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19世纪——举世无双的适应力——旧日本的阴暗面——神秘国度——日本陆军的等级制——海军等级制——德国和英国的影响——贸易利益——1889年日本宪法——“新元老”——1936年的《反共产国际协定》——1939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法国沦陷后，日本的躁动——近卫文麿掌权——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在冬季的抵抗行动——动乱加剧——日本天皇及皇子们——1941年7月26日，英美对日经济制裁的影响——始终不安的英国——我们面临独自对日作战的危险——8月25日与29日，我的备忘录——海军部署——8月30日我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备忘录——1941年10月，近卫文麿辞职——东条英机掌权——来自蒋介石的请求——11月5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总统的回复——11月9日，给史末资将军（General Smuts）的电报——11月19日在市政厅（Guildhall）发表演说——11月23日我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总统的谈判报告——权宜之计和十点说明——赫尔先生的决定——英国所知有限——“魔法”——1941年11月30日的电报——12月1日，木已成舟——1941年12月2日的备忘录——克拉地峡面临的威胁——美国历史的大篇章——美国政治领袖们同仇敌忾——“上帝把他们交到我们手上了”——日本的罪恶——疯狂的一个优点
在漫长而离奇的日本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冒险行动被制订之时，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这是1592年丰臣秀吉下决心与中国决一死战，率领战船入侵朝鲜之后，日本再次走出如此关键的一步。远东这些令人敬畏的岛民，带着坚固的传统和风俗走过了好多个世纪。与神秘主义相关的勇猛、纪律性和民族精神，让这个严肃而勇敢的东方民族拥有着强大的忍耐力。欧洲在公元1300年左右才第一次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他们的存在。日本的国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此后有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这里，而传教士以及他们虔诚的信徒都被残忍地灭绝——这段插曲在欧洲没有引起过注意。在二十四年里，有近25万基督徒被残忍杀害，直到1638年才告终结。自此之后，日本陷入了严酷的闭关锁国状态，好几个世代，他们都不为人所知，直到19世纪，他们在自身面对的巨大挑战下，才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它曾有过一段完全孤立的时光。而日本自身的艺术、文化和信仰支撑着社会的刚性机构。对他们来说，科学、机器和西方哲学是不存在的。
但蒸汽机改变了世界的平衡，大约一百年前，轮船越洋而来，带着武器和思想叩开了日本紧闭的封建大门。1853年，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编队进行了一次不受欢迎的拜访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一艘英国或者美国的炮舰就能将英国或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给日本。而随着外国战舰而来的，还有那些白人所发现并准备教授、出售的奇妙戏法。于是，这个贫弱而又朴素的13世纪文明，就这样与喜笑颜开的、昌盛的、全副武装的19世纪文明不期而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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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大叔和不列颠尼亚自此成了新日本的教父教母。不到两代人，只有久远传统的日本人民，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把武士道的双手剑替换成了铁甲舰、线膛炮、鱼雷和马克沁机枪；在工业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引导下，日本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化是迅猛而又剧烈的。中国被超越并受到重击。1905年，世人惊讶地看到他们击败了沙皇俄国，不仅是海战，他们还将数量惊人的陆军送上陆地，并在满洲赢得了数场大战役。现在的日本在大国之中拥有一席之地。日本人自己也惊讶于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当我们将美丽的古代绘画和文化作品送给你们时，你们蔑视并嘲笑我们，但自从我们有了装备精良的一流海军和陆军，我们被视作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不过，他们所平添的不过是实用科学的装饰和甲胄罢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在其后站着一个旧日本。我记得在我的少年时代，英国漫画家习惯于把日本描述为一个聪明、衣着整洁、穿着制服的信使男孩。一次，我看到的一幅美国卡通却与此大相径庭：一个上了年纪的僧侣武士，看起来高大、威严、令人敬畏，一只手按着他的短剑。
我不会假装自己研究过古代或现代的日本，我只在一些报纸、几本书籍以及我所服务的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里看过一些。当日俄战争爆发时，我站在日本一方。在此之前，我还参与促成《英日同盟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海军部非常高兴看到日本正式加入协约国，并且在远东肃清了德国势力。对于1921 年英日同盟的终结，我也深感惋惜，在这个同盟里我们获得过力量和利益。但是，当我们不得不在日美两国中选择一个做朋友时，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航线会去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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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战略上，一个人应该始终试着让自己站在俾斯麦所说的“另一个人”的位置上。一个大臣越全面、越富有同理心，他正确的机会就越多。他对反对意见的相关知识了解越多，他就在做决定时越少感到迷惑。光凭空想，没有深入和完整的知识，人往往会坠入陷阱，我们的专家很少能总结出日本人思想的真正印记。它的确是谜一般的存在。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有着数个时代的断层，它们混合起来，彼此产生的反应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甚至，就连日本人也不了解他自己的思想，也不知道在决定性时刻，是什么力量在他的躯体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日本军队统治层形成了一系列集团，并结合武士道传统，鼓励其军官和部属为日本军队的荣誉而战死，从而面对每个人祖宗的牌位时无愧于心。日本在长久与世隔绝后，面对敞开大门的世界，其武士手上也拥有了想所未想的武器，于是在冷酷而缓慢的设计下，滋生了征服亚洲继而征服世界的想法。据说为此甚至有“百年计划”，而这就是不断变化的局势和事件的强力背景。
二战爆发之后，对日本陆军的权力和野心的最大抑制力量来自海军。在19世纪，日本的陆军由德国指导，而海军则由英国指导。这让他们的气质很是不同，而这种不同由于服役条件的不同增强了。陆军军官基本不出国——除非开战——他们养成了比海军军官更为狭隘的自大与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海军军官经常参访外国的港口，对日本之外的世界知道一些。与此同时，陆军清楚地意识到，其实力足以打败或抵抗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及任何会开往远东的军事力量。而海军则痛苦地意识到，其舰队在面对英美海军时处于劣势，尤其是在日本海域之外行动更加处于劣势。因而与陆军相比，海军的观点倾向更为谨慎和温和。
商人阶层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没有像陆军和海军这样的组织，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财政、工业以及贸易政策，他们也完全没有发言权。他们部分通过国会的党派，部分通过贵族来发挥影响力。总体来说，战争式的冒险是不符合商业利益的，但其中有些商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商人支持陆军的扩张主义政策。而日本的民众在危机中，大部分也支持军队而不是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因为在传统上，军队具有威信：大众相信他们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他们反对私人资本家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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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1889年宪法，签订条约、宣战、媾和是天皇的权力，而非国会的权力。天皇也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一般认为，他按照陆军和海军的参谋总长提供的建议行使权力，并根据内阁的意见确定外交政策。按照日本宪法，内阁并不对国会负责，但立法时仍需要在上下两院获得多数支持。首相由天皇遴选和钦定。按惯例，他会听从“元老”们的建议。20世纪早些时候，这些元老还有好几个，此后他们先后去世并且无人替代，到了1940年，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位元老了。而这一年年末，他也去世了，此后，首相的遴选由所有前首相开会共同决定，这就是所谓的“新元老”，在1941年，“新元老”合计有八人。
内阁中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大臣必须各自由陆军元帅和海军大将担任。如果首相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他就无法组阁，也无法维持内阁，而这些将领的专业心非常强烈，如果内阁的政策受到所在军部的强烈反对，那他们肯定不肯出任相关职务。因此陆军部和海军部经常能够在关键时刻，以辞去内阁大臣职务或威胁退出内阁的方式，来对相关政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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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条约原本是由日本参谋本部与里宾特洛普（Ribbentrop）代表的纳粹党背着各自的外交部长协商签订的。这并不是一个同盟条约，但却为此打下了基础。到了1939年春季，平沼骐一郎内阁中的陆相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军事同盟。但由于海相米内光政大将的反对而功败垂成。1939年8月，日本不只卷入了自1937年7月就开始的与中国的战争，也卷入了因伪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而导致的与俄国的局部冲突。在这条冲突一触即发的战线上，双方均大兵压境。欧洲战事爆发前夕，德国与俄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既没有和反共盟友日本商议，也未告知，日本有理由感觉被怠慢了。他们在与俄国的冲突中失势，对德国人感到强烈不满。大不列颠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让我们与昔日的盟国日渐疏离，欧战开启后的前几个月里，英日关系已经不再友好。但是，日本对德国的热情也不复存在。
由于苏德条约的签署，平沼内阁丢了面子，不得不辞职。接任的是阿部信行内阁，尽管她是位退休的陆军将领，但是个温和派，1940年1月，他被米内光政大将代替，米内光政曾是平沼内阁的海相，反对与德国结盟。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内阁对于欧洲的政策是保持中立，集中精力进行与中国的战争。但很快局势大变。随着法国的沦陷以及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受到德国猛攻，1940年秋，大不列颠面临被入侵和毁灭的危险，于是，谋划已久的狂热计划从白日梦变为了现实。在拥有东亚众多领地的法国、荷兰以及英国极有可能崩溃之下，难道日本要一无所获？难道不是到了日本改写历史的时刻了？内在的狂热让陆军和民族主义政治群体躁动起来。他们要求日本应该立刻开始向南开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半岛、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为了推行这一政策，陆相畑俊六元帅从内阁辞职，从而迫使米内光政辞去首相一职。日本从未缺乏过的冷静与谨慎，在此时却已无能为力。为了代替米内光政，元老们提名近卫文麿，这是一位与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贵族，也能与陆军部和睦共处。近卫文麿1940年7月上台，1941年10月辞职。他是个广受尊敬而且非常有策略的政治家，他的方法是给陆军部一些象征性的满足，但不允许他们将国家拖入大战。1940年夏天，近卫文麿尽力掌控陆军，不让他们攻击英国和荷兰的领地。另一方面，他同意为获得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机场而向维希法国施压，到了9月，他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轴心公约。公约规定，如果美国加入战争支持英国，那么日本将加入轴心国参与欧洲国家间的战事。
与此同时，其他大的战事结果也日益显现。到了1940年11月底，大不列颠之战的结果以及希特勒入侵战舰的撤退在日本被当作头等大事。英国空军在塔兰托对意大利海军的空袭，让那些世界一流的战舰数月之中动弹不得，日本海军敏锐地意识到新空军的力量和无限可能，特别是用作突袭的话。而日本人意识到，大不列颠并没有倒下。他们毫不迟疑地前进，并且越来越强。在日本有普遍的感觉，三国轴心公约是个错误。他们尤其担忧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会一致行动，两家最强海军舰队和资源一旦结合，将是不可限量和无可匹敌的。这种危险似乎日益迫近。到了1941年春，近卫文麿获得内阁的同意，与美国就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陆相东条英机大将支持近卫首相的政策，反对松冈外相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将违反与德国的同盟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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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思想的躁动日益激烈。在现代正常的政治生活的进程中，数千名身在其中、职位不高的负责官员和职员，似乎听到了祖先预言战争到来的声音。
他们的祖先曾在13世纪向蒙古人——就如同后来的沙皇俄国一样——加重报复，他们会不如祖先们吗？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激发出了子孙后代最大的勇气。如今的世界风雨飘摇，新的强国和新的巨人已经出现。在欧洲，“新秩序”即将建立。难道这不正是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吗？他们曾经耗费精力、精心制订的计划，将世界局势变动的每一步所要采取的对策都做了周密安排。陆军将军们要求，应该授权由他们来选择信号发出的时机。他们还断然宣称，日本应该抓住的最好机会——法国沦陷——已经被谨慎或懦弱的政客们错过了。
天皇以及皇室，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最高级的贵族们还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在暴乱时代，他们会失去很多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旅行过，并见过外国宫廷中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他们羡慕欧洲的生活，并畏惧欧洲以及美利坚的力量。他们羡慕大英帝国君主政体下稳固的王权。他们倾向继续他们徒有其表的议会制，并希望在和平中持续保持地位并掌握权力。但谁知道陆军部会干什么呢？幕府、天皇和任何朝代都无法与陆军分开。天皇与贵族们渴望和平与谨慎，但却不希望因此而导致自身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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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严格执行的经济制裁，让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保守派大为震惊，温和派也吓坏了。考虑到日本陆军在制订政策上的重要作用，此事让其在国内的威信也深受打击。截至这时，日本海军仍发挥着抑制作用。然而美国、英国和荷兰所进行的贸易禁运，让日本失去了所有获得石油的渠道，而石油是海军乃至整个日本战争机器最依赖的物资。日本海军立刻开始使用其石油储备来维持运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们已经用完十八个月储备中的四个月。显然他们被卡住了脖子，在日本面前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开战。美国人的条件是日本从入侵的印度支那半岛撤军，同时从中国撤军，而日本在中国已经付出巨额成本，开战多年。这是个正确而且强硬的要求。此时，日本海军决定，如果外交无法实现可接受的协议，他们将与陆军联手，采取一致的战争政策。而此时海军已经将其空中力量发展到具有超强攻击力的地步，这也增强了他们开战的意志。
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紧张争论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秋天。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与美国开战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是在贸易禁运令下达的次日，也就是7月31日被讨论的。所有的日本领袖都清楚，给他们做选择的时间很短。德国可能在日本实现任何野心之前，就在欧洲战场获得胜利。而日本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日本保守的政治家及皇室希望获得能暂时稳住国内鹰派的条款。而美国方面则和我一样相信，日本面对美国从根本上压倒一切的力量，会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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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已经看到，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对日本的担心就重重地压在我们心头。他们的野心和机会是很明显的。我们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法国沦陷的时刻开始袭击。之后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此时，我们最大的压力和力量都用于防止大不列颠岛被摧毁，并继续在西非沙漠的战争。我承认，我在内心里觉得，日本的威胁相较于我们其他的需求来说，是较小的危险。我的感觉是，如果日本攻击我们，美国就会介入。如果美国不介入，我们将无法防守荷属东印度以及帝国在东方的领地。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的侵略导致美国人介入，我将非常高兴。对此，我深信不疑。1941年，我们的优先顺序是这样的：第一，守卫本岛，应对入侵的威胁以及潜艇战；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斗；第三，在6月后向苏俄提供物资；最后，抵抗日本的进攻。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将牺牲中东，去保卫我们自己的近亲和同族。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马来亚、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将给日本提供更为轻松也更具吸引力的征服目标。我相信，即使我们在中东战场撤退，并取消对苏俄的物资援助，也无力改变马来亚所面临的命运。另一方面，美国加入战局将会压倒所有邪恶力量。
请不要认为，这些显而易见的决定是没经过思考的，它们是战时内阁以及他们的军事参谋在深入、不断呕心沥血地钻研之后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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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了罗斯福总统在7月26日所宣布，并由我们和荷兰加入的贸易禁运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就日益焦急地希望英美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尽最大能力向日本示威。我们曾仔细审视过我们的兵力。海军是我们唯一能抽调的兵种。
8月25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写了一封备忘录，提议成立一支东方舰队，并设想了方案。我强烈感觉到应该在最近向印度洋派遣一支特遣舰队，数量可以最少，但军舰必须最好。第一海务大臣回复说，海军部的计划是在1942年初在锡兰成立这样的舰队，包括战列舰“纳尔逊号”“罗德尼号”，战斗巡洋舰“声望号”以及小型航空母舰“竞技神号”。“皇家方舟号”也会随后入列，但不会早于4月。与此同时，四艘“复仇”级战列舰也将会被派往印度洋，为军事船队护航。在他的来函中，第一海务大臣认为大西洋战场的重要性是高于一切的，因而我们三艘最新式的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将留在这里巡航，以防“提尔皮茨号”冲出来。
我不喜欢这个安排。使用老旧的“复仇级”护航足以对付装备八英寸大炮的巡洋舰，但如果敌人准备用新式快速战列舰进行突袭，它们以及它们所护航的编队将成为囊中之物。以它们现在的状态，这些老旧的军舰就像是漂浮的棺材。因此，需要有一两艘快速主力舰去阻止日本派遣的个别重型突击船。
我在给海军部的通信中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
1941年8月29日
……我必须补充的是，我不认为在已经全力对付中国的情况下，日本现在会去面对联合反对他们的美国、英国和俄国。很可能会与美国谈判至少三个月，其间不会做进一步的侵略动作，也不会加入轴心国的行动。我提及的舰队，再加上一艘乔治五世级，会让日本更为犹豫。这确实可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吓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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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外加四艘驱逐舰以及充当主要力量的现代化装甲航空母舰“可畏号”作为我们远东舰队的第一批战舰。不幸的是，“可畏号”因为一场事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决定让两艘快速主力舰出发，希望借此稳定住日本的政治局势，并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建立联系。我们总的海军战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远处掩护，而我们则在新加坡建立一支大英帝国东方舰队，到1942年春时，它将由各式主力舰7艘、1艘一流的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组成。而深受我们信任的海军部副参谋长，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被遴选为司令，并于10月24日在“格里诺克号”上升起了他的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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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末，我发电报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向他们介绍了远东舰队安排的细节。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及新西兰总理
1.我仍然倾向于相信，除非俄国被完全打败，日本不会同时与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American——British——Chinese——Dutch）开战。也许即使到了那时，他们仍然会等待德国许诺的在春天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俄国的抵抗仍然强烈，特别是在莫斯科前线，而现在冬季已临近。
2.海军部的计划是在本年度末，以新加坡为基地，派遣“罗德尼号”“纳尔逊号”以及四艘“复仇级”。然而这一计划由于“纳尔逊号”的受损被迫推迟，我们需要三四个月去修理它。
3.其间，为了进一步遏止日本，我们将立即派遣我们最新的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加入已在印度洋的“反击号”。尽管本土舰队司令反对，我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威尔士亲王号”会很快抵达开普敦，而四艘“复仇级”一旦准备好，也会立即开往东方水域。此后“反击号”将被航程更远的“声望号”轮替。
4.在我看来，“威尔士亲王号”将会是最有可能遏止日本的力量，我们会尽力保证他们一直巡航。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等“威尔士亲王号”到了开普敦会停留一段时间，在12月“约克公爵号”准备好之前，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下，因为要应付“提尔皮茨号”出击的危险以及其他可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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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近卫首相卸下了重担。他曾请求与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举行一次私人会议，并希望带着他的陆相与海相，以此来约束他们，并达成可能的协议。但他的提议被总统拒绝了，军队对这位聪明政治家的批评越发激烈。他的位置被东条将军取代，东条将军同时成为了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东条将军在战争结束后，被远东国际法庭宣判绞刑。在狱中，他曾说自己兼任内务大臣是因为“如果结果是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话，他将面对能预感到的国内的可怕混乱”。根据天皇的命令，他重启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但在私下里他的政府成员都很清楚，如果内阁的提议被拒绝，日本将走向战争。到了1941年11月，东条和参谋总长告诉天皇，战争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天皇表示希望继续努力防止这种灾难降临，但也告诉东条，“如果事情如你所说，就没有选择，只能准备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