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授衣、十月获稻……”邓国安躺在树荫下的竹凉席上，虽然手上摇着已经破边的芭蕉扇，头上还是汗珠滚滚。

“邓书记，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咬文嚼字！”李上林从张国泰家二楼的后门出来，踏过一座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走了十几步，就来到后山邓国安纳凉的树荫下。

邓国安坐起来，看见李上林手中拿着厚厚一沓表芯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便问道：“你手上拿的又是给上级领导写的信？”

“是的，这是我光着膀子琢磨两天写出来的！”李上林把手中的稿纸递给邓国安，“我必须把这里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到位，王金林同志不能再继续担任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了，省委必须派人来接替他的职务！”

邓国安接过稿纸，一目十行看完报告，慢慢抬起头望着李上林：“李特派员，这七月流火的季节，本来都肝火上升，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你也别给我绕弯子，就直说同意不同意在报告上签字吧？”李上林火辣辣的口气几乎喷到邓国安的脸上。

“张国泰也看了你的这个报告吗？他同意签名了？”邓国安一脸的沉重。

“张国泰看了，他说只要你签他就签！”李上林也坐到竹席上，“你们签字后，明天安排人把信送到上海！”

邓国安把手中的稿纸递给李上林，又仰面躺下，长叹一声：“唉——也只能如此了！”

张国泰代表共青团广德县委在李上林写给省委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广德暴动一年多时间以来，张国泰一半的时间都是来往于上海、芜湖、广德三地之间，上传下达，顺带购买一些枪支和弹药，剩下的时间，就是开展城市支部和共青团工作。在红军队伍中，他虽然曾担任过九连指导员，上队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广德县委，他是县委委员，也没能帮助邓国安书记把几乎瘫痪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建设恢复起来；共青团工作，在县城，虽然有朱学镛和胡信民几个得力干将，但团员基本上都是学生，一开学都离开了广德，工作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在赤区的共青团工作，有刘祖文、胡惠民几个人撑着，今年又来了许道珍，工作开展得还算正常。

可是，自文岱村突围以来，红军队伍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矛盾，上级党组织和广德地方党组织之间的矛盾，王金林和上级派来的巡视员、特派员之间的矛盾都暴露出来，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林家旺、邓行三、刘有章等一批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牺牲，让张国泰陷入深深的迷惘和矛盾之中，常常夜不能寐。

李上林认为王金林拒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积极向敌人发动进攻的指示，是红军队伍目前处在被动挨打局面的主要原因。他必须回一趟上海，向上级汇报广德红军存在的严重问题，请求将王金林调离广德，以挽救广德党组织和红军队伍。临走前，他又主持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带领大家学习和讨论了芜湖中心县委关于广德工作的指示，要求广德县委和共青团要勇敢地站出来，带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反动派发起最猛烈的进攻。

林家旺和邓行三等人牺牲后，花鼓区委的工作就处于瘫痪状态。由于花鼓塘地区的群众基础好，是红军独立团最重要的根据地和后方，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是县委最重要的工作。李上林和邓国安商量，把恢复中共花鼓区委的工作交给张国泰。临危受命，张国泰义无反顾。

8月7日早上，张国泰从天井院走出大门，又是赤日炎炎的一天。这时，查岗回来的刘祖文走过来：“张书记，今天工作怎么安排？”

“今天到文昌宫开个会，你去安排一下，吃完早饭我就过去。”张国泰伸了个懒腰，“今天的日头，一出来就是个火球！”

文昌宫在下山斗的东北边两里路，再往前走五六里路就是花鼓塘。在明清时期，这里叫柴岗铺，有官道上连英溪铺，下达誓节铺，这里曾经店铺林立，是广德州城通往宣城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清同治末年，有亦商亦儒、重礼尚教之乡绅捐建文昌宫，供奉梓潼帝君（里人亦称“文曲星”），以孝道化民。文昌宫建成后香火旺盛，信众如云。民国十八年（1929）底，广德至宣城的公路通行，原先途经文昌宫的官道被废弃，行人和商贾骤减，沿街的商铺纷纷关门，只剩一个杂货铺和一个仁义茶馆。

仁义茶馆在村子的中间，老板娘姓费，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女人。她的茶馆就是地方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张国泰和张二妹、李光汉、梅振亮、施名职、杜省顺等人正在茶馆的里屋开会，费老板娘慌忙进来：“你们快走，有一队人从新祠堂那边过来了，好像是白狗子！”

“这四周都有我们的暗哨，如果有白狗子，他们早就来报信了。”张国泰还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可能是刘祖文带的赤卫队过来了，你再去看看。”

费老板娘出门再往东边一看，一队几十个穿着黑衣服的自卫队士兵端枪猫着腰已经进了村子，离茶馆只有百来米远。她赶紧转身进屋，边走边喊：“不好了，真的是白狗子，有好几十人！”

“大家快跑吧！”张国泰一跃而起，带头冲出茶馆。出门一看，最近的敌人离他不到六十米远。他已经顾不了许多，就拼命往南向大村方向跑，跑了两百来米，前面是孤老堰，旁有一片竹林。就在他快要钻进竹林的一刹那，身后几声枪响，张国泰腿部中弹，倒在地上。他赶紧爬起来，钻进长满野蔷薇的竹林中。

二十多个自卫队士兵包围了竹林，顺着血迹发现了张国泰藏身的地方。

“队长，他就是张国泰！”讲话的士兵姓叶，刘家嘴村人，原是西坞赤卫队成员，叛变后加入“自新队”。

“姓张的，你已经被包围了，快出来吧，不然老子就开枪了！”这是一个姓金的副队长。

“既然知道了我是谁，你们就开枪吧，打死我也不会出去的！”张国泰在里面高声回答。

“大家进去给我抓活的！”姓金的举着手枪高叫。

“金队长，张国泰有手枪！”姓叶的叛徒踟蹰不前。

“那就给我就地正法！”金副队长抬手就向张国泰藏身的地方开了一枪。

同时，其他几个士兵也开枪了，只听竹林中张国泰“啊”地叫了一声。

“你们两个进去，把他给我拖出来！”金副队长用手枪指着身边的两个士兵。

两个士兵十分费力地把张国泰从竹林中拖出来，只见他胸部中了两弹，殷红的血汩汩向外直流。

“已经死了。把他的头割下来，我们撤！”金副队长用手在张国泰的鼻孔前试了试。

在仁义茶馆，四十几个自卫队和民团士兵已经将张二妹、李光汉、梅振亮、施名职、杜省顺等人全部抓捕，用麻绳捆绑起来押着，从新祠堂往花鼓塘撤退。

李上林和龚发兴正在文昌宫西边三里多路的松林湾，对花鼓区赤卫总队的两百余名赤卫队员进行军事训练，突然听到文昌宫方向传来枪声，便立即停止训练，火速赶到文昌宫，往新祠堂方向追了两里多路，无法追上已经撤到花鼓塘的敌人。

原来由于叛徒告密，刘祖文安排在新祠堂东面村口的递步哨被化装的特务事先摸掉了。

张国泰的妻子吴邦秀在家里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立即将丈夫放在枕头底下的手枪丢进马桶里。当晚，刘祖文安排龚发兴秘密将吴邦秀和她的一儿一女转移到苏村的吴家村，一家三口人开始了近二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夜里，刘祖文带领十几个赤卫队战士将张国泰的无头尸体抬回下山斗，用一只葫芦代替脑袋，悄悄埋葬在下山斗村北张家墓地一侧的竹园里，不敢留下坟头，防止民团过来掘墓。

第二天，任升和朱开轩赶到花鼓塘，在红毛山杀死张二妹等五人后，将他们的头颅也割下来，挂在县衙门洞上示众一个礼拜。

一周后，龚发兴为给内弟报仇，带着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悄悄包围福巡桥头金副队长的家，将金家六人全部杀死。王金林得知龚发兴擅自行动又滥杀无辜，影响极坏，决定将其公开正法。经李上林、邓国安极力保释，关了一个月的禁闭。

当天夜里，李上林悄然离开广德，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