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老天饿不死瞎家雀”,这话一点也不错。我从破帽子沟走的那天,天空下起了小雪。西北风吹在单薄的衣服上,冻得人浑身直激灵,为了抵御风寒,我连跑带颠地往舒兰赶,在中午时分就赶到了二道河子。

二道河子在舒兰县是个大镇。小日本的一个勘探队在那里勘探,说二道河子地下有煤。当时日本一个中队驻扎在那里,东山里的胡子也很少到这一带活动。因此虽是个风雪天,街里的集市仍然很热闹。

我走到镇上的时候,饿得可真就不行了。肚子“咕咕”叫个不停,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每迈一步都觉得特别沉。

二道河子集市上的各色小吃应有尽有,麻花烧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摸了摸兜里的钱没舍得买,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几张苞米面煎饼和一碗豆腐脑吃了起来。

那天这家小饭馆的人特别少,加我总共只有两个人。掌柜的走出柜台和那个吃饭的人闲唠。

他说:“老弟,你们那屯有没有识字的?”

“干啥?”

“我这才是没事找事呢,后街的‘张记糖房’要找一个管账先生。我顺口说‘我那旮旯南来北往的人多,想法给你物色一个’。没想到这管账先生这么难找,有钱人家识字的不稀罕干,穷人家又都不识字,老张家还当个事似的,天天来问有点眉目没有,你说咱答应人家的事能不给人家办吗?办又办不了,我这两天正犯愁呢!”

我一听急忙凑到跟前说:“掌柜的,您看我怎么样?”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小伙子,你是哪的人?”

“溪浪河的。”然后把良民证拿出来给他看了看。

“念过几年书?”

“四年。”

“会打算盘么?”

“学过珠算。”

“行,我看小伙子挺精神,你抓紧吃饭吧,吃完了我领你去。”

我着急忙慌地把饭吃完了,随着掌柜的去了“张记糖房”。

饭馆掌柜的领我进了大门,走进正房的时候,只见八仙桌旁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袋。

饭馆掌柜的进屋说:“张爷,你托我办的事,我给你办妥了,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下:“刘老板,他是你的亲属?”

“不是亲属,但也托底。他是我老婆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子,不托底我能给你介绍吗?”

“那倒是。”然后问了我一下年龄、家搁哪住、念过几年书、在哪个学校念的。我除了年龄外其他的都如实做了回答。

“好,那我考你一下,你先背一下‘小九九’。”背完后,他又从一个油漆斑驳的柜子里拿出了文房四宝,我一看这文房四宝也真够有年头了,砚台缺了一个角,毛笔只剩了个茬。

他见我瞅着发愣说:“小伙子,你别看我这东西破,可都是好东西。你就说这笔,这才是真正狼毫的!”

我没吱声,心想,再好的笔使成这样,这字写出来也不一定好看。铺好了宣纸,研好了墨。我挥笔写下了“恭喜发财”四个字,张爷戴上了老花镜,站在桌子前仔细端详了起来,然后抬起头,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半晌才伸出大拇指说:“行啊!小子,只念了四年书这字就写得这么漂亮,这可真是少见的事,咱二道河子还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我心想,我是卖对子出身,这字要是写得不好能卖出去吗?

刘老板也来了兴致,一边端详着字一边说道:“这字写得可真不错,笔锋犀利,柔中有刚,是大家风范。”

“行,这小子我用定了。工钱吗,我给你最高价每月十二元钱,生意好了还有小份子钱(奖金),你看怎么样?”

“行,太行了!”

刘老板对我说:“张爷这个人好啊,你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你。”

“谢谢刘老板。”

张爷从兜里掏出五元钱,递给刘老板说:“大兄弟,这几个钱你拿回去买酒喝吧,这事麻烦你了。”

刘老板稍微推迟了一下,把钱揣到兜里后说:“张爷,你这说哪去了,咱们兄弟谁跟谁,以后有事只管吱声。”然后离开了糖房。

我送走了刘老板回到屋里,张爷给我介绍起家中的情况。他家只有三口人,老两口领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过日子。张爷的祖辈一直都在衙门当差,家中有祖传的四十余亩旱田,依靠收租子生活。

张爷的老伴是后续的,比他小二十来岁,前房老婆得了痨病,没留下一儿一女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这个老婆是一个佃户的姑娘,因为家中交不起租就把她给了张爷。

头几天,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外甥来他家串门,唠嗑的时候说他会拔大糖块,拔大糖块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买卖。手艺好的师傅拔出的大糖块,吃在嘴是脆而不粘,越吃越香,是东北人冬季最爱吃的一种糖。

张爷的外甥姓朱,是个三十来岁的光棍。他说他的手艺在他们那旮旯是出了名的,只是因为呼兰一带胡子闹得凶,日本人隔三差五扫荡,这买卖不好做。张爷一听活了心,和老伴一合计,光靠地吃租子生活只够维持,不如借着外甥的手艺做买卖。于是和外甥合计了一下,由张爷出钱,外甥出力,利润三七开,张爷占七。他外甥是人走家搬光棍一个。在哪儿也是呆着,因此也就同意了。因为这是属于两家的买卖,怕在经济上出现猜疑闹得亲属掰了生(翻脸),才决定雇个管账先生。

我到张爷家的时候,正是入冬季节,可张家的糖房除了挂块牌外,其他的还八字没一撇,张爷急得够呛。

“张爷,这怎么还不张罗开张?”

“营业执照还没有办下来呢!”

我问他卡在哪,他说不知道。

伪满洲国的时候,在城镇里做买卖,无论大小都得办理手续。而农村开个小铺什么就不用办手续,但得纳税。那时候的手续比较简单,只需到警察署商务股领一个营业执照就行了。至于什么卫生费、环保费等都没有,因为日本人要的是钱,你只要按时交税就可以了。

为了让糖房早点开张,我跟张爷说:“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行,明天兵分两路,咱爷俩上警察署和商会办手续。叫朱大哥张罗雇人做家伙(工具),到粮行购买原料。”

“那手续办不下来咋整?”

“做买卖日本人他不反对,卡必然有个缘由,明天咱俩去看看。”

第二天,我和张爷到舒兰县城商会,找到了一个姓杜的副会长。他听完情况后乐了:“你们这死脑筋啊,还要做买卖呢?”

张爷说:“那咋办啊?”

“今天午间你们到陈记饭庄安排好饭,我领警察署商务股的人去吃饭,这事保准能办成。”

按照他的吩咐,我俩来到了陈记饭庄。陈记饭庄在舒兰县城是一个大饭庄。县城里的高官要员和富商大贾要办事一般都在这里吃饭。当我们来到饭庄的时候,这里的雅间都已订满,我俩和掌柜好说歹说才勉强给了一个。

在菜上张爷可犯了难,不知道点啥好。他对我说:“我长这么大,还没上过这么大的馆子吃过饭,这菜我也点不好,你照量着办吧!”

“这商务股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股长是日本人,其它的人都是咱们人。”

“这日本人我知道,爱吃鱼,鸡也行。”

“你就琢磨着整吧。”

跑堂的报了一通菜名后,我点了清蒸鸡、糖醋鲫鱼、红烧鲤鱼、(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 阅读!)

干炸青林子鱼、清蒸岛子鱼、红焖鳌花和几样青菜。中午时,杜会长领着日本商务股长和两个中国科员来到了饭馆。进屋见面客气了几句后,各自入座。

菜一端上来,鬼子股长一看乐了,对张爷说:“张桑,你的知道我们的口味了?”

“这是我家管账先生点的。”

“中国菜大大的好,这几样我通通的爱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本股长有点醉意了。杜会长把我们要办糖房手续的事和他一说,他说:“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买卖的我大大的支持,下午手续的办。”然后又拍张爷的肩膀说,“张桑,你的良民大大的,税的少的。你我朋友是,以后有事,你的找我。”两个中国科员见股长喝醉了,扶着他回了警察署。

走出饭馆,我又给杜会长买了三条烟,他说:“这年头和日本人办事,你这脑袋得活点。”

下午我又买了五条烟,到警察署办了手续。

张爷说:“妈拉个巴子的日本人,我都来两次了,左一次说检查,右一次说没时间,闹了八开毛病出在这顿饭上。”

回来后,又忙活了十多天,好不容易糖房开业了。

开业的头一天,张爷叫我四处送请贴。张爷说:“哪个庙都得拜呀,落下一个神,咱这买卖都不好干。”

开业的那一天,二道河子警察所、村公所的人,日本人守备队的中队长、勘探队的队长和镇里的名人、买卖家都被请了来。

我不解的问他:“别人都还可以,这勘探队的队长你请他干啥?”

他苦笑着说:“这你就不知道啦,我那乡下还有三十来亩地,这勘探队说占就占,一分钱都不给,不拉好关系能行吗?”

张爷家为了开业这一天招待客人,在院里现搭了一座大席棚,又从街里饭馆请来了两位上灶师傅。那场面不次于婚丧嫁娶。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把张爷两口造得愁眉苦脸。客人们走后,张爷来了脾气,摔摔打打的。

他老伴说:“你发什么毛秧(脾气)?”

“我这么点小买卖架得住这么铺张么?”

张爷外甥的手艺真不错。拔出的大糖块,无论是在色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块糖上市没几天就叫响了,把其它几家糖房顶得叫苦连天。

“张记糖房”的大块糖一出名,这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今天镇长捎个条要吃大块糖,张爷就得给送去一筐;明天警察所来人要吃糖,张爷还得拿去一筐;后天收税来了,吃个臭够,临走的时候说一句:“你家这糖拔得不错。”张爷再赶紧给装上一筐带走。就这样每天都得送出三筐两筐的。长此下去,张爷可吃不消了,到月底一清账,不赔不挣白忙活。张爷说:“这样干可不行,咱得扩大点规模。”于是又招了三个伙计,在二道河子镇西边的大道边增设了一间铺面。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张记糖房”的生意火了起来。街里有两间铺面、五个散卖的小摊,四外屯的大块糖小贩也都到糖房订货。张爷晚间没事时对我说:“小子,照这样下去,这一冬可能挣点好钱。来年开春,我再买点地,把厢房换成砖瓦的。”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爷,掰着手指头算计每天进多少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一冬下来能净剩多少钱的时候,“张记糖房”西街的铺面出事了,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四辆日本部队的军车满载着日本兵由吉林方向开往舒兰。在二道河子西岭下坡的时候,从横道上穿出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是二道河子北街老宋家姑娘结婚的送亲车,上面坐了满满一车送亲的人。日本军车头一车的司机,一见马车穿了出来,立马来了个急刹车,随着“嘎吱吱”的一阵汽车刹车声,四个轱辘都不动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军车在大道上横冲直撞。一般也不按喇叭,这台车车速又快,虽然车轱辘不动了,但是巨大的惯性推着车,加上道路溜滑,仍然飞快地向马车冲去。大道旁的人都惊呼了起来。马车上的人也都傻了眼,除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跳下车以外,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瞅着即将撞上来的汽车。“咣”的一声巨响,马车被撞出去十多米远。车上的人被摔了一地,哨子马都被摔趴在地上。穿着婚礼服的新娘子坐在地上捂着满脸是血的脑袋嚎啕大哭。

后面的三辆军车急忙刹车打舵,但是,由于车速快,又处在下坡,后面的两辆车相继撞在一起,只有最后的一辆没有撞上。汽车直接撞到了路边“张家糖房”的铺子上,柜台被撞得四分五裂,大块糖撒得满地都是。

车上的日本兵纷纷跳下车来,把送亲的人和糖房的两个伙计好顿打,打得一个个就像血葫芦似的。送亲的人不说,光糖房的两个伙计就一个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一个左腿被打断了两节。

日本军车开走后,人们纷纷涌到现场,忙着抢救受伤的人。很多人骂了起来:“这日本人也他妈的太霸道了,撞了车还打人。尤其是糖房的两个伙计,这打挨得多冤!”警察所的所长领着两个警察来了,问明了情况后说:“你们还瞎扎呼啥?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说你们有意害皇军就不错了,打你们一顿就算捡着便宜了。还不他妈的赶快散开,该干啥干啥去!”

这件事激起了二道河子百姓的极大愤慨,当天下午人们就聚到村公所,孩子哭,女人叫,男人们骂吵吵的,纷纷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在民众的压力下,镇长领着几个镇上有头面的人,找到了舒兰县伪满政府。政府的答复是皇军部队是去剿胡子,这是在为地方办好事。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按你们破坏皇军军事行动处理,就算你们捡着。再说,这四辆军车是过往部队,政府无权过问,要找去找关东军司令部。

那年月日本人杀中国人都不是件稀罕的事,打坏几个中国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日本人那个霸气劲谁都知道,谁敢上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啊!人们闹哄了几天,见没个结果也就消停了下来。

事情过后,张爷可倒了霉。既得忙着给俩伙计治伤,又得安排伙计家的生活。这俩伙计的老婆孩子三天两头来找张爷,不是家里缺米,就是没油。张爷这个人心眼好,伙计的家人来找,每次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一阵子可把我忙得够呛。白天到铺面上帮伙计们卖糖,晚间回来还得做账。虽然糖房的账挺简单,只有支出、收入和结存三项,但是由于摊点多,有时也得忙到深夜。时间一长,大伙逗张爷说:“你家这管账先生挺好个人,你不如招他做个养老女婿吧!”

“这小子行,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还勤快,有出息!”

张爷家的姑娘叫张瑞华,人长得豹头花眼(漂亮)的,也挺会来事。张爷这句话一放出来,她就开始心疼了我。有时候看我忙得晚了,偷偷地给我送几个用火烤好的粘豆包和白糖水。张爷也知道这事,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她。

快到年关了,有一天张爷把我叫到上屋问我:“小子,我想和你合计个事。”

“啥事你说吧!”

“你看我家那个丫头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想招你做养老女婿,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没啥想法,我就托个媒人。”

这件事我心里早就有谱,因为张爷一家三口对我特别好,从来不把我当外人,就连吃饭都和他们一桌。伙计们常逗我说:“你早晚得成他们家的养老女婿。”

那时候的人不像现代人,思想不开化,有家有业的人谁也不愿意去给人家当养老女婿。当养老女婿的不是娶不上老婆的光棍,就是家穷得叮当响吃不上溜的穷人,这样的人很被人瞧不起。

对于这门亲事,按理说我是无可推托的。一来张爷是二道河子一带的乡绅,在街里很有威望;二来张爷的家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也过得去;三是他家的丫头不但长得好看,而且安分守已,平常的时候很少上街。虽然是小家碧玉,但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度。我这样一个穷小子能说上这样一个人家的媳妇,可也就算烧高香了。但是这传统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门亲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答应的。不答应怎么办?张爷家的老两口待我亲如儿子,小丫头对我又一往情深。从哪方面讲,“不行”两字都很难出口。

于是我对张爷说:“张爷,你能瞧得起我这是我的福份。不过这婚姻大事不是我自个能做得了主的,这事我得抽空回趟家和老人合计一下。”

“这倒对,那你明天就回去一趟,和家人合计合计。”

第二天天刚亮,张爷就把我叫了起来,给我一百元钱,一再告诉我早点回来。因为已到了年关,糖房等着结账,伙计们也都等着发工钱。

吃过早饭张爷就撵着我走,我心想我虽然有家,可是不敢正大光明地往家走,只能是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屯。不过这种情况不能说,因此吃过早饭后,我就慢慢溜达着往家走。

在上灯以后才走到了破帽子沟。因为天刚黑我不敢进屯,又在山上呆到家家熄灯以后才回到家中。

二老看到我回来高兴得够呛。一来是为我在外边平平安安的而高兴,二来是已近年关,家中一分钱都没有,正为过不去年而犯愁。我带回这一百元钱可真是雪中送炭。

咋进屋,我没敢提张爷想招我当养老女婿的事。吃饭时阿玛告诉我:“你那个胡子对象死了。”

“你咋知道?”

“前几天,东院老宋家的二姑爷来串门,他家就离野猪沟不远。他说上个月小日本对尖山子一带的胡子来了一次大扫荡,三百多鬼子在山里打了十多天,‘靠江龙’绺子的人几乎全部战死,就连做饭的老娘们都用手榴弹炸死两个日本人。‘靠江龙’最邪呼,被日本人撵到一个大砬子顶上,用手榴弹把自个炸死了。这十几天尖山子地区枪炮声不断,听说几个绺子差不多全被打光啦!”

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是偷着跑出“靠江龙”的绺子,但是对这个女胡子还是有一定的好感,听完阿玛的这段话后,我这饭也咽不下去了,把筷子一搁说:“吃饱了。”

额娘埋怨起阿玛:“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提这个茬干啥!”

“提这个管啥地,他俩也没成,要是成了这多闹心啊!”

“阿玛,还有一件闹心的事我想和二老合计合计。”

“啥事,你说吧!”

我把如何到二道河子“张记糖房”做管账先生,张爷如何想招我做养老女婿的事学了一通。

额娘听完后掉下了眼泪:“孩子,按理说你有爹有妈的不应该上人家当养老女婿,不过咱家穷成这个样子,又能说着什么样的好媳妇?这事你看着办吧,只要你愿意额娘不带说啥的。”

阿玛态度可就不一样了,把眼睛一瞪炕沿一拍:“妈拉个巴子的,你怎么净碰上这些闹心的事,死了一个胡子对象,这又要给人家当养老女婿,你是说不着老婆呀!你没看啥人才给人家当养老女婿,你就不怕丢人现眼?”

“阿玛,您发这么大火干啥,我这不是回来和您俩合计来吗?”

“合计啥?这事一点余地都没有!”

“没有余地拉倒,您也别生气,这事算我没说。”

后半夜我走的时候,额娘送出我老远,偷偷地对我说:“别听你阿玛说,这事儿你自个觉得合适,就按人家说的办,什么养老女婿不养老女婿的!不是养老女婿,人家就一个姑娘,以后你还能不管人家老人啊?”

“这事以后再说吧。”

傍晚时分我赶回了二道河子“张记糖房”。张爷一看我回来了,高兴得招呼伙计上饭馆要了两个菜说:“咋回事,你先别跟我学,先吃饭,吃完饭咱爷俩好好唠唠。”

吃完饭了以后,张爷从炕柜里拿出了个竹叶筒对我说:“这筒茶叶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带回来的,这是有名的毛尖茶。十多年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晚我把它打开咱爷俩好好品尝品尝。”

冲上茶叶后,张爷问我:“说吧,这次回家和老人合计得怎么样?”

对张爷这句话,我早就在路上想好了:既不能说家里不同意,以免伤了人家的心;也不能说家里一点意见没有。如果这样说张爷肯定要张罗马上结婚。

“张爷呀,对这件事家里没有什么大意见,二老听我介绍完情况后,也觉得这门亲事挺相当。”

张爷喝了口茶,巴嗒巴嗒嘴:“这茶味可真好。”然后问我,“两位老人啥意思,过了年结婚行不行?”

“二老的意思是家里困难,让我帮家里一年后再结婚。”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日本人像牲口似的,我不着急别的,家里搁这么个大姑娘我不放心,一天还得跟她提心吊胆的。”

“这事不要紧,你把我和瑞芳的事说出去不就行了。我寻思家中两个老人对我一直都是百依百顺,提出晚一点结婚的事,我不能不答应。”

张爷一听我这么说也只好说:“行,小子有孝心,这事就按你家说的来年再办。”

过了小年转眼就到了阴历二十八,伙计们都放假了,张爷一家三口留我在他家过年。其实这年我真没地方过,想在糖房过又不好意思说,他们这一留正合了我的意。那一年的春节,张爷家办得特别的丰盛。他对邻居们说:“我这未来的姑爷在这头一次过年,咱得像个样似的。”

年关一过,转眼就春暖花开,糖房开始歇业了。我跟张爷提出要出去找点活儿干。张爷说:“小子,你找什么活,还怕我养活不了你咋地?你在这好好的呆着,养好精神以后咱们开业,有你干的。”

“张爷,你的好心我领了,我寻思我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就这么老实地在家呆着,多叫人笑话呀,再说我得挣点钱好帮家一把。同时叫我干呆也呆不住呀!”

“你这想法也对,年青人就得学会自己讨生路。好吧,你出去找找工作,找不到马上就回来,咱家不缺你一个人吃的!”

张瑞芳听说我要出去找工作可不愿意啦,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对我说:“咋地,这么大的家就不够你呆的,非得出去找工作,你是瞧不起俺咋地?”

“这事你可别误会,你说我正是年青力壮的时候,靠着老丈人吃饭成啥事?”

“你不是养老女婿吗?”

“对呀,我是养老女婿,可不是养小女婿,再说我真的呆不住。”

“你是个勤快人,这话倒是真的。不过你找到工作后,能不能把俺甩了?”

“这事你放心,找到工作我马上就告诉你。”

她眼泪汪汪地说:“但愿你还是找不到工作。”

我笑了:“这是啥话?”

“这话你还不明白,傻样!”

过了两天,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告别了张爷的一家。临走的时候张爷两口子一直送到我大门口,一再叮嘱我工作不好找马上回来。张瑞芳还送到我十字街,一直眼泪汪汪地瞅着我。等我走到了东岗上,回头一瞅,她还站在十字街上冲我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