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生，原名陈思隆，曾用名程荫隆，1901年生于四川宜宾泥溪。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苏联高等射击学校，后转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回国到上海，不久就被党中央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此时，广德暴动已经名声大振，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就安排他到广德巡视，了解情况。
张树生从南京到芜湖，通过中共皖南特别行动委员会护送，秘密来到宣城鳌峰潘家花园徐鸿猷家。
徐鸿猷将张树生护送到水东，见到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史泗群。由于宣城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了对广德苏区的全面封锁，一时无法进入广德，他和张树生就由史泗群安排，在孙埠和水东一带调查农运和工运情况。半个月后，张树生根据史泗群的建议，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在宣城了解到的情况。
张树生到达上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汇报了这次到宣城巡视的情况，并且认为广德完全有发展成为大根据地的可能。正巧，碰到邓国安带着交通员孙达本也在向省委汇报广德工作，并要求选派干部到广德。省委认为张树生十分了解广德的情况，就派他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广德调查指导工作。
张树生和孙达本经芜湖到宣城孙埠，一打听，国民党政府把通往广德的所有道路全部封锁，搜查比前一段时间更加严。孙达本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从湖州坐船到上海的路线是邓国安事先安排好的。这次从孙埠到广德的路线，他根本不熟悉。张树生上次在这一带搞过调查，认识一个当地的农会干部，通过他安排了一个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带路。
第二天凌晨，带路的村民带着他俩绕开国民党民团在大小路口设立的检查站，在灌木林中用刀砍出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遇到几处陡峭的悬崖，他们都是攀缘着葛藤而上。爬到山顶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虽然手和脸都被荆棘划破，鲜血淋漓，但终于避开了敌人的封锁，闯过了难关，两人心里虽苦犹甜。他们让带路的村民返回，就躺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休息。
“不许动，举起手来！”张树生和孙达本睁开眼睛，两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见两人的左臂上都戴着红袖章，张树生便断定他们是农民赤卫队的队员。
“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高个子问。
“找队伍的！”张树生回答。
“找什么队伍？”又问。
“找游击队！”又答。
“你们一定是狗子派来的狗鼻子（民团侦探）！”高个子头一摆，“老西瓜，把他俩捆起来！”
老西瓜解开缠在腰间的细麻绳，不由分说将他们两人捆了个结实，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叫鸦山的小村子。他俩被关在村北一个单独的房子里，有门岗日夜看守。
张树生和孙达本由于疲劳至极，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他们醒来，却不被允许出门。白天，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盘问他们。晚上门外总是磨刀霍霍，听得他俩心惊肉跳，不知赤卫队要干什么。第四天，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看样子像个头目。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来人问。
“是来找王金林的游击队！”孙达本答。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来人又问。
“我就是王金林派到上海去的，如果不信，就把我们带到王金林那儿，不就清楚了吗？”孙达本回答。张树生身上带有用药水秘写的介绍信，但他还是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王金林的游击队，所以不敢拿出来。他灵机一动，给他们讲了一番为什么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理。
问话的人正是陈建富，他听了张树生讲的一番道理，不是一般探子所能讲出来的，判定张树生一定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大干部，不便再多问，也不敢怠慢，便派刘海和熊恩才两个精干的赤卫队员，连夜把他们送往广德苏区，去见王金林。
刘海是姚村乡夏桥村人，熊恩才是姚村乡永丰殿村人，他俩都是姚村赤卫队的骨干，一个月前在龚守德的游击队参加过训练。他俩带着张树生二人翻山越岭走了三十来里路，到达红军独立团驻地高山庵。
铜沟整编工作结束的当天夜晚子时，张树生四人来到高山庵。见到张树生，王金林非常高兴，让王大亚安排张树生和孙达本先洗澡休息，自己和邱宏毅听取了刘海和熊恩才关于姚村农民运动开展情况的汇报。
陈建富和李同洲自一个月前在化成庵和王金林告别回到姚村后，就开始在鸦山、茶冲、邵家冲、夏桥、永丰殿、姚家塔等村发动贫苦农民和纸工，组织起了近五百人的农民赤卫队，已经公开竖起了“三抗”大旗，为下一步举行姚村暴动做好了准备。
刘海和熊恩才出发前，陈建富和李同洲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指示他俩把姚村的情况向王金林作一个全面的汇报，并请求王金林带领广德红军独立团进军郎溪，领导和支持姚村暴动。
第二天，王金林召集干部会议，让张树生以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的最新指示：第一，为了加强对广德、郎溪、宣城三县土地革命的领导，推动更大范围的武装斗争，建立广郎宣三县大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广郎宣县委，张树生担任县委书记；第二，立即召开广郎宣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开展分田分地运动，为创建以广德为中心的大根据地做好准备；第三，向宣城的水东、孙埠进军，推进水东和孙埠暴动，建成广郎宣三县大根据地，然后向芜湖进军。
会上，还根据张树生带来的省委指示，改“广德红军独立团”为“皖南红军独立团”。
王金林在会上详细介绍了陈建富和李同洲在姚村一带组建农民赤卫队的情况，并表达了进军郎溪，攻打国民党郎溪姚村乡公所的意见。
一听要攻打姚村乡公所，消灭高队长的自卫队，为黄中道同志报仇，王大亚、龚守德、郭凤喈、崔德品等人都热泪盈眶。
高队长在抓到黄中道后，得到了国民党郎溪县政府的嘉奖，并给他的姚村自卫队增加了人员和武器，他因此变得更加嚣张和跋扈。
两个多月前，沈云山和毕小田在毕桥被郎溪县自卫队剿得东奔西突；躲到姚村，又被高队长追着屁股打，伤亡和跑散了几十个兄弟。他们投靠红军，就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报一箭之仇。于是，他俩表达了参加攻打姚村的意愿，并表示愿意打头阵。
王金林最后一锤定音，决定立即攻打姚村。
会议一结束，王金林就让龚守德连夜安排交通员赶往姚村送信给陈建富，要他们组织赤卫队和农会会员配合战斗。
第二天一早，王金林、龚守德和邱宏毅、沈云山带领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六百余人兵分两路，分别从广郎桥和苏村的八家进入郎溪境内，准备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姚村。
邱宏毅、沈云山带领一路红军队伍从广郎桥进入郎溪境内，计划从南边进攻姚村，队伍在东门村遇到陈建富带领的四百余名赤卫队员，便合兵一处，浩浩****向姚村挺进。他们刚到村头，巡逻的自卫队士兵就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开枪。高队长听到士兵的报警，立即判断是王金林带领的红军队伍打过来了，便带着六十余名自卫队士兵边打边往十字铺方向撤退。
王金林、龚守德带着队伍从苏村的八家进入郎溪境内，计划绕到姚村北边的下天门，切断敌人向十字铺方向逃跑的路线。可是，他们刚到鬼门关，离下天门还有五六里路，就听见姚村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按照昨天晚上的部署，两支红军队伍中午十二点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攻姚村，争取全歼姚村自卫队。可是，才十一点，南边的战斗已经提前打响。
听见枪声，王金林命令队伍跑步向姚村方向前进。当他们赶到姚村时，高队长带着自卫队已经从下天门逃往十字铺。
此一战，只打死三个自卫队士兵，缴枪八支。虽然没有达到打死高队长的目的，但缴获了他的战马，打击了国民党在姚村的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姚村的贫苦农民和纸厂工人的革命斗志。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农会、赤卫队和红军队伍。姚村的鸦山、茶冲、邵家村、九村、永丰、姚家塔、夏桥一带的农会组织纷纷建立；郎溪涛城的山下铺、长乐铺一带的贫苦农民也奋起响应，建立农会。
姚村战斗结束，王金林让李邦兴、郭凤喈带领三营回到苏村、石鼓一带开展工作。他和邱宏毅带着警卫连，同沈云山带领的二营继续留在姚村，指导和帮助陈建富、李同洲、黄大栋等人开展姚村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
就在皖南红军独立团进军姚村的同时，因“清剿”红军不力，首都卫戍团副团长黄成栋带领首都卫戍团灰溜溜地撤离广德，苏区军民的第一次反“清剿”斗争胜利结束。
历时五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歼敌一百多人，镇压恶霸地主四十余人，收编地主、土匪武装两百余人。红军队伍已经发展到六百余人，枪四百余支，赤卫队发展到千余人，赤色地区已经发展到花鼓、杨杆、誓节渡、苏村、石鼓、独树、月湾、柏垫、凤桥、梨山等十余乡镇一百五十多个大小村庄，面积达到六百余平方公里，人口五万多人。
此时，从广德苏区不断传来好消息：莫村苏维埃主席团在独树莫村成立，仰荣玉任主席；兴花村苏维埃主席团在石鼓乡老村成立，严德功任主席，张国华任副主席；桂花村苏维埃主席团在凤桥牛角冲成立，红色区域面积在逐渐扩大。
半个月前，在宣城水东搞农运工作的梁其昌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宣城的党组织力量很强，农运和工运工作开展得很扎实，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史秀峰已经指示宣城党组织，尽快组织宣城暴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德苏区的封锁和进攻，将广德和宣城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但是，水东和孙埠是宣城国民党政府在东南部的两个重镇，自卫队力量十分强大；另外，因为党组织还没有开展兵运工作，国民党军队内部起义的可能性极小，单靠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是很难取得暴动胜利的。宣城党组织希望王金林能带领广德红军队伍攻打水东和孙埠，推动宣城暴动。
王金林这次进兵郎溪姚村，除了支持郎溪暴动，另一个目的就是打通通往宣城水东地区的通道，为进军宣城水东做准备。
国民党首都卫戍团离开广德，并不是敌人的彻底失败，而是新一轮集结的开始。王金林明白，一场新的更加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在这场斗争到来之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把南乡的杨滩、四合等地的国民党地方自卫队武装和地主民团武装消灭干净，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南乡的根据地建立后，再西进宣城，就无后顾之忧了。
姚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王金林心中十分快慰。开辟姚村的目的已经达到，王金林决定带着红军队伍回师广德，开辟杨滩和四合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