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中学以后，坐在石头楼教室里，春天能看到远处南山坡上达子香花开了。山坡上雪化尽了以后，达子香就成片成片地开了，漫山坡上开成了粉红的一片。
“噢，富裕中农，政治面貌，群众……怎么一家人都是群众……”在填一个学籍表时，宋海波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引起她的注意。后来听王路说，她本来是想让我当体育委员的，或许是因为我个子高的缘故。在校园里，我常在篮球架下和同学打篮球。这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最痛快的时候。没有人嫌弃我什么，因为个子高，无论是外班同学还是本班同学，都抢着和我一伙。
宋海波是在这所中学高中毕业留校当老师的，她和王路的哥哥是一届的。来班上当班主任的第一天，王路就告诉了我。“你哥哥他还好吧，他还在部队吧……”她问过王路。问时，她还看了看王路，说：“你哥哥可比你高多了。”
她教我们政治课。宋海波个子高，她写在黑板上的字也粗粗大大的，不像别的老师那样讲究点板书字体，不过我们坐在后边的同学却看得清清楚楚。
宋海波除了教政治课外，还负责写校园里的黑板报，黑板报通常用红黄两种颜色粉笔写，宋海波写黑板报时字体就比上课时写得规整一些，她还兼着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
宋海波写黑板报的内容一般是照着报纸的内容往上抄的，当然也有部分师生的批判稿摘抄，都是紧跟形势的。宋海波写粗体字的时候，粉笔用得很费，粉笔盒里空了，她往操场上扫一眼，看到我和王路的身影喊一声：“王路，你去办公室给我取点红粉笔来。”王路就撒腿跑去取了，回来她看了一眼王路，一边往板报上写字，一边随意地问了一句：“你哥有信来吗？”王路说：“……最近没有。”
王路是在一天上学的路上突然跟我说：“我哥在部队入党啦。”“真的吗！”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嘴里还嚼着一块胶皮软糖，说他哥来信了，还给家里寄来一包软糖。那天本来我俩说好放学后去区俱乐部看电影《卖花姑娘》的，可是我不想跟他去看了。因为他可能向见到的同学炫耀这件事，而入党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
那时我家的情况真是糟糕得让我有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父亲刚刚在单位里因为那场大火受到处分，哥的入团申请又没被批准。那段日子里，母亲常常这样问父亲：“你受了处分，他们会不会开除你？”她担心的是，如果父亲没了工作，这一家人的日子今后该怎么办？“不会的，组织已找我谈过话了，不会丢掉工作。”他叫她放心。可是有两回夜里，她突然在半夜里醒来，拉着父亲往外跑。父亲问她怎么啦，她说她梦见他们单位又着火了，叫他赶快去救火。父亲只好把二姨找到家来，陪她住了一段日子。
“你的命里怎么总是和火相克呢？”母亲清醒时痴痴地盯着他问，父亲也觉得这两场火都给他带来了厄运，这个倒霉的男人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了。
有点迷信的二姨说我们家应该像他们家一样住在河边上，不该住在红松街上，折腾不起的父亲只好说，他的单位在河边上，应该不缺水了。二姨听了只好由他这样信口搪塞了。二姨之所以来这里后嫁给这个铁匠，除了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外，还有就是吴大下巴有两间白房正好在河边街上。二姨说她属蛇是小龙，离不开水。她带我母亲在她家房后河边石板上洗过衣服，连洗衣服挑水都省去了。母亲羡慕不已，再也不嫌弃吴大下巴的长相了。我们呢，也去过她家里吃过吴大下巴现下河去摸过的鱼，那鱼就好像跳进他家锅里一样容易吃到。吴大下巴还亲手教过我们用罐头瓶子和白桦皮做捂鱼的工具。可是母亲警告过我们不要下河去。因为河里每年夏天都淹死过人，这同样叫她恐惧。她亲手将哥捂的一罐头瓶子胡罗子鱼摔到院外大街上，闪着银光的胡罗子鱼在阳光里蹦跳。
哥学习一直很好，当过班里的学习委员。他上初二开始就一直在争取入团。可是等到上了高中最后一年，也没有入上。
哥每回的入团申请书都是站在我家的柜子前写的，那靠墙的柜子是由两只榆木箱子拼成的。榆木箱面的木纹弯弯曲曲，上过清漆油让桌面很光滑。柜盖上方正中挂着毛主席画像，两边一边是镜子，一边是我家的相框。相框里只是我们自己家人的照片，还有两张是二姨、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的合影。
哥每回写，都是找出一个从没有用过的作文本来，端端正正写上开头：敬爱的团组织……哥开始还有点避开我们，后来就不避开我们了。哥的字写得很好，母亲常常夸他，说他字像父亲的字一样漂亮。哥最开始写入团申请是在晚上，我和三弟都睡下了，他站在那里写，柜子上点着一支蜡烛，蜡烛的光把他的头影放大到棚顶上。
他同学中常来我家里找他的是张红伟。张红伟个头不高，四方大脸，左上衣兜盖上戴有一枚团徽。张红伟是哥他们班班长。哥每回写好入团申请书，都交给张红伟，张红伟再交给学年团支部。哥每次交给张红伟申请书时都很激动，哥一激动就脸色发白，呼吸不太顺畅。母亲说这都是他小时候得的胸膜炎坐下的病根。张红伟一来我们家母亲就给他冲红糖水喝。张红伟喝完红糖水，对哥说：“学校在五四青年节前要发展一批团员。”哥就脸白结巴起来，说：“……有……有希望吗……”张红伟说：“听于总支书记说，这回纳新重点对象放在高一。”哥的喉结轱辘了一下，望着张红伟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你是咱学年支部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了，这回应该有希望。”张红伟说。
哥那几天一直沉浸在激动中，嘴里还不时哼出一支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他还从南山坡折来一大把达子香花，叫大妹找来一个空罐头瓶子把花枝插里去，放在柜台前，我们家暗淡的屋里顿时鲜亮起来。
学校头两年春天在南山汤旺沟塔头甸子上开垦了一块荒地，给学校食堂做菜地用。学校号召共青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星期天义务劳动，在那片塔头甸子上一干就是一天，中午从家里自带干粮。一开始去劳动，母亲还给哥烙了白面饼带上，叮嘱他干累了就歇歇。可等到他晚上回来，看他手磨出了血泡，嘴里抱怨个不停。等下次去劳动张红伟来找哥，母亲就对张红伟说，向国他小时候得过胸膜炎，可不能下大力累着。张红伟瞅瞅哥，哥说没事。母亲再想说什么，哥已扯着张红伟出了家门。
有一个星期天，母亲把镐头藏起来了，以为哥找不到镐头跟不上队伍就不能去了，可哥从邻居家借来镐头又追上了学校拉着团员和积极分子的马车。马车上传来欢歌笑语……哥能参加这样的劳动真叫我们羡慕。哥也说，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同学想参加就能参加上的。尽管晚上回来，哥手上又磨出了血泡，他说他们是把那刚刚化冻的塔头墩子当成顽固的敌人一镐头一镐头刨下来的，开始一镐下去还只是一个白印，可架不住他们的顽强斗志！那成片头朝下栽倒的塔头墩子就是我们胜利的战果！那四周的白桦林就是春天为我们鼓掌的少女，那白桦汁呀，真是比红糖水还甜……哥说得像朗诵政治抒情诗一样豪迈。但等母亲端水过来给他泡脚，拿针过来给他挑手上的血泡时，他头一歪，衣服也没脱就睡去了。他实在太累了……
可是高一这年春天，等到南山坡上的达子香花都开过了，学校的新团员名单才公布出来，可是上面仍没有哥的名字。
这次对哥打击挺大。
高中临毕业时，哥很少到学校去了，成了个逍遥派。
那天下午，张红伟又来到我们家，哥正在房后的木头垛上给我和三弟做木头手枪。哥削着手枪，张红伟站在旁边和哥搭着话。哥不时地把枪举起来，闭上一只眼眯着一只眼，瞄瞄枪筒，看看枪筒削得直不直，张红伟就等他放下枪来再跟他说话。
“这回可是最后一批了。”张红伟说。哥心不在焉地低着头。“校团总支能在我们毕业生中多发展几名。”张红伟再次提醒哥，并靠近些。哥手里的木刀削得飞快，眼花缭乱。透着果松香味儿的木屑零零碎碎飞溅到张红伟身上。
“我恐怕不行啊。”哥瞄了瞄，移下枪筒灰心地说，“上回黄老师查过我父亲档案，不是没有通过吗。”
“嗐，那有啥，这回强调重在表现。”
哥不再言语，闷头一下一下认真削着手枪。哥要赶在父亲下班前，把手枪削完。阳光一点一点地躲进潮湿的木头垛里。张红伟走的时候，手枪就差不多削完了。哥带着木头手枪去送张红伟到大门口。
来到大门外，张红伟握着哥被木刀勒得通红的手掌叮嘱：“记住，关键是表现。”
哥被张红伟殷切的目光感动了，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张红伟矮小的身影走进夕阳里。哥慢慢地抬起新做成的手枪，独眼向远处瞄着。直到视线里走进来一个渐渐大起来的人影，哥方才慌慌地收起手枪，溜进了前屋。
父亲走进家门，母亲正蹲在灶坑前烧火。
饭还没做好，父亲坐在炕沿上吸起旱烟卷。母亲抬了抬头，睁开呛得流泪的眼睛，咳嗽了一声道：“老大他们这回可是最后一批了……”下午张红伟来我家和哥在房后木头垛里说的话她都听到了。
“那能咋样？”父亲去年冬天刚刚背了个处分，心里正窝着火气呢。
父亲的话音传到东屋，哥正在柜盖铺开的稿纸上写着什么。刚刚写了个开头，我瞧见有“申请”两个字。我以为哥听了，会写不下去的。但哥没有。哥像没听见似的，仍埋头支着一条腿在那里写着。
学校没在五四青年节前发展团员。张红伟来家里跟哥说，学校团总支是想在他们这届同学中毕业前发展一批，这样也是为了鼓舞他们上山下乡的士气。哥觉得张红伟说得有道理。
张红伟再来我家时说，校团总支号召他们这届毕业生团员和入团积极分子带头写决心书，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往年区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初中应届毕业生都分到林场青年点去，但总有几个毕业生嫌山上林场青年点艰苦，就留在家里混日子。一来二去成了街道上打架的混混儿，出了几次斗殴事件给学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学校在毕业前就注重做好动员工作了。
哥对张红伟来家说的第二件事，想都没想，就写了一个充满革命豪情又文字激扬的决心书，在这个决心书里，哥明确表达了“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贫再教育”，而且他在决心书里还提到了一个区林业局新建的最偏远的林场名字，如果哥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去写了，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深深地为当时的举动而后悔。
那段日子里，张红伟来我家的次数多了起来，他一会儿来送毕业考试成绩单，一会儿又来送全班毕业照片，有时又夹着两本几何代数书来问哥数学题。我家的红糖玻璃缸子已经见底了，母亲为拿不出来红糖而有点难为情，她给张红伟倒了一杯开水，说家里的红糖票已经用光了。张红伟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能再吃甜的了，有一颗牙已坏掉了。”为了证实他说的话，有一次他来找哥问数学题时竟然把从家里揣来的一只苹果给哥吃了。
张红伟到我家来给哥送的毕业照片我看到了。八英寸黑白照片，哥他们男生站在最后一排。哥的身影被站在中排的女生挡了，只露出一个挺小的脑瓜。前排凳子上坐着黄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老师们的边上，坐着一个学生，是张红伟。张红伟只半个身子坐在凳子边上，身子呈倾斜状。哥看了一眼照片后，笑笑对张红伟说：“你以后也能当老师。”张红伟听了稍稍一愣，脸不自然地红了一下。他说还要给别的同学送照片去，就走了。
张红伟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在夏末的一天傍晚，西边山上的晚霞都像被火烧红了。张红伟没进我家门，而是把哥叫出去。哥一看到张红伟的神情就明白了。
“没批？”
张红伟点点头，叹息了一声：“唉——”
“还是因为我父亲的档案？”
张红伟又点点头，说：“我跟团总支强调了重在表现，可学校进驻了军宣队代表，于书记也无能为力……还有去你父亲单位查档时，你父亲他去年又受了个处分……”
张红伟走了后，哥在外面站了好久。那天晚上他像发了高烧，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久才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