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儗播布美术意见书》[2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3年2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后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本文是鲁迅为教育部拟的公文。当时他在教育部任职。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为了更好地实施美育，鲁迅拟定了这个意见书，全面阐述了美术的性质、种类、目的和效用。鲁迅认为，美术有三个要素：一是天物，即自然现象；二是思理，即作者的思考、领悟、设计；三是美化，即创作，不是把自然现象的简单再现，而是要创作，补天物之不足。他认为，没有创作，雕刻得再精细、逼真，也不能算美术。所以他说：“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

鲁迅认为，美术的目的和功效有三：一是“可以表见文化”；二是“可以辅翼道德”；三是“可以救援经济”。

本文对学校推进美育具有重要意义。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23]

本篇最初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热风》。

本文抄录了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著作集》里《与幼者》中的一段，来补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的意思。文章充满对子女的爱，鼓励他们超越父母，勇敢地走上人生的旅途。

《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2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热风》。

文章赞美生命的顽强，强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生命的路是走出来的。鲁迅在这里写下了不朽的名言：“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句话常常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去开辟新的道路，去创造新的事业。

《未有天才之前》[25]

本篇为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由葛超恒记录。最初发表于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12月22日经鲁迅校正，于12月27日刊于《京报副刊》，后收入《坟》。

讲演论述了怎样对待天才和怎样才能有天才出现。鲁迅认为，天才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民众中产生的。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把民众比作“好土”。“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应该天天想着培养天才，更重要的是要设计好培养天才的环境，把所有的学生教育好，使天才能在大众中脱颖而出。

鲁迅在讲演中批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论调和趋势，一方面要求天才，另一方面又在消灭天才，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这里有两种倾向：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崇拜创作”和恶意的批评。他批评“整理国故”叫人脱离实际，与世界隔绝，拒绝新思想、新事物。这样怎么能出天才？“崇拜创作”主要是针对有些人要求产生文学天才而言。但鲁迅说，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要求天才的步调相一致，但实际上是拒绝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学，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反对把外国的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相隔”。“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鲁迅认为，这样的风气，“民众是灰土，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鲁迅还讨厌恶意的批评。恶意的批评往往扼杀了天才的产生。作品才到面前，批评家就下结论：“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鲁迅却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他严厉地批评那些所谓批评家：“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鲁迅并不否认天才的存在，他在最后讲道：“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他呼吁，大家做做有利于花木生长的泥土，让天才得以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扩大精神，吸纳新潮，脱离旧套；又要不怕做小事业，要“坚苦卓绝”。

读了这篇文章，我们的学校、老师、家长是不是有所领悟呢？我们今天不是也在呼喊天才吗？许多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于是从娃娃抓起，上奥数班、艺术班、补习班；不是还有不少学校办起各种“尖子班”“实验班”吗？但呼喊了几十年，各种班也办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呼喊出几个天才来，反而喊出了“钱学森之问”。还是应该记住鲁迅说的：“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让我们发扬泥土精神，把泥土培育好，将来可能就有天才产生。”

《风筝》[26]

本篇作于1925年1月24日，最初发表于同年2月2日《语丝》周刊第十二期，后收入《野草》。

本文是一篇小说，描写“我”年轻时反对小弟弟放风筝并捣毁他自制的风筝，等到年纪大了，特别是读了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向弟弟忏悔，请他原谅。

有人曾经问过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有没有这回事。周老回忆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他对弟弟们及后来对海婴及几个侄女都是爱护备至。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周建人《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活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27]

本篇作于1926年9月18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九期，后收入《朝花夕拾》。

鲁迅描述儿时读书和玩耍的情况。他用对比的方法描述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前者给儿童许多乐趣，后者则枯燥无味，从而揭露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扼杀。

百草园是鲁迅老屋后面的菜园，那里有各种树木花草，有鸟飞蝉鸣，特别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里有各种昆虫，给孩子带来无限的乐趣。作者的描写，文字优美，引人入胜，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三味书屋是鲁迅儿时读书的地方，那里是另一个世界，老师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教育方法是旧式的，就是让学生读书、背书、对课，要求很严厉，但非常枯燥。学生往往在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溜到后面的小天井里玩。本文描写了儿童喜欢玩耍的天性。

本文文字优美，故事生动，内容丰富，是小学语文课本中儿童最喜爱的课文之一。

《上海的儿童》[28]

本篇作于1933年8月1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9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本文主要批评当时的家庭教育和对儿童不正确的认识。中国的家庭教育有两种极端的教育方法：一种对孩子自由放任，一点不管，任其跋扈，在家里是暴主，但到了外面就没有能力了；另一种对孩子终日冷遇或呵斥，甚至于打骂，使孩子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父母还以为“听话”，待到了外面，像“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鲁迅认为，这两种教育方法与中国人对儿童的观念分不开，这也反映在儿童画中。当时中国给儿童看的画本中画的儿童，“倘不是横暴冥顽的气味”，要不就是“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相比别国的画，“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这也与中国的衰败和民风有关。作者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所以要提出家庭教育问题、学校教育问题、社会改革问题。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29]

本篇作于1933年8月14日，最初发表于同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本文批评当时村塾里使用的教科书还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老古董。当时民国已经建立20多年，教科书虽有所变化，却大多还是老古董。作者希望有人把历史上教育儿童的方法写出来，让大家明白怎样教育儿童，这真是功德无量。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30]

本篇作于1934年8月7日，最初发表于同年8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本篇对比中国和日本照相馆摄像师对儿童照相的要求，看出两国对儿童要求和教育的不同。作者指出，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是很难分辨的。但是有些人认为：“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然而奇怪的是，鲁迅带海婴在日本照相馆照出来的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而在中国照相馆照的相，面貌很拘谨、驯良，又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原因是两国摄像师对孩子的要求及取镜不同。鲁迅从而批评中国的教育，要求“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鲁迅认为，儿童应该“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学点“洋气”。

这是一个教育观念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致杨晋豪》[31]

本篇写于1936年3月11日，后收入《书信集》。

本篇是鲁迅给杨晋豪的回信。杨晋豪（1910—1993），字寿清，江苏奉贤（今属上海）人，当时在北新书局编辑《小学生》半月刊。

鲁迅在信中讨论了关于少年读物的问题。鲁迅认为少年读物对他们的成长很重要，但觉得当时刊印出来的读物，“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但要做好这件事，需要专家。但是社会环境又不好，有意义的东西又无法发表。

《致颜黎民》[32]

本文是鲁迅于1936年4月2日和4月15日给颜黎民的回信，收入《书信集》。

颜黎民是北平的一名小学教师，他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提出一些教育方法和读书的问题。鲁迅一一做了回答，还寄了书和照片去。讲到看书，鲁迅认为市面上的书，只要无害的就算好，而有些书简直在讲昏话。鲁迅还认为，要看多方面的书，吸收多方面的优点，就像蜜蜂一样，采很多花，才能酿出蜜来。而且专看文学书也不好，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都可以看看，知道自然科学常识；还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可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

鲁迅这两封回信不仅给青年指明看书的方向，而且以青年为对话的对象，写得特别亲切动人，不仅写到看什么书，而且写到北平、上海不同的风光，表明作者很怀念北平。

《新秋杂识》[3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旅隼，后收入《准风月谈》。

本文从爱罗先珂担忧制造打仗的机器说起，揭露当时的儿童教育。作者以蚂蚁为比喻，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专门攻击别种蚂蚁，把他们的幼虫俘虏去做为他们干活的奴隶，不俘虏成虫，因为已经不能驯服了。教育也一样，从小灌输乱七八糟的东西，使孩子长大了，“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因此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是战士的任务。

《玩具》[34]

本篇作于1934年6月11日，最初发表于同年6月1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花边文学》。

文章歌颂中国江北人自制的机枪玩具，表现了中国人的“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

当时是抗日战争前夕，弥漫着战争的空气，又遇上上海市政府把这一年定为儿童年，因此上海的洋货店里挂着各式玩具，其中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等，都是外国孩子在玩。作者批评，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儿童的玩具少，儿童不被重视。

但是作者看到江北人制作的玩具，用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咯咯地响，这就是机关枪。鲁迅认为，这玩具摇着在路上走，比起洋货来，毫不愧恧；这是江北人的天才的创作，中国民众的智慧和志气值得赞颂。

很多人小时候就玩过这种竹制的机关枪，在抗日战争前夕，这种玩具正起到鼓励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作用。

《难行和不信》[35]

本篇作于1934年7月1日，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20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本文揭露批判国民党当局利用“儿童年”鼓吹封建教育，教训小朋友要用功，像古时候“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甚至教育儿童要像古时候“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囊萤照读”或叫“囊萤照雪”，是一句成语，是说东晋车胤家境贫苦，夏日用口袋装萤火虫，借萤火虫的微光读书。“凿壁偷光”也是一句成语，是说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引邻居的烛光读书。都是教育儿童要刻苦该书。鲁迅认为，这都是不可信的、难行的故事。至于上阵杀敌，本来是成年人的责任，却推到儿童身上。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健康地成长。

《〈看图识字〉》[3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三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文章一方面论述了儿童喜欢图画的天性，另一方面批评当时市面上的恶浊的图书。

文章一开头就赞美儿童自由自在的世界，把它形容为“好象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为了满足儿童的好奇性，就要有教育，教育首先从识字开始。当时上海市面上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中国的书，在纸张、图画、色彩、印订上都远不及别国的。特别是，鲁迅买到一本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看图识字》，色彩恶浊，配图死板，图画内容不仅缺乏时代实用的东西，而且画得也不准确，和实物不符，还不如他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一查版权页，才知道该书原来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初版的，是27年以前的书。鲁迅说，这是在愚弄孩子。

他批评当时的教育，把孩子看作蠢材，交给蠢材去教育，将来长大了也成了蠢材。作者于是说到，“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们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比如《看图识字》这样的书，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没有切实知识的画家是难以胜任的。

当前我国还是缺乏儿童读物，这项工作需要我们的大科学家、大作家放下架子来完成，这关系到我们后代成长的问题，并非小事。

《“连环图画”辩护》[3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号，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本文批评有些人看不起连环图画，“以为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作者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伟大的壁画”，而且印在书上，读者并不觉得它是下等。作者认为，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增加读者的兴趣，“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作者举出许多世界名著的插图，以此“证明了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

本文开头表明鲁迅赞成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认为电影比教员的讲义好，并且预言将来会是这样的。鲁迅的预言现在早已变成现实，这也说明鲁迅对新技术的敏感和预见，对新事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