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大家都熟悉的文学家、思想家，但都没有称他为教育家。其实鲁迅一生从事的社会职业都在教育部门。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就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担任优级的生理学和初级的化学教员。他1910年回到绍兴，应绍兴府中学堂之聘，教“天物之学”，即生物学课程。辛亥革命后，他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2月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5月随教育部北迁，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直至1926年离京。在此期间，鲁迅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两校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授课。1926年8月鲁迅到达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半年以后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处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并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略、文艺论等课程，直到1927年4月离开广州到上海。生命的最后10年鲁迅才没在教育部门，专门从事写作。可见，鲁迅一生工作的27年中，有17年是在教育部门和学校教书，教育工作是他唯一从事过的社会职业，而且他对教育有精辟的见解。所以说，鲁迅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家。
鲁迅一生写作和译作共数百万字，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但许多文章都讲到教育问题，他的文章大多是为了关心儿童、教育青年、指导青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培养青年，“耗去生命不少”。[2]他本来在日本学医，原想将来回国后解除病人的疾苦，以医学拯救祖国。但是他在学校里受到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同学的歧视，特别是在一次观看日俄战争影片时，看到一名中国人被斩首示众，而围观的中国人却精神麻木，他受到很大刺激，苦思数月，得出结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通过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不就是文艺的教育功能吗？这不就是教育吗？当然这是大教育，不只是狭窄的学校教育。鲁迅的许多文章中，甚至只言片语中，都渗透了教育的思想，涉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多个方面。
鲁迅早年的论文《文化偏至论》就是一篇教育著作。本篇创作于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求新路的时期。文章针对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毛病，指出，提出学习西方要坚持“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原则，不能拾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便以为宝贝。文章分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认为文明总是不断演变，矫枉而过正，至于偏至。他写道，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平等自由为凡事之首，继而普及教育，渐渐觉悟到人类的尊严，认识到个性的价值。然而后来自觉之精神，一转而至极端之主我；从社会民主之倾向，又发展到“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忽视个性发展的偏至。鲁迅从评析中西方文明之演变中，感到需要别立新宗，这就是“非物质”“重个人”“争存天下，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遵循规律，“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就说到了教育的根本。我们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一些优秀文化成果，别立新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鲁迅谈论的教育是从对民族的大爱出发，唤起民众，改造国民的思想，提高国民的觉悟。他在日本时就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他们经常谈三个相联系的问题：①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②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③它的病根何在？他们认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诚与爱，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鲁迅主张彻底改造民族性，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要著自然是扫**旧物，以造成一个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4]他之揭露国民性的劣点，并非贬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是因为实在是太爱这个民族了。正如许寿裳所说：“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5]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也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这种大教育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提出的，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今天我也在呼唤民族的文化自觉，我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就要像鲁迅那样，一方面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不要拾起西方“微不足道的东西当作宝贝”，树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弱点，民族文化中的落后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纠正，不断创新。
改变国民的精神，唤起民众，要从教育着手，文艺也是教育的手段，所以鲁迅说首推文艺。《孔乙己》这篇小说就是用文艺的形式批判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旧教育，孔乙己就是封建教育的牺牲品，他熟读“四书”“五经”，但在科举考场上屡屡失败，没有学到什么谋生的本领，但又不愿意脱下长衫，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因此一生穷困潦倒，“好喝懒做”“不会营生”，最后在众人的讥笑中死去。孔乙己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封建旧教育造成的恶果。
改革旧教育，需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解放后来的人。鲁迅在1919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6]
改革旧教育首先要从儿童教育开始，所以鲁迅特别关心儿童的教育。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一篇批判封建伦常的檄文，强烈地批评几千年来毒害儿童的封建礼教，要求把孩子从封建思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一篇论述家庭教育的重要论文。文章认为，封建伦常首先表现在家庭，因此，要把孩子从封建伦常中解放出来，首先要改革家庭。改革家庭是为了改革社会，为了救救孩子，使孩子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要求家庭树立子女本位的思想，把天性的爱更加扩大，更加醇化。“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把孩子看成“缩小的成人”“倘不先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总之，“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决”。鲁迅这篇文章既是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批判，又是一部完整的教育教科书，具有深刻科学性、民主性、教育性、前瞻性，充满了对儿童的爱。现在读起来，仍感到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上海的10年，时时关心儿童教育。《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对于儿童教育，鲁迅一是批判旧教育对儿童的毒害；二是重视儿童的家庭教育，改革教育儿童的方法；三是树立儿童本位，相信儿童，尊重儿童，顺从儿童的天性；四是为儿童创作优秀的读物。总之，要让中国的儿童生动活泼地、满怀自信地发展起来。鲁迅为使中国儿童有优秀的读物，翻译了许多外国童话，如《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集》《爱罗先珂童话集》等，并写了引言或序言。虽然这些引言和序言多半是讲翻译的事，但我们还是把它们收入教育文存中，以反映鲁迅对儿童读物的重视。他的这种以儿童为本的思想，比联合国提出“儿童第一”的观点要早了半个世纪。
鲁迅自己不承认是青年的导师，因为有些误导青年的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青年的导师，但鲁迅实实在在地关心青年，指导青年不走歧路，成为社会改革的战士。他主张青年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扎实的本领。他的文章常常批评那些空谈家。他在写给宋崇义的信中写道：“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为了指导青年，他给青年写过上千封书信，甚至帮助青年改文稿。他教育青年不要自暴自弃，要努力向前走；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恒心，不要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他批评有些青年，不乐于搞科学，就去搞文学；不会写文章，就去学美术，然而又不肯下苦功夫练画，结果只是留长了头发，放大了领结，装个艺术家的样子了事。鲁迅看到这种青年，对中国的前途很担忧。
1932年鲁迅在《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中写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章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说得多么诚恳而亲切，这是对青年最恳切的教导。
后人常常诟病鲁迅“不读中国书”的主张。其实鲁迅何尝真要青年不读中国书？他不仅自己读过许多中国古典，而且在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中也列了许多中国的文学经典。鲁迅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人主张钻到古书堆里、不问国事的情况说的。同时“五四运动”期间，学界都在批判封建礼教，而中国的许多经典却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鲁迅主张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和当时的“五四运动”精神一致的。
读鲁迅的著作，必须结合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来思考。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是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为了拯救祖国，有识之士都会起来革命，寻求新路，唤醒民众。不打破束缚大众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人民何能得解放？周恩来曾经这样描述鲁迅所处的时代和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最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地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7]
读鲁迅关于教育的主张更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时代背景，鲁迅讲教育，不是就教育论教育，而总是结合当时的社会。他总是说，教育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政治，他曾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8]所以，他专门写教育的文章很少，而是在谈论社会情事中谈到教育。二是鲁迅是文学家，他不是像教育理论家那样直写教育规律和原则，而是用文艺形式来谈论教育。因此文字带有艺术色彩，有的是嘲讽，有的是反语，有的只是片言只语，我们阅读时需要细细品味，领会其精神实质。例如他在《二十四孝图》中写了许多故事，其最本质的内容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不要用那种谁也不会认真实行的谎话去欺骗儿童、蒙骗儿童。如果有人认为鲁迅批判《二十四孝图》就是反对孝道，那就大错而特错。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孝子，他所反对的是封建的而且是扼杀儿童个性的愚孝。《二十四孝图》中，哪一条是能够践行的？又有何人践行过？全篇都是荒诞的欺骗孩子的谎话。但时至今日，我曾经到过一所学校，学校墙壁上居然还塑画着《二十四孝图》，可见这所学校的校长并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懂鲁迅的文章。
至今年（2016年）鲁迅离开我们已经79年了，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的教育思想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教育主张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具有科学性、前瞻性。
第一，他的儿童观至今仍是十分科学、十分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想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就需要了解儿童，要照顾到儿童的特点，切忌用成年人的思想去理解儿童，更不应该用成年人的方法去教育儿童。儿童天性活泼，喜欢游戏，喜欢生动的有图画的书籍，有爱美的天性、丰富的想象力。他在《看图识字》一文中写道：“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9]现在我们提倡“儿童第一”“儿童本位”的观念，就要遵循儿童的天性，顺势而教育。
第二，他的人才观始终把立人放在首位，认为教育儿童首先要教育他做一个真正的人。1914年他给好友许寿裳5岁的儿子许世瑛开蒙时，在许世瑛《文字蒙求》一书上写了两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许寿裳后来说：“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10]认识天道，认识人道，就是立德树人，这是做人的根本。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存在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许多家长、许多教师只重视孩子的知识学习，不重视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和人格的养成。
第三，在教育方法上，鲁迅主张顺应儿童的天性，既不能用暴力，又不能放任不管，要循循善诱，启发自觉，让学生自由发展。鲁迅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严厉批评错误的家庭教育：一种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父母往往以为是“听话”，以为是教育的成功，等到放他到外面去，“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11]这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今天的家庭中也不少见，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鲁迅的青年观，是要求青年敢想、敢做、勇于战斗，认清了一条道路，勇往直前。鲁迅对青年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认为，青年总将胜过老年。要“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12]他反对青年做空头文学家，并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孙将来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他希望青年努力学习，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这样才能肩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他希望青年读点哲学、社会科学的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自己曾经在秘密藏书室研读过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所以他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3]但读马克思的书需要读原著，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本意。鲁迅希望青年学点自然科学。他认为，科学可以使人们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他说：“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14]鲁迅还赞成青年读点历史，因为“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15]学习历史可以以史为鉴，以便对现实的情况看得更为真切和深刻。总之，他要求青年的知识面更宽广，对世事看得更深刻。对于学习、读书，他认为，第一要像蜜蜂酿蜜一样，采许多花，通过自己消化，才能酿出蜜来；第二要独立思索，只有独立思索，才能把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学识；第三要自己观察，把观察和思考结合起来，上升为思性知识。
鲁迅的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和先进的，我们细细品味他的文章，就能够悟出教育的真谛，指导我们现实的教育工作。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本书做了修订。
[2] 鲁迅1926年11月15日给许广平的信，见《鲁迅全集》第11卷，6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大全集》第2卷，26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4]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见《鲁迅大全集》第13卷，22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5]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6]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大全集》第2卷，6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7]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新文学史料》，1979（2）。
[8] 鲁迅：《两地书·四》，见《鲁迅书信选集》，4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
[9] 鲁迅：《看图识字》，《鲁迅大全集》第8卷，5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0] 许寿裳：《和我的友谊》，见《亡友鲁迅印象记》，8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11] 鲁迅：《上海的儿童》，见《鲁迅大全集》第7卷，2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2] 鲁迅：《随感录四十一》，见《鲁迅大全集》第2卷，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3] 鲁迅：《致韦素园》，见《鲁迅书信选集》，75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
[14] 鲁迅：《随感录三十三》，见《鲁迅大全集》第1卷，39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5] 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见《鲁迅大全集》第6卷，15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