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

海上兵力——解放地中海——与德国潜艇的殊死搏斗——1943年4月的**——难得的暂缓期——新式武器——通气管——对太平洋战争的回顾——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功卓著——我们努力帮助美国——日本攻势的终结——日军在新几内亚失利——1943年6月的局势

前面几卷已让我们看到,欧洲和亚洲的侵略者在哪些地方已被迫处于守势。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已成为俄国战场的转折点。到了5月,所有在非洲大陆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要么被击毙,要么被俘。一年之前,美国人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胜利也阻止了日军在太平洋的扩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入侵的威胁解除了。自此之后,轴心国在欧洲只能等待英美可以预料、策划已久的进攻。数量庞大的美国军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强大而且富有战斗力。除非另一场有利的变化到来,否则西方盟国还无法攻入希特勒在欧洲的大本营,并将战争带入决定性的终点。英美的“海权(maritime power)”——这个现代化的术语是指联合海军和空军兵力进行协同作战,已经在1943年的水面和水下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直到四五月间,德军潜艇才被击溃,保护跨越大西洋的生命线的行动最终胜利了。没有这个,是不可能进行解放欧洲所必需的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的。此时,大部分欧洲仍处于希特勒的掌控中,苏俄不得不独自面对希特勒残余的全部兵力。

在地中海,德军潜艇也被控制住了。我们参加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役的军队正在集结,此时已可以跨过海洋,向希特勒的欧洲下腹部展开进攻了。除此之外,地中海也是大英帝国交通线的主动脉。在北非的轴心国军队被消灭,打开了我们直接通往埃及、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而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我们的海空兵力也可以从那些新占领的基地沿着交通线进行保护。我们曾被迫费时费力绕过好望角的日子如今也宣告结束。开往中东的每支编队航程平均缩短了四十五天,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航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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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前两年半,英国独自与德国潜艇、磁性水雷和海上袭击的战斗已经讲述过了。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我们期盼已久的最重要的事情——美国盟友的加入,似乎在一开始增加了我们在海上的损失。1940年,我们损失了400万吨的商船,而在1941年则超过了400万吨。1942年,在美国成为我们的盟友之后,盟军的船只被击沉数量增加了,吨位也扩大到近800万吨。截至1942年底,德军潜艇击沉船只的速度仍快于盟军造船的速度。我们的希望和计划都寄托于美国庞大的造船计划。1943年初,新建船只吨位的曲线急速上升,而损失下降。到了这年年底,新吨位最终超过了所有海上损失的吨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德军潜艇损失的速度第一次超过了补充的速度。不久,在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德军潜艇数量就超过了被击沉的商船的数量。但在取得此结果之前,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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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中,大西洋战役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其他地方的陆地、海洋和空中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它的结果。尽管有其他事务,我们还是带着希望或不安,日复一日地关注着它的局势变化。对于每个参与反潜艇作战的海员和飞行员来说,他们经常处于严重不适、沮丧并且面临看不见的危险的环境下,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且要受到事故和悲剧的刺激;也很少有令人振奋的战斗行动来打破无休无止的不安,以及单调乏味、无所事事的日子。但他们却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可怕的危机随时可能闪现,有时是光辉的幸事,有时是致命的悲剧。很多英勇的行为和难以置信的丰功伟绩都被记录下来,但那些为此而牺牲者的事迹却从未为人所知。我们商船上的海员展现了最高的品格,而他们在决心击败德军潜艇中展现的手足情谊,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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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战指挥也进行了重大改变。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Sir Andrew Cunningham)曾去华盛顿担任我们海军代表团的团长,于1942年10月被召回,在“火炬”行动中指挥盟军海军。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Sir Percy Noble)一直在位于利物浦“德比大厦”的西部战线司令部,自1941年初就指挥大西洋战役,对反潜艇问题非常有心得,此时奉命前往华盛顿。1943年2月,空军中将斯莱瑟成为岸防空军司令部司令。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正确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曾将反潜艇作战作为首要任务。1943年3月,在海军上将金主持下,华盛顿召开了大西洋护航会议,目的是安排大西洋的所有盟军兵力协同作战。这一体系并非指挥上的完全统一。我们与美国在各层级都密切配合行动,领导层也步调一致,但两个盟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各异的。美国并没有类似于我们的岸防司令部的组织,而在英国——接受美国援助的一方,通过这一组织,海上的空军行动就由唯一的机构控制。由此实现了高度的灵活性,编队可以迅速从平静的区域调派到危险的区域,而且司令部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援。在华盛顿,这一控制是通过很多个低级别的附属司令部——他们称之为“海上前哨”执行的,每个指挥部分配有一定数量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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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大风曾给我们的海上编队造成不少损失,同时也妨碍了潜艇的攻击,在此之后的1943年2月,敌军在北大西洋集中的潜艇数量急剧增加。尽管遭遇惨重损失,但海军上将邓尼茨投入军事行动的U型潜艇在这年年初已增加到212艘。3月,它们中的100多艘持续在海上游弋,被它们围猎的编队不再能通过熟练的路线迂回来躲避它们。这个问题只能由为编队护航的海空军联合处理。在这个月,全世界被击沉的船只吨位上升到近70万吨。

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在华盛顿达成了新的共识,英国和加拿大将对通过北大西洋前往英国的编队完全负责。与德国潜艇的决定性战役自此开始并取得了胜利。而指挥则由两个海空军联合司令部进行,一个在利物浦,由英国人指挥,另一个在哈利法克斯,由一位加拿大海军上将指挥。自此之后,英国和加拿大海军为通过北大西洋的船只提供保护,而美国则仍旧负责保护他们前往地中海的编队和运兵船。在空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兵力都服从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的联合司令部的每日要求。

而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东南部的空防空白,现在则由以纽芬兰或冰岛为基地的“解放者”式飞机中队填补了。到了4月,飞机在整条航线上穿梭,白天能提供不间断的飞机护航。德军潜艇群被迫潜入水下,不断受到侵扰,而给编队护航的空中和水面兵力则对付偷袭者。现在,我们已强大到能组成独立的小型船队群,能像骑兵师那样行动,不需要其他护航力量。这是我期盼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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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以前曾提及的“HS”仪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仪器是由我们的轰炸机司令部在略不情愿的情况下转交给岸防司令部的。德国人已学会探测我们早期雷达上的长波信号,当我们的飞行员们攻击他们之前就潜入水中。而我们新的方法使用短波,花了他们好几个月才了解如何探测。希特勒抱怨说这一发明是潜艇战失利的根源。当然,这是夸大其词。

而在比斯开湾,英美的空中攻击很快就让德军潜艇几乎无法进出。从飞机上发射的火箭破坏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敌人开始在白天让潜艇成群从水面上经过,通过潜艇上的炮火来和飞机战斗。这种孤注一掷的行径是徒劳的。1943年三四月间,单单在大西洋,就有27艘德军潜艇被摧毁,其中半数是被飞机击毁的。

1943年4月,我们可以看到天平倒过来了。德军投入行动的潜艇数量达到了235艘,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他们的船员开始动摇了。他们感觉再也不安全。即使条件有利之下,他们的攻击也不再能命中要害,在这个月,我们在大西洋损失的船只吨位不过30万吨。单单在5月,就有40艘德军潜艇消失在大西洋。德国海军部紧张地关注着报表,到了这个月底,海军上将邓尼茨从北大西洋召回了他舰队的残余舰只进行休整,并且派它们去不那么危险的水域作战。1943年6月,船只损失降到了自美国参战之后的最低值。编队畅通无阻,大西洋的供给线安全了。

这些关键月份的战斗情况,可以通过如下表格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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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溃德军潜艇影响到了所有后续的事件,我们必须在这里继续说一说。到这时,空中武器终于开始完全发挥其长处了。英国和美国都不再依据单纯的海军行动,或者海上的空军行动来作战,而是让海空军和英美两国如一个团队一样,由一个大的海战单位来进行指挥,从而逐渐能够理解彼此的能力和局限。胜利需要巧妙和果敢的领导,需要各级军人最高标准的训练和战术能力。

1943年6月,遭受挫败的残余德军潜艇群停止了对我北大西洋编队的攻击,我们赢得了难得的喘息放松。一段时期里,敌人的活动范围远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我们在那里的防御相当薄弱,但是我们在那里的目标也更少。我们对靠近比斯开湾的德军潜艇基地的空中攻击继续加强。7月,37艘潜艇被击沉,其中31艘是被空袭击沉的,而这当中的近一半是在比斯开湾被击沉的。到了1943年的最后三个月,53艘德军潜艇被摧毁,而我方只有47艘商船被击沉。

在整个充满暴风雨的秋季,德军潜艇徒劳地想在北大西洋夺回优势。而我们的海空联合防御在那时已如此之强,以至于他们对付每支编队都是损失惨重,而战果寥寥。在反潜艇作战中,空中武器现在已经和水面舰艇齐头并进了。我们的编队现在比之前有更多数量、更强大的护航船只,而护航航空母舰也提供了近程和远程的空中保护,支援了护航船只。不仅如此,我们找到了方法,一旦发现德军潜艇,就能将它搜出并击毁。航空母舰和护航船只的联合支援群,再加上包括美国中队在内的岸防司令部的远程飞机的支持,证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中一个这样的支援群,在我们最出色的潜艇猎杀者——皇家海军F.J.沃克上校的指挥下,在一次巡航中就负责摧毁了六艘德军潜艇。

而所谓的商船航空母舰,或者M.A.C.船,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它完全是英国想出来的。在一般的货船或油轮上,装上适合海军飞机的飞行甲板。在保留了商船的状态和载货能力的同时,它为同行的编队提供防御支持。在北大西洋上游弋的合计有十九艘类似的船只,其中有两艘挂着荷兰国旗。还有一种装有弹射飞机的商船,它出现在商船航空母舰之前,用的是稍微不同的技术,它们标志着海战的新时代。商船现在也能对敌发起进攻,而不像之前那样,仅仅只能在受到攻击时被动挨打。战斗舰和非战斗舰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几乎无法区分了。

美国巨大的战争生产力这时达到了顶点。远程飞机和各种类型的船只,包括我们极为需要的护航航空母舰,源源不断地从美国的码头和车间开出。很多特殊装备,尤其是雷达,被交给我们,他们还帮助我们发展工业,同时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在各地投入战斗。

尽管面对残酷的事实,海军上将邓尼茨被迫后退,他仍一如既往,在海上保留众多的潜艇,但它们的攻击变弱了,也很难撕碎我们的防御。然而,他并没有绝望。1944年1月20日,他说:“敌人已成功地获得了防御上的优势。总有一天,我会让丘吉尔见识一下一流的潜艇战。潜艇武器并没有因为1943年的挫败而崩溃。相反,它变得更强大了。1944年将会是胜利而又艰难的年份,我们将用新式的潜艇武器粉碎英国的供给线。”

这种自信并非空穴来风。1944年初,德国付出巨大努力后,制造出了一种新型潜艇,它在水下航速更快,航程更远。与此同时,很多老旧的潜艇被撤了回去,好给它们装上“通气管(Schnorkel)”,然后沿着英国海岸游弋。这一新装置可以让它们潜在水中给电池充电,只需要一根小管子露出水面吸入空气即可。它们躲避空中侦察的机会因此得到提高,很显然,装备了“通气管”的潜艇,其目的就是在盟军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发起时,对盟军船只进行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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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做一次回顾,好让读者们回忆,在1942年改变了整个远东战局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战斗。在英国海军主要部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同时,美国几乎独自面对对日作战的全部负担。从印度到美国西海岸的辽阔的海洋上,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薄弱的海军兵力之外,我们无力支援他们。我们消耗殆尽、驻扎于东非的东方舰队,在一段时期里只能负担保护我方编队的任务。然而,在太平洋上局势已经扭转。美国重新建立了海军的优势,而日本正试图在东印度群岛巩固他们的占领区,抽不出兵力袭击印度洋。自1942年的珊瑚海海战和夏季的中途岛海战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司令部设在珍珠港的海军上将尼米兹,掌控着太平洋的北部、中央和南部。在1942年3月从菲律宾抵达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着西南太平洋从中国海岸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区域,包括菲律宾、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东海岸和所罗门群岛。

日本帝国海军深刻意识到在太平洋中部的挫败,再次转向了西南方向。这里离美国兵力的主要集结地更加遥远,他们希望重新开始他们成功的推进。

他们第一次突击选择了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鉴于珊瑚海战役受挫,敌人决定从陆路跨过欧文·斯坦利山脉进行攻击。由此,对新几内亚的争夺开始了。同时,他们决心占据所罗门群岛。他们已占领小岛图拉吉,可以很快在附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建设空军基地。一旦莫尔斯比港和瓜达尔卡纳尔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就有希望让珊瑚海沦为日本的内湖,并接近澳大利亚东北方向。从瓜达尔卡纳尔,日本飞行员可以向其他或更远的群岛进发,威胁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面对这两次进攻,美国和澳大利亚主要依靠海上兵力进行英勇的海空联合反击,做出了极好的榜样。所罗门群岛成为双方的目标,华盛顿的海军上将金为攻占它们谋划已久。1942年7月4日,空中侦察发现,敌军已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了一个机场。指挥太平洋南部区域的海军上将戈姆利(Admiral Ghormley),没有等待完善他的计划,在8月7日带着已在新西兰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发起进攻。尚未完工的日本空军基地很快被占领,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开始了,并持续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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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位于加罗林群岛的主力舰队基地和拉包尔,日本在这一水域能够保持巨大的海空军优势。拉包尔的日军指挥官立刻派遣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强大兵力前往瓜达尔卡纳尔。8月9日早些时候,在大雨掩护之下,日军奇袭了盟军靠近登陆点的舰队,几乎将它们一网打尽。50分钟里,他们击沉了三艘美国重型巡洋舰和澳大利亚巡洋舰“堪培拉号”,而自身的损失微乎其微。如果这位日本海军上将乘胜追击,他可以横扫海峡,抵达东端,摧毁美军的运输船——这些运输船当时仍在卸载部队和物资。和这场战斗之前和之后的那些日军指挥官一样,他错失良机,后撤了。

而美国指挥官也不再支持登陆部队。在卸下所有人员、物资之后,他后撤了,让他已上岸的17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独自待在敌岛上,暴露在不断增强的陆上攻击之下。这真是可怕的一幕。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无所畏惧的。尽管处于无休止的空袭之下,他们还是守住并扩大了阵地,并在海面临时拼凑了一条供给线,占领的机场也投入了使用。自此之后,海军陆战队指挥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开始从瓜达尔卡纳尔起飞,让形势立刻转好。

日军这时寻求在海上决战。8月24日,在所罗门群岛北部发生了一场不大的战斗。敌军靠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运输船被空袭逼退。8月31日,“萨拉托加号”被一艘潜艇击伤,两星期之后,在地中海名震四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也被击沉。双方都在加强兵力。10月初,在另一场夜战中,一支有巡洋舰的庞大日军兵力被击退,一艘巡洋舰被击沉;但两艘敌军战列舰炮轰了机场,随后4500名敌军援兵登陆进行攻击。另一场危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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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毫不奇怪地强烈要求,应该将用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上的兵力优先用于太平洋战场。他们也得到了在华盛顿的海军上将金的强烈支持。但这时向北非(“火炬”)倾斜是压倒一切的,也是广被接受的战略。在陆地上的战役此时到达**。自1942年10月19日开始的十天里,陆战队员们在茂密的雨林中坚守自己的阵地,日军停滞不前。在另一场在所罗门群岛北部,主要是飞机战斗的舰队行动中,代替黄蜂号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也被击沉了。航空母舰“企业号”,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和两艘巡洋舰受损。日军有两艘航空母舰失去战斗力。

接替海军上将戈姆利的海军上将哈尔西此时发现,他麾下已没有任何航空母舰,于是通过海军上将尼米兹请求英国支援一艘或更多的航空母舰。尽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太平洋战斗计划知之甚少,我们仍了解在所罗门群岛的严重危机。很显然,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其他航空母舰能抵达这一水域。在此历史性的战斗中,我诚心希望能帮上忙,但我海军主力正负责在西北非让英美联军登陆,因此,我们无法立即同意这一请求。直到12月份,“火炬”行动尘埃落定,我将我海军航空母舰的位置详细告诉总统,并希望在我们能力之内尽全力帮助他们。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日

自从收到贵方太平洋舰队增援航空母舰的请求之后,我们一直热盼能帮上忙。但我们的航空母舰处于保密状态,并在危险水域执行“火炬”行动,在了解为数不多却至关重要的战斗群的进展之前,我们感觉不能做出决定。“火炬”行动的危险还没有结束,由于我们所集结的岸基飞机还不足,无法让我们现在投入“火炬”行动的两艘航空母舰撤出。但我们清楚贵方在太平洋请求增援航空母舰是多么紧急的事情,我们现在准备冒险一试,并决定将能调派给你们的都调过去。

我们的航空母舰兵力由四艘远程装甲航空母舰舰队组成。我们准备从东方舰队将“光辉号”撤出,然后将“独角兽号”和一艘次级的航空母舰调派给海军上将萨默维尔。我们也准备将“凯旋号”从本土舰队撤出,如果你能同意将(你们的)“突击号”(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调入我们的本土舰队的话,我们将把“光辉号”和“凯旋号”送给你们。考虑到大西洋交通线的重要性,去俄罗斯北部的支援编队的需求,以及在本年度末格拉夫·齐柏林可能出现,再加上“无畏号”和“可畏号”的当前状况,在将“突击号”调入我们的本土舰队之前,我们无法同时放走“光辉号”和“凯旋号”。

如果这能够协调好的话,我更愿意调两艘航空母舰给贵方,而不是一艘,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强贵方的实力,也可以让两艘航空母舰进行战术配合,这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哪一艘有足够多的飞机来单独执行军事行动。我打算派遣莱斯特作为舰队司令指挥它们,因为他与你们的很多军官相熟。两艘航空母舰将前往珍珠港,并在12月底抵达,同时对它们的舰载机进行补充。如果你赞同这一交换,庞德将和金一起落实细节。

然而海军上将金不愿意抽调“突击号”,结果我们只能派出“凯旋号”。它于12月间离开本土舰队前往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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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1月,围绕着所罗门群岛展开了一系列后来证明是决定性的海空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11月13日的夜间,在一次激战之中,美国损失了两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还损失了两位海军上将。而日本则有一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被击沉。同时,十一艘日军运输船在强大兵力的掩护下,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进发。在接下来三十六个小时不停歇的战斗中,第二艘日军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尤其是7艘装满士兵的运输船,被击沉,而美国人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又一艘驱逐舰。此时,日军失去了冒险的自信。美国援兵源源不断地抵达,顽强的陆战队员们被陆军解围。冲突一刻也没有停息,但敌人再也无力获胜。1943年1月4日,东京的帝国司令部下令撤离瓜达尔卡纳尔,他们在没有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部署。2月9日,海军上将哈尔西终于能报告说,这座岛屿被攻克了。这一幕标志着日军进攻浪潮的终结。在六次主要海战和很多小规模战斗中,两艘美军航空母舰、七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被击沉,此外还损失了澳大利亚巡洋舰堪培拉号。日本的损失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双方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牺牲都很惨重。“对于我们这些在这里的人来说,”一位美国目击者在我所读过的动人的记述中说,“瓜达尔卡纳尔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情感,让人回忆起在空中的殊死搏斗,在海上激烈的夜战,在供给线和建设线上忙碌的工作,在潮湿的雨林中残酷的战斗,静谧的夜空被炸弹的尖叫和舰炮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破。”希望这个故事,能在伟大的共和国中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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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几内亚,战争的形势也已扭转。1942年7月22日,日军开始从北海岸向莫尔斯比港发动进攻。莫尔斯比港由从中东撤回的澳大利亚第七师的两个旅守卫。海拔超过13000英尺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构成了横跨新几内亚陆地大部的脊梁。穿过山脊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和人迹罕至的丛林。一个澳大利亚民兵营奉命对敌进行顽强的阻滞战,直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军五个营的兵力才靠近了莫尔斯比港。在这里的伊米塔峰,敌军的推进被挡住了。

与此同时,2000名日军陆战队员从海上登陆,试图在8月26日攻占这座大岛最南端的米尔恩湾附近修建的三条机场跑道。在沿着海岸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激战之后,半数的入侵者被击毙,剩下的也被打散。自此之后,日军在新几内亚就处于守势了。他们试图同时攻占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一个也没实现。此时,他们必须在澳大利亚人从地面和空中的紧追不舍中,沿着山中的小路后撤。疾病和饥饿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美澳的空军力量也稳步增加。美国第三十二师也空运至此。日军搭载增援兵力的编队遭受了惨重损失。10000名绝望的战士背向着大海,守着布纳的最后防线。到了1943年1月,最后的抵抗也被扫清了。日军只剩数百人生还,超过15000名日军被击毙,或因为饥饿和疾病丧生。到了2月,新几内亚的东南端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样,都牢牢地掌控于盟军之手。一支由12艘运输船组成的编队,在10艘军舰护航下,前往他们重要的前哨莱城(Lae)增援,并在俾斯麦海区域被侦察发现了。3月2日和3日,他们连续遭到空袭,所有的运输船和护航船,加上搭载的15000名士兵,都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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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3年6月,也就是本卷开始讲述的时间,太平洋的前景一片光明。日军最后的猛攻被打退,此时已到处处于守势。而且日军不得不花费巨大代价支援他们在新几内亚占据的阵地,特别是在萨拉马瓦(Salamaua)和莱城的守军,并沿着海岸修建了一连串机场。美军开始明确向菲律宾进攻。麦克阿瑟将军沿着新几内亚的北海岸向西进攻,海军上将哈尔西慢慢沿着所罗门群岛的岛链向拉包尔进发。而在他们之后,是美国正快速膨胀的实力。珍珠港事件过去后的十八个月,已让日本的统治者看到了他们曾忽略的一些事实和实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