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留日生涯中对华浩影响最大的人，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一个人应该是日本预科学校的藤原幸次郎校长。
这位留着浓密八字胡的中年日本人，乍看上去长相和日本农夫没啥区别，就是个精力特别充沛的小个子。但在开学典礼上的第一次讲话，就让华浩对他有了好感。
藤原一开讲，就是一口非常流利却稍显生硬的中文，他首先称呼华浩他们为年轻的中国朋友，然后说道：“清国年轻的诸君之到来，是我们日本国莫大的荣幸。因为自隋唐以来一千多年，日本都不断派人去中国学习你们的文化与制度，所以，中华是日本的文明母国，凡有文化的日本人都无不承认这一点。诸君以后如果去奈良的唐招提寺参观，就会发现，所有日本人在见到唐朝鉴真大和尚的肉身像时，无不双手合十膜拜，万分崇敬。中国这个文明的启蒙老师，对我们日本是有大大恩情的。”
说到这里，藤原校长话头一转：“人类文明的进步，无非是地球上不同族群一个你追我赶的过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永远领先。近年中日之间的争执，是一件非常遗憾之事。但也不尽然，你们能够放下恩怨，前来我国学习，这是一个大国的胸襟气度。贵国光明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
藤原停下来，对着留学生们做了一个深深的九十度鞠躬，然后接着讲下去：“其实日本的开放与进步，也是因为更强大更先进的文明打到门口，被逼出来的。这就是诸位都听说过的，美国佩里将军所率舰队的‘黑船来航’事件，它引发了日本的尊王倒幕运动。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我国几百年的锁国时代方告结束。天皇上台，君主立宪，之后展开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社会各方面整体的变革与进步。所以说，我们日本人并不怨恨逼着我们开国的西方列强，因为日本明白了：每个民族在进化的道路上，都不应该做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他又停顿了一下，继续讲道：“我很理解各位在鄙国遇到的诸多困难，有语言上的，有生活上的，还有一些愚蠢的日本人，可能对你们表现出轻视和嘲笑。这并不奇怪，哪里都会有贤愚不肖，请诸君不必介意，因为你们都是中国的精华，不会与这些下等人一般见识。真正有文化教养的日本人，都会对中华文明有感恩之心。我和我的同僚们，也会竭尽所能，帮助诸位在这里完成学业。中国的诗经有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希望你们学成之后，报效母国，并将中日两国相扶相依之情，铭刻于心，传之后代，以永结友邦之好。这是我与很多日本人的心愿。”
藤原讲完，带领学校老师，一齐面对中国留学生们，又来了一个长时间的九十度鞠躬。年轻的华浩真的有点儿感动了，他不知道别的中国留学生听了是什么感受，但他认为，藤原校长确实代表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起来的那些日本人。在预备学校的一段日子，让华浩缓和了初来留学时对日本多少存在的一点儿抗拒感。他为日本式的维新道路所吸引，更加坚定了作为立宪派的立场。
接下来在预备学校的生活，几乎证实了华浩的判断。藤原校长为清国留学生开的课目相当丰富，除了日本语外，还有数理化、地理历史生物、图画体育英语等。他还请了外校的教师，来举办诸如进化论与人类学、中国地质、世界形势、军事要略甚至战场医学等讲座，让武备留学生们大长见识。
藤原幸次郎一向以和平主义者自居，持有一种渐进主义的历史观。也许是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清国留学生中间不少人对本国政府的敌意。于是向留学生们鼓吹中国社会的演进一定要戒急用忍，切忌激进与暴力。华浩却不认同藤原校长的这一劝说者立场，他想，如果你们日本人在美国舰队的“黑船来航”后，也一味戒急用忍，不去武力推翻昏庸无能的德川幕府统治，你们能有今天吗？
可当听到藤原说，满人与汉人的一国君臣名分既定，就应该以忠于国家为要义，云云。华浩气得在心里用日语骂了一句“马鹿”①。这好好先生藤原，怎么连如此昏话都讲出来了。连你们日本军方都知道，想谈点儿正经事就得去找张之洞总督这些明白事理的汉人大臣，不可能去北京跟慈禧这个满人老太婆谈，她除了玩弄宫廷权术和下旨杀人，还懂个啥？如此君臣名分，你也要我去尽忠吗？
藤原校长的本意，也许是真心为中国考虑，希望通过教育使这个古老帝国实现社会渐进改良与平稳进步。他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发生动乱，必将引起领土分裂与西方列强瓜分，也将使同为黄种人的日本有唇亡齿寒之忧。但他苦口婆心的对醉心于革命的留学生的劝阻，却让华浩等不少中国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年轻而敏感的留学生们，对藤原幸次郎这种亲华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保守主义，开始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藤原的和平主义只会使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更加腐败。在和平渐进与武力革命之间，日本校长与他的中国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与其在屈辱中走向灭亡，不如以热血生命豪赌一场，以激**求进步，以革命求立宪，即便赌输了头颅也不后悔。明治维新成功前的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那些志士不就是这样的吗？好男儿只惜天下苍生，何惜一命。华浩一念至此，心潮翻涌不已。其实，这并非华浩一个人的想法，如此几欲爆炸的紧张感与悲愤之情，在众多爱国留日学生的书信、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
① 日语意指稀里糊涂的人，出自中国成语“指鹿为马”。
日本当时已颁布帝国宪法达十年之久，正在形成国民国家与立宪国家的雏形。中国流亡者与留学生在日本这个社会环境中，得到了清廷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所没有的言论与行动自由。因此，他们组织了各种活动，如集会、演讲与办报等，思想非常活跃。就连张之洞派来的两湖留日学生监督钱恂，都是个推崇新学的开明之士，任由这些留学生在东瀛接受新思潮。
让留日学生华浩受影响最大的第二人，从时间上排列，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华浩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是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会上。
那天，华浩和三个同学一起，坐电车来到东京神田。这地方华浩已经来过很多次，一条叫神保町的书店街上书肆林立，喜欢读书的人可以在这片书海里各取所需。中国人的各种社团活动，也经常在神田进行。
演讲会在一个叫锦辉馆的会议厅。华浩他们一走进馆内，就被热烈鼎沸的气氛感染到了，主办者居然还请来了当地的军乐队。演讲开始前，一群留学生在乐队伴奏下，首先唱了一支雄赳赳的军歌：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乐无穷，人一世，死一遍，难再逢。男儿死有泰山重，为国民，舍生命，含笑为鬼雄，含笑为鬼雄。……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斯万年，中国斯万年。
华浩听着听着，浑身血液都快沸腾了。他看到唱歌的留学生中，有一位清秀俊朗的少年，高昂起头，唱到激动之际，竟用力挥起手臂来，很是引人注目。
华浩旁边有人悄悄告诉他，这个年龄不大的学生叫蔡松坡，还是你的湖南老乡呢。在稍后与蔡松坡的交谈中，华浩得知他是梁启超原来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戊戌变法后追随老师梁启超来到日本求学。这个少年在平日里，却是一个气质深沉到有几分忧郁的人。后来，华浩与蔡松坡两个意气相投的湖南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结交成了好友。
军歌声毕，梁启超开始了当天的演说。他讲起了自己创作这支军歌的经历：一个冬日，他在上野公园附近散步时，突然听到一阵极为雄壮的军歌声，原来那里正在举行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的交替仪式。亲友迎送，满街红白旗帜相接。而最让梁启超感到震撼的，是为新入伍者题写的大幅标语——“祈战死”。梁启超目睹此景，大为感慨：中国历代诗歌多言从军苦，以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为最著名者。日本之军旅诗歌却皆言从军乐。
回到住处，兴奋不已的梁启超，马上呵开冻得硬邦邦的笔毫，在纸上一挥而就写下了数段歌词，再配以民间乐曲的旋律，让弟子蔡松坡带领留学生们学唱，他期待以这首军歌，来激发中国学子的爱国尚武之气。
演讲到最后**之处，梁启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抑，他用力张开双臂，大声讲道：“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坂本龙马，这些本国天之骄子，在建功立业之始，哪一个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日本人谓我为老大帝国，皆因掌政者多衰老年迈，方造此老朽冤孽之名。好容易出了一位年轻的明君圣主光绪帝，堪比他日本国的明治天皇，却被那老妇人慈禧囚于深宫，不见天日。诸位，你们许多人来日本留学，不就是为了学习它明治维新强国之途的吗？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明治天皇，可我们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又在哪里呢？”
梁启超停顿了片刻，又一字一句地说：“我相信，在你们中间，一定会出现像西乡隆盛这般维新变法英雄的。一个少年中国，亦必将屹立在世界之东方。”
他的演讲，在一片热烈的鼓掌与欢呼声中结束。华浩的双眼模糊了，梁启超挺立讲台上的身姿，在华浩眼里，直如暗夜海上突然出现的一座灯塔，光芒四射。
这次演讲会后，华浩开始追着听梁启超在东京的多次演讲。并且成了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的热心读者，几乎每期必看，梁启超那些笔法犀利、气势磅礴的文章，简直成了华浩心头的解渴甘霖。有时他读到梁的妙文，激动到难以抑止时，常常大声诵读其中的一段，以至声震屋瓦。
读了梁启超的大量文章以后，华浩渐渐想明白了，大清王朝这个庞然巨物，终将在未来的哪一场暴风雨中轰然倒地，变成无数的碎片，但每一块碎片中，依旧藏着两千年修炼成的古老魂魄。如果只是由另外一群人，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成下一个王朝，那将是又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那个千年鬼魂将在下一个躯体中复活。梁启超们正在做的事，是尽力去除那个无所不在的古老魂魄，让一个新的灵魂进入即将到来的新国家躯体，使古老的文明开始焕发青春的活力。
其实，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毕竟还是刚出道不久的一介年轻书生，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得到日本政府的营救与庇护，初到横滨的他，甚至想到哭秦廷的申包胥，感动秦国出兵，帮助被伍子胥灭掉了的楚国复国这个古代故事。在与日外务大臣的代表用笔交谈中，他请求日本政府出兵营救光绪皇帝复政，推行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道。
但日本官方对已经没有实力的维新派并不热心支持，而被康有为在《清议报》上痛骂为“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的慈禧太后，恨透了康、梁师徒，命令清廷不断对日本政府施压，甚至派出刺客谋害流亡中的二人。此外，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实力人物，还通过在日本的高层人脉，强烈要求日方驱逐康、梁。日本政府为了改善和维系与清朝的关系，后来名为礼送、实为驱逐，给了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一笔钱，让康乘船离境去了北美。
梁启超虽以做学问的名义得以继续留在日本，却处境艰难。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维新事业。除了办报以外，他还为戊戌变法失败后追随自己来到日本的十几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成立了一个学校。为创办这所学校，他一方面向华侨筹资，一方面请求日本人士资助。最后，大同高等学校终于在日本东京诞生了。成为华浩新朋友的蔡松坡，就正在这所学校求学。
华浩等清政府的官费生，在日本却变成了维新保皇派甚至革命党的追随者，这是送他们出国留学的张之洞等洋务派大佬们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