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以后一直像探询一个谜一样探询父亲老家的一切。可是除了听到父亲几声无奈的叹息外，我什么也探询不到。母亲除了会抹眼泪外，对父亲老家的事也所知甚少。高王胡家村一直像一道神秘面纱，直到我九岁那年才逐渐清晰起来。这一年，我跟二姨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我九岁那年是1969年，这一年无论是我家还是国家，都有几件事值得记住。这一年年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中苏边境地区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家后来搬到的东风区离边境地区较近，区里要求家家户户都挖防空洞。
这一年的春天，北京传来中国共产党九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人们拥到街上去游行，学校里也组织庆祝游行，学生们举着翠绿松针扎的花束，大人们则举着红纸糊的五角星灯笼，还有毛主席画像，白天夜里欢庆的气氛一下子冲淡了随时要打仗的紧张气氛，那时每天晚上街头都有民兵背着半自动步枪巡逻。
区里武装部的广播宣传车每天在宣传一些防化知识和战地救护知识，弄得人心惶惶的。母亲甚至后悔跟父亲搬到这里来，父亲则跟她说，这里离苔青只有一百多里，都不够一颗导弹的射程。父亲用刚刚学到的军事常识卖弄地跟她说着。而现在，街头的广播喇叭一遍一遍反复在播报中央委员名单，父亲听到的几个熟悉的名字还是他以前从毕主任那里听说的。
在邱书记和毕主任的感召下，这一年的夏天，父亲又从他的所在单位——区废品站里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一年大哥也在他的学校里加入了“红卫兵”组织。
1969年的这一年秋天真好，一切都因了二姨要带我回老家去。回老家要坐两天一宿的火车，还要坐一宿的船，对从没坐过火车更别说坐船的我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我头两天就睡不着觉了，二姨来我家叫我白天也睡觉，可我哪里睡得着呢。人躺在炕上闭着眼睛，耳朵里在听着二姨同母亲嗡嗡说话……母亲在担心我，向二姨叮嘱着什么，听二姨说：“姐，你就放心吧，我是他的亲姨，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由于是二姨主动提出要带我回老家看看，这样可以为家里省下一笔路费。父亲也很乐意让她带我回去。
二姨这一年和一个铁匠成家了，那个铁匠对二姨很好，她渐渐从罗木匠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可是她还是没有孩子。她当然希望路上有一个孩子做伴，这多少会满足一个妇人的虚荣心。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在路上不断有人把我误认作二姨的孩子。二姨也不向人说明，随着旅途的行进，她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这样三天两宿又是火车又是轮船又是汽车的旅途对我来说是十分漫长和遥远的，可是兴奋暂时叫我忘记了旅途的漫长。坐上火车的头两天，我是无法入睡的。我变成了一只快乐的小鸟，对车窗外闪过的一切都是好奇的。偶尔在我心里会闪过母亲的身影，想起临走她把我送到大门外，母亲有些放心不下我，她怕我会想家。她背过脸去偷偷抹眼泪。我想她要是看到我兴高采烈的样子一定会伤透了心。
出了山在哈尔滨要倒一次火车，在沈阳也要倒一次车，每次倒车时在下车上车的人里穿行，二姨总是叮嘱我紧紧地跟着她，扯着她的衣襟，要不会走丢了，说走丢了回不了关里，也回不了家了。这一说总是让我很紧张。到大连下火车中转坐轮船时，她又这样叮嘱我一遍，我们是天黑的时候上的船，头一回坐船，看到黑乎乎的海面我很害怕，等坐到船舱里我不害怕了。倒是二姨在船开起来后晕船了，翻江倒海吐着上船前吃的那碗面条，吃面条是希望顺顺利利，可是她吐得一塌糊涂，脸色蜡黄。她叫我看好东西不要管她，说到地方就好了。我就紧紧搂着一个包裹，坐在一个长方旅行兜子上。我们坐的是四等舱，在甲板以下，船舱里人声嘈杂，烟雾呛人。我的另一只手还得不时捂一下裤兜，父亲在我的**里缝了一个布兜。
父亲背着母亲和二姨偷偷塞给我二十二元八角钱，叫我回到高王胡家村时交给四叔奶。我对父亲的举动一时摸不着头脑，不过这笔钱的来历我是清楚的。有两回在父亲上班的路上我发现他在偷偷顺路捡破烂。这是令我和大哥十分难堪的事，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我们都很少提到父亲的工作。父亲在废品收购站里当会计，偶尔捡破烂完全是他的业余“喜好”。父亲的眼神告诉我，这件事不能和母亲说。
在龙口下了船，我和二姨都松了口气。下船后二姨果然好多了，血色回到她脸上。
8月的胶东大地上到处飘**着桂花香味儿、橘子花香味儿和红高粱的味道。不过我却又想起小兴安岭家中的向日葵来，这个季节母亲该把菜园子里的向日葵割下来晾晒在房檐下了。
外祖母的屋檐下挂满了大蒜和红辣椒。二姨带我在外祖母家住了七天，才带我去高王胡家村。外祖母一家人对我都挺好，舅舅和姨们变着花样给我拿好东西吃。说来有点难为情，在外祖母家住到第六天夜里，不知是西瓜还是葡萄吃多了，我尿炕了，褥子湿了一片，这让二姨很没面子，早起她要拿笤帚头打我，被外祖母拦下了，外祖母说了一句：这孩子随根儿呢。
老舅用小推车驮着我和二姨去高王胡家村，刺眼的太阳在头上滚动，我们穿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里，青纱帐在眼里起伏。人高马大的老舅一路没有停歇，把我们送进了高王胡家村里。
推开黑漆漆的大门，祖母坐在自家的宅院里挑芸豆，她对来人愣了一下。二姨往前推了我一下：“叫奶奶。”
我对这个大脸盘小脚的奶奶一时叫不出口，三千里的路程太遥远了。我怯生生地打量着她，打量着这阴气森森还不失威严的王家老宅。
正中是三间高大的灰瓦屋，屋顶上的灰圆瓦已有些发黑，院子里是东西相对的两间红木窗棂的厢房。听父亲后来讲，三叔爷、四叔爷成家时就住在这东西各一间的厢房里，四叔爷出事后，祖父曾找算命先生算过一卦，算命先生说这东西两间的厢房是犯克的。
“三子，三子的……”老太太瘪瘪的嘴里颤巍巍地发出声音来。三子是父亲的乳名。她眼睛发亮起来。
祖母颤巍巍地迈着小脚走到房后院去，工夫不大，她摘回一衣襟桃子来。桃子又红又大。祖母重新坐下来，一边同二姨说着话，一边给我扒着桃皮。阳光在她手里红黄相间的桃子上明明灭灭地闪动。
祖母家的房后是一片很大的苹果园，果园归生产队了，只有两棵桃子树留给了祖母家。那两棵桃树的树冠都很大，把祖母家房后都遮挡住了，上面挂满了红黄相间的桃子。不时有小鸟在绿叶间蹦跳，啾啾鸣叫……
吃中午饭时，祖父从地里干活回来了，祖父是一个瘦瘦的老头，听了祖母的介绍，他很客气地与二姨打了招呼，并留二姨和老舅在家里吃饭。已经是晌午了，二姨和老舅就留下来了。吃饭时，祖父细瞅了我两眼。
二姨他们吃过午饭就回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奶奶家。祖父祖母和老叔一家住在一起，老叔见到我不冷不热，这当然缘于父亲很少写信捎钱回家来。老婶是个能干的媳妇，她每天上生产队干活前，都要把偌大的宅院所有的窗台擦一遍。宅院里的窗台我数过，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想当年住在这里的一大家子人是何等的热闹哇。而如今东西两个厢房里堆着一些废弃不用的农具，两个屋子里结满了蜘蛛网。
四叔奶住在村子西头。我问过奶奶，她为什么不住在原来的老宅里，而非要搬出去住呢。奶奶生气地说了一句“犟种……”就不说话了。
我是一个人去看望四叔奶的，我的东北话一定是吓着她了，她站在自家矮屋里久久地打量着我。不到五十岁的四叔奶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风韵，高挑的个儿，枣核脸，大眼睛。只是有两道很深的皱纹已爬上了她光洁的额头。
“你是三子的儿子？”
我点点头。
我解了裤带，把一直贴在**兜里父亲要我交给她的二十二块八角钱掏出来，递给她。她退缩了手。
“这是我爸特意要我捎给你的。”
她的目光像在寻找什么，久久停留在我的脸上。
她儿子，我的堂叔从生产队收工回来了，这个老实木讷的青年农民见了我先脸红起来。听了四叔奶的介绍，他才变得像孩子般亲热起来，带我到房后院里的草丛里去捉蝈蝈。可是不久，又听到四叔奶在屋里叫他到村外的一条沙河里去摸鱼，因为四叔奶要留我在她家吃饭。他一蹦三跳地去了，我要跟他去，他突然虎起了脸，说那条河里淹死过人，叫我留在草丛里等他。我失望地看着他走去了，那个下午有一只绿肚皮蝈蝈在我手上的蝈笼里拼命地嘶叫，发出孤独的长鸣……
父亲还叮嘱我要到四叔爷的坟上去烧点纸。要回关里前，我去了王家祖上的坟地，这才知道四叔爷的坟并不在这里。老叔阴沉沉地告诉我说，四叔爷是横死的，不能葬在王家祖上的坟地里。
自然是四叔奶领我去的四叔爷坟头。四叔爷的坟在村西头四叔奶家的一块自留地里。平整的坟头杂草已被剪过了，那天四叔奶着意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红斜襟布袄。我跟着四叔奶对着那块写有“王秉义之墓”的木牌跪了下来，四叔奶嘴里替我念叨着：“秉义，三子的儿子你的侄孙从东北来看你了……”
我给他烧了纸。九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埋在坟里的这个人日后会给我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运气，还不知道我是在替一个人内疚，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当时的我倒是想到了跪在地上那个穿红斜襟袄的女人，她打算守着埋在这堆黄土底下的人过一辈子吗？我来到高王胡家村这些日子已听到了村子里的人包括祖母的一些议论。阳光寂寞地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还是那样平静，和我来到高王胡家村第一眼见到她时一样的平静。
那天我从四叔奶家回来，一向很少和我说话的祖父，突然跟我亲热起来，问我那天去四叔奶家里四叔奶都跟我说了什么话。我能感觉到祖父挺关心四叔奶的，而当着祖母的面他却很少提“老四家的”。
离开高王胡家村时，老舅来接的我。祖父说：“你再去你四叔奶家跟你四叔奶告个别吧。”我又去了四叔奶家。听说我要回东北，四叔奶叫那位堂叔给我装了半面口袋国光青苹果，要我带回东北去。这青苹果是生产队果园里的，还没有长成，咬一口青涩发酸，即使这样的果子分到社员手里也是要扣工分的。这是堂叔用三个月的工分换来的。
“你们东北那里没有苹果树吧？你们东北那里吃不到苹果吧？……”四叔奶一遍一遍问我。
“没有，我们那里没有苹果。”
“把这个带回去，带给我的三侄，给你爸……”
四叔奶和堂叔把我送出来，他们一直把我送出村口很远，她还要跟着，是老舅叫她回去，不要再送了。
老舅跨上他的加重自行车蹬起来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四叔奶，我看到她的目光突然抖一下，就痴痴站在村口那里了，一直到望不见我们的身影为止……
在祖母家住时，那天从四叔爷坟上上坟回来，我曾问过祖母四叔爷是怎么死的。这些日子一直对我和蔼可亲的祖母突然变了脸色，说：“你爸爸没告诉过你吗？”我摇摇头。她说：“小孩子不要问了。”
在祖母家里，我曾见到过我们王家过去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发黄了。这张装在相框里的照片并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放在一只带着铜花锁的箱子里。那天祖母叫我去给她在箱子里找一只顶针，她眼神不好，我帮她翻箱找，就看到了压在箱底的这个王氏家族全家福相片。相片上太祖父、太祖母端坐在前排中间，祖父和二叔爷、三叔爷、四叔爷和他们的太太分别站在后一排。父亲那时还小，和大伯、二伯他们分别站在太祖父和太祖母的两侧。这张老照片是1946年秋天拍的，上面有中村镇那家老吉祥照相馆字样，祖母和她的三个妯娌都穿着旗袍，祖父穿着紫绸缎马褂，三叔爷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戴着礼帽，四叔爷穿着一身浅灰色长袍。在他们上一辈几个兄弟中间，三叔爷是最潇洒英俊的，其次是四叔爷，他面目和善，带着微笑。这张照片里还没有四叔奶，祖母说四叔爷是在第二年把四叔奶娶进家门的。祖父去中村镇上请来的老吉祥照相馆师傅。那天王家老宅房后的苹果树上挂满了通红的苹果，都照进了相框里。照相的师傅还讨吉利地说了一句：“王家往后的日子一定会平平安安添人进口的。”祖母这样对我说时脸上像落上了一朵桃花儿。可是当我问起三叔爷一家时，祖母的脸色突然变了，她慌慌地收起相框，用一块黄绸子包上了重新放到那个紫黑的箱子里。
我和二姨从山东回来时，越往东北走越冷了，走到山里时已下过雪了。我和二姨背着从老家带回来的苹果、花生和地瓜干，这些可都是稀罕物。
经过漫长的旅途总算到家了，我和二姨都有一种极度疲惫的感觉。下了火车，二姨夫在车站接的我们，二姨走之前发了电报，因为中途倒车他也算不准我们什么时候到家，二姨父已经连续三天来接站了，头一天父亲还跟他一块接过站。这是一个大下巴的男人，见到二姨只问了一句话：“你们在路上没冷吗？”他把他穿的一件大衣披到二姨身上，又把他的狗皮帽子摘下来戴在我的头上。而二姨身上背的东西全背在了他身上，他的长下巴冻得通红。
路过区里武装部那幢石头楼房和学校的红砖房，我看到墙上又新刷了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我就知道这两个月，父亲和哥哥在家里又接着挖防空洞了。院子里的防空洞，在冬天又会变成储藏土豆和白菜的地窖。
回到家，父亲嚼着我从山东带回来的青苹果，一遍一遍问我：“你四叔奶……还没有成家吗？她还一个人过吗？”
我说：“不，她和我堂叔在一起过。”
父亲听了还是说：“这么些年了，她还是一个人过，唉。”
父亲的表情沉重下来，仿佛四叔奶一个人过日子是他的罪过。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从关里回来，在我心里留下了两个秘密。
那种青青的、涩涩的苹果的味道一直留在我九岁的记忆里，直到八年后的某一天突然从父亲的口中说出四叔奶是中共党员的家属来，我的胃里又像泛酸水一样一下子冒出青涩的苹果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