，他俩从泗安绕道孝丰，经宁国墩、河沥溪来到宣城水东镇王胡村。村上有几家黄鸣中的本家亲戚，他俩暂时在亲戚家落脚。这期间，广德和郎溪都传来大批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农会干部被国民党政府抓捕杀害的消息。两人不敢贸然回家，只得通过亲戚帮忙联系给王胡村一人家烧炭，打短工挣点零钱维持生计。
一天下午，炭窑出完炭，刘祖文和黄鸣中回村准备到老板家的澡锅洗个热水澡，却看见了胡惠民正坐在东家的堂屋喝茶。
两个月前，胡惠民根据邓国安的指示，带着一千元钱到上海买手枪和子弹。他先到芜湖，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到上海，多方面找关系买枪，又耽搁了一个多月。这时，广德暴动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上海，他便将钱全部交给上海地方党组织，并根据党组织安排回广德打听广德暴动失败的确切消息。为了保险起见，他没有直接回广德，而是从芜湖坐船到水东。在王胡村有一起下江南的胡姓本家亲戚，他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把广德的情况搞清楚再做决定。真是巧得很，竟在这里遇见了刘祖文和黄鸣中两个战友。
三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是共青团广德县委委员，他乡邂逅，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他们在烧炭的山棚里畅谈了一夜，最后一致认为回广德随时有被抓捕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决定结伴去上海，寻找邓国安。可是，他们到上海时，已经是阴历年节，不时听到隆隆的炮声。一打听，才知道十九路军和日本鬼子在昨夜就打了起来。胡惠民带着他们跑了几个地下联络站，都是人去楼空。他们出来带的一点盘缠已经用光，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进退两难之际，他们想到许道珍也可能逃到了上海，便去找他。
许道珍也是前两天才到的上海，还没有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暂时寄住在四叔许杰家。许杰前年离开广德到上海，邂逅在北大的导师李四光，李四光安排他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
许道珍和胡惠民、刘祖文、黄鸣中四个年轻的战友在战火纷飞的上海重逢，他们暂时忘记了头顶上日军战斗机的轰鸣，跑了几条街找了个小饭店饱餐了一顿。后来的几天，许道珍带着他们找了过去有过联络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都是人去楼空。而且，街上到处都是国民党增援十九路军的部队，日军也不断从海上增兵，淞沪抗战越打越激烈。
许道珍花完了他从家乡带来的所有盘缠，只得和胡惠民三人商量，让他们先回宣城，等上海这边的形势好了，他和邓国安联系上了以后，再通知他们到上海来。
胡惠民、刘祖文、黄鸣中三人随着逃难的人流出了上海，沿路乞讨到了郎溪。三人在郎溪涛城分手，刘祖文投奔一家亲戚，胡惠民和黄鸣中仍然去了水东。
得知淞沪抗战已经结束的消息后，寄住在涛城的刘祖文便到水东找到黄鸣中，两人又一起到上海，在沪西工人住宅区找到了邓国安。邓国安安排刘祖文和自己一起做工运工作，安排黄鸣中协助王炎做共青团工作。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黄鸣中在广德中学的同学许启平。黄鸣中和在创制中学读书的许道琦经常见面，成了莫逆之交，带着他一起传送情报、散发传单，还把他的住处当作地下联络站，并让他保管手枪、文件、宣传单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不久，许道琦经王炎和黄鸣中介绍加入共青团组织。
胡惠民像
胡惠民和黄鸣中在水东分手后，一人潜回到花鼓塘。一天午后，胡惠民来到花鼓塘街道的一个茶馆想喝碗凉茶，茶馆是他哥哥胡代旺开的。一进门，他就看见许端甫正坐在茶馆里。坐定后，许端甫告诉他，许道珍、刘祖文和黄鸣中都在上海，已经和邓国安联系上了。许端甫还告诉他，自己最近就要到上海去找他们。胡惠民立即表示了想和他一起到上海去的意思，他慷慨应允，并愿意承担路上的费用。
许端甫和胡惠民一到上海，在沪西工人住宅区见到了刘祖文。过了几天，邓国安和一个化名张和尚（张恺帆）的人来到刘祖文的住处。他们向刘祖文传达了沪西区委的决定，派遣他回到广德，联系埋伏下来的革命力量，继续在广德开展武装斗争，并安排胡惠民协助刘祖文开展工作。
刘祖文和胡惠民潜回广德后，没有直接回花鼓塘，而是先到海汇寺后面的山上取出许道珍掩埋的一支快枪和十几发子弹，然后来到誓节渡镇北边三四里路的朱家庄陈登科家。陈登科家没有田地，靠长期租种许济之家的十几亩水田度日。许家给他的田租不仅低于别人三成，且遇到灾荒减产，就免去田租，所以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暴动这两年，他一直化名孙端本，跟着许端甫跑广德到芜湖的交通。暴动失败后，他东躲西藏了半年，也是刚回家几天。三人商量后，便决定到营盘山西麓的苗子沟落脚。那一带山多地广人稀，便于隐蔽。两年前，刘祖文在这一带搞过农运，发展了十几个赤卫队员。
营盘山只是一个低矮的小山丘。在营盘山和阳山顶山中间，有一个叫缸瓦窑的地方，原来的红军独立团战士戴文堂、程福元、钟宽堂、皮传中、董三喜等人都不敢回家，靠给窑厂老板当临时帮佣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
民国初年，湖北黄陂县滠源乡的窑工郑大明、叶成顺两人带着家属十余人移民来到誓节渡北十余里的缸瓦窑落户。移民前，这里就有几座烧制水缸、坛子、罐子之类的龙窑，因年久失修，毁圮。两家人齐心合力，伐木造屋，垒土石成窑。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创业，缸瓦窑生产的窑货，不仅在广德、郎溪等地畅销，而且还经桐汭河水路远销下江一带。
郑光庆和叶道容少年时期在老家滠源就学做窑工活，开国大将徐海东就是他们的伙伴。正当他们三十而立事业有成的时候，广德暴动像暴风骤雨般席卷广德西南各乡，缸瓦窑的二十几个窑工都加入了农会，有几个还参加了红军独立团和赤卫队。他俩也是穷苦出身，对农会的革命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
刘祖文和胡惠民以陈登科、皮传中、戴文堂、程福元、钟宽堂、董三喜等人为骨干，成立了游击小组，决定先从小股土匪的手中缴一些枪，开展武装斗争，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和返乡团头子。
一个月后，刘祖文和胡惠民都悄悄回了一趟家。刘祖文将几件衣服打了一个包袱，就和妻子告别，连夜赶回缸瓦窑。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胡惠民却迟迟没有归队。
胡惠民回到家时，正赶上妻弟结婚，被家人要求留了下来。一天，皮传中来到他家，告诉他，游击小组伏击了一股土匪，缴了七八条枪，还有三支驳壳枪。刘祖文让他回去，担任游击小组组长。由于家人的阻拦，此时的胡惠民一时还下不了归队的决心。
刘祖文的游击小组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昼伏夜出，接二连三地处决了几个叛徒和民团的小头目。
出卖王金林的叛徒龙明忠，用国民党广德县政府给他的两百块大洋的赏金购买了家具，娶了女人，本想过几天小康日子，却被土匪抄了家，老婆也跟别人跑了。后来他又几次去国民党县政府讨赏，不仅没有得到分文，反而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村里，他看到的都是仇恨和鄙视的目光，无奈，他只得上山当土匪。刘祖文得知消息后，便带领游击小组镇压了他。
游击小组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广德西南的各个乡镇，引起了国民党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慌，派出几路人马到四乡“清剿”，都是无功而返。接替王树功才上任两个多月的县长杨中明，和国民党县党部干事胡信勤商量后，决定成立以叛徒为骨干队员的手枪队，专门对付刘祖文的游击小组，周光义、李家华都是手枪队队员。因为他们都熟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对游击小组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932年11月12日，正好是下元节，刘祖文带领游击小组正在南门冲一带活动，陈登科带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来见他。
来人叫李家华，是大石桥东稻谷冲人，家里很穷，在红军游击队攻打戈村时加入了红军，分在陈登科的班里当了一名战士。在誓节渡战斗后，他携枪离开队伍，叛变投敌，加入了国民党广德县保卫团。手枪队成立后，他被调到手枪队，并被安排在五龙山一带探寻刘祖文游击小组的行踪。
在刘祖文面前，李家华自述：暴动失败后不敢回家，在山上东躲西藏了一个多月，在青峰岭遇到几个土匪，便参加了土匪队伍。土匪队伍虽然只有八人，却有五条快枪。最近，听说游击小组的事，就想来投奔游击小组。他愿意作为内应，带领游击小组缴土匪的枪。
这个消息对游击小组来说，的确有很大的**。
“刘组长，这几个土匪都是乌合之众，有李家华做内应，缴他们的械就是小菜一碟！”陈登科见刘祖文半天没有表态，急着道。
“刘组长，你不总是说要多搞些武器扩大队伍吗？”钟宽堂也急着插话，“这次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好吧，事不宜迟，我们今晚就出发！”刘祖文终于下定了决心。
夜里十一点钟，刘祖文带领游击小组来到稻谷冲李家华家。这条冲因为都是种稻谷的良田而得名稻谷冲。村里有十几户人家，李家就在村子的最东边，是三间坐西朝东的草屋，门前是一片水田，屋后是小山，长的都是黑松和白栎之类的杂木。董三喜曾担任过独立团的司务长，他就负责做饭。刘祖文让大家休息一下，五更出发。
“刘组长，我们已经半个月没有擦枪油了，枪栓都拉不动了，看能不能想办法搞点？”戴文堂曾担任过柏垫桥头村赤卫队队长。
“刘组长，我有个老表在城里秀水巷的一个织布厂当维修工，前不久我还在他家弄了一罐子擦枪油，要不我再进城弄点？”正在淘米的李家华对躺在铺着稻草地上的刘祖文道。
“天亮前能赶回来吗？”刘祖文问。
“离天亮还有三个时辰，来回两个时辰足够了！”李家华答应得很干脆。
“那你快去快回，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刘祖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圆递给李家华。李家华接过钱，转身出门，消失在黑黢黢的田畈中。
李家华走后，皮传中在门外站岗，董三喜在灶屋烧饭，刘祖文和其他战士都和衣躺在稻草上，打呼噜的声音响成一片。
鸡叫头遍时分，村东突然传来几声狗吠，站岗的皮传中以为是李家华回来了，就睁大眼睛向来路张望。此时，天已微微见亮，皮传中看见对面五十米远的田埂上一群人猫着腰向他这边摸过来，感觉情况不妙，便大喊一声：“什么人？站住！”
皮传中边喊边拉开枪栓，并朝门口退去。
“砰！”对面的人开枪了，枪声特别刺耳。
“砰！”皮传中进门前也朝敌人方向开了一枪。
“砰、砰！”刘祖文在关门前也朝敌人方向连开两枪。
“刘组长，敌人来了很多，看样子是李家华带来的，我们被敌人包围了！”皮传中向刘祖文喊道。
“陈登科，把后面的窗棂砍断，带领大家向屋后山上撤退，我来掩护！”刘祖文边说边跳到大门右边的窗口边，举枪向外射击。皮传中也从门缝中向外射击。
门外的枪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近。从窗口看见敌人已经冲到门口，刘祖文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转身跟着皮传中从后面的窗口钻出，跑进小树林。此时，敌人也绕过屋子，分几路追了过来。
在树林中，刘祖文没有跟着皮传中和其他队员向西北方向跑，而是选择一条向西南方向的田埂路，把敌人引向另一边。跑过了十几条田埂，穿过一片田畈，刘祖文冒着身后敌人的弹雨，终于跑到一个小山坡前。刚飞身跃过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沟，他右大腿就挨了一枪，摔倒在地上。他咬牙忍着剧烈的疼痛，就地钻进水沟边一丛茂密的芦苇中。
他身后的几十个手枪队员没有发现他中弹负伤躲在芦苇中，都绕过水沟，向山坡的树林追去。从经过的敌人手枪队中，他看见了李家华。
刘祖文后悔自己警惕性不高，轻易就相信了叛徒，差点就让游击小组遭受灭顶之灾。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虽然自己身受重伤，但其他几个游击队员都安全转移了。
刘祖文的右大腿股骨被打断，已经不能直立行走了。他脱下贴身衬衣，在大腿根部紧紧扎住，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
整个上午，国民党广德县保卫团和柏垫、花鼓民团四百余人在大石桥一带搜索，快到中午时分，终于发现了还在昏迷中的刘祖文。
刘祖文被捕了，被押到国民党县政府设在北门的监狱。在狱中，敌人对他使用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手指钉竹签等各种酷刑，被整得死去活来，他就是不说一句话。十余天后，气急败坏的县长杨中明下令在凤凰墩将他杀害，并将他的头颅悬挂在衙门洞上方示众一个月。刘祖文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皮传中、戴文堂、程福元、钟宽堂、董三喜等人突围分散到西南各乡，不久都被民团抓捕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