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有偶然的机遇,我的人生也不例外。

比较教育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正如池田先生所说,早在19世纪西方就出现了比较教育。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教育前辈把比较教育引进中国。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比较教育研究也就中断了,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主张要了解外国,要研究外国,于是建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才重新开始对西方教育的研究。但当时不称比较教育,而称外国教育。到“**”结束,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又重新建立比较教育学科。

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家胡昌度教授[9]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同时由十所准备开设比较教育课程的大学的教师组成的进修班在我校开班。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研究,我们动手编写了自己的比较教育教科书。于是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于1982年问世。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兼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参与组织了这些活动。

1980年7月我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塚益德教授[10]的邀请,参加了在日本埼玉县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贵国,参观了中小学和东京大学、广岛大学等。日本教育的发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与世界比较教育的同行们有了联系,真正成为比较教育之一员。

比较教育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比较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教育思想、制度、模式,寻找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普遍规律和特殊差异,最终还是为发展本国的教育提供借鉴。比较教育的研究具有跨地区性和跨文化性,说来简单,研究起来却很困难,因为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约两千个民族;有发达国家,有不发达国家;有大国,有小国;有多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错综复杂。比较研究首先要具有可比性。研究对象的选择就是十分困难的事。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对象首先选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几个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后来又选择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巴西等国家,同时也对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全民教育问题、终身教育问题、女童教育问题、国际理解教育问题、环境教育问题等进行研究。研究的问题纷纭复杂,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