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春节过后不久，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在第6纵队的掩护下，转移到安徽金寨县境内的一个小寨子。在这里他收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再将敌人拖出来，到预定战场消灭的指示。

他兴奋地对战友们说：“反清剿3个多月来，白崇禧不但没有消灭我军主力，而且损兵折将，丢掉了江汉、桐柏和淮西广大地区。敌人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都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平汉、陇海两条铁路遭到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兵团的严重破击。各方面的情况表明，蒋介石已被迫先后从大别山周围调走了13个旅左右的兵力，以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所以，白崇禧对大别山根据地的清剿是强弩之末，没得多大后劲的。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原战场的敌人虽然处于防御态势，但兵力集中，并且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我三路大军虽然站稳了脚跟，完成了战略展开，但处境比较困难。要改变这种形势，就必须集中兵力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别山呢，是不便于大兵团作战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军委电示，集中力量，调动敌人，把野战军主力带出大别山，把敌人牵到预定战场消灭，配合陈粟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机动，打中等以上的歼灭战，夺取中原，进而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李先念说：“目前，我们确实应集中主力，适时转出大别山。这样，一方面便于将敌人牵至预定战场消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军区部队彻底粉碎白崇禧的清剿，巩固和建设大别山根据地！”

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手指紧贴嘴唇吸了一口说：“我们转出大别山的时间，就定在3月下旬较好。为了尽快与伯承和际春同志会合，我们从金寨到新县，把主力带出去！”

李达说：“这次北渡淮河，应做好充分准备。我建议，以第6纵队参谋长姚健鸣同志为首，组成渡淮指挥部，准备足够的船只。”

“好！就这么定了。”邓小平说，“李达同志，你拟一个电报，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伯承同志。”

李先念说：“我们明天就向新县开进。告诉杜义德，部队向九歇山地区转进。”

2月12日，刘伯承在与邓小平的电报往来中，制订了将主力转出大别山、三军会师、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计划。这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粟裕，内称：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敌第10师、11师向西，以便大别山的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并尾敌第10师、11师之后，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战役时机应视情况而定，战役要求既要调动敌人，又要歼灭敌人。

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个战略意图，是为了继续在中原战场歼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创建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并使其成为第二个跃进的基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个逐鹿中原的计划，是依据中原的地形和中原各战区以及粟裕兵团刚刚整训完毕的情况，以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而制订的。刘邓之所以这样制订三军逐鹿中原的计划，是因为中原地区便于大兵团作战，这里有很好的战场，可以背靠伏牛山和武当山，并且可以依托江汉根据地，向西发展，威胁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同时，三军会师向西作战，还因为这里是白崇禧、顾祝同、胡宗南三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可以一举击中蒋介石中原防御体系的要害。

不久，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转移到河南新县，准备从这里转出大别山，与刘伯承及其后方指挥所会合。

虽然时已早春，但大别山区风雪依然如故，寒气袭人。在一间不大的草房里，邓小平对参加鄂豫二地委会议的几十个干部做了《全国形势和大别山形势》的报告。

在会上，有人问：“究竟我们在大别山取得了多大的胜利？”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自从进入大别山以后，9月至12月并没有大打，也打掉了敌人5个旅，歼敌5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的战果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前进了1000里，创造了三大解放区，展开了军事和地方工作，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的敌情最严重，但是，我们不但在战略上展开了，而且在战术上也展开了，到处都有我们的工作队。我们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如果我们再跃进1000里，便打到了广东、福建；再一个600里，便到了海边。现在战略上我们是继续胜利，而敌人后退1000里转入防御。过去，敌人是面的防御；现在，敌人已转到线的防御，更发展到重点防御。……我们起码应该看到两点：第一，敌人是防御的，这是最基本的形势；第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企图以进攻达到防御。蒋介石这种战略，我们叫它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就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

随后，邓小平又与地委一起研究了该地区的土改和剿匪工作。当天，便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继续北移。

此时，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亦向南进发。3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安徽临泉以南的苇寨会合了。接着，领导部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兵员补充工作。

3月6日，邓小平在苇寨向野战军直属队干部做了《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会上，有人问：“我们在大别山是否建立了根据地，今后用什么力量去消灭敌人？”

邓小平说：“这个担心是合理的，我们一来到大别山，毛主席就指出可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付出了相当代价蹲住，一个是付了代价蹲不住。今天我们可以打保票，我们已经蹲住了。虽然从形式上看，去年12月底我们还占有12座县城，到今年2月底，一个也没有了，似乎情况越来越坏了。但在实质上，情况已经变了，我们会走山路了，会打游击了，思想正在整顿，与群众的关系也在改善，开始时的混乱现象停止了，敌人是没法把我们打出大别山了。现在我们还有个打算，除了用相当大的力量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还要逐渐抽出适当的兵力来训练，集中打仗，消灭敌人。前一个时期要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大别山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经可以逐步抽出来集结，机动作战。”

这时，有人问，部队北返淮河是前进了呢还是后退了呢？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说：“1纵有的同志也认为，部队来到淮河以北，是‘前进1000里，后退500里’。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甚正确的，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我的说法是：前进1000里，又前进了500里！因为我们仍然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并没有放弃，而且今后还要坚持下去。”

在讲到大别山根据地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和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一面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工作逐渐深入开展。我们前些日子在大别山是犯了急性病的，半年，8个月完成任务，今天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根据地要真正地巩固起来，不经过两三年的艰苦斗争是不行的。我们犯了急性病，所以斗争策略、组织形式和工作布置也就不适合。”

邓小平这两次报告，是对大别山斗争的科学总结，犹如一盏明灯，给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各路劲旅指明了方向，在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反清剿斗争、剿匪斗争与土地改革两个车轮更迅速地转动起来。根据地内到处都有人民的政府和武装，以野战军主力为主体并结合地方军区部队的游击战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蒋军在解放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的沉重打击下，只好龟缩到县城及重要据点里，使我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这时，西北野战军取得了宜川大捷，歼敌28000余人，形成了威逼西安的态势。蒋介石深恐西安有失，急调位于潼关、洛阳地区的裴昌会兵团兼程西援；同时，又调守备平汉路的孙元良兵团集结郑州，防止解放军斩断郑州至洛阳的交通；而胡琏兵团又远在漯河地区护路。洛阳要点仅有蒋介石的御林军第206师5个团防守，兵力十分薄弱。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陈赓兵团和华野陈唐兵团首先西进，叩开了九朝古都洛阳的大门，并于3月14日占领洛阳，全歼青年军第206师以及地方保安团20000余人。蒋介石十分恐慌，急调控制平汉线南段和信（阳）潢（川）公路的第10、11师西援洛阳。这就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可以说，洛阳战役的胜利，直接导致了三军会师中原，机动歼敌，扭转战局，同时也证明了刘伯承、邓小平向西作战决策的正确！

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第2、3、6纵队积极摆脱蒋军的追击和纠缠，按照刘邓的命令北上，准备回渡淮河，集结休整，机动作战。

3月23日，杜义德率第6纵队主力插至潢（川）固（始）之间，迅速控制了潢川、固始广大地区，接着，又大举北上，各部队投入了北渡淮河的准备工作。

3月26日，渡河指挥部司令姚健鸣在淮河南岸集中了140艘木船，700块门板，召集全体船工座谈，提高了船工们的阶级觉悟，调动了船工北渡人民解放军的积极性。

27日，第6、3、2纵队胜利渡过淮河北上。

杜义德率第6纵队经临泉转师向西，经过18天的战斗与行军，于4月13日到达河南叶县地区休整待命，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以四大军事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大兵团作战中的团结友爱教育以及新区政策的学习。

4月16日，刘伯承、张际春在第6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分别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和关于军队整党的报告。此后，营以上干部集中进行了整党学习。

这一日，杜义德和纵队其他领导组织营以上干部正学习“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商业政策”“镇反杀人政策”“政党政策”，作战处长兴奋地跑来说：“王司令员归队啦！”

“什么？‘疯子’回来啦？”杜义德抓住贺处长的手，惊喜地叫道，“他在哪里？”

“老杜，你嚷什么嘛，我这不来了吗？”王近山拄着拐杖，突然出现在门口。

“啊！你这‘疯子’！”杜义德奔过去，紧紧抱住同生共死20年的老战友，热泪盈眶地说，“怎么也不事先打个电话来，我们去接你呀！这一年，我们可想你啦！”

王近山流着泪，仔细端详着杜义德、姚健鸣等战友，激动地说：“我也想你们啊！你们在大别山吃了不少苦，打了许多胜仗，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我真为你们高兴啊！可惜，我没有赶上这伟大的千里跃进啊！”

“老王！”杜义德关心地说，“我看看你的腿怎么样啦！我知道，提起打仗，你就会发疯似的不要命呢！”

“这个你放心！我还能上战场的。”王近山丢了拐杖，在众人面前蹒跚着走了两圈，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老杜，怎么不见韦副司令员呢？”

杜义德说：“韦杰同志在2月份就调到晋察冀，向聂老总报到去了。听说，他是去接任第14纵队司令员的。”

“唉！我们在中原逐鹿，又少了一员战将、一位战友啊！”王近山惋惜了一阵，又问道，“部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姚参谋长说：“部队经过大别山斗争的锻炼，质量上有很大提高，但是减员不少。鲁西南战役后，千里跃进时，我们全纵队有26000多人，进入大别山3个月战斗下来，减员4000余人。据统计，野战军4个纵队在大别山头三个月中就减员3万人，其中第1、2纵队各减员1万余人。现在，我们纵队总人数不到两万。武器，特别是重武器埋藏或丢失很多，野炮全部丢失，山炮只剩下3门，炮弹不过70多发；迫击炮还有30多门，干部、战士对即将到来的大决战，都难免有些担心啊！”

“走，看看同志们去！”王近山进了会场，干部们对司令员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王近山双手往下按了按，大声说：“同志们在大别山吃苦了！部队减员也较大，但是现在要立即补充大量的人员和武器是不可能的。部队人数虽然少了些，质量却提高了，兵不在多，在精嘛！我到野司报到的时候，邓政委一再嘱咐我，要花大气力抓好新式整军运动和整党工作，特别是部队中的右倾情绪，要狠狠地整一整！只有提高了思想认识，整顿好了组织和工作作风，提高了斗志，增进了团结，加强了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完成新的作战任务。老杜啊，纵队下一步整党整军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杜义德说：“纵队决定，主要通过诉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深入贯彻土地政策；通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来加强内部团结，提高斗志，增强部队战斗力。”

王近山掏出《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忠诚与老实》等小册子，说：“我来的时候，邓政委要我组织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这些书籍，端正整党态度，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想，还是先动员，学文件，学政策，然后再按纵队、旅、团、营的顺序进行检查总结。”

说到这里，王近山揭了帽子，习惯地用手指梳了两下乌黑的长发，继续说：“同志们，大好的春天来到了，茂盛的青苗绿油油的，叫人心醉啊！春天是生长的季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们纵队的整党整军运动开始啦！”

众人被王近山充满诗意、充满青春活力的语言感动了，大家又热烈地鼓起掌来。

王近山双手往下按了按，开始动员说：“在整党整军中，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就是提高认识，自觉和上级、同级、下级搞好‘三层亮’；各级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掌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往不咎、今后从严这个政策。每个人、每个单位都要积极主动地亮思想、割尾巴，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脱裤子，割尾巴，有什么不好吗？它使我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利再战……”

……23天的新式整军运动和整党运动就要结束了。老虎团的领导班子有了较大变动。罗锋因另有任务，第52团副团长俞贵调任老虎团团长，他曾在老虎团担任过副团长，这回算是回到老部队了。团政委由马忠担任。陆贵升任副团长。参谋长仍是宋慧。陈志外调。1营长姬先锋，教导员柴兴。其他营干部，也有变动。

这一日上午休息时，纵队组织部长李开湘通知罗锋，明日赶到叶县东郭庄总部，接受新的任务。罗锋悲喜交加，难以言状，随即找到几个战友，交代工作。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