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从凤城出发后直奔宽甸，这段路虽然山也不小，但路况还是不错。周科长告诉我：“这一带已经建立了农会和区县政府，国民党的残匪和反动的地方武装基本被消灭，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第三天清晨，我们来到一个叫赵村的村子，按照上级的安排“老部队”就在这里休息。

赵村是一个大村子，坐落在一条大山沟里，村东西两面是两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从村中穿过，村中炊烟缭绕，鸡鸣狗叫，显得生机勃勃。

我们走到村边的时候，看到一群老乡围在村口一棵合抱粗的老榆树前，交头接耳的议论着什么，树干上绑着三个看穿戴像财主的老人，老榆树旁的小柳树干上还绑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和两个年轻人看到我们后，迎了过来，到了跟前壮汉自我介绍道：“我姓赵，是这个村的农会主席，昨天就接到区里通知，说你们要在我们村驻扎，听说还有孩子妇女和老人，我已叫妇救会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暖乎乎的屋，保准叫你们休息好！”然后，指着两个青年人说：“他们是区里的干部。”两个年轻人走上前和我们握了握手，然后领我们进了村。

村里的妇女主任和几个年轻的小媳妇把我们领到一个大院里，吃了顿高粱米干饭，炖豆腐。吃过饭后，家属们被她们分别安排到各家。我和周科长小石、小董以及区里的两个干部被赵主席领到了农会。

赵村的农会就在赵主席的家，两间破旧的土平房，门口挂着一块白楂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赵庄农民委员会”。屋里一个半精不傻的女人瞅着我们傻笑，赵主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婆有病，家里埋汰，农会刚建立，没地方办公只好在我家，你们别嫌唬！”然后，告诉傻女人：“来客人了，还瞅啥？赶快点火烧水呀！”我说：“不用忙活，我们喝点凉水就可以了。”

从打进屋，周科长就皱着眉一言不发，这时他绷着脸问赵主席：“我看你们村口的树上绑着四个人，咋回事？你可要知道我们共产党政府是不能随便打人骂人和绑人的！”

我问赵主席：“你们村是不出啥事了？”

他听后叹了口气：“可不咋地，前天晚上新上任的民兵连长老孙两口子全被杀了，那个惨劲就别提了！”

小董听后，不加思索地说：“这是反动派猖狂的反扑，北满地区这样的事常发生，基本都是地主老财干的！”区里的一个干部说：“你这话可说对了！咱这一带就要开展土改斗争，这些地主老财心不甘，所以进行疯狂报复，想以此来吓倒我们！这不，我把村中的三个老财全抓起来，准备一会开审！”

赵主席听后急急歪歪地说：“几位首长你们给评评，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地主老财是可恶，可就咱村这三个老实八脚的老头，一不和胡子来往，二无缚鸡之力，他们怎么能是凶手呢？”我问他：“你看是什么人干的？”

“日本娘们。”

“你们村还有日本娘们？”

“有哇！那是日本人撤退的时候，我们村的老跑腿子‘孙瘸子’到山上溜套子，发现这个日本娘们要在树上上吊，就把她救了下来，然后接回了村，两人希里糊涂过上了。我一直想问问他们‘你们要是真这么过，也得办置办置，好叫大家都知道。要不咱一个中国人和日本娘们过上了，好说不好听，多丢咱村的脸！’”

“她和这案子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你想想看，日本人最恨谁？”

“最恨抗日的人呗！”

“共产党是抗日的吧？”

“当然是抗日的，而且最坚决。”

他听后一拍大腿：“这就对了，毛病就出在这！咱农会干部是给共产党办事的，那咱就是日本人最恨的人，日本娘们是日本人，她能不恨咱们吗？因此我想老孙肯定就是这个日本娘们勾结土匪干的！”对于赵主席的破案推理，我不敢苟同，因为满周国倒台时日本女人有很多嫁给了中国人，她们也是被逼无奈，单凭她是日本人，就断定她是杀害老孙的凶手，这事在情理上说不过去。

至于区里的两个干部凭推测就把怀疑的重点安在三个老财的身上，好像有点荒唐。周科长问他们：“你们有证据吗？”赵主席说：“证据倒没有，这不是我们猜想的吗。”周科长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办案是要讲证据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单凭想象就抓人，太没头脑了！”.

区里的两个干部一听，不愿意了，脸沉沉地说：“你是东北局的大首长，和你比我们当然没头脑了，这事正好你们也赶上了，就麻烦你们帮我们破一破，咱把话搁着，要跑了这几个地主老财干的才怪呢！”赵主席在一旁接茬说：“还有哪个日本娘们！”周科长听后瞅了瞅我，我说：“晚上就出发，时间太紧，咱是路过的，他们愿咋破就咋破吧！”

“那不行，叫他们这么破案肯定是要出冤案的，这不是件小事，有损咱共产党政府的形象！实在不行你们先走，我一定帮他们把这个案子搞清！”

我看周科长的态度非常坚决，就对赵主席说：“你先领我们到现场看看。”

“好吧，现场还没有破坏，我叫人看着呢。”

孙连长的家在村子的大东头，孤单单两间快要倒塌的破草房，一圈用树支夹成的杖子，院内码着木头伴子，屋后一大片苞米地，干枯的苞米杆还立在地里，苞米叶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东北山区的农民种苞米有个习惯，苞米割倒后把棒子掰回家，秆子留在地里，来年开春用火烧掉，这样能肥地。屋前有一片园子，园子里的豆角架和茄秧仍然立在那里，我心想：这孙连长也不是个纯牌庄稼把势，真正的庄稼人秋后地里是不留尾巴的。

院内有个苞米楼子，下边的草堆上爬着一只半大的小黑狗，这只小黑狗看样子挺通人性，知道主人死了，看到我们进院连哼都没哼一声，只是晃晃尾巴，咔吧着眼睛瞅着我们。赵主席说：“这狗也知道主人死了，心里难受。”

推开外屋的门，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两个看尸的老头看到我们进来后，从火堆旁站了起来。我推开里屋的门，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男的躺在地上，四外散扔着被剁下的手脚，大张着嘴，舌头、鼻子、眼睛、耳朵都被割掉，整个脑袋就剩下几个血窟窿，肚子被从心口窝一直开到小腹，五脏六腑被拽了出来，**被连根剜掉扔在北窗台上。

再看那个女的，**着身子，横躺在炕上，脖子上有一道被绳子勒过的痕迹，嘴里塞着一块破布，披头散发瞪着眼睛，脸上有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看到两个人的惨状，我心想：凶手下这样的毒手，得和他们有多大的仇哇？

小石和小董在地下气的直转悠，嘴里叨咕着：“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周科长问我：“看出点啥问题没有？”我说：“有两点，一是老赵是这里的农会主席，要是阶级斗争，肯定得先冲老赵来，为什么赵没事，而孙连长刚上任就出事？二是凶手与孙连长他们肯定仇深似海。如果是胡子们干的，他们杀人一般不分尸，再说这一带赵主席不是说没有胡子吗。因此我想这里边八成有其它的原因？”

“看来这起案子挺复杂，我们真得帮他们一把！”

什么事都有个该着，正在我们对这件杀人案赶兴趣的时候，天气转阴，随后下起了小雨，师部通知我们：今晚原地休息，什么时候出发听候命令。

当天下午，我们把乡亲们召集到农会，我问他们：“孙连长这个人怎么样，有仇人没有？”乡亲们都说：“这两口子挺好个人，为人和善，知情达理，没听说有仇人。”

“你们想一想，咱村这几天有生人来过没有？”

他们说：“生人倒有一个，这几天来了好几趟，不过是个瘸子，也不知是那的？”

老赵的傻老伴一听瘸子高了兴，拍着手说：“俺可知道这瘸子啥时候来过！”

我说：“嫂子，他啥时候来过？”

她笑嘻嘻的抽了一下鼻涕说：“前半夜的时候我上杖子根尿尿，借着月亮地，俺看见有个瘸子一拐一拐地往村东走，手里还拿着一根大棒子（枪），俺怕他看我的屁股，赶紧往杖子根挪了挪，他没瞅着俺。过了一会，就听见老孙家的小黑狗咬，怪冷的，俺就回来睡觉了。”

“嫂子，你这话可当真？”

她笑嘻嘻地说：“俺可不会白唬。”

赵主席说：“你可别听她地！傻了八叽的就知道顺杆爬，我咋不知道？”

赵主席这个老伴并不是个傻透腔的人，一阵明白，一阵糊涂，说完这段话后开始胡诌八咧了起来。但她的话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周科长小声说：“看来瘸子是个关键人物。”我问乡亲们：“有谁在村外看见过瘸子？”村中的一个猎人说：“这个瘸子我溜套子的时候在四方台子附近碰到过他，好像就住在原来胡子们住的窝棚里。”另一个猎人说：“这两天老孙有点怪，以前他下套子都在山上，最近就在家跟前地里下，我问他‘你怎么不上山上去套，家门口能套着啥？’他说‘这几天身体不好，就在家门口对付点吧。’”村中的几个大婶说：“老孙家这一段挺怪，他老伴和我们说‘这地方不能住了，我们得搬家。’我们问她‘在这住的好好地，搬的那门子家？’她唉声叹气也没说为的是啥。”

情况了解到这里，基本上露出了眉目，我和周科长决定明天早上就上四方台，先找下瘸子再说。区里的两个同志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有点藐辟（轻视看不起）地说：“一个瘸子能成什么气候？咱不能把眼光只盯在他的身上，还得在三个老财的身上找线索。”赵主席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一再强调重中之重是日本娘们。由于是两个部门的人，我们又是过路的，当时也没好意思和他们过多的掰扯，只要求他们先把树上绑着的人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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