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印度的忠诚——我们花费巨大代价保卫印度人民——印度军队的忠诚与勇猛——250万印度志愿军——日军西进的结果——国大党的失败主义论调——蒋介石的拜访——我在2月12日给他的信息——战后独立地位的提议——我个人对制宪会议的设想——处理印度事务的内阁委员会——美国的参与——我将印度方面的完整声明递交给罗斯福总统——旁遮普总督的看法——罗斯福总统的个人观点——英国起草公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的使命——国大党拒绝了我们的提议——我在4月11日给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总统对谈判破裂感到惊愕——联合内阁——我在4月12日给总统的回复——斯塔福德爵士返回
世界上没有更多的人民能像印度斯坦的人民那样，被有效地保护起来，免于遭受世界大战的恐怖和危险。而我们这座小岛通过努力，承担了这个任务。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官员们一旦遇到分歧，总是将印度的利益置于大不列颠的利益之前，并认为这关乎他们的声誉。当预期战争将在欧洲进行到底时，我们就签订了协议，保卫印度所需的物资和军队开支将全部算在我们头上。在印度签订的合同利率过高，而且我们的债务被换算成贬值的卢比，并按战前的汇率转换成所谓的“英镑余额”。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所谓“英镑余额”——换句话说，英国对印度的负债——大量累积。为了保卫印度，让其免遭其他岛屿曾遭受的侵略之苦，在没有充分细看或者计算下，我们每天要负担的开支竟高达一百万镑。我们结束了战争，经受了最大程度的苦难，他们避开了这种苦难，而我们欠他们的债务几乎和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欠美国的债务一样多。我宣布这些问题必须得到修正，并保留权利，对保卫印度所欠下的所谓债务进行反诉，我就这样告知了总督。
但所有这些都仅是背景而已。在此背景下，印度军队光荣的英雄气概和军事素质——在中东战场的战斗中；在保卫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亚中；在扮演重要角色去解放意大利中；在与英国同袍并肩作战将日本逐出缅甸之中——都熠熠生辉。印度军队对国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们对所签协议的信守，以及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官兵们卓越的勇敢精神，在战争史上会永远闪耀。在印度的英国政府忙于征召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而印度两个大的政治派别，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要么积极作对，要么袖手旁观。尽管如此，总共有超过250万印度人志愿参军；1942年，一支100万人的印度陆军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志愿参军的人数每月高达5万人。尽管这个扩大印度军队的策略就世界冲突而言是个错误，但印度人民的响应丝毫不亚于他们士兵的行动，并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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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在亚洲的西进，印度的气氛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恶化着。珍珠港的消息是个令人震惊的打击。我们的威信也随着香港沦陷而变差。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现在直接遭受威胁。而日本海军似乎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孟加拉湾而不受任何挑战。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第一次受到来自亚洲力量的大规模入侵之威胁。印度政治中潜在的压力与日俱增。有一小撮极端分子在诸如苏巴斯·鲍斯（Subhas Bose）这类人的率领下，直接进行颠覆活动，希望轴心国能获胜。而热情支持甘地的一大群人表达意见认为，印度应该在世界冲突中保持不抵抗和中立。随着日军的推进，这种失败主义扩散开来。如果印度能照暗示的那样想办法摆脱与英国的联系，也许日本就没有动机来入侵。印度面临的危险可能仅仅在于它和大英帝国之间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能一刀两断，那么印度肯定能获得爱尔兰那样的地位。于是，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散播开了。
在日本威胁之下，国大党的态度更坏了。当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携夫人到访印度时，这种态度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唤起印度民意的反日态度，强调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对印度和中国来说，打败日本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们利用这个场合，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英国对国大党的要求进行让步。
战争内阁无法同意一个外国元首在国王陛下的代表和甘地先生、尼赫鲁之间，充当某种公正的仲裁者的角色。为此，我写信给大元帅：
1942年2月12日
我国内阁的看法是，你提议去沃尔塔（Wardha）拜访甘地先生，可能会妨碍我们号召所有印度人投入抗日作战的努力。这样做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在急需团结之时，却强调了社会中的分歧，我冒昧地希望阁下在此问题上，不要有悖总督和国王陛下的意愿。贵军长久以来抗衡着日本侵略军主力，我最诚挚地期待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帝国军队能与英勇的中国军队之间加强合作。
结果大元帅尊重了我的意愿，并在总督的协助下，让这场本就不合时宜的拜访在没有产生任何危害的情况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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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当天。印度政客和媒体的表现，反映着印度教和穆斯林团体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为了希望建立某种共同阵线，有一些国大党领袖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印度主权，并成立全印国民政府。内阁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在印度官员和总督之间也有很多平常的大量通信往来。我发给他一份私人电报，表达了我对成立印度自治政府的看法，此事当然与我是有关系的。几乎我所有的同僚都感到，在战后以最隆重的方式给予印度人民自治领地位是必须的。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要求印度不同团体——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贱民，等等——将他们最好的领袖送到所述及的机构中来。然而，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方案，结果可能会将整个议会扔到国大党决策圈之手。这与我的意愿大相径庭。
此刻以及未来，我遵循的构想是，让每个大的社会团体和种族推选他们一流的领袖组成国民制宪大会。这样就避免只能与政党的政客们协商。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群大臣，研究印度事务的每日进程，并向战时内阁提出建议。这些大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在印度任职的个人履历。担任主席的艾德礼先生、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精通印度政治，并与甘地先生和尼赫鲁先生关系亲近。枢密院议长约翰·安德森爵士曾担任过五年的孟加拉总督。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曾任总督执委会中的财政专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他人都是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派人士。我也保留了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权利。然而在实践中，委员会的意见跟我个人的信条经常是一致的，所以我发现没有机会参加。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采纳他们的大部分建议。因而我们能用恰当的方式来做一些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也会与战时内阁之外的内阁成员进行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周二中午讨论印度事务。其后，由于此次决定后果的重要性，有必要与所有战时内阁之外的大臣们进行商议，可能还包括所有副大臣。而且，由于帝国王室的权利明显受到此决定的影响，因而必须尽早获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刻将此事提请印度委员会注意。
我对草案颇为赞许，但我们不能冒分裂之险，我必须看一看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当下我们一小群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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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攻入亚洲并向西推进，美国对印度事务的直接兴趣也日益增加。美国人对世界战争战略的关心，让他们开始接触政治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固执己见，但缺乏经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印度被视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可悲缩影，不过也是英国独有的责任。现在日本人正在向它的边境推进，美国政府开始表达意见，并对印度事务提出建议。在只有一个种族的国家，对于肤色问题有着广阔和高尚的胸襟。同样，没有海外殖民地或领地的国家，对需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国家，会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和超然的情绪。
1941年12月我访问华盛顿期间，总统按美国惯有的方针，第一次和我讨论了印度问题。我反应强烈，以至于让他再也没在口头上说起此事。后来，到了1942年2月底，他指示埃弗里尔·哈里曼来试探我，看看在英国政府和印度政治领袖们之间是否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我告诉哈里曼，我打算就此问题发电报给总统，并在3月4日发了这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4日
我们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应在此危急时刻，宣告在战后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如果他们要求，也能保留退出英联邦的权利。我们一定不能与穆斯林关系破裂，他们有一亿人，而且是我们在当前的战斗中甚为依赖的主要兵力来源。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对三四千万贱民的义务，以及我们与印度王公各邦之间的协定——这些邦加起来也许有八千万人。自然，在面临入侵的前夜，我们也不想让印度陷入混乱。
美国人熟悉印度教徒的态度。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看看穆斯林方面的意见。因此，在同一天，我将印度各方对印度局势的完整陈述转给了总统。以下摘录给出了争论的核心。第一份陈述是来自真纳先生，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
少数人所开的萨普鲁会议 ，根本没有拥护者，只不过是国大党的探子和侦察代理人，他们推出了一些花言巧语，狡猾而且结果更不可信的提案。如果英国政府跳进了他们所设的圈套，穆斯林印度将被牺牲，并会出现最悲惨的结果，特别是在战争工作上。萨普鲁提案实际上将所有权力立刻转交给了一个印度教全印度政府，因而立刻决定了影响深远的宪制问题，这违背了英国政府1940年8月8日在宣言中给予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保证，宣言中承诺，没有穆斯林的同意，不会进行临时或永久的宪制更改，而且穆斯林也不会被强迫服从一个不可接受的政府体系。萨普鲁提案提出的主要改变，其基础是印度变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因而损害了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的要求，这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主张。穆斯林深表疑惧，局势相当紧张。他们呼吁英国政府，在打算进行任何重大的宪制改动之时，如果陛下的政府想要拥有自由、平等的穆斯林伙伴的话，就声明接受巴基斯坦计划。
“巴基斯坦”意味着穆斯林拥有独立的领土和政府，以及印度必然的分裂。这一巨大的变化现在终于完成了，但代价是近五十万人的生命和上千万人的迁徙。在战争时期，敌军入侵已迫在眉睫之时，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改变的。
第二份记述来自费罗兹·汗·农爵士（Sir Firoz Khan Noon），他是总督的执行委员会中的穆斯林成员。他用有说服力的措辞重复说明，反对真纳先生所强烈反对的印度教解决方案。他做结论说：
我认为有义务让陛下的政府注意，如果他们在印度的反英分子的威胁下让步，并违背之前的保证，那么印度将面对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做是对人们信任的背叛，大英帝国宣称总是代表着印度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仅仅代表国大党的利益。我希望陛下的政府能坚定地承担保护全体印度人民的最高利益的义务，而不被对英联邦有异议的外部压力所左右。
第三份记述来自印度国务大臣的军事顾问，其中包含印度军队的以下信息：
组成印度军队的各个阶层不能从地理上的省份来划分。大多数穆斯林来自西北边境各省和旁遮普，但拉杰普塔那（Rajputana）、印度中央省、联合省、比哈尔、马德拉斯都有贡献。大批印度尚武阶层（多戈斯[Dogras]，查特人[Jats]），与锡克教徒一样，都来自旁遮普。来自外国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是人数众多的独立兵源。只有宣言的大体轮廓广为人知之后，每一阶层的特殊反应才能被估量，但当前对军队的影响是可以预料的。
印度士兵是自愿的雇佣兵[可以称作志愿兵]。他们为薪水和养活家人而战，也希望获得奖赏、津贴、抚恤金和可能授予的土地，但最重要的是，由于所在阶层有长期尚武的传统，他们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其中的领袖对他们的英国军官都很忠义，并总体忠于英国国王。任何对服役条件，或者让他们接受服役的权力方面发生根本改变的迹象，不论是会影响他们的物质利益，还是有损他们作为英王士兵的信念，都会立刻产生让人不安的影响。
3月7日，我再次发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为了履行让你知道我国对印政策的诺言，现在我将旁遮普省总督的一封电报发给你。当然，它并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唯一观点，但当敌军兵临城下，而旁遮普提供了能保卫印度的兵力中的一半之时，他们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仍在坚持寻找能安抚和鼓舞人心的办法，但我必须谨慎，以免在日益胆战心惊之际，让英国政治陷入混乱。
总督写道：
对于当前声明印度将在未来某天获得从帝国脱离的权利，会给旁遮普造成的影响，以下是我的看法。多数穆斯林负责人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穆斯林印度的宪制制订之前，英国必须继续主持大局。他们非常担忧，预期的宪制将会把权力交予印度教徒之手，而他们已经怀疑印度教徒有亲日倾向。如此一来，他们将偏离作为整体来保卫印度的工作，而是寻求在各地保护自己。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业已十分紧张，如此一来，必将使矛盾前所未有地激化。所有的团体都想留自己的男丁在家，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是招募新兵的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骚乱将不可避免，现在已减员的安全部队很可能会左支右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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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总统也将他对印度的个人看法发给了我。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11日
对于印度问题，我思虑良多，你能让我接触它，我亦深表感激。如你所知，我对给予任何建议都感觉缺乏自信，当然，你们精通此问题的人比我所知道的多得多。我曾试图从历史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并希望新思维的注入，会对你们处理印度问题有所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追溯至美国政府初期。1775年至1783年之间的革命时期，英国殖民地自身划分为十三个州，尽管每个州都取得了独立的主权，政体却各有不同。随着战争持续，在各个独立主权之间产生了众多的混乱，而唯二的纽带是大陆会议（一个权责不明、效率很低的机构）和大陆军——由十三个州维持得很差。1783年，到了战争结束时，虽然仍在进行尝试，达成一份最终框架的努力却已成泡影，十三个独立州各有新的职责，但显然无法融合为一个联邦。因此，十三个独立州签署《联邦条例》，这个明显的临时政体一直起着作用，直到通过经验、试验和错误把大家结合成一个永久性联邦为止。从1783年到1789年，由于缺少联邦权力，十三个独立州可能很快分开为各自独立的国家。1787年召开了制宪会议，其中只有20到25，至多30个活跃的参与者，他们代表了所有各州。他们聚在一起，不是作为一个国会，而是作为一小群真诚的爱国者，唯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这场讨论被记录下来，但会议并没有听众。美国现存的政体由此而来，并迅速受到三分之二的州赞成。
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建议在印度也成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并由少数代表领导，覆盖不同的种姓、职业、宗教和地域——这个团体可以被确认为一个临时自治领政府。它当然会有现存的英国各省政府的代表，也将有各王公会议的代表，但我主要的想法是，由这样一个团体负责，为整个国家考虑一个更加永久性的政府，这个考虑期限可以延长至五到六年，或者至少延长到战后一年。我认为，这个临时中央政府组织，会代表新的自治领，拥有——对公共服务，例如财政、铁路、电报和其他我们所谓的公共服务——一定的行政权和管理权。
也许美国在1783年到1789年所经历的阵痛和问题，能类推出一些方法，给印度人民带来新的思考倾向。它可以让人们忘记怨恨，对大英帝国更加忠心；让人们支持和平演进，反对无秩序的革命的同时，强调日本统治的危险。
这样的改变符合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的变化趋势，也符合所有与纳粹战斗的国家的民主进程。我希望诸如此类的改变会从伦敦做出，而在印度不会因为勉强或强迫而产生批评。尽管我很想帮忙，但看在上天的份上，请不要把我卷进去。严格来说，要不是它是你和我正在进行的成功作战的一部分和包袱，此事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