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9日，浙东·上虞）
在紧锣密鼓、井然有序的撤退工作中，回收抗币、安抚群众是始 终挂在区党委和纵队领导心头的大事。
抗币是浙东游击纵队在1945年春,根据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 大,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农工商,稳定金融，奠定根据地的经 济基础，由中共浙东区党委及浙东行政公署向华中局请示并获批准 后,发行的一种浙东行政区本位货币。印刷这种抗币的浙东抗币厂 建在上虞南部深山区陈溪乡小陈村，这一带因地势险峻、隐秘，除了 建有抗币厂、粮票印刷厂，还在生販村王家祠堂建了被服厂、四柏庵 建了皮革厂、水堆头建了印刷厂、龙镇村祠堂建了鞋厂、虹桥村祠堂 建了弹花厂、石沸村祠堂建了翻砂厂、通泽大庙建了织布厂、陈溪口 村祠堂、七间头茶站建了军工修造厂等，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一行八 厂” o浙东抗币厂建在小陈村高苏自然村一户王姓山民家里,抗币 全用工人手工印刷,其最初的面额为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后来又增加了壹佰元，每元 币值始终保持在食米 一市斤之价值。
浙东抗币由浙东 银行发行，它的正式 发行时间为1945年4月1日，总发行额200 万元。由于它不会贬值,因此在浙东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但从发行开始到结束，浙东 抗币的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6个月，随着浙东纵队的北撤，中共浙 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出于对浙东人民负责的精神，决定全部回 收抗币，用根据地粮站储存的粮食、布匹等物资换回抗币，然后予以 销毁。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为了便于兑换、减少群众的损失, 负责兑换的同志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广设兑换点,做到随到随换, 其间，有的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热爱,出于对革命必然胜利 的信念，甘愿蒙受损失,怎么动员也不肯兑换，负责兑换的同志告诉 他们，家里藏有抗币，日后顽固派来了有杀头的危险，他们还是 不听。
金萧支队8大队中队副指导员毛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后 来回忆说：
“9月27日夜晚，我们赶到了浙东上虞城。第二天我们中队有 三个同志病了，一大队部批准我们用银圆或粮食到街上换点东西回 来给他们吃。从1942年起，我没进过城；走进解放区的城市，更是 破题儿第一遭。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走在街上，我贪婪地左顾右 盼,恨不得把这里的一人一物，全都收入眼帘,深深藏在心底……
这是一座长期受日、伪、顽封锁的城市，各行各业的店家，已经 长久没进货了，特别是那些卖京广杂货的店家，货架上、橱窗里，几 乎都是空空的。但是,今天却是家家户户开着店门，不管有货没货, 柜台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许，人们都在这样想：新四军要走了， 国民党快来了，这样公买公卖、安安宁宁的日子，恐怕是最后一天 了。因此,尽管无货可卖，也要打开店门，让这即将失去的民主、宁 静的日子，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我在街头走着，看到有许多人，这一堆那一块的，围在一张张告 示前面。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泣不成声，相互传告着告示的内容。
我也挤进去看了看告示，原来是浙东抗日纵队的何克希、连柏生司 令和谭启龙政委，给浙东父老兄弟的洒泪告别书。我不愿意在这些 地方多停留，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更加伤了乡亲们的心，于是加 快脚步走进一家店铺去买糖。这家铺子总共只有两斤多糖了，我让 他留一半零卖，老板说:“留给谁，留给国民党？不。”他一定要把糖 全卖给我。我买好了糖，又朝南街走去。几乎每月店的门口，都在 同一个时间内，摆出了一个小小的锅灶，炯着又嫩又甜的苞米。顺 着街一溜看去，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冒着腾腾的热气，生气勃勃，繁 荣得很。
我猛然明白了，为了我们的方便，全城市民统一行动起来了。 这座红色城市，就要被敌人占领，而城里的老百姓还是这样镇定，还 是尽着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支子弟兵。他们门前摆着的不只是苞 米、糖、货物，而是军民水乳交融的心啊！
我有心买几根苞米回去，让病员调调口味，一摸，身上的银币没 有了，幸亏肩上还挂着一条米袋。
“老奶奶，买三斤苞米。”
“同志，你是义乌来的吧！？ ”老奶奶打量了我一下，似乎蛮有把 握地说。
“是。”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一看就明白。 ”说着，她老人家从锅底捞出一根又大又嫩的 苞米:“同志，趁热吃。”
“还没有过秤呢！”我摆摆手说。
“你看你，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外路人，不懂得我们上虞城的规 矩,我们这里是先尝后买。”说完了，老奶奶又抿着嘴笑个不停。
称好苞米，我把米袋解开，叫她老人家找个淘夢盛米。她怔住 了，问：“这是干什么？”我说：“我用米来换。”她又叹口气,把手伸向
我说:“同志，我不缺米，拿抗币来。”
上街前，大队首长再三叮嘱不准使用抗币，因为我们离开这里 后，国民党一来，持有抗币的群众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而且还有生 命危险。因此,我就对她说：
“老奶奶，抗币不通用了。.”
“管它通用不通用，我喜欢它哩！”
“不！上级有命令不准使用。”我急了。
“上级？何司令我也见过,他不能下这个命令。”说话时，老人家 又把手往我胸前一摊:“拿抗币来。”
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不买了。老奶奶也瘪着嘴,板起 面孔:“我们上虞城还有个规矩,过了秤就不能退了。o"
哪有这么多规矩？这不是明摆着要慰劳我们。真是情急生智, 我便使了个脱身之计o说:“这样吧，大米,你一定要收下，你喜欢抗 币，我就送给你几张。”
“同志，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难道说新四军打败了，抗币不值 钱了。照我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值钱的钞票了。”
最后还是我认输。我宁愿受处分也不得不把二角钱的抗币交 给她。老人家接过抗币，乐呵呵地说：“同志，这才像自家人。这二 角钱的抗币，我要把它放到你们回来时再用。我这辈子用不到，儿 子、孙子一定会用上的。”
回到家里，我的思绪还在不停地翻腾着。老奶奶要抗币这件 事,反映了一个多么深奥的问题啊!好吧，就让我们带着这位慈祥 的老奶奶的心北撤吧！
是日午夜，我们互相关照着：“轻一点”，“再轻一点”，然后，在蒙 蒙的细雨中迈开着轻轻的脚步，悄悄地撤出了上虞城。
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可根据地群众为游击队做的工作还远没有 结束,据一位游击队老战士回忆,那些天，一到夜里,在梁弄或其他 的一些山区，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的火把,像一条条火龙似的伸入高 山，伸入深谷,因为各军工厂已停止生产,有些物资及设备、武器、弹 药要连夜运走，有些要交由各保长保管,等候部队派员来取。有些 缝纫机、印刷机、修械所的各种机器、打不响的炮弹、手榴弹，破烂了 的步枪等则由当地群众帮部队埋藏到岩洞、山谷和泥地下,甚至野 外的坟洞中，以免被敌人发现。在有些村落的晒谷场上，燃着熊熊 的大火，那是村里的群众正在烧毁在白天回收回来的抗币，一些群 众边烧边议论说：“共产党和’三五支队对我们老百姓真当负责 啊。”
关于用粮食兑回抗币的事,朱苇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公 开宣布要北撤，群众大概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到我们要走了，兑 谷子的人们都带着惜别的神情望着我们,有的群众还感叹地说，’三 五支队在这样的时候,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当兑粮的时候,他们 总是有些恋恋不舍似的捏着粮票。”那天朱苇遇到了一位60多岁的 老大娘，老大娘手里捏着粮票,显然是来兑换粮食的,但老大娘却又不着急,挟着麻袋坐在一旁不过来,开始朱苇以为是兑粮的人多老 大娘才不过来，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兑粮的人差不多 走光了，老大娘还不过来，朱苇就叫她:“老大娘,现在人没有了,你 过来吧。”没料老大娘说:“不急，慢慢来。”朱苇因为另有事情,就径 自忙去了，谁知办完事回来后,老大娘还坐在那里,这时已快到吃中 饭的时候了,朱苇心想:可能是老大娘年老体弱，背不动粮食的缘故 吧o于是就对老大娘说:“大娘,你把粮票和麻袋给我，我给你换好 背过去。”
老大娘说:“同志，我有个要求，我有100斤粮票，但我只想换90 斤米,不知可以不可以？”
朱苇说:“这不行，老大娘，按规定，我们要把粮票统统收起来。” “为什么？ ”老大娘有些不高兴地问。
朱苇解释说:“这是为老百姓着想，你们家里藏着粮票、抗币，万 一被国民党发现，会闯大祸的。”
老大娘也很固执,说:“怕啥,以前我家里还藏过传单呢。”这时 朱苇的同事肖景过来了,朱苇把情况与他一说，肖景说:“大娘可能 是想作个留念，就给她留10斤粮票吧。”
老大娘这才笑起来,说:“还是这位同志通达。”
朱苇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几年来，四明山人民与我们建立起血 肉般亲密的关系，如今我们要走了，他们看不到我们的人了，想留张 粮票做纪念，看到粮票,就像看到我们的人一样得到安慰。如果我硬 是不肯给她留一张,会教老大娘伤心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她的要 求，找还她10斤粮票，替她换好谷子,又请人帮她挑回家去，这样，她 才依依不舍地拉拉我的手，忍痛离去。我望着她摇摇摆摆的背影，不 觉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紧张了_天，直到天黑,疏散物资的工作 已经砂上结束。晚砺，我们把兑回来的抗币和粮票，成堆地放在院子里烧掉，融融的火光映照着空****的庆余轩的厅堂。我在火光 下写下这篇日记一 已经是在梁弄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当晚,朱苇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梁弄镇铁帽山脚下的一个大操场 上集中编队，然后向上虞县城集结。在途经梁弄时，原本冷清的街 道两侧早已站满了前来送别的人群，见到队伍过来了，大家纷纷涌 了过来，有的把热腾腾的鸡蛋、麦饼塞到战士们的口袋里，有的拉着 战士们的手和背包依依不舍，然后,默默地陪着战士们行进。有几 个老大娘,竟在街道边焚香点烛，口中不断地喃喃祈祷:“保佑三五 支队一路顺风。”
突然间，有一位老大娘从人群中走到朱苇面前，问:“同志，你也 要走吗?”
朱苇定睛一看，原来是前一天要留10斤粮票的那位老大娘，朱 苇边走边拉着老大娘的手说:“是的,大娘,我也要走了。”
“你们一定要回来啊! ”在朦胧的夜色中,朱苇看到老大娘的眼 眶里,喩着亮晶晶的泪花。
“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朱苇也流着眼泪说:“我们 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的。"
有一位叫柳青的新四军女战士当年曾在车厩、郭姆乡做民运工 作,她后来也曾回忆说:“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我也要随军离开了,在 长期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与车厩、郭姆乡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特别是那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待我似亲人的大娘、大婶和 姑娘们更是舍不得我离开,临别时，大婶们把亲手做的鞋子放进我 的背包里，有位李大娘还偷偷地将四块银圆塞入我的口袋，嘱咐我 要多加保重,我也依依不舍，含泪一一向他们告别，有的还留了我的 照片作纪念,听说许家希有位许大娘还常拿了我的照片，询问过路 的新四军战士：，有没有见到柳青......”
是啊,对共产党和三五支队的似海恩情，浙东人民看在眼里, 更记在心里，因此，当自己的部队遇到困难时,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 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罗瑞兴、罗长寿父子是上虞县鬆厦镇章家沥人,1943年,罗家父 子一起在余姚梁弄参加了新四军,后来罗瑞兴在部队的炊事班工作, 罗长寿则搞起了情报。浙东纵队北撤时，罗瑞兴因为年纪大，身体 差，整编时被动员回老家。而罗长寿则留在了部队。有一天，罗长寿 听部队首长说渡海的船上缺少船老大，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 父亲从小就出海打渔，又会撑船,海上经验十分丰富。罗长寿便把自 己的想法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当即同意。罗长寿就兴冲冲回到家 里,与父亲一说,罗瑞兴说:“部队有困难，我还有什么话说，去，如果 人不够，我再多叫几个船老大去。”次日一早，罗瑞兴就早早出门到雀 咀村叫人去了，罗长寿就在家里等父亲的消息,没料一等二等,还没 见父亲回来,心中一急,就急匆匆赶往雀咀村，一问得知父亲到鬆厦 街上找人去了，便转身赶赴終厦街，没料刚进街口，就被几位认识他 的便衣伪军捉住,然后五花大绑,押赴牛市街口，罗长寿边走边高 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沿途百姓无不掩面落泪,最后敌人 将罗长寿押赴下桥头行刑,一刽子手用一箍桶店的木锯，残忍地在 罗长寿的脖子上反复拉锯，致罗长寿的脖子血肉模糊，最后壮烈 牺牲。
罗长寿的父亲罗瑞兴在根厦街上办完事后，很快就回到家里, 见儿子罗长寿不在，便匆匆扒了口饭，与几位船老大一起,先行启 程,赶往临山渡口。到了晚上，见儿子仍未到来,心中虽忐忑不安, 但部队渡海要紧，罗瑞兴也就不去打听儿子下落,全神贯注掌好自 己负责的船，最后圆满完成了部队交给他的任务。之后，罗瑞兴便 南征北战，屡次负伤。直至解放初转业回乡，才知儿子已被敌人杀害。这位经历过酷烈战争的老战士犹如遭到晴天霹雳一般,很久没 有缓过神来,最后他流着眼泪喃喃地说:“儿子死了,我很伤心,但他 是为部队北撤而牺牲的，我又为他高兴。“
像罗瑞兴、罗长寿父子这样与“三五支队”军民情深的故事在浙 东根据地可以说到处都有，天天都有。这种血肉般的情谊是根据地 军民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法宝。现在，因为形势的突变和中央的 部署，原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父老兄弟姐妹将要分手了。
当然,要忍痛分手的除了人，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脚下 这块熟悉的土地、曾朝夕相处的大山和河流，甚至一头可爱的小黄 牛。浙东纵队有一次在与日寇作战中缴获了一头小黄牛，牛很小, 未经**,也不会耕地耙田，时任章镇中心区委书记的钟林就把它 寄养在一户农户家里，按每月3斗大米折价支付代养费,小牛渐渐 长大，与人也日渐亲近。没料新四军要北撤了，那农户就把牛牵到 了部队里，部队领导想，部队要行军打仗,带着牛怎么行,就做那农 户的工作，可是那农户怕被人告发是新四军的牛，带来麻烦,故不愿 意再养。怎么办？小牛每天要吃要喝,又不能不管它，部队领导又 找了好几户人家,把小牛安顿好之后,才拍拍小牛的脑袋去追赶北 撤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