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的最**时，罗斯福总统逝世——举世哀悼——我在国会的悼词——我因故未能去参加葬礼——在圣保罗的追悼会——与杜鲁门总统的初步接触——来自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消息——我在4月1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4月15日及16日，艾登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4月1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在乔治亚温泉溘然长逝。当天下午，他在给一幅肖像上色时，突然倒下，不省人事，于当晚过世。
此前的章节里已经展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胜利所带来的问题，其错综复杂丝毫不逊色于战争最严重的危险。甚至，可以说罗斯福是在战争的最**时逝去的，而这时最需要他的权威来领导美国的政策方向。当我在13日，星期五的早晨收到这一噩耗时，我感觉就像自己受了一记重拳。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漫长、危险的年代，我跟他的个人关系曾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这种关系结束了，一种深沉的怅然若失之感压在了心头。我去了下议院，会议原本在11点召开，我用几句话来提议，为了悼念我们伟大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在外国元首逝世时所采取的史无前例的做法，是符合议员们的一致愿望的，他们在议会仅仅坐了八分钟，就缓慢地从议事厅鱼贯而出。
所有的国家都采取各种形式向罗斯福表达哀悼。在莫斯科飘扬起了镶着黑边的旗帜，当苏维埃开会时，他们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对美国人失去他们的领袖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指出是罗斯福让“美国在今天占据了有利地位”。相反，德国的电台说：“罗斯福在历史上将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教唆下，当前的战争才发展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总统，他最终成功地让他最大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成为了强国。”
我在给罗斯福夫人的留言里说：
首相致罗斯福夫人
1945年4月13日
请接受我最深切的同情，你痛苦的损失，也是英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损失。对你遭遇的一切，我感同身受。就我而言，我失去了一段亲切而且珍视的友谊，而且这段友谊是在战争的烈火中锻造的。我相信，你会对他伟大的成就和光荣的名声感到欣慰。
而对此前在很多场合联系甚多的哈里·霍普金斯，我发电报说：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
1945年4月13日
我懂此刻你有多么悲伤。我和你一样感到我们失去了我们最伟大的朋友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为之战斗的原则的最勇敢的捍卫者。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痛苦的个人损失，除了公共活动的联系，我们个人也亲密无间。我真心喜欢富兰克林。
当议会在4月17日，星期二再次开会时，我呼吁议会向国王陛下说明，他们将对此事表示深切哀悼，以及他们对罗斯福夫人以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切同情。按照惯例，所有党派的领袖都会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动议，但大家在当时自发产生了一种感觉，应该由我独自代表下议院发言。而在今日，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说出我在当时所表达的悲哀之情。
我说：“我与这位伟人的友谊是从这次战争开始和发展起来的，而今天我们要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致敬。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我仅仅见过他几次，当1939年9月我进入海军部时，他发电报邀请我与他就海军和其他任何时间我认为有必要的事情直接进行联系。在得到首相的首肯后，我就这样做了。在了解罗斯福总统对海战的浓厚兴趣后，我提供给他一连串我方海军事务的信息，以及各种军事行动，特别是普拉塔河口的战役，而这一战也是战争冬天里的第一缕希望之光。
“当我成为首相，战争以可怕的激烈状态爆发之时，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存命悬一线之时，我已经用最亲近、最愉快的方式与总统进行电报联系了。这种状态在世界大战的起起伏伏中一直持续，直到上周四我收到他最后的留言为止。这些留言表明，他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时所惯有的头脑清醒和活力并没有衰退的迹象。我要提一下，这种我们之间的通信，尤其是在美国参战后数量激增，总数超过了1700封。其中有很多是长电报，大部分处理的是更加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阶段无法达成官方解决方案，只能通过政府首脑之间来解决。除了这些通信，还必须提一提我们的九次会谈——在普勒森舍（Placentia），三次在华盛顿，在卡萨布兰卡，在德黑兰，两次在魁北克，以及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它们合计让我们在120天里有亲近的个人联系，在其中很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一起待在白宫，或去他位于海德公园的家，或和他去蓝山（他称这里是“香格里拉”）静修。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战争领导人，而我对他的正直、鼓舞人心的品格和见识都非常信任，此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个人的关怀——我必须称之为慈爱。他对自己国家的爱，对其宪法的尊重，对变幻不定的舆论的判断力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些，当出现强国对弱国入侵和威胁的现象时，他跳动不止的宽广心怀会激发出一种愤怒，并采取行动。他的心跳已永远停止了，这的确是一种损失，人类的惨痛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身体疾病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能克服这些病痛，在这么多年的动乱和暴风中屹立不倒，这真是一个奇迹。像他这样患病和残疾的人中，千万人也找不出一个能像他那样，试图投身于一种身体和精神都负担很重，而且艰苦、无休无止的政治论战中。千万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尝试，一代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成功，他进入这一领域，不仅积极活动，而且成为其中不容置疑的大师。在这场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身体疾病的非凡成就中，他得到了他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他们的理想与他的理想相辅相成，今天，下议院对他们充分表达了深切和恭敬的同情。
“毫无疑问，总统预见到了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并且比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的人士更有先见之明，他全力主张美国的舆论在和平时期也能接受的预防性军事准备。我们一刻也不用怀疑，当争辩开始之后，他同情哪一边。法国的沦陷，似乎让大不列颠群岛之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即将毁灭，这对他是极大的痛苦，尽管他从未对我们失去信心。他非常痛苦不仅是因为欧洲，而且因为一旦我们被征服或在德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那么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下。当英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孤军奋战之时，让他以及很多他的国民都对我们的人民抱以最热情的关怀。在1940年至1941年严酷的冬天里，当希特勒叫嚣着要用闪电战‘夷平’我国的城市时，他和他的国民们跟我们一样感同身受，甚至感受更多，因为想象的痛苦总是比真实的痛苦要更强烈一些。毫无疑问，英国人民的遭遇，尤其是伦敦人的遭遇，在美国人胸中燃起的大火，比我们所遭遇的大火更难平息。也就在那时，尽管有韦维尔将军的胜利——的确，更多是因为我国给他派去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德国人充分准备之后，我们会在1941年春季遭到入侵。当年2月，总统派已故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格兰来，他尽管是总统的政治对手和反对党参选人，却和总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意见。威尔基先生带了罗斯福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仿诗人朗费罗的诗句 ：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惧中的人类
满怀对未来岁月的希冀
凝神关注着你的存亡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设想了一种援助的特殊措施，也就是租借法案，这在历史上任何国家当中，都是最无私，财政上最慷慨的的行动。其结果就是大大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就像之前一样，一切对战争工作有用的都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成了一个更强大的集体。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和总统第一次在纽芬兰的普勒森舍会面，我们一致起草后来被称之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而我相信，这份宣言将会长久地成为我们的人民和全世界其他人民的指南。
“正当此时，日本人躲在暗处，在极度保密之下，准备着他们背信弃义和贪婪的行动。当我们在华盛顿第二次见面时，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我们两国已并肩作战。自此之后，经过很多困难和失望之后，我们在陆上和海上逐步前进，并不断扩大战果。在此，我就不赘述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了，也不用提在地球的另一端所发生的另一场大战。更不用说我们在德黑兰和我们伟大的同盟俄国共同制订的计划，如今这些计划已经瓜熟蒂落了。
“但在雅尔塔，我留意到总统正在生病。他富有魅力的微笑，他愉快而且迷人的风度都没有消失，但他面色苍白，鸠形鹄面，眼中总是有怅然若失之感。当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分别时，我必须承认当时隐隐感觉，他的健康和精力正在消退。但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坚定的责任感。直到最终，他仍无所畏惧地面对无数的工作……当死亡突然降临时，他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如人们常说的马革裹尸一样，我们也可以说，他像他那些和我们并肩战斗，在全世界各地浴血奋战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一样，战死沙场。他死得其所！他已将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跋涉中带了出来。胜利已确定无疑，荣光正投射于他。
“在和平时期，他曾扩展和巩固了美国人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时期，他将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光荣提升到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曾达到过的高度。他们（美国）左手领导着势如破竹的盟军攻入德国的心脏，右手在地球的另一端势不可挡地迅速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在此期间，各种船只、弹药、物资和食品都大规模地支援给他们大大小小的盟国……
“但如果他一生的很多精力不是放在了人类的自由和社会正义上，并为此增添荣光，让人们长久地认识这些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世俗的权力和伟大罢了。在他身后，他留下了一大批坚定而又能干的人，他们将处理巨大的美国战争机器数不清的相互关联的各部门。他留下了一个继承者，他正以稳固的步伐和坚定的信念承担任务，并到达确定的终点。我们唯能说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失去了一位将援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的最伟大的自由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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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的死讯是个打击和意外，但如我所说，自我们在雅尔塔会议后从亚历山大港分别开始，我就感到他的体力在衰退。苏联的对抗主义给我们的官方通信中带来了观点分歧，尽管我已尽全力在电报中缓解紧张的气氛，但我还是没能完全了解总统的身体状况有多么严重。我知道，他不会亲自起草工作事务上的电文，其语言风格也没有明显变化。奥利弗·利特尔顿曾在3月29日见过总统，在30日他发电报说他“对他的外貌”大为震惊。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飞去参加葬礼，并且我已安排了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Stettinius）知道我可能过去的想法后，甚为感动，并且一致同意我的判断，此行将大有好处。此后杜鲁门总统也请他代为转达，说他个人非常珍视尽早与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在葬礼期间进行访问，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之后，我可以有两三天时间与他会谈。
然而，在此最关键而且最艰难的时刻，我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无法离开本土，只能屈从于我的朋友们的愿望。
我发了如下电报给总统：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4月13日
我非常遗憾，现在我不可能改变计划，这一计划刚刚在今早被国王和内阁批准，计划中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下周的议会辩论，其中包括我将在周二悼念已故总统，我将与国王参加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追悼会。我最热切地期待能与你早日会面。与此同时，外交大臣了解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
后来回忆此事，我有些遗憾没能接受新总统的建议。我还未与他见过面，我感觉有很多问题通过个人会谈会有最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好几天的时间里，可以不匆忙或者非正式地谈的话。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最后几个月里，罗斯福也没有让他的副手和潜在的继承者彻底熟悉整体情况，也没有让他参与做出决定。这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大的不便。通过事后阅读文件来了解事情和亲自经历其中，是没有可比性的。尽管我个人仍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艾登先生作为我的同僚，他了解每件事情，能随时接替我的所有工作。但美国的副总统从知道很少、权力很小的位置一跃而成为手握最高权力的人。杜鲁门先生怎么能在战争最**时了解并处理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呢？自此之后，我们了解到他的所有事情，都说明他是个坚毅而且无畏的人，有能力做出最伟大的决定。但在他掌权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处于极其艰难的地位，很难充分发挥他卓越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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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第一封正式的吊唁和致意的电报，新总统给予了最友善的回复。
我写道：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4月13日
我们举世闻名的朋友逝世，对你和美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个人对此表示同情。在共同的志业之下，我希望我和你能像我和他在可怕的岁月里所做的一样，开始我们亲密无间的情谊。向你致以诚挚的祝福，并希望你能干预在胜利边缘的盟国间的裂痕。
杜鲁门先生向我保证，他会尽一切努力推进罗斯福总统为之献身的事业，并维护和促进他和我所建立起来的两国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希望与我会面，并允诺同时将一封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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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收到了我们的大使发过来的一封非常有内容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勋爵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安东尼和我今早见到了哈里·霍普金斯。我们都认为，他看起来相当虚弱和消瘦。对于总统之死，我们并不那么惊讶，令人欣慰的是他并没有像威尔逊那样因中风而失去活力。有时候，我们已留意到总统是多么衰弱。他已做不了什么工作。
他判断总统之死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其中一个可以肯定的事情是，此后的政策将更多与参议院协商后决定。而其效果如何，尚不可测。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取决于他对身边共事者的个人判断。
哈里认为，总体来说，你最好不要决定现在就过来。给杜鲁门几周时间，让他站稳脚跟是很有好处的。其间，你们可以交换个人信息，这将可以让他开始认为他了解你。安东尼建议，如果事情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发展，如果杜鲁门总统过来视察美国军队，他能经过伦敦的话会更好，而我们总体来说也会欢迎这样的举动，而且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允诺过的。哈里也认为这个想法不错。
而关于哈里自己，杜鲁门请他提供一些外交和国际政策方面的信息，哈里正在做这件事，但他肯定不会一直做这件事情。杜鲁门可能不想要他，无论如何，哈里不会去做这件事。杜鲁门的手段和罗斯福有很大的不同，他会掌控自己的事务，而哈里发挥特殊作用的空间几乎没有。他们昨天已就未来做了交谈，但结论不过是说，等哈里好些之后，他们将再次就此事进行交谈。
有趣的是，杜鲁门的业余爱好就是军事战略史，据说他有广泛涉猎。他肯定违背了汉尼拔关于作战要出其不意的教诲。他敬重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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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我说：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4日
我已收到你4月7日的电报。对电报里肯定的态度，我要表示感谢，我相信“填字游戏（Crossword）”的误解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
对于罗斯福总统的死，我深感悲痛，在过去五年半的时间里，我和他建立了非常亲近的个人友情。这个令人遗憾的事情，让你和我在共同克服危险而艰难的岁月中留下的很多令人愉快的客套和回忆变得更有意义。
在我的妻子参访莫斯科以及通过俄国时，你和莫洛托夫给予了诸多善意和关怀，在此我深表感谢。由于他们为减轻英雄般的红军伤员们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而做的工作，他们被授予了劳动红旗勋章，我们视此为莫大的荣耀。也许他们筹集到的资金并不算多，但它们不仅来自富人的爱心，而主要来自穷人的零钱，他们非常骄傲能每周做出些微的贡献。在两国人民的友谊之下，在他们的政府的包容之下，在他们的军队互相尊重之下，世界的未来已经注定。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我是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时候收到你的电报的。
在三国的密切合作之下，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身上，苏联人民看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和一位坚强的斗士。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的友好态度是最宝贵的，将会被苏联人民铭记。就我个人来说，失去这样一位伟人，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我感觉非常沉痛。
艾登这时在华盛顿，他写道：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在我今晨抵达之后，大使和我与斯退丁纽斯进行了一次会谈。斯退丁纽斯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表示对总统之死深感悲恸。斯大林还问哈里曼，在这样的时刻，他是否还能做什么贡献来促进伟大同盟之间的团结。斯退丁纽斯说，幸运的是，哈里曼没有立刻回复“波兰”，而是代之以建议说，如果莫洛托夫能到旧金山参加会谈，那将是很好的事情。斯退丁纽斯抓住这次机会，发电报主张说，莫洛托夫不仅应该去旧金山，而且应该先来华盛顿进行交谈。
一小时前，斯退丁纽斯打电话给我说，俄国人同意了这一安排，莫洛托夫将乘坐美国为他安排的飞机前来。因此我推测他会在周二抵达，我想在那时我们应该开始处理波兰问题。
2.这都是好消息，但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还需要看看莫洛托夫到了之后所选择的态度。无论如何，有这样的机会来处理这件事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3.斯特蒂纽在这个下午也跟我说起了在本周下议院要进行的波兰问题的辩论，他说，希望你能说明，由于会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此事将迎来新的转折。我表示同意，但告诉他，我个人认为，对于莫斯科会谈未能按照雅尔塔协定有所进展，让俄国人知道我们的关切有多深，对他们不是坏事。我强烈感觉，我们一定要对俄国人持续稳步施压。现在还没有乐观的理由，我们在此地的会谈上能成功的最好机会，就在于让俄国人明白，不能成功，后果会有多严重。
第二天又发电报：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爱德华和我今早第一次拜访了总统。他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我告诉他，在你收到他的第一封电报时，你是多么感动和高兴。我复述了你的歉意，你不能亲赴华盛顿参加前总统的葬礼，但告诉他，你希望能尽早与他会面。总统说，他热切地感谢我们的盛情。我们应该理解，他接替了巨大的责任。他自己必须尽快熟悉各领域的状况。但他的目的仍然是继续执行与前总统相同的外交政策……
此后，我将话题转到你和总统会面的事情上来，并说，总统也许能回想起来，罗斯福总统曾计划早日访问欧洲，并将伦敦作为他访问的第一站。我相信，如果杜鲁门总统能完成这一安排，那陛下、你以及陛下的政府都将非常高兴。总统说，他非常愿意这么做，但我们也要了解，此刻他在本国有很多紧急的事务需要处理。他有一系列紧急的国内问题要处理，自己也需要熟悉一下前总统在各领域的政策。因此，他不太可能现在就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得出的印象是，他很愿意去，当然时间要比罗斯福总统设想的要晚一些……
我将你关于米科拉契克（Mikolajczyk）的电报，还有米科拉契克的原话都转给了他。总统让我对你表示感谢，并说，在他看来，米科拉契克的评论“感觉很好”。据我所知，美国国务院对此进展很是高兴……
我此次拜访得出的印象是，新总统真诚、友善。他对他的新职责头脑清醒，并没有手忙脚乱。他提及你时热情至极。我相信，在他眼里，我们是忠诚的合作者，而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也让我备受鼓舞。
我回复：
首相致艾登先生（华盛顿）
1945年4月24日
尽管我个人非常想见总统，但在未来的六十天里我是不便去美国的。很可能到时选举将会启动。这些我们还说不好，还需要等近在眼前的战争大局已定才能看得更清楚。我相信，最诚挚的邀请应该由国王和陛下的政府向总统发出。而我觉得自此之后的九十天都不是合适的时间，因为大选要么已经发生，要么会被转移至10月。这些都还没确定。
就这样，在深感遭遇共同的损失之下，我们重新踏上艰难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