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七年不亚于后来的人生
池田
现在，我们把眷顾家乡的目光转向家庭吧。
我的父亲子之吉在当时被称为“倔强先生”，他是个有韧劲儿、耿直的人，起初在东京湾经营海苔加工，规模也挺大，但关东大地震（1923年）后，因地壳变动等原因海苔越来越少，家业开始衰落，父亲也因患风湿病卧床。但他总说：“即使吃盐也不要别人救济。”拒绝了别人的种种帮助。我父亲韧劲儿的背后，有一股傻劲儿贯穿着，他认为正确的事都会坚持到底，不管别人说什么。父亲无论自己多么穷，都会全心全意帮助和照顾别人。父亲生性寡言，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今天我们却由衷地尊敬他，认为他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母亲与父亲不同，她在生活困顿之中也能开朗地笑着说：“我们家就是穷横纲！”[20]她总是把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放在第一位，时刻为我们操心。她从早到晚，一天也不休息地做海苔，她需要边照顾不断长大的孩子边操持家务，当然是相当辛苦的，但她把我们八个孩子都养育成人了。这让我想起每天吃饭的往事——母亲自己常常不吃午饭，总说“忙得忘了”，可总是为我们这些孩子精心准备便宜但有营养的饭菜。她给我们吃小杂鱼的时候，让我们把骨头也吃下，饭桌上常有我们家自己捞的生海苔做成的醋腌小菜。我想，母亲是不懂学校里教的那种营养学知识的，而且那时候也并没有“食育”这样的现代概念。但在贫困之中，母亲总是尽心尽力地运用饱含着深厚慈爱的智慧，很自然地把贤明而正确的生存之道教给了我们。
顾先生曾说，对儿童而言，家庭正是“最初的学校”，父母正是“最早的老师”。顾先生还在著作中指出：“一个人在他成长过程中，总要接受来自三方面的教育，这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家庭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1]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生所给予的影响非常深远。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伦敦的家中与我对谈的时候，这样述怀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感觉人生最初的七年与后来的整个人生一样长。我的意思是，我八十五岁了，我感到人生的前七年和后来的七十八年一样长。”“孩子在七岁以前学习很多对自己重要的东西，那比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中能学到的所有东西还要多。”[22]我对此深有同感，我想，最初的七年与父母接触的时间最多，是构筑人生基础的重要时期。人在后来到社会中经受暴风骤雨的时候，是会毫无胆怯地直面而上还是会早早地放弃退缩？这些人格“脊骨”的形成正是源于家庭教育的影响。
本来，并不存在天生就优秀的父母。父母也是在与孩子间的实际关系中加深了爱，重要的是不疾不徐地与孩子一道前进，所以教育可以说是共育。（在日语中，这两个词同音——译者注）。创价学会的妇女部中有不少苦于育儿的年轻妈妈，我总想对这些人有所鼓励，因此几番就家庭教育发表过看法。我总强调，即便是亲子，也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的关系。
对孩子而言，家庭应该是可以安心和值得信赖的场所。我的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告诉我，在日本，那些问题少年的内心深处有着很多不自信，自尊水平低。不可否认，由小至大的家庭环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盟友、教育家哈丁博士也这样论述道：“有暴力行为的孩子，常认为别人不关注自己、不重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关心他人’无论是在家庭层次上，还是在社会层次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课题。”[23]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接触的方式、倾注爱心的方式与孩子的人格形成直接相关。孩子是看着父母的生活方式长大的。父母处处为了他人、为了社会，努力工作，这都会引起孩子更深入的关切，他们会自然地从父母的身上学到人生的道理。
我就任创价学会会长时三十二岁，那时我已有三个孩子，老大七岁。我自己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但在妻子的配合下，虽然时间不长，我也很注意创造机会与他们接触。我外出的时候，会给他们写信，托人带个话，回来时买些特产，总之也想了不少办法。从这些经历中，我体会到所谓倾注爱并不单纯是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问题，重要的是父母对孩子考虑得是否很深入。
父母常常只按自己的想法培养孩子、对待孩子，但这容易让孩子畏缩，使他们本来拥有的个性和可能性难以发挥。相反，有时还会强化孩子“不被父母信任”“不被父母爱”的心理。我想，父母应该把儿童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在与孩子的接触中提高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们自由地成长。
顾先生说：“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请先生结合自己的实践，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再做一番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