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好小凤,胡伟干了两件震惊日军及汪伪高层的事。

从1941年战争时期,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已达到了10万人。上海的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居住的大都是日本人,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租界”。虹口的主街道北四川路,可谓是上海城中的日本城。在这条街上,有日本驻上海民团创建的小学校,也有图书馆、书店、出版社、报社、电报局、电影院、剧场、日本上海陆战队司令部,甚至还有日本寺庙。在这里,以“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为目的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是一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以及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发展”的民间团体,同时也是培养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通”场所。当然,这个民间团体主要从事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间谍活动。

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情况,胡伟早有耳闻。

就在胡亮死后不久,这天上午,细雨霏霏,胡伟和他的兄弟小扣子来到东亚同文书院门口。他俩若无其事地进了书院,书院里的人出出进进,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个双眼充血的年轻人在四处走动。不多时,胡伟发现右长廊中间的凉亭有两个日本人在下棋,为了弄清楚这两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会几句日语的小扣子上前和那两人搭讪了起来。验证二人是日本人后,胡伟和小扣子分别扣住两人的脖子猛拉,他俩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命呜呼了。

此时,已有人发现情况不对,高喊:“抓住这两个刺客!”

一向身手不凡的胡伟一跃跳到墙头上,一伸腿,小扣子一个钩手钩住胡伟的脚脖翻到墙上,二人风似的逃走。

事后,同文书院的日本人认为这是自己人的复仇,但更多的人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所为,也有少数人认为是中共地下党干的。

这事层层汇报,驻沪日军高层十分恼火,命令“76号”查办。

这“76号”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处处愁云惨淡。唯独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依旧超然于战祸之外。而且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中统和军统在上海大量派遣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本人,给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日本间谍在上海根本无用武之地,所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想到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变,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派出了军统天津站的18个特工到越南对汪精卫进行暗杀。结果暗杀失败,使得日本人认识到了汪精卫的重要性。

1939年5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来到上海筹建伪政权。日本侵略军为增强汪伪实力,将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拨给了汪精卫。力量薄弱的汪精卫立即把这个特务组织当作自己实施傀儡统治的支柱之一。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汪伪“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这个组织的真正主人是日本特务机关。

这个组织就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所以“76号”便成了它的代称。

就在“76号”还没有捋出头绪的时候,又遭到了迎头一击。

“76号”诞生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经想办法和青帮老大杜月笙拉关系,结果遭到杜月笙拒绝。这事杜月笙手下都知道,胡伟和小扣子当然知道“76号”是干什么的。同文书院事件不久,胡伟带上小扣子来到了“76号”。

“76号”不像同文书院,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的。

不能靠近的胡伟和小扣子远远地猫在树下,用弹弓瞄准了大门两边的两个日军。向来百发百中的小扣子先一秒钟击中了目标,接着胡伟的飞镖也不偏不倚击中了目标的耳门。顿时,“76号”大乱了起来。

第三天,“76号”的人来到杜月笙府邸门口。

杜月笙的管家问:“来的什么人啊?”

手下人回答:“是‘76号’几个办案的。”

“叫他们回去,不见!再多说一句,我手下的人不用弹弓……”

“76号”的人无趣地离开了。

事后,杜月笙的管家问手下:“你知道弹弓的弹丸是什么吗?”还没等手下回答,管家哈哈大笑起来,“是圆圆的铜扣,扣子!曹正泰老板介绍的那个小子的朋友应该是不二之人,我耳闻了,他叫小扣子,据说他的弹弓比刀枪还厉害啊……”

在杜月笙势力的保护下,胡伟和小扣子安然无恙。

这个夜晚,胡伟和小扣子喝得大醉。

他俩坐在金陵饭店的楼顶唱起了叶芝先生那首感动全世界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

倦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

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

你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

多少人爱过你昙花一现的身影,

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真情,

唯独一人曾爱你那朝圣者的心,

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在炉罩边低眉弯腰,

忧戚沉思,喃喃而语,

爱情是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

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

这个世界本就邋遢,对于一无所有的胡伟、小扣子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可怕的。但他们有无法发泄的苦涩,有无力排解的抑郁,有心底浅浅的秘密。但在大上海求生的他们,只有拼尽全力,不择手段,才能活着。也只有活着,才能有爱,才可能有爱情。

上海不会因为你有多惨,而对你有多好。人们在困境中最期待的就是瞬间逆转,需要“天来之物”解决燃眉之急,而些许时间后即使真有什么喜从天降,他们也不会有那种庆幸和感激,他们说不定只记住了仇恨而忘记了悲惨。

不知什么时候,胡伟和小扣子渐渐睡着了。此时,上海的夜晚不仅仅有发黄的“月份牌”、昏暗的汽灯、锈迹斑斑的轨道,还有两个外乡青年浅浅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