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走向合作
一 南田决策
1937年7月14日，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和潜山战斗营营长易元鳌来到岳西县三区沙岭岗南田村，迎接从鄂东北转战过来的红二十八军军政委高敬亭。
南田村是现在安徽省岳西县主簿镇西边千米高峰屏峰山下一个高地山村。它原系霍山县南乡辖地，1936年1月划入新设立的岳西县三区头陀乡南田保，同年3月隶属岳西县第三区主簿联保。
南田，原名“南天”，地属淮河、杭埠河、淠河水系源头，是皖西南大别山中一个平凡的山冲，分布着几处自然村庄。当年西汉衡山国君臣及后来历朝历代的霍山县官员，从北边山外东淠河边的衡山镇南巡至此地，已是到了边境的南极。此处六县尖、天鹅抱蛋、牛角岭、屏峰山都是千米以上高山峻岭，登上顶峰好似登上南边的天了，人们口口相传，此地就叫成了“南天”。后来到清代，头陀戴氏族人到南天买了田地，戴氏族人指此处的田产为南边的田，简称为“南田”。“天”“田”音近，平时人们习惯叫南田，又把上冲田畈叫上南田，下冲田畈叫下南田。当地有个古民谣：“头戴金面山，脚踏两南田；有人识得破，能买万石田。”说的是这里山环水绕必有气，是一块必然要承载着重大事件的地方。
高敬亭这次到的是上南田，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面对着一片大田。从大田穿过去往南一条山道，正对着岳西县三区区公所所在地蛇形岗。往右边山谷中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头陀、鹞落坪、大岗岭，高敬亭也正是由这条路来到南田的。这正符合高敬亭选择宿营地的特点，看上去偏僻，暗地里又四通八达。
南田这一带1929年就有党组织在此活动；1935年3月成立南田游击队，是红军便衣队的活动区域，人民对红军感情很深。在岳西县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里，陈列着这样一张字条：
中国工农红军：
兹有霍山南田陈祥志自动捐献拥军大米两石系心平愿意
敬礼
一九三五年舒霍潜便衣队队部（印）
这是南田人民和红军鱼水情深的实证。它不仅是个字条，而且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就是在这个南田村，另外一个农民陈敬书三年中先后为红军献大米两担，肥猪两头，银圆二百六十二块，并养护一名红军伤员，直至其伤愈归队。1937年6月份，红二十八军从舒城转来几十号伤员，安置到主簿原、南田一带，这一带的甲山洞、瓢儿洞、龙王洞都做过红军医院，收治过红军伤员。南田一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地域。
高敬亭带来的部队，散住在南田村附近。麦子剃了头，玉米没了牛。水稻正含苞孕穗，山芋和黄豆长得快有蹲裆深了。此时又是大别山区的青黄不接天，麦子吃完了，稻谷没上来，粮食奇缺。战士们有的采摘野棠梨和快成熟的杨桃吃。野果吃光了，大家就吃青南瓜、马齿苋、地米菜、细米蒿，还把山谷地块中快要成熟的玉米苞谷掰下来烤着吃。青玉米秸秆有的很甜，如同甘蔗，用牙啮去皮，生吃了，然后视面积大小和数量多少放上银圆，作为赔偿。
“进剿”皖鄂苏区的敌人三十二师及安徽省四个保安团此时也在往这一带集中。附近的村庄，断断续续听到些冷枪声，远处不少村庄的屋脊冒出了黑色浓烟。而四周的天空是晴朗的，蓝得耀眼，田野、山溪、小径少见人影，平静中又预示着，将要有重大的不平静的事件到来。
鄂豫皖十年红军革命的结尾，被压缩到了南田一隅。现在南田村成了鄂豫皖共产党和红军的中枢。
高敬亭的住地，是上南田村金钱三、金孝纯家。这两处房屋建于1910年左右，在南田村也算是高大宽敞之处。金家房东把留着准备过年的菜都拿出来招待客人了。有一碗是腌咸兔子肉，这是用窝弓打到的，放在灶间火塘上吊着，烟熏火燎，看上去漆黑一团，吃起来又香又脆。
何耀榜刚走到军政委高敬亭住的院门前，一个提着双环马步枪、腰插驳壳枪的交通队的战士，朝何耀榜笑着说：“何政委回来了？军政委在等你。”房里值班的队员听到了，立刻喊醒了军政委。
激烈的战争年代，保证最高首长的安全是必要的。交通队有着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他们和大别山人人敬仰的高敬亭形影不离。不单有政治优势，还有军事优势，每个人都是长短双枪，还有大刀，有手电筒，而且单兵作战能力强。这种非同寻常的部队对很多人来说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神秘感。高敬亭出门已形成三个标志，一个是黑布抬椅，一个是手枪团和交通队组成的手枪部队，一个是他那小号官独特的军号声，使敌人闻风丧胆。
何耀榜一走进屋子就说：“军政委来了？”
高敬亭很快从黑布抬椅上站起来，以少有的热情，一把抱住何耀榜，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何耀榜也拥抱着高敬亭，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向他身上蔓延过来，冲击着他的心扉，给他以力量。此时两人的情绪万分激动，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少顷，两人松开手。何耀榜看到，分手九个月的高敬亭由于“脾寒”和肺病的折磨，再加上连日征战，脸显得蜡黄，额头也刻下好几道皱纹。
何耀榜对高敬亭说：“军政委路上辛苦了。我一听说手枪团二、三分队在鹞落坪战斗，估计一定是您过来了。我和易元鳌就赶来见您。”
大家坐下来。高敬亭看了看何耀榜和易元鳌，而后说：“我不辛苦。你们的工作很好，卫立煌三个月‘清剿’这样紧张，你们这里还可以隐蔽这么多的人……听陈明江说，你们接到了党中央指示信？”
高敬亭显得非常急迫。
何耀榜回答说：“信是没有，只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口头指示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份文件。”
高敬亭急着问：“指示，说些什么？”
何耀榜把王稼祥主任的口头指示复述了一遍，然后将姜术堂带来的以及从潜山工委获得的文件递交给高敬亭。
高敬亭认真地翻看着文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只是接到红二十五军交通员零星指令，而没有方向性的指示。1935年8月曾通过皖西北特委给上海中央写过信，可也是杳如黄鹤。这是他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三年之后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心情非常激动。他那种渴望上级指示的紧迫心情，现在的人无法想象。
西安事变后，坚持在大别山区已三年的高敬亭，这时看到最多的是国民党《扫**报》。这张报纸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创办并主管。1935年春，贺衷寒为了配合“追剿”的需要，将《扫**报》报社迁移汉口。汉口《扫**报》日出两大张，初印五千份。不久从上海购置了套色轮转印报机，陆续增印到一万五千份。由于报社设在武汉，鄂豫皖近水楼台先得月，“发行”得最多。高敬亭在转战的路上捡到的也较多。信息不灵，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从敌方那里，才能零星获得信息。一次，高敬亭从交通队捡到一张《扫**报》，看到有关国共和谈、两党共同合作抗日，以及全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的消息，他似信非信。习惯对《扫**报》上的消息正话反听、反话正说的高敬亭，还是看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所做出的政策的调整。中共中央已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口号，也看到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既喜悦又震惊。蒋介石的反共先锋、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没有想到他的报纸成了高敬亭的信息源。当时长征中的党中央是通过《大公报》和《山西日报》，为中央红军长征找到陕北的立足点。而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各省游击队，包括项英、陈毅等，都是通过国民党报纸获悉国共和谈信息的。《扫**报》最初完全是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剿匪’”而办的，使命是扫**国民革命征途中的障碍，辅助军事上的安内攘外工作。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序幕揭开，国共二次合作宣言发表。该报转变方向：“我们《扫**》的矛头指向倭寇。”1938年10月，武汉撤退，该报告别读者的社论，出于郭沫若手笔。
最近几个月，高敬亭先后三次接到这样的文件和信件，要红军和国民党谈判，可是他认为那是假的。卫立煌派人送来的信条件很苛刻，只是叫红军投降，还说陕北毛泽东、朱德和红军已投降了。卫立煌派来送信的交通员被他处决了，信和文件也被他烧了。他不敢相信也不敢在根据地党和红军内公布，那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会动摇军心！除了与国民党军血战到底外，谁敢设想另外的前途？现在应该相信了，特别是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高敬亭已从各个方面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高敬亭不断地对何耀榜说：“好了，我们有中央文件了，有根据，可以正式执行国共和谈了！”
在激烈的战争中，能否预防不利于己的偶然因素，能否抓住有利于己的偶然因素，并且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这是一个军事指挥员是否有智慧的试金石。
高敬亭在认真分析研究这批文件后，准备在鄂豫皖做出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他说：“王稼祥主任的指示是真的，党中央的提议是正确的，但国共和谈可不能投降。这几个文件不久前我在鄂东看过了，不过不是中央送来的，是通过地方党组织送来的，所以送来三次我都没有相信。你这个是中央送来的，又是从西安讨来的，一定是真的，精神我们还吃不透，叫陈明江来读给我们听听。”
在高敬亭住地，高敬亭、何耀榜、特委秘书徐文初、便衣队队长徐海珊、陈明江、唐元田，还有一位姓汪的巡视员，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听陈明江读文件。
陈明江把文件反复读了三遍，陈明江深知事情重大，他对文章中的字词语句标点符号都不敢有半点马虎，眼到语出。对文件中的“兄弟阋于墙”还解释了一番。高敬亭听完以后，说：“和我以前接到的文件意思是差不多，就是字句不一样，这次是真的，特别是文件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及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要提高警惕，保持独立性，以免遭受不测’等，应该相信是中央精神了。”
何耀榜说：“军政委，我把这半年来皖鄂边的情况汇报一下吧？特别是黄冈大崎山战斗，我们已到了巴水河边，只是大河涨水，没有增援过去……”
“不用，陈明江已汇报过啦，大概的情况我已知道了。大崎山战斗，你们牵制敌人有功。现在皖鄂边还有这样大的力量，很了不起。鄂东北在卫立煌的三个月‘清剿’中损失不小。现在鄂豫皖的领导层，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啦。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全国性的大变局中，一定要把各项工作做好。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都到陕北了，国共合作了，现在正在谈判。我们也试试，商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坚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决定：从现在起正式与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边区督办公署进行谈判。让大别山区红军实现国共合作，开赴抗日前线。谈，就与卫立煌谈判。”
合肥人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这时是督办大别山“剿匪”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高敬亭是坚守大别山的红军最高领导人。“谈，就与卫立煌谈”，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何耀榜听了高敬亭这番话，十分高兴。他问高敬亭：“国共和谈我们虽然有一些准备工作，但由于没有中央和您的决定，没有进行谈判。如果确定谈判，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陈明江建议说：“这里就比较合适。我们在这里有些区乡联保工作。要是写信，可以送到我们门前三区蛇形岗的炮楼里，三区的区公所就设在蛇形岗炮楼下。蛇形岗炮楼站在我们门前的山头就可以看得见。信可以由岳西县三区区公所转递。不过，就怕敌人发觉高政委和何政委都在这里，要是被敌人包围起来，情况就紧张了，请你们考虑一下。”
1936年1月安徽省岳西县正式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当时岳西分三个区二十一个保。第三区区公所设在蛇形岗。区境主要来自霍山县第四区南乡九个保，包家河九个保，舒城县第六区三个乡，还有潜山县、太湖县几个保，经重新调整设置后，岳西县三区辖黄羊、沈家桥、主簿、马畈、白果、河口六个联保。全区面积六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区长为李德保，前面说过，他是个中共叛徒，原来的上海中央局派来的特派员、中共皖西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但他叛变来到这里担任区长后，和红军便衣队暗中也有来往。
高敬亭说：“中央叫打着谈判，我听说你们把特务营、战斗营补充起来了，我也把手枪团二、三分队带来了。那么，你们就通知手枪团、特务营、战斗营都到这里集合，和便衣队一道，先打响，再谈判。”
何耀榜说：“高政委，党中央指示不能把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这样容易被敌人围歼。国民党一向不讲信用，耍流氓手段。我们要分兵作战，通知主力在外围作战，我们带领手枪团、交通队和警卫队在里面谈判，万一敌人包围我们，可以里应外合，也可以冲出去。另外，我和高政委两个人不能同时出面，敌人要是知道我们两个人在同一地方，必然用最大的兵力来捉我们，如果都被敌人捉去，谈判就无法实现了。”
高敬亭听了，对何耀榜说：“你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就这样决定。今天晚上，我先给卫立煌写一封信，明天派人送到附近的岳西三区，请他们代转。一定要卫立煌派代表来。其他具体问题，由你去布置。”
在南田村金钱三家里，有红军老战士回忆：高敬亭屋里的灯几乎亮了一夜。
高敬亭此时面临的局势是多么与众不同啊！谈判已不同于血与火的血拼，在这种斗争中既要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不能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大别山共产党人必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年来，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都断了联系，想见个外面的人都难，人都傻了。除了打蒋介石还知道什么呀？在大别山孤军奋战的高敬亭，得到盼望已久的党中央的文件，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在召开会议并和何耀榜交谈后，他仍点着灯一遍一遍地看。看后坐在那里抽烟，或者站起来踱着步，就是不吭气。他在仔细体味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和“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中央要求全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面对党中央的指示，高敬亭既无比喜悦，又感到诧异、震惊。要和拼杀多年的对手握手言和，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真是既复杂，又难以判断……思考直到下半夜，高敬亭亲自动手给卫立煌写信。
高敬亭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名义，主动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根据一些老红军回忆，信的大致意思是：“我奉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一、接信后凡驻我附近的国民党士兵立即撤退；二、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信中最后又强调鄂豫皖停止内战，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信中还表示了红军的严正警告：“我们的部队在这里，你们有本领的话，上来拿枪，你们把这支部队消灭，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还多得很。你现在就是去鄂东北把高敬亭本人捉住，二十八军的高敬亭还多得很，谁都能代替他。”之后，高敬亭又给岳西县三区李德保区长写了一封信，让他立即派人把信送给卫立煌。高敬亭唰唰几笔在信封上写了“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速交卫立煌督办收”，下款写“红二十八军缄”。
做出这个决定是何等艰难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交通队是警卫部队，交通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军首长的警卫工作。罗映臣，当时红二十八军交通队通讯班的班长。他回忆道：和谈之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时发现军政委房间的灯老是亮着。我下哨回来，见军政委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放下枪，推门进去，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沓书报。我催首长休息，注意身体。他停下脚步，对我说：“睡不着。”接着又说，“小罗，你睡吧，有些事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你会清楚的。”
当时年方十九岁的罗映臣，是随方永乐从鄂东北独立团过来的，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同时，红二十八军发布命令：手枪团、特务营、战斗营，各工委、游击队、便衣队立即行动起来，散发有关谈判的传单、标语，配合谈判，并提供外线情报。
高敬亭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到现在他的足迹没有离开过大别山。在这个特定的时刻，高敬亭从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眼花缭乱的战局，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在没有得到中央和上级具体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决定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素质。
高敬亭做出和鄂豫皖边区“剿共”指挥机关谈判的决定，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前兆和脉络的。
1932年1月10日，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召开的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选举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成仿吾、汪友卿、郑位三、耿显义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沈泽民当选为省委书记。沈泽民做工作报告，“中国革命**，在日占满洲以后已达到一个新转折点，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革命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同时日军侵略我国东北是“直接进攻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亦已成熟”。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在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进一步向外进攻。依照中央指示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京汉路两旁行动自如的形势”。“准备造成更大的鄂豫皖整个赤区”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完成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力量特别要注意向帝国主义的要塞（长江边和京汉路两旁）推进，红军主力的行动自然也要配合这个方向”。省委要加强党对反帝工作的领导，“迅速建立反帝的群众工作”。他说：我们最终要和侵略中国的日本作战，在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之前，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及其武装。这些话让高敬亭这个省委常委也进一步知道如何从国际国内形势来思考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
可是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对鄂豫皖就有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四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的第五次“围剿”。日本陆海军则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不久后，就爆发了“一·二八”日本进攻淞沪战争、华北事变……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高敬亭虽然和中央、省委机关失去联系，又整天在深山密林里，但是高敬亭尽可能多搜集信息。他的交通队出山袭敌之后，就把收集书报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如国民党报纸说“共党徐向前部窜扰四川”，他就知道红四方面军到了四川，并在四川占了哪些县。他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徐海东部在陕南被全歼”，就知道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了，并以这些消息做报告，给部队讲形势，鼓舞士气。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
再看看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轨迹，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的脉络也是清楚的。
1934年6月，省委在安徽霍山县的团山召开省委会议，高敬亭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做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皖西北道委指示信第一号》。信中指出：“目前的中国正是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的生死斗争”“我们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来粉碎五次‘围剿’，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
红二十八军初创时期，军、师政治部经常用油印刻印的红军布告、传单、口号等，宣传党的主张，宣传红军的战绩。当时口号内容仅有“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拉夫抓丁”“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打倒国民党”等。到了1936年初，高敬亭从报纸上得知“华北事变”的一些情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的一连串事件，非常愤慨。高敬亭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加强了抗日宣传，红二十八军所到之处，贴出的标语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突出的口号了。
1936年春天，高敬亭派便衣队队长汪少川，到皖西宿松一带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汪少川在宿松罗汉尖组织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游击队，对外称“大中华抗日救国军”。3月，高敬亭亲自到罗汉尖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向全体人员讲话。该部一度发展到一千余人，这是红二十八军对外打出抗日招牌的第一支军队。这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二十八军及便衣队在皖西和沿江一带的影响。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和12月西安事变之后，抗日宣传更加明确了。1937年春在鄂豫皖红军小学编写的识字课本中开头就写道：“看到我中国发生战事多，青年都要动干戈，老幼受折磨，中日两相争又有蒋匪兵，鸡犬鹅鸭尽遭瘟，百姓不安宁。”课本最后写道：“努力去抗日又打蒋介石，大家齐心又协力，以后分田地。”这些都说明红二十八军是主张抗日的。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这些领导者们，光从受教育程度来说，文化水平都特别低，部队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知识分子，清一色的大别山农民，连初中程度都没有。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走后，这些“干干净净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的领导”，并没有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而是不断地搜集国内外情况，“偶尔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一星半点的消息”，根据形势，采取措施。为了掌握形势，鄂豫皖在苏区外设有许多情报点，负责搜集安庆、九江、六安、合肥等地的各种消息和敌情动态。高敬亭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全国抗日**就要到来，红军要制定新的斗争策略。
高敬亭对应不应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是经过反复考虑，并运用他巨大的权威一锤定音的。因为要和昨天你死我活的敌人进行谈判，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本应请示党中央批准才好，但当时他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无法直接请示，而如果久拖不决，又会丧失有利时机。高敬亭在同何耀榜商量，同皖鄂特委反复研究后，决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以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以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需待党中央决定。
远处蛇形岗小街传来隐隐的狗叫，碉堡上的灯火还在闪烁。
交通队警卫班长万海峰身佩驳壳枪，在高敬亭住室外逡巡着。只要高敬亭一住下，万海峰总是不离军政委的住处，直到高敬亭房间灯花落了又开，开了又落，他才去休息。在大别山区，夏天的后半夜就开始凉爽了。这时，草和树上的露水很重，弯弓似的夜月已经落山了。高敬亭的住处，那盏油腻乌黑的灯盏还在亮着。
十三岁参军的“毛头”，后来由高敬亭起名，在红二十八军的花名册里，已叫作“万海峰”了。在此时万海峰的生命里，印象最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东家放牛村里辱骂、殴打过他的地主：另一个是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二叔；再就是军政委高敬亭了。
7月15日清晨五时，东方发白了，先是一道微弱的白光，渐渐扩大，像一条银河躺在东边群山上，继而天边都变成了美丽的玫瑰色。已是警卫班长的万海峰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他把挎在身上的驳壳枪正了正，准备随时听从高政委的召唤。
山野十分沉静，四周传来小鸟的歌唱声。这时，万海峰听到高敬亭一声大喊：“万班长！”万海峰立即走进去。高敬亭对他说：“立刻安排人把这封信送到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岗炮楼去。我等信儿回来。”
万海峰派了三名精明强干的警卫战士，化装成当地农民，但腋下夹的、腰中插的有枪，护送交通员金孝广前去蛇形岗送信。
这段经历，对万海峰日后在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战略眼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什么选择金孝广送信？
原来交通员金孝广就是南田村人。南田村居民不多，金家是老住户之一。金孝广和高敬亭所住房屋的房东还有亲戚关系。生于1915年的金孝广，十八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此时二十二岁，近一米八的大个子，身强力壮，熟悉当地情况，由他来送这封信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金孝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1950年3月被评为全军人民功臣，由二十九军颁发人民功臣奖状，后退伍返乡，1966年病逝于南田村中。
金孝广送信出发后，高敬亭与何耀榜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万海峰一干警卫自然紧随其后，左右不离地保卫首长的安全。
这时，高敬亭看了看万海峰说：“在谈判时，国民党肯定会一面花言巧语地保证我们下山后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会对我们施加压力，逼我们让步。你是班长，要多长个心眼，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时刻得保持与部队的联系。咱们大别山三千人马的命运，可就在这一两天的谈判中决定呐！”
“首长，请放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完成保卫首长和部队的任务。”万海峰感到了心头的沉重。
如今的万海峰不是当年的“毛头”了，他已开始学会深度和全方位地思考问题了。他让警卫战士给大别山两位职位最高的红军将领送去一壶开水，便轻轻地掩上门，让首长们静下心来，思考大事。
二 送信蛇形岗
从南田村来的这封突然出现的信使敌人十分震惊……
高敬亭致卫立煌函件信封上写着：“岳西县第三区区公所速交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卫立煌督办启”，落款为“红二十八军缄”。高敬亭不知道的是，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中央的日子。
时间上的巧合，往往也很有趣。当大别山在1937年春夏还在进行“清剿”与反“清剿”战争时，3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代表在杭州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1937年7月4日，周恩来精心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稿。7月13日，周恩来率秦邦宪、林伯渠等上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开展第二次国共会谈。周恩来于7月15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此时，卫立煌也在庐山。1937年7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参加的“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宣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的决心。卫立煌是听众之一。蒋介石准备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付国民党的宣言中指出：“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赞。”“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民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地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纵观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进入到举足轻重的时刻，高敬亭、何耀榜两个大别山人顶上去了。高敬亭这重要的一步与中共中央的号召完全步调一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红二十八军的倡议信是同一天交给国民党的，内容也相似，都是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这既是巧合也是高敬亭和党中央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表现。红二十八军在国共和谈中重大而富有成效的战略决策，无不与高敬亭的政治智慧有关。这次，高敬亭主动提出和谈，也可谓一种创造。长江北岸的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造。他们没有高深的政治理论，但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是，在面对历史巨变的一瞬间，他们拿出了切合实际的举措。
据罗映臣回忆，在送走和谈信件后，高敬亭和何耀榜有过一段谈话：中央要求我们国共和谈，这是我们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我们在谈判中要保持独立，这不过只是策略。我们这几年打苦了。现在要抗日，也需要整顿一番，发展一下。
当时国民党官场文牍往来，很有讲究。更忌名讳字，而这封信竟然把“立煌”二字端将出来。炮楼里的官兵，突然见到这封乱了规矩的信件，加上下款有“红二十八军缄”六个字，不敢怠慢，连忙将信送到紧挨着炮楼的区公所。当时区长李德保不在，区员汪汉臣接到这封信，诚惶诚恐，一面打电话向县里报告，一面派人火速将这封信送往县政府。岳西县县长方少石即将函件通报“驻剿”部队三十二师师部。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又将函件的主要内容，电告督办公署。鄂豫皖督办公署接到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的电告：“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报该县第三区李区长报告，红军高敬亭派人来致意愿开和谈，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
整个南方八省的谈判，是各地个别的游击武装与个别的省县地方政府谈判。因此，在条件内容上不可能一致。各省县地方政府没有什么诚意，发生了很多意外之事。很多国民党人士认为这种谈判不是和谈，而是改用表面和平以替换突然的进攻手段，中心还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这些力量。可是，在鄂豫皖苏区，由于高敬亭和卫立煌的努力，很快进入实质性的和谈阶段。
卫立煌当时在庐山开会。在鄂豫皖督办公署据守的是总部参谋长郭寄峤，高参刘刚夫、刘晓武、戴永荪、叶粹武等。郭寄峤便召集他们开会，商议此事。在卫立煌部队中，流传着“卫立煌能打，郭寄峤能干”这样一句话。郭寄峤是国民党部队中一位很有能力的标准的参谋长。
据卫立煌的高参刘刚夫回忆：七七抗战开始，正是吾辈军人效命国家之时，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图存。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颇失人心，大家都不愿打内战，这种空耗国力的事情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亦触动我久蓄于心的旧恨新怨。如蒋介石上台以来不让我们保定毕业军人带兵，难道叫我们一辈子做参谋人员吗？这不啻无形中剥夺我们直接为国杀敌雪耻的权利。我是安徽人，算一算，民国以来，安徽省主席一职，除吴忠信曾担任过短时期外，就再无第二个皖人了。以他刘刚夫保定九期毕业的资历，由于没有带兵，到现在还没有升上少将，而那些后起之秀黄埔学生都纷纷晋级为少将、中将，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如果我们任外来者宰割压榨，当军人的就对不起家乡。(1)
卫立煌的幕僚们都知道，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卫立煌不是黄埔系，又不是浙江籍，是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也形成独特的生存和处世法则：蒋介石和中央实力派排挤他，他就离心离德，独善其身。基于上述诸种想法，卫立煌、郭寄峤和刘刚夫常感有建立自己部队的必要，高敬亭我们抓了好几年都抓不到，既然他主动提出谈判，不如趁机收编过来，也好壮大我们卫老总的力量。高敬亭和他的部队是刚毅而又勇敢的，他们的纪律、体力和战斗精神，在同我军作战中表现了非凡的勇毅，简直不应属于“共匪”部队，而应属于中华民国部队。各路国军拿他们没有办法。高敬亭在战场上所表现的不是一个农民，那简直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战将。
还有，卢沟桥事变后，爱国军人均不想再打内战了。举行谈判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此前至今，卫立煌军队仍在鄂豫皖边区进行着大规模的秘密“清剿”，但收效甚微。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已进入**，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也逐步成熟。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完全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这一途径解决争端，一致对外。
想吃怕烫，是卫立煌参谋部的共同想法。在郭寄峤召集的会议上，有的说，高敬亭被我们“清剿”，重重包围，力穷势急，这提议是缓兵之计，让他先喘一口气，重整旗鼓，再来扰乱。有的说，不能听他的花言巧语，我们派代表去，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不能堕其术中。在鄂东，我们有的部队派代表去过，也被杀了，还是加紧“清剿”。有的说，高敬亭势穷力竭，我们如果派代表去，他也不敢杀害，但试问哪个敢去？还有人说，果真要和谈，他派代表来好了，何必一定要我们派代表去？有的说高敬亭诡计多端，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郭寄峤眼看大家一味偏见，就问刘刚夫：“刚夫兄，你的看法如何？”
刘刚夫说：“缓兵之计，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们去后，多少会看到游击区里的一点真实情况，对我们布置‘清剿’倒是有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果请我们派代表去而杀之，那就不是缓兵之计，而是促使我们加紧‘清剿’了。他们不会这样做。自发生西安事变，共产党出来调停，老蒋安然返都，全国百姓对共产党的看法越来越好。现在国共和谈的呼声日高，高敬亭提出和谈，不是无因的。在我看没有什么诡计，请问骗我们牺牲一两个代表，于他的好处又在哪里呢？日本鬼子现在一步步地吞并中国，我们军队自己打自己要紧，还是打日本鬼子要紧呢？保卫祖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高敬亭现提出和谈，不管和得成和不成，我们照派代表去不会错。凡是中国人谁不愿打日本鬼子？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中国还有救的希望，否则，不是说丧气的话，亡国就迫在眉睫了。”
有人站起来说：“还是刘高参的话确有见地，先前只为我们自己打算，没有把国家民族考虑进去。可是现在派哪一位去好呢？”
刘刚夫见大家面面相觑，高调是他发的，如果他也畏缩不前，岂不成笑话？况卫部一切对外事宜，卫立煌也喜欢派他去负责的。卫立煌让合肥县城关人刘刚夫担任驻京办事处主任，与南京国防部保持良好的联系，利用保定同学关系，在人事物资等方面争取好的安排。他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负责部队的军需后勤以及去南京方面的联络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说：“无人去，我去！”
郭寄峤说：“不忙，先将高敬亭的提议和我们讨论派代表去的结论，电报庐山卫总指挥，看他派谁去。”
卫立煌此时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
卫立煌曾经是北伐英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后他又是“剿共”名将。由于他1932年“进剿”鄂豫皖苏区时作为主突纵队，率先攻下鄂豫皖苏区东部战线的堡垒金家寨，因此蒋介石把县治设在金家寨的新县命名为“立煌县”，以示宠信。1936年2月，蒋介石又任命他为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把消灭鄂豫皖地区共产党和红军的重任交付给他。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又让卫立煌改任“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授予他更大的权力。“督办”是什么？卫立煌心里很清楚。公署的牌子挂了，但“清剿”红军的任务并没有变。三个月来，卫立煌把督办公署由六安搬到金家寨，指挥鄂豫皖三省大批部队“清剿”鄂豫皖苏区，目的是要把大别山的红军**平，把苏区根据地摧毁。尽管他想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碉堡围剿”等不少点子，收到一定成效，但是三个月过去了，却怎么也挖不断红军的根。红军仍然在战斗！和他对抗的这支红军部队，火力如此之猛，士气如此之强，是他没有想到的。自己精心策划了三个月的“清剿”，被高敬亭打败了，这让他这位上将感到很没有面子。自己偷鸡不成蚀了好几把米，损兵折将，得不偿失，红二十八军的军旗仍然飘扬在大别山上。
卫立煌和他的高参郭寄峤等人，都是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按说，一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武器来源的叛军是抵挡不住正规国军的进攻的。可是红二十八军却屡“剿”不绝，发生这种情况，正说明国民党军心动摇，士气不可再用。国军是为军饷作战，而红军不是。自己主政前来“进剿”，已一年多了，一鼓作气尚未能克敌制胜，现在是一而再，再而三了。此前“赤匪”不过以高山深谷为凭恃，为害只在偏僻，近则蔓延而至长江，诚出意外！民族矛盾现在又是如此尖锐，再要鼓起劲来发动大的“进剿”是很难的。况且，他已向南京国民政府请命，要求率军北上抗日！如果在鄂豫皖的“剿共”战局继续逆转，这对卫立煌来说，不能不是个精神负担。
高敬亭所部提出和谈改编，正合他意。如果改编成功为自己所用，这是上策；不行，让红二十八军离开皖境，也是一种效果。
十天前国军在黄冈白羊山战斗失利之后，让卫立煌及其参谋部大为惊异，感到不可思议，也大为恼火。方本仁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是自己的师辈，方本仁的儿子也是他卫立煌的朋友，竟让他们的故宅在自己的战区遭袭，和他们见面如何好说？红军参战的只有一个营和一个手枪团分队，而国军周边则有六七个团，竟然打不过红军，打不过那些“土共”！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责任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至于国军扑空，这肯定是有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他下令：“应将素质不良之军队调防，不尽责任之行政官撤职，以收亡羊补牢之效。”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收复的白羊山进行调查，发现各县县署多不离衙署，甚至有数年仅下乡一次者，以麻、黄二县为最。卫立煌决定在黄安县城，召集驻军团长、鄂东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会议。卫立煌做了激烈而又严厉的训话：“各位同人，大家想想，国军十万多人，四处‘清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我们不用力，红军能生存吗？这不仅是懦弱，而且是逃脱，抛弃了我们部队在北伐中的勇气，让我们国军在‘剿共’中的战绩都成了笑柄。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也有愧于蒋委员长对我们的信任。我希望诸位必须彻底地消除这种愚蠢的避战和惊慌心理。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通共者，定然严惩不贷！……”
一位县长不服，站起来说：“督办主任，根据你的七分政治，‘清剿’部队每次捕获俘虏，均送各县署寄押，现不仅囚粮有限，而且狱中有人满之患。建议督办应多设感化院，以改造‘匪徒’之心理，不然我们承受不了。”
卫立煌正欲作答，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寄峤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并补充了一句“日本鬼子打进卢沟桥了”。卫立煌看完电报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军队向河北宛平城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卫立煌发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对日不可软弱让步，一旦事态扩大，作为党国将领，他坚决请缨北上。电后不久，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卫立煌组织的十余万大军对鄂豫皖三省红二十八军的“清剿”，被迫于7月8日停止。
卫立煌行前与参谋长郭寄峤、高秘戴永荪、高参刘刚夫和叶粹武等就当时局势问题进行商谈。卫立煌说：“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可能要做好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仅仅一个上午，在金家寨的卫立煌督办公署司令部、在黄安县城、在六安县城、在岳西县城、在经扶县城、在南京、在武汉至庐山一路，各地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叫卖声……到处都是《抗战爆发了》的号外。有的 “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日本鬼子进攻中国了！这个消息把那些麻木的中国人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遍城乡……
卫立煌是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看到由于共产党从中调解，蒋介石和他们都获得自由。临别时，大家在西京招待所前合影以作纪念。卫立煌目睹了中共中央在调解西安事变并使之和平解决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也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可是两党中央半年来之谈判奔走，国共合作结果不大，不战不和，蒋委员长对国共合作仍在敷衍。卫立煌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形势当然清楚，对蒋介石暗里要继续“清剿”但明里又不得不摆出停战合作的姿态也看得很透。他在鄂豫皖打了七个月，收效也不大。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蒋介石期望中日之间以和谈、国际调停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破灭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再也没有“剿共”的外部条件了。中国无一省无一军不拥护中央，蒋介石无借口，亦无谎言可说，只有决心抗战才能维持统治。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现在他要抗战、要救国。他也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抗日救亡大潮。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的积极推动下，1937年7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举行谈话会，表明了团结抗战的决心。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就合作抗日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中再次涉及了红军主力走上抗日前线的问题。北方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薪饷照国军待遇，担任独立自立之战略任务，子弹方面稍得补充。周恩来建议，双方速派人员分赴鄂豫皖等南方地区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7月19日会议结束，蒋介石当天返回南京。一到南京，他立即发表声明：中国将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
卫立煌，就是这样一位曾与红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走上华北抗日前线之际……这一切对卫立煌的触动很大，他的内心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军的压力、全国抗日浪潮的声援、国共两党中央达成协议、蒋介石表明抗日决心等因素的影响下，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已经丧失了彻底“清剿”边区党组织和军队的外部环境。此前，卫立煌派人前去与高敬亭部沟通没有成功，现在高敬亭自己愿意和谈这当然是好事。卫立煌当即回电，同意谈判。他决定派高级参谋刘刚夫为全权谈判代表。为确保刘刚夫的安全，卫立煌并令郭寄峤代拟电通令边区各专员、县长和各分区司令，尽量给刘刚夫以便宜行事，负责保障他的安全。
卫立煌同意谈判的命令很快从庐山传达到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县办事处和岳西县政府。
7月15日当天中午十二时，蛇形岗炮楼里出来一名乡丁，往北疾行，给驻在南田村的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
高敬亭先生：我方愿意形成谈判，兹派我方代表赵先生前往蛇形岗炮楼，请红军最好也派人来蛇形岗炮楼接头，做一次交谈。落款是“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
敌人的行动好快啊！从清晨送出和谈信件到这个消息反馈到南田村，这期间总共不过七个小时，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这在国民党办事效率中，是空前的。
千呼万唤，大别山区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对方的反应是如此之快，又让还处于战争状态的、多谋善断的高敬亭和何耀榜感觉到不可思议。
从南田村至蛇形岗抄小路有二十五华里，蛇形岗离县城抄小路也有五十华里，岳西办事处即使很快接到公函，也要有一番计议、辗转才对，怎么会这么快？高敬亭他们不知道，交战的对手有电话、有电台，再加上他们也求和心切。回信是岳西办事处赵参谋快马加鞭带到蛇形岗，叫三区李德保区长立即派乡丁送来的。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南田村四周山野浓浓的绿色显得密不透风，也确实一点风都没有。在南田村金家住屋里，只听到屋外蝉声不断，越响越大，满世界都被这声音充塞了。高敬亭、何耀榜几个人坐在竹椅和木凳上。天热，屋内就如一个蒸笼，闷热、烦躁，每个人又肩负着沉重的担子，身上的汗水往下直流，大家都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国民党方面为什么反应这么快，是否其中有诈？是否是敌人的圈套？当时国民党还在鄂豫皖边区到处张贴着悬赏捉拿高敬亭、何耀榜等人的告示。布告上公布活捉高敬亭赏大洋五万，何耀榜二万。国民党对鄂东北的“进剿”告一段落，对皖西的进攻刚刚开始，其三十二师正准备对岳西的鹞落坪、大岗岭、南田村一带进行“进剿”，这会不会是国民党借谈判为幌子的诱捕计策呢？借口谈判把高敬亭和何耀榜诱进炮楼加以杀害，而后动用重兵把红二十八军的武装消灭在鹞落坪、大岗岭、南田村一带，实现其在三年“清剿”中未能达到消灭红军之目的？但是，又不能不去，如果不去，无法实现党中央的指示，而且敌人必然会造谣说红军对谈判没有诚意，对国共合作抗日没有诚意，甚至于影响到全国范围内的国共合作谈判。
形势摆在面前，红军是非去不可。
“军政委，要谈判就不能不冒险，更不能怕牺牲，就是牺牲了，也是为了党。我看，还是我带一班人去看看情况。”
何耀榜停顿一下，等待高敬亭的同意，但高敬亭一直在沉默着。何耀榜又补充说：“情况变化很快，要早点做出决定。我走以后，皖鄂边区的部队由易元鳌负责，路线，陈明江最熟。事先一切都要准备好，发现情况立即投入战斗。炮楼里要是出了情况，你们听我的枪声为号。”
没有其他更好、更妥善的办法了。
高敬亭考虑再三，决定让何耀榜去蛇形岗接头。临走的时候，高敬亭握住何耀榜的手说：“今天的谈判你得亲自去……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午后，何耀榜从南田村出发，带了十来名红军战士，顺着向南的山路，经过二祖山、黄泥岗，来到了蛇形岗的山坳口上。
送走了何耀榜，高敬亭并没有休息，他让交通队战士护送他来到南田村正南方的师祖山山顶上，通过望远镜看着何耀榜的行进路线。十几个警卫战士持着枪在他的周边警卫着。
7月，中午的南田村显得酷热而又寂静，除了鸟的啾鸣和蝉声以及山林在阳光暴晒下的爆裂声，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高敬亭举起望远镜，全神贯注地透过树枝朝南面眺望，在中午明亮而又炽热的太阳照射下，蛇形岗的炮楼依稀可见。
久经战阵，什么样的敌人都打过，可是国共和谈，却是大姑娘坐轿第一次。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很难体会到摸不清敌情的痛苦，很难体会到高敬亭此时紧张的心情。高敬亭由于处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中，他恨不得自己能够变成千里眼，一下子看清前面的敌情。何耀榜刚刚离开，他就觉得时间过了很长，举着望远镜，死盯着前面。
何耀榜往前走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古道，连接岳西的衙前至南田、头陀、黄尾和霍山县城。这条古道在蛇形岗这里通过一座半圆形小山岗上的古关隘，关隘就处于两山连接的凹处。关隘的东边一溜山岗，酷似一条大蛇，故名蛇形岗，现在已简化成“蛇形”村了。关隘的西边一溜山岗建有两座碉堡，上面的一座小一点，当地人叫小碉，下面一座大一点，叫大碉，像两根粗大的楔子，耸立在山岗上。三区区公所，一座新建的四合院，就紧挨着大碉下面。这两个一高一低、连成一线的碉堡群，东边控制通向南田、头陀的大道，西边控制着通向青天畈、鹞落坪和来榜河的大道。
何耀榜一路前行，来到蛇形岗山凹关隘口，回首一看，南田村后黑黝黝的屏峰山高高耸立，屏峰山左右伸出两道山峰，在南田村前形成左右对称的两座山岗，紧紧守护着南田村和屏峰山，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形。自己出山的道路也正是从这两座山岗之间延伸出来的。何耀榜知道，在山岗上、密林中，那里有高敬亭政委，有无数的战友在盯着自己，呼应着自己，自己并不孤独！
何耀榜看了看两座高高耸立的炮楼，想了想，决定不能马马虎虎进炮楼，就在蛇形岗凹口不远处一座凉棚里坐下来，装着乘凉休息的样子，等待对方派人接头。十名红军战士警惕着四周。何耀榜看到，国民党的那位赵先生架子十足，竟坐在炮楼上不出门。门口的哨兵端着枪满脸神气地立在那儿。
一支烟没有抽完，炮楼里走出几个人，来到何耀榜面前。为首的一个人自我介绍：“我是本区的区长，姓李名德保，请问贵姓？”
何耀榜早就听说这个李区长能干，是个叛变的共产党员，从上海中央局来的。看他年龄约三十岁，白净稍瘦，像个书生，确是精干练达的样子。何耀榜机警地称自己是何耀榜师长警卫队的吴队长，是个营级干部。“吴”也就是“无”，子虚乌有的意思。
“噢，请稍等一会儿。”
说着，李区长急忙返回炮楼，随即带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军官来到凉棚下，为他们互相做了介绍：“这位是岳西办事处的联络参谋赵先生，这位是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何师长的警卫队吴队长。”
这是鄂豫皖敌对的国共双方所进行的第一次接触，气氛紧张，交谈也感到困难。
刚见面时赵参谋居高临下，气势逼人，以为自己是国军军官，对方是“匪共”的一个警卫队长，便霍然变色，装腔作势地说：“你们的正式代表呢？不见正式代表是不能谈判的！”赵参谋显示出那种骄横、粗鲁、擅长作威作福的人所特有的轻蔑神情，到了完全不把何耀榜放在眼中的蛮横不讲理的地步。
何耀榜看到他那股酸劲儿，心里不由得发笑，回答道：“我是奉我们代表之命来接头的，并不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向何师长转达。”
赵参谋听罢此言便摆出一副胜利者接受失败者投降的姿态，下了决心似的，迅速而又确信地说道：“那好，咱们就摊开来谈吧。吴先生，交一挺重机枪五百元，轻机枪一百五十元，盒子枪一百元，长枪八十元。你们的官，若归顺国军，官晋一级，给优厚薪俸，到我们这里来还当官；你们的兵，到我们这里来都当排长，卫长官喜欢你们的兵！……”
“做买卖？！你不是来谈判的！”何耀榜大声质问道。国民党明码标价的那一套，让何耀榜很生气。
“贵军战斗力之强悍，大别山战区都知道。白羊山一战，连卫督办也惊动了。这么好的部队，怎么不下山抗战？”
说红军的官过去晋级，兵过去都能当排长。看来国民党对红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清楚且信服的。这又让何耀榜有点暗自高兴。没等那赵参谋把话说完，何耀榜便厉声驳斥：“赵先生，你是奉谁的命令来谈判的呢？”
赵参谋回答：“奉卫督办岳西办事处的命令。”
二人刚刚交谈，便如此话不投机，李区长悄悄跑回炮楼下的区公所去了。
“你这不是谈判，这是在做买卖！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都以民族利益为重。你回去问问你们卫督办，他是真谈判还是假谈判？”何耀榜厉声责问道。
“贵军下山，总得索取相应的……”赵参谋被训得语无伦次，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回答。
何耀榜接着说：“这样吧，我们的师长离这里不远，我回去报告师长，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谈判。”这是何耀榜的金蝉脱壳之计。
根据这名国民党代表的态度，何耀榜判定国民党是假和谈，他要想办法脱身回去。
赵参谋见“吴队长”不好对付，怏怏地说：“好吧，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代表何耀榜师长，叫他不要走，我也回去报告我们的长官。”
没等赵参谋回去请示，区长李德保又匆匆赶来凉棚，说：“赵参谋，你的电话。”赵参谋跑回炮楼下的区公所接电话去了。
李区长转身连连向何耀榜抱拳施礼：“我刚才打电话给方县长，报告了你们交谈的事。方县长说卫督办有电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有高敬亭部发起谈判，我方军队不得引起冲突，地方政权不能制造麻烦，而且还要供应给养。方县长还一再嘱咐，这是国家大事，事关重大。所以方县长要赵参谋去接电话。”
何耀榜说：“我党是为了国难，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刚才那位赵参谋，简直胡说八道，想诱降我们，白日做梦！”
李区长忙说：“赵参谋可能没有获悉卫督办的命令，不过方县长在电话里一再嘱咐，谈判是国家大事，事关重大，一定要……”
这时候赵参谋接完电话后赶回接头地点，说话口气变了，神色也变了，慌张地对何耀榜说：“对不起，对不起，吴队长，我不了解谈判的条件。办事处现在就叫我回去。少陪了，失陪了。”
何耀榜说：“赵先生，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卫督办，以后的谈判问题由岳西县三区转达。我们等到晚六点，你们打电话给李区长，要他去见我们的师长，表示你们对谈判的态度和诚意。不然，发生了武装冲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何耀榜转身对李区长说：“我党中央和国民党谈判中有一条规定，我部驻在哪一地区谈判，由当地国民党政权供给给养。从今天起，你们每天至少要供给十石米。我来时，何师长说，如果没有粮食吃，部队明天晚上就开到岳西县城附近。”
李区长忙说：“吴先生，晚上六点不管岳西县有无指示，我一定到贵军驻地求见何师长，听取指教。只是不知能否见到何师长？”
何耀榜笑着说：“李区长，我留下两个人，六点钟你们从大路上来，我在外面迎接，保你见上何师长。”
何耀榜急于回去向高敬亭汇报，便暂时告辞了。何耀榜从蛇形岗急步快走回到南田村村头时，高敬亭也正等在南田村村头前面的山岗上，迎上来说：“你走后，我一直站在前面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你们，那里每个人进出，我都看得很清楚，身上都汗湿透了，也不知道热。直到你上了山，我才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