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国寡民，侵入数万万人口的泱泱中华，犹如数只乌鸦闯入庞大的雁队，自感力不从心。14 年的残暴**，广泛使用汉奸助行，是其殖民统治的基本方式之一。其间，日本使用的最大的两个汉奸，南有汪精卫，北有溥仪。应当承认，日本人对汉奸的发掘与培植是肯下血本的。
有一个事实需要重新说明：一些国人只知日本人侵入江南大地后，对汪伪政权下气力扶持，却不知早在20 年前，日本人就卖力地将汪精卫从大清的刀下解救出来。
1910 年，汪精卫投奔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曾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捕口占》）的慷慨牺牲精神，奋勇刺杀清朝摄政王，也就是溥仪的生父载沣。
后据溥仪证实，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告知肃亲王善耆说“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迫于几方面压力，摄政王载沣“没有敢”对想要了自己性命的汪精卫下手。
应当说明的是，日本人当时不会计划20 年后让汪精卫当自己驱使的走狗的首领。他们营救汪精卫的主要原因，一是认为汪精卫是日本高等学府所培养的精英；二是汪精卫是袁世凯的朋友，袁世凯又是日本人的朋友。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问鼎紫禁城引诱在先，武力干涉于后。袁世凯果然与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则与袁世凯的长公子袁克定成为结拜兄弟，变成了袁世凯的重要谋士。
汪精卫是自那个时候起，就心属日本了吗？史料没有记载。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历史演进旅程上，溥仪却与当年的杀父（未遂）仇人汪精卫，同时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汉奸。1942 年，在汪精卫率队访问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之后，溥仪派伪总理张景惠率团回访南京，拜见了汪精卫。
爱新觉罗·溥仪，生于1906 年2 月7 日，1908 年12 月2 日登基，当时年仅3 岁，年号宣统，为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的第十代，即末代皇帝。1911 年2 月12 日，溥仪下诏逊位，年仅6 岁，自此，依着民国优待条件，在紫禁城过着传统“清宫小朝廷”生活达13 年之久。
其间，经历了袁世凯83 天“洪宪皇帝”的沮丧与窃喜，又经历了“辫帅”张勋复辟，二次登基又当了37 天宣统皇帝的提心吊胆。直到1924 年11 月5 日，由北洋政府“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发布驱逐逊清皇室的“大总统令”，修改了优待条件，结束了他“清宫小朝廷”
的生活。
修改优待条件的背后主使为时自任国民军总司令的冯玉祥。驱逐令很严厉，限溥仪于3 小时内搬出紫禁城。限时已到，溥仪等又被黄郛指派来的鹿钟麟宽限了20 分钟，随后被国民军准备的汽车匆匆载往父亲载沣位于什刹海的“北府”。自此，溥仪便惶恐不可终日，父亲载沣更加慌慌张张。门外有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守，内外人等不得随便出入。
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但日本人不这么看，即便是一只不再下蛋的鸡，还有美味的鸡肉可以享用。
在溥仪陷入困境之际，“深谋远虑”的日本人及时出手了；当然，仍然离不了中国人。此人便是后来伪满洲国的首任“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曾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副领事，驻日本神户兼大阪领事，与日本多有交集。自1923 年夏来到溥仪身边后，郑孝胥被破格任命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掌管印钥”。
此时，英国人庄士敦也想使溥仪脱离日本人的掌控，由英国使馆收留。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时任溥仪的英文师傅，很受溥仪敬重。
争夺溥仪的还有奉系军阀张作霖，他是几方争夺溥仪的人中唯一真心的一个。1925 年夏，在天津的张作霖，约见溥仪，先趴在地上向溥仪磕了一个头，又再次邀请溥仪到奉天原先的清宫居住，由他保护安全；同时，送给了溥仪10 万元。［28］但是，在三岔口的道路抉择上，溥仪却选择了最不该选的日本人。
1925 年2 月23 日（次日即乙丑年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日）傍晚时分，在日本人安排下，溥仪化装成商人混在日军兵车内抵达天津，住进了日本“租界”。此后。溥仪居住在此近7 年，前5 年居住张园，后两年居住静园。［29］
在天津日本“租界”近七年时间里，溥仪时常想的和做的事情是复辟。
他曾经一度将复辟复仇的希望寄托于奉系军阀。张作霖虽被炸死，好在其子张学良很快掌握局面。但是，张学良在父亲被炸的那年年末，即宣布东北服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溥仪的心凉到了冰点。
1931 年9 月30 日，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带着一封信，拜见了溥仪，信是清宗室熙洽（奉命）写的，信中“期待了二十年之时机，今天终于来到”，希望溥仪“万万勿失良机”，立即到“吾祖龙兴之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等语，句句说到溥仪心坎儿里。上角利一代表板垣一再表示说，关东军“完全没有领土野心”。
但是，溥仪却陷入了平生最大的犹豫之中。因为不仅身边的人意见不一致，连日本人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驻屯军通译官吉田说“最好是立刻动身”，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溥仪上台；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却劝告溥仪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
日本关东军与外务省（领事馆出面）的意见分歧，反映了日本军部与内阁的矛盾，背后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初期，日本天皇裕仁对侵华战争的举棋不定。
日本关东军与军部考虑的是，武力胜过东北军；而内阁（含外务省）考虑的是，日本经济上依赖的西方各国的反对态度，以及军事上苏联的可能干预。
1931 年10 月，天皇裕仁明确表示“不赞成本庄（繁）将军对张学良政权的公开指责”。他说：“驻外军部与外务官吏意见相左，陆军想使满蒙独立，然后与其政权进行谈判，外务省则不太希望独立政权出现。
我认为，在此问题上陆军意见不妥，我想让陆军总部考虑这一点。”［30］天皇裕仁与关东军侵略东北，扩大日本疆域的目标是共同的，但什么时机，何种手段初始并不一致。这或许是帅与将，全局与局部视角不同的关系。
但是，正如九一八事变是在军部不知情、内阁反对的情况下，由板垣、土肥原、石原等几个佐官铤而走险引爆火药桶一样，现在无论内阁如何反对，关东军只能循老套路走到底了。为了尽快将溥仪诱骗至东北，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亲自出马，赶赴天津“劝驾”。
这个已在中国待了18 年、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日本人，给溥仪留下的印象是，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溥仪表示，“满洲”国家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而且并非共和制国家，而是帝国。
土肥原接触溥仪的消息，立即引起各方关注。首先是蒋介石。他立即派前清官员、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前往天津劝阻。蒋介石表示将恢复优待，开出的挽留价码是，每年400 万银圆的安抚费，可以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居住，甚至重回北京。
有评论认为，蒋介石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但蒋介石此时参与挽留，结果适得其反。溥仪没有忘记他走投无路时，日本人7 年的“收留”，也记得此前曾向南京要过“经费”，却没有结果，尤其仇恨东陵被盗的慈禧口中那颗宝珠，曾缀在宋美龄的鞋上，以及自己数十次长跪不起，对祖宗立下的誓言。溥仪断然拒绝了高友唐：“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31］日本外务省坚决反对拥立溥仪。11 月1 日，外相币原重喜郎向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出的劝阻溥仪的密电称，通过此前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发现以任何方式带走宣统皇帝都将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这样就会出现日中之间永远不能谅解的局面。拥立宣统皇帝的计划，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它恐怕也会给将来帝国在满蒙的经营留下严重祸根。
针对外务省的态度，日本关东军于11 月4 日以板垣的名义通过陆军省向外务省提出抗议。此时，关东军虽然在军事上势如破竹，政治上却陷入多方围攻局面。越是如此，关东军越是急于让溥仪尽快到东北；因为宣统皇帝挑头组织的政府，足以堵塞西方各国与内阁反对派之口。
为了促使溥仪离津出关，土肥原拿出了特务的看家本领，组织便衣队到处放冷枪，制造谣言，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还利用水果篮放置两颗炸弹。随侍当着溥仪的面打开一看，惊呼：“炸弹，两个炸弹！”溥仪两腿一软，几乎站立不住了。日本警察取走了炸弹。第二天，力主溥仪去东北的吉田来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检验，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溥仪终于下了决心，去东北投靠日本关东军。
1931 年11 月10 日晚，溥仪被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出了静园，在白河河岸上一个码头，登上了一艘日军运输船“比治山丸”号。经过两天三夜行程，溥仪于13 日到达了营口，先是入住日本人经营的对翠阁，随后，又被日本人安排来到旅顺，入住大和旅馆——前清肃亲王善耆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皇帝应当是全天下最“耳聋”的人。
在大和旅馆的日子里，溥仪心情平静地等待着“登基”之日的到来，却不知从天津到东北的两天三夜实为一场“赌命”的行程。20 余年后，当年“位极”伪满洲国皇帝、“统治”3000 万人的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时，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得知了一个令他魂魄出窍的恐怖消息：日本关东军“国宝”般将自己弄上的“比治山丸”
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那桶汽油就在自己3 米之内。它的用处是，万一他被中国军队发现而无法脱逃时，自己将与船同归于尽，使关东军导演的偷渡阴谋，一并沉入汹涌的水底。［32］终于有了“登基”消息，是大名鼎鼎的板垣带来的；可消息却大出溥仪意料，所登的“基”不是复辟的大清的“宣统”，而是伪满洲国的“执政”。
气恼的溥仪大声反对着。板垣态度平和，青白的脸上浮着笑容，不厌其烦地解释着。两个人谈着，争着。3 个多小时后，板垣笑容没有了，收起皮包，冷着脸告辞了。第二天，郑孝胥等传来了板垣的意见：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作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怕溥仪没听明白，郑孝胥补充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
几十年后，溥仪承认，自那一天起，软骨头的自己便被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顺的历史，给血腥的统治者（引者：日本人）充当了遮羞布。
溥仪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个“头号汉奸”是被仅次于自己的汉奸郑孝胥，暗中运筹推举上位的。关于执政之事，在溥仪与板垣会面前，郑孝胥便已知晓，而且与关东军走得近的张景惠、熙洽等汉奸都知晓，只瞒着溥仪一个人。他们都在争夺溥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伪内阁总理一职。
郑孝胥向日本关东军表示，如果让自己担任内阁总理，他有办法让溥仪接受“执政”的称号。郑还拍着胸脯向日本人保证，皇上的事，以后可以由他全包下来，关东军想怎么做，他都可以让皇上“服从”。
果然，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推荐，第一位内阁总理由郑孝胥出任。
日本军方诱骗溥仪到东北成立“满洲国”，不仅遭到了东北张学良政权（含张作相、万福麟等实力派）、南京蒋介石政府，以及西方英美等国的反对，也遭到了日本国内一些实力派，尤其是内阁，甚至裕仁天皇（一度）的反对。而关东军中本庄繁、板垣、土肥原、石原等始作俑者，更是急不可耐。熟知内幕的郑孝胥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当时曾记下了这样的话：“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33］
大汉奸郑孝胥完成了日本人想干而干不成的事，自然在伪总理角逐中胜出。
无数事实证明，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孤立存在的，看起来遥不可及、毫不相关的各方存在，实际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表面上看，拥立溥仪为首的伪政权为门面、实施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只涉及了本庄、板垣等日本关东军骨干的命运；但实际上，它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特别是内阁同军部之间利益与权力角逐的事实。
自1932 年3 月1 日，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满洲国政府”名义发布“建国宣言”后，前政友会总裁犬养毅这个曾“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的现任首相，虽经关东军一再催促，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承认“满洲国”，但关东军仍认为，犬养拖延了时间，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态度。
于是，我们看到了本书第一章所叙述的惨剧：这一年的5 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刺杀于首相官邸；同时，另外两伙激进军人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及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犬养内阁解散后，海军大将斋藤实奉命组阁。鉴于犬养毅的教训，斋藤实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
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一次次喋血嗜杀，充分表现了失去控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及战争幽灵的复活。实际上，犬养何尝不想吞并东北？只是他比狂躁蛮干的激进军人眼光要更精细长远一些罢了。犬养之死与斋藤组阁，标志日本右翼激进派军人已控制了军部。
1932 年3 月9 日，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正式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伪年号为“大同”，溥仪就任“执政”。在这些表面文章后面，最重要的是已经吓破了胆的溥仪同本庄繁签订的一个所谓的《日满密约》的五项条款：
一、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二、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
三、对于日本军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四、推荐日本的贤达名望之士为满洲国参议；五、以上各条，作为将来两国向正式条约的基础。［34］由于太过露骨，这个密约从未对外公布。即使到了同年9 月15日，戴着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头衔的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执政府元首溥仪签订了一个公开的“日满议定书”，也未敢公布上述五条，只将其作为新议定书的“附件”。
为了体现“满洲国”是所谓民意的结果，板垣、土肥原、石原等硬生生拉出了一批所谓重臣，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搞了一系列“民意”
推举拥戴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伪满“四巨头”：张学良讲武堂老师、清朝皇族熙洽，张作霖的把兄弟、东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张学良委任的黑省警备司令代省长马占山（诈降），原辽宁省省长臧式毅。
臧式毅，辽宁沈阳人，1884 年出生，清末时毕业于奉天振武学堂，还有一段重要学习履历是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不能排除其亲日倾向。
臧式毅1920 年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到10 年后任辽宁省主席，可见其能力非同一般，在谁手下都是让上司感到离不开的人物。
臧式毅曾在杨宇霆手下干过，深受赏识。张学良除掉了杨宇霆后，臧式毅不仅没受株连，反倒接替杨宇霆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并被张学良提拔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张作霖被炸身亡时，奉军主力仍在关内，臧式毅力主内紧外松，秘不发丧，派人入关让张学良化装出关，化解了当时的危机。张学良顺利接管东北政权，臧式毅功不可没。他可算作奉系中的精英人物。
对奉系了如指掌的本庄、板垣、土肥原等人，自然知道臧式毅对“满洲国”的分量。臧式毅自九一八事变被捕后，开始尚能保持节操，曾绝食抗议，但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同时又是张学良密友的本庄繁，对臧式毅看得很透，有的是耐心，一连软禁了他3 个多月。
臧母深明大义，为其送物品时，曾暗藏鸦片，意为劝子自尽；［35］但臧式毅最终没有吃下鸦片，反而于2 月16 日出任伪奉天省省长。臧的投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东北军政要员纷纷降日自保。之后，臧母投缳自尽。［36］日本人控制“满洲国”的方式，有赖于臧式毅的“贡献”。“满洲国”成立后，担任伪民政部长兼奉天省长的臧式毅的“杰作”之一，是1932 年7 月伪民政部公布的县“官制”：在县长（中国人）下设置参事官（日本人），后来改称副县长，并在一些重要部门配置了指导官（日本人）。这实际是一种“小王管大王”的体制，一切由日本人说了算。
张景惠，生于1871 年（同治十年），辽宁台安人，是伪满最主要的汉奸之一，历任伪满“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参议府参议长”“军政部部长”。自1935 年5 月接替郑孝胥任伪“总理大臣”，到1945 年8 月伪满洲国垮台，张景惠成为伪满的“铁杆”总理，被日本人称为“好宰相”。
作为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张景惠跟随张作霖由团练副长（正长为张作霖）一直升为上将军。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时，张景惠与其同乘一车，但只受了点轻伤。张学良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张景惠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从哪方面看，张景惠都不该卖主求荣当汉奸，但他恰恰当得最彻底，而且是积极主动投靠日本人。
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前往锦州吊唁张作相父丧的张景惠在沈阳私邸夜宿，与找上门来的板垣一拍即合，赶回哈尔滨组织伪维持会，自任会长。不久，日军从原奉天兵工厂送来4000 支枪，张景惠立即让亲信于镜涛（后任伪满“国民勤劳部大臣”）组织了4000 人的伪警备部队。
而真正令日本人对其高看一眼的是，当其他汉奸争抢大官做时，张景惠一切从“皇军”利益出发，把大官让手他人。张海鹏协助日军拿下齐齐哈尔后，日本人不想让手握重兵的张海鹏当黑省省长，而想让张景惠出任时，他却建议由马占山担任，并主动参加对马占山的诱劝。劝降未果，在日军一再催促下，张景惠于1932 年11 月1 日就任伪职，3日通电宣布，黑省“独立”。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
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须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37］也就是说，关东军的奴才，一定要无才，因为不需他们干事，事由日本人干，如果非要用有点儿才能的，必须是臧式毅那样的软骨头。
实际上，张景惠之所以成了10 年“铁杆”伪总理，是因为他有两个应对日本人的诀窍：“装憨扮傻”与“揣摩迎合”。
日本关东军要啥（文件）给啥，使张景惠获得了“盖章总理”的称号。为了个人私利，张景惠死心塌地把自己绑在日本人奴役同胞的战车上，配合帮助日本人出台了一系列血腥掠夺盘剥人民的法令，把3000 万东北人民推向破产与死亡的境地。
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政权，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数不清的痛苦，可谓罄竹难书，拙作不可能尽述，但有一项罪恶必须记录在册，即公卖鸦片为日军筹集战争经费，毒害了东北人民。
早在张景惠在担任伪国务总理之前、自占领东北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决定大开烟禁，由政府专卖鸦片。1932 年10 月，伪满洲国出台了《鸦片法》，设立了伪专卖公署，由伪财政部长熙洽指定奉、吉、黑、热四省鸦片批发人，四省省长指定鸦片零卖人达1800 余。东北各地如同林立的鸦片零售场所中，吸食者个个醉生梦死，弱不禁风，何论民族气节、反抗意志？日本关东军则开心地大把数钱。1932 年，专卖鸦片收入达1940 万余元；而到了1936 年，则猛增至1.2 亿之巨。关东军还通过伪国务院，加大了鸦片种植面积。1939 年，鸦片年产量达500万两。1933 年，登记的吸毒者为5.68 万余人，到了1939 年，猛增至99.9 万余人（笔者按：是否登记发布者有意控制不突破百万，曾不可知）。［38］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整个伪满洲国期间，东北人民中染有鸦片烟瘾者，有270 万人之多（1944 年伪禁烟总局调查），因鸦片、吗啡、白面中毒死亡者达17 万人。［39］
这项鸦片毒害政策与日伪当局的治安政策，实为针对东北人民及反抗力量的“暗箭”与“明枪”，两者双管齐下。鸦片猖獗，荼毒众生，张景惠罪无可恕。
为了保持长久的荣华富贵，张景惠在充当日本人得力帮凶的同时，对日本人极尽谄媚讨好。任伪总理的10 年间，张景惠3 次率团到日本“谢恩”。
张景惠最大的本事，是能使跟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忠厚，可信赖。当然，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是日本军人。
但在1937 年9 月，张景惠在访问日本时，碰上了政客近卫文麿首相，其忠厚背后的精明老道被一眼看穿了。
当时，近卫对“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表示忧虑与犹豫。张景惠立即献策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再问：“依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的人评价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无数历史证明，内奸之害甚于外敌。远看南宋政权的失败，离不开宰相秦桧对金朝的“贡献”；近看熙洽一人之力，使吉林一省轻易落入日军之手。
装痴扮傻的张景惠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官场，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尤其军阀之间的关系、高层内幕几乎了如指掌，深知当下中国政治（国共两党）症结的所在。后来，华北沦陷的过程，尤其一系列所谓的“独立”“自治”活动，虽然不能说是日本人听了张景惠的意见，但同他给日本首相近卫出的主意如出一辙。
有张景惠这样深知中国“软肋”、又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的“高智商”汉奸，实乃泱泱中华之大不幸矣。
注释：
［1］［3］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下），西苑出版社，2013 年6 月第1 版，第301 页，第480 页。
［2］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5 月第1 版，第49 页。
［4］李在德：《漫漫抗战路》，载张正隆、姜宝才主编《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年1 月第1 版，第293—295 页。
［5］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5 月第1 版，第70 页。
［6］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9 月第1 版，第23 页。
［7］［8］［12］张正隆、姜宝才、柳宗龙：《最后的抗联》，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年8 月第1 版，第275—276 页，第276 页，第279 页。
［9］《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冯仲云同志专辑）》，第72—73 页；转引自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9 月第1 版，第73 页。
［10］浙江医科大学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年5月第1 版，第195 页。
［11］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满洲国警察史》，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90097 号，1990 年版，第338页；转引自史义军：《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5 月第1 版，第64 页。
［13］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9 月第1 版，第296 页。
［14］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9 月第1 版，第62—63 页。
［15］［16］［21］朱姝璇、岳思平：《东北抗日联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1 月第1 版，第207 页，第258 页，第162 页。
［17］［27］《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357 页，第98 页。
［18］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版，第347 页。
［19］《周保中日记》（1939 年9 月15 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第374 页。
［20］［22］张辅麟、田敬宝等：《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9 月第1 版，第431—432 页，第432 页。
［23］［24］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1998 年4 月，第59 页，第414 页。
［25］金名世：《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载沈醉、徐肇明等：《汉奸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1 月第1 版，第2 页。
［26］［28］［29］丘树屏：《伪满洲国十四年史话》，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第51 页，第101—102 页，第101 页。
［30］《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日记回顾录（三）》，第366 页；转引自（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9 月第1 版，第168 页。
［31］［32］［33］［34］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 年1 月第1 版，第208 页，第211 页，第226 页，第244 页。
［35］萨苏：《最漫长的抵抗》（下），西苑出版社，2013 年6 月第1 版，第564 页。
［36］李书源、王明伟：《东北抗战实录》，长春出版社，2011 年5 月第2 版，第32 页。
［37］孙邦：《伪满史料丛书：伪满人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 月第1 版，第361 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4 月第1 版，第13 页。
［38］《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9 月第1 版，第262 页。
［39］金名世：《伪满期间的张景惠》，载沈醉、徐肇明：《汉奸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1 月第1 版，第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