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天，区里突然笼罩了一种神秘的气氛，这种神秘的气氛好像是父亲带到家里边的。父亲常把单位的报纸带回家里来看，自然那都是他们单位白主任看过的。以前都是父亲在家里要糊房顶棚时带一捆旧报纸回家，现在不是这样的，他几乎是一天带一份报纸回家，有《人民日报》，有《光明日报》，还有《参考消息》。父亲说这都是白主任看过的，允许他带回来的。有的时候，一张报纸他还反复看，第二天去上班他还带走。
他看报的时间一般在晚饭后，抽上一根纸烟之后看起来。家里为了省电，棚顶上吊着的通常是三十瓦的电灯泡。他视力好，这样的光线下他手里的报纸离他眼睛也不是特别近。
有几回我们放学回来，看见他和母亲在屋里窃窃私语着什么，等我们进屋，他俩都停住了，母亲脸色还惊慌地停留在刚才的一瞬间里，倒是父亲催促母亲去做饭，她才像想起什么来去做饭。
如果不是为了交学费发愁，他们是用不着背着我们嘀咕什么的。我们兄弟三个每次开学一起交学费时，总有一个要请求学校减免学费的。这得从父亲单位里开出减免学费的证明，那证明得写明父亲的工资五十四元，得供养六口人，还要每月扣除他欠单位的饥荒。至于谁拿着这份证明去交到学校，得他俩商量一下。这是我们都不愿做的事情，因为交到班主任老师那里，老师也要在班级里平衡一下，有时还要把名字写到黑板上去让全班同学来表决。仅仅为这两三块钱的学费（小学学费两元钱，中学学费三元钱），我们好长时间在班级里都抬不起头来。
这个秋天让我感受到的家里情形显然不是。
晚饭后，父亲坐在那里看报纸，母亲就在缝纫机上补衣服，她好像总也做不完家里的这种活计。等我们都上炕睡去了，父亲放了报纸，母亲停了手里的话，关了灯。一阵窸窸窣窣声之后，他们也睡去了。
可是就在我们蒙眬的睡意中，嘁嘁的窃语又从他们捂着的被子里传来。在黑暗中，这种可有可无时断时续的声音更有一种神秘感，还伴着嗓子眼像被人捏住那种窒息的呼吸声。我拼命竖起耳朵来，也没听清说什么，一阵困意袭来我又睡过去了。那时我真贪睡。
第二天早上，我试图从他们脸上发现什么，可这是徒劳的。他们像什么也没发生，忙碌地做着早上该做的一切。
区里又在动员家家户户深挖防空洞，在上冻之前区武装部要组织人挨家挨户检查，所以区里各单位和学校每天下午都放假，父亲每天下午都比平常回来得早些。他带着我们去菜园子里把去年挖的防空洞又深挖了一些，并且往院外挖出一条通道来，他和三弟在下面挖，我和哥在上面倒土。刚刚砍倒的大头菜还没来得及收起，在地里东一棵西一棵倒着，早晨的霜珠还在卷叶里像水银一样挂着。
母亲还在窗子里砸着衣服，嗡嗡声传到菜园子里来……那台蜜蜂牌缝纫机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唯一贵重的物件。午后的阳光从窗镜反射照在落叶松木板障子上，天空蓝得水洗一样，偶尔有排成人字的大雁从头顶上向南飞过去。我又沉浸在一种幻想中，完全忘了眼前在做的事情。看看大雁多么自由，春天飞回来，秋天飞走了，那雁叫的声音是那样悦耳动听……它们的家在哪里呢？而家家大人孩子像老鼠一样掏洞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该想的事情。
两场雪过后，我家防空洞已经封顶了，洞里倒出的新黄土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街上两三个行人交头接耳吸着寒气在传着小道消息……
父亲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他没有再带报纸回家，他低头吸了两支烟，看母亲把饭做好端上桌，一家人吃了饭。母亲又要打开缝纫机砸衣服。父亲说了一句：“别砸了，早点睡觉。”母亲把机头重新放回去，听了父亲的，熄灯，上炕睡觉。
冬天的寒流在袭击着这个边境小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感受着一种寒意。那些体质和神经脆弱的人更是如此。冬天天黑得早，父亲下班晚了，母亲总要打发我去单位里找父亲。每次回来晚了，母亲总要问：“你是不是被留在单位写检查啦？”父亲摇摇头说：“我没事，单位里在开会，你不用担心什么。”
有一天夜里，母亲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大叫：“不要，不要……”父亲问她怎么啦。她说梦见老毕了，老毕又被批斗了，要投河自杀。父亲安慰她，老毕不会有事的。
单位里支部找入党积极分子谈话，白主任就找了父亲谈话，白主任要父亲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父亲明白了，说他回去就写。
父亲是在1969年夏天向废品收购站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1971年冬天，他又重新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去废品收购站找父亲，看见父亲一个人戴着手套汗流满面地站在落上雪的废铁堆里干活，他在给废钢角废铁归类，他把好钢拣出来放在一边。“这些好钢也许很快就会用得着的。”他对我说。父亲埋在铁堆里的身影很高大，寒气十足的夕阳光影从斑斑驳驳的铁堆上落下去，父亲才最后一个离开废品收购站，离开那堆可爱的废钢烂铁，他衣服上沾满了砖红色的铁锈。回到家里，母亲要用火碱水洗好几遍才能洗干净。
区武装部每年一次的冬季征兵开始了，许多适龄青年都报了名，王路的哥哥也报了名。等到区武装部张榜公布时，只有王路的哥哥等少数几名青年榜上有名。王路的哥哥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脚上穿上了大头鞋在街上走来走去，很招人眼。
走的那天，王路家门前像办喜事一样热闹，他哥哥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背着一只草绿色书包，被人簇拥着敲锣打鼓送走了。他家门口放过两挂鞭炮，红松街的邻居们都出来看，我和哥也站在热闹的人群里，鼻涕冻成长长的冰溜子看着这一切。王路人模狗样地走在他哥身边，对在雪地里争抢没燃着的小鞭炮的小孩子喝唬着：“让开，让开。”他像没看到我一样。
从那时起，我和哥都不约而同地萌发了当兵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