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在第一次访问中国的1974年,我访问了西安市,也就是古代的长安。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京都、奈良的源流正是来自长安。贵国的文化大恩不可估量。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文化人的友谊与交流在明治维新以后进一步加深和扩大。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留学日本热,同时也有许多日文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把日本人翻译的西方书籍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01年,诞生于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的教科书,1902年作新社又出版了留日学生翻译的西方书籍,其中就包含了《进化论》等。

另一方面,日本明治政府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也为中国留学生设立了很多学校。最初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是著名的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65],那是1896年。去年(2010年)是嘉纳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后来嘉纳先生扩大了教育规模,三年后创建亦乐书院,1902年又建立了弘文学院(即后来的宏文学院),使其发展成为留学生学习的典型学校。鲁迅先生也曾是弘文学院的学生,女革命家秋瑾[66]此时也在日本学习。但日俄战争以后,非常遗憾的是,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歧视和冷待留学生,从此以后日本开始了军国主义的统治。

刚才池田先生介绍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热潮,的确,中国近代教育向贵国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许多人说,过去中国的学生变成中国的老师。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派遣留学生主要是赴欧美诸国。“新政”[67]时期主要派青年赴日本留学,而且人数逐年增加。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学生起,到1902年增到500余人,1903年达1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更是增至近万人。[68]1902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也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69]为什么向日本学习而不向欧美学习?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曾经遭受过与中国同样的命运。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倒幕府,建立了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政权,并大力发展教育,很快就强盛起来。因此中国维新派人士很热衷效法日本,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实行维新变法,以对内挽救王朝,对外抵御强敌。

第二,日本学制也是从西方学来的,参照了法国、德国的教育制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已经走上日本化的独特道路,宗旨是培养“和魂洋才”。这种教育宗旨与中国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教育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东方学习西方的榜样。

第三,日本学习西学非常积极快速,许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在日本都有译本,学习日本的教育,从根本上还是学习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而且便利快捷。

第四,日本与中国是近邻,文化相近,文字语言也相近。到日本去学习,可以节约时间和经费。清政府1898年8月2日的上谕称:“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

但是,中国的新学制并没有把日本学制改革的精神学到手。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和日本在学习西方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日本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走的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教育也只是在形式上相同,精神实质却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