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过渡时期——灾难接踵而至——山路的顶峰——战时内阁的团结和力量——特伦查德（Trenchard）勋爵主张集中空军力量——9月4日我的回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批评我们的作战方案——我和他展开讨论——他希望从政府辞职——9月22日我向他致信——我的同僚劝告他暂勿辞职——他决定留任到战役结束——他被任命为飞机生产大臣——政府随之而来的变动——四大国计划——10月21日我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我期望成立欧洲合众国。
虽然已经确定了我们在地中海两端大规模作战的计划，全部准备工作也正在向前推进，但是备战期间却是极其紧张，让人难以忍受。了解内情的人担心会发生什么事，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却在担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在我掌管政事的28个月里，我们遭遇的军事失利接踵而来。法国溃败，英国遭到了空袭，我们却保存了下来。我们的本土未遭入侵。埃及也保卫住了。尽管艰难，我们还顽强地活着。但从另一方面而言，灾难就像瀑布那样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涌来！达喀尔的惨败导致我们丧失了从意大利手中夺取的沙漠地区，希腊的悲剧，克里特岛失守，对日作战的转折难以平复，香港沦陷，美、英、荷、澳的广袤战区和领土被践踏，新加坡的灾难，日军征服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中战败，图卜鲁格的投降，迪耶普战役被视作失败——上述种种都是一连串不幸和挫折中最令人感到屈辱的环节。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和我们建立了同盟，和我们共同拼死决战，的确这是我们最终赢得胜利的坚强保证。然而，这样一来就消除了最终灭亡的危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批评意见。战争指导的整体方针和体系是由我负责制定的，因此而遭到质疑和反对难道还奇怪吗？
在这个晦暗的战争间歇，的确有些事是出人意料的：我没有被解职，也没有被迫要求改变我的方针政策，众所周知，这是我绝对不会接受的。我本可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肩负着深重的灾难，战争最终取得的结果也要归结为是因为我太晚才辞职。战争的面貌的确会有所改观。此后，我们就注定会获取更多的战绩，即便遭遇挫折，也不会阻挡胜利的到来。虽然说战争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全体部队都付出千辛万苦的努力，但是我们已经快到达山路的顶峰，这不仅是走向必胜的道路，而且还不时伴随发生着令人欢呼雀跃的事件。在战争的崭新阶段，由于战时内阁团结坚强，我在政治上和职业上的同僚对我的信任，议会的忠诚不渝，以及举国上下坚持的善意，我还在尽我的责任。这些都表明，人事中，看运气的时候居多，我们只需负责尽人事，其他的无需杞人忧天。
一些和我保持不同程度密切关系的杰出人士对这两个月来的紧张形势极其敏感。一位非常能干，也是最重要的自治领高级专员曾经写了一封分量很重的信，在一定范围内还传阅过。他在开头这样写道：“无疑，丘吉尔先生在激**绪上贡献巨大，但是……”接下来是我的一长串败绩，还有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议要剥夺我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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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特伦查德勋爵和我相识并共事超过了半个世纪，他撰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文件，主张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轰炸，他也给了我一份副本：
1942年8月29日
我们和美国人正着手组织巨大的军队（单单美国方面或许就达600万到800万人）。这些军队需要大批量的物资和工业方面的人力进行维持，还需要商船运送物资以及其他的船只（和飞机）进行护航。盟国所拥有的原料物资能否足以装备这些军队，在遭遇挫折和损耗后，是否还能支持一定规模的战斗，这些都无法确定……
时间紧迫，而我们又必须做出选择。我们试图走两条路是会有风险的，我们的空军力量势必陷入庞大的计划和两线作战的持久战这样的纠结之中……
在今年或是明年在欧洲大陆卷入地面作战，无疑会让德国占据上风，这无疑就是1914—1918年事件的重演。这会促使敌军出动他们力量最为雄厚的德国陆军来对抗我们。我们对付德军的优势力量在空中，即英美两国的空军部队……
在改变战争的战略方面，火药的发明和现代战舰的出现远不及现代战争带来的改变重大。空军力量的增长与日俱增。自1939年来，空军的发展变化非常巨大。今时今日的炸弹跟轰炸机和开战时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和美国的空军力量日积月累不断得到增强。如果我们集中力量在那些可行并很快就取得成效的政策中，那么空军力量的发展将会前途无量……
出动地面部队取得胜利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空军是作战的全新领域，也是军事科学上的重要力量，给盟国带来了伟大的替代方案。如果我们下定决心集中使用空军力量，不但可以挽救上百万的生命，还能将战争缩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就像敌军使用“坦克闪电战”来征服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也可以使用“轰炸机闪电战”来粉碎德国这个作战机器……
最后，实施这一计划的人选应负责制定针对欧洲战事（广泛意义上）的军事战略理念，当然还需要陆海空三军各出一位参谋代表从旁协助。这位司令官必须坚信空军力量是他的武器，并且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担任过指挥。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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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都会说天下皮革数我最好，这样的说法谁都不会怪罪。这份文件是由特伦查德勋爵这样极具权威的人士所撰写的，我认为非常重要，便印发出来，并连同空军中将哈里斯（Harris）撰写的类似文件一道，送给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传阅，附加下面的说明：
我本人并不采纳或支持所表达的意见……尽管如此，鉴于文件的措辞非常强烈，而且理直气壮，我想我的同僚或许有兴趣一看。有人攻击我们的轰炸政策，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件对他们来说可谓是有力的答复了。
击退隆美尔：8月31日-9月5日
我向特伦查德勋爵致信：
首相致特伦查德子爵
1942年9月4日
谢谢你那份别有趣味的文件。你或许已经听说，我是轰炸机司令部的捍卫者，我正在尽我所能想方设法加强它，并防止它受到无辜的侵害。
虽然我对你的言论表示承认和敬佩，但还是觉得你有些夸大其词，这样反而显得有名无实。你的夸张程度在这里或是在美国都几乎没有人会苟同。可是，关于你说的所谓“对德国的华丽轰炸”，以及从各个方面发动的诋毁轰炸的行动，我都迫切地想要做出批驳和反对，就像处理空军中将哈里斯在近期的文件一样，我将你的文件送给战时内阁传阅。
关于你文件的最后一段，我认为，很难把任何国家的行政首脑和指挥战争的最高统帅区分开。在美国和苏联，行政首脑同时也是总司令，即便罗斯福先生或斯大林总理都没有任何军事经验，或受过训练。在英国，要把宪法承认的首脑和指挥战争的最高统帅区分开就更难了，在负责国计民生上，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选拔一位空军人员，授予他全权，并要求他赢取战争，这当然是一种做法。但是我怀疑你没有深入考虑过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他和其他两个军种必然存在很大的隔阂。和盟国打交道也会困难重重，他们的制度体系各有不同，尤其是，在美国空军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与下议院、内阁和其他机构相处可能也是如此。可是，如果有恰当的人选，而他又同时担任首相一职的话，很多上述困难就会克服。如果他的这种解决方案使我确信可以很快带来胜利，我非常愿意给他的计划让路。这样说对于你所提议的计划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你认为满足这样条件的人是很多的。我还没意识到在我们的三军部队中人才辈出，甚至有一大批数量的军官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担任指挥，而且他们对空军的看法和你一致，并且有能力“负责制定针对欧洲战事（广泛意义上）的军事战略理念”。
致以良好的祝愿……
9月8日，特伦查德对我做出了回复：
……我的文件并不是写给你看的，你迫切地想要攻击我们在德国的主要敌人，这点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份文件是专门为一部分人撰写的，像我这样一个纯粹局外人，或许会影响到他们……
我在最后一段没有试图以任何形式或方式表达你所解读的那层意思。我的话不是意味着行政首脑要和负责战争的指挥官区分开来。我从来没有表达过，也不抱有这种观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很多报纸和讨论中都出现了一种意见，即应该为了欧洲的战事委任总司令，就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表示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必须是由陆军将领担任这种观点。如果空军是占有主导作用的力量，能给我们带来胜利，为什么总司令非得是陆军将领不可呢？既然我们清楚空军决定了成败，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建立在“陆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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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战争方案受到的最严厉批评是来自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是下议院议长，身居要位。向下议院解释我们接二连三的失利和挫败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的确熟练并忠诚地履行了使命。在战争间歇那段令人压抑的时间里，他和我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场政治危机，因此，当我8月底从国外回国时，发现他开始对举国上下的斗志，以及中央指挥作战机构的效率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这令我深感不安。他察觉到国内舆论出现了一种广泛的挫败感和不满的情绪。他觉得，工人们在听说他们任劳任怨生产的武器却无法运送到利比亚时，会感到泄气和徒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武器装备有想法，却得不到鼓励。商人们痛恨政府办事拖沓、犹豫不决，委员会名目众多，机构臃肿。部队里，军事上的领导不力令官兵无所适从，深感困扰。他认为，战争期间迫切需要向举国上下注入生龙活虎的一种新气象。为此，他建议对我们政府机构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其中的一些做法我表示完全理解，并已经着手启动了，然而，对于掌玺大臣所提出的战争指挥的技术问题，我和他的意见相差甚远。的确，他没有建议说我应该被罢免或解职，而是提议说，我作为国防大臣应该有顾问辅助，由具备三军参谋长这样能力的三位顾问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全心致力于大小军事计划。这三位顾问已经成立一个独立的作战规划局，负责审查有关战争的所有战略问题，并研究未来的作战计划，在这些职责上，他们将会替代参谋长委员会。在每个战区都要设置单独的司令，全权指挥战区的陆海空部队。这些战区司令直接对作战规划局负责，并由联合参谋部的少数人担任他们的顾问。简而言之，这一理念认为，国防大臣本身就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分布在世界范围的陆海空三军。如此一来，自国防大臣开始，就能上下贯通，全部预期、计划和行动就能紧密衔接了。
实际上，这个计划只存在于设计者的梦想中。新的作战规划局只负责计划方面，掌握着指挥和控制的全权，因此就能放手工作，而不是像三军参谋长那样，在管理所指挥的部队时要被日常琐事牵扯精力。那些形形色色的事务仍然需要由三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利用个人和集体智慧进行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只需专注于制定战略和计划。我不认为这种双轨制能够成功，针对掌玺大臣的建议，我满腔热忱地表达了我的主张。我认定他的那些建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操作起来也行不通。我认为，作战指挥的指导原则是，应由具备权限和负责实施计划的人来制定作战计划。在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创立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完全满足了制定三军作战计划的需要，由那些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共同制定计划并加以执行。建立一个作战规划局并完全独立于作战参谋部，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会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一个不负责，但两者在名义上的地位是相同的。大臣们都要时不时地面对需要无视其中一个机构的意见这种情况。这还会立刻导致直接和严重的冲突。一位海军将领如果被任命到作战规划局，是否就有权指挥海军大臣怎样调动舰队，或是一位有“同等才能”的空军将领就有权在作战规划局影射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风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无需为实施计划负责，那么任何一个聪明人都能为战争胜利制定计划。只要作战参谋人员能切实隶属于负责实施的三军首脑，这样的足智多谋就应该受到鼓励。但是，我不愿意让一个徒有虚名的智囊机构来随意浏览我们的机密，也不愿意在本已为数众多的委员会和报告外再增加负担。长期处理这些事务的经验告诉我，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和负责任的顾问共同工作，并且要通过他们开展工作，这些顾问就是贯彻决定并对结果负责的军事首脑们。首相和三军参谋长之间保持极其良好和融洽的关系，或是对所要采取的措施都表现出完全的一致，这种情况无论是在这次大战还是上一次，都还没有出现过。那么我为什么要对那些三军中最优秀的专业顾问失去信心，而去把部分信任放在那些责任心不大、能力也欠缺的军官身上呢？所谓有一大批“同等才能”的军官能够参选承担三军参谋长的重任，这样的看法只能是个幻想。
我和掌玺大臣就上述论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试图争取让他接受我的观点。9月的一大半时间就是在这样严肃的争辩中度过的。但是我还是没有让他信服，9月21日，他向我透露说，他觉得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至关重要的职务。他说，从印度回国以来，他觉得我不再依赖他的帮助了，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他越来越不能把握我的想法，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本应是了然于心的。他对战事深感焦虑，鉴于最近几个月来的形势发展，以及全体战时内阁人员肩负的重大责任，他迫切想要知道我对未来的看法。对此，我回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你的来信让我感到惊讶，也颇感痛心。自从你7个月前就任以来，我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就在8月初我启程旅行时，我还认为我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从那时候起，已经过去了7个星期，在此期间，我又离开了几乎一个月，接着你又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外（在过去的24小时举行过3次会议，会长共6.5小时），我一直想着要尽可能见见我的主要同僚。我总是感到我们的谈话令人愉快和振奋。我希望在你愿意的时候可以来看看我。
感谢你不吝赐教送给我另一份备忘录，其中你讨论了全部制度和方法，它们的好坏暂且不论，我会参照这些制度和方法来履行我管理政府和指挥战事的职责，你所撰写的内容是有争议的，这一点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自己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我长期的经验和重大的责任。换作其他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想在这里进行争论，这种争论是无休止的，但是我确信，如果你曾与第一海务大臣共事，就像我在战争严酷的压力下和他紧密合作一样，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见识和缜密的心思了。事实上，我不禁要说，正是因为海军部的功劳，我们才得以保存下来，而你对他们的态度却不太宽宏大量。
你询问我对于未来的看法。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大规模的战役就要打响，这和你本人的理念完全一致，也是我们都同意的。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结果。我个人觉得等待比行动要艰难得多，你所说的焦虑我完全能够了解。
你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
我或多或少意识到，他不会再对我完全充满信心了，而他作为我在战时内阁的同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还担负职责了。我很明白，如果他为此从政府辞职，就势必会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虽说我已经下定决心面对，但还是不愿看到在非洲战事悬而未决的时候发生。我在战时内阁的几位同僚劝告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口提出辞呈会否伤害到民众的利益。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北非战事上获胜，显然会极大地巩固我的地位，而同时削弱他的地位，尽管如此，他的爱国情怀使他做出了决定。
敬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我为了履行昨天会见你时许下的承诺，现在就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务问题给你写信，这个问题我们在近几天讨论过。
我依然认为，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必要的，你并没有说服我。我深信，这些调整对于充分发挥战争潜力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不是你和其他同僚提醒我关注一些特殊情况，我所坚持的上述信念会致使我要求你将我的辞呈递交给国王陛下。
然而，正如你所强调，我充分意识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正处于极其紧张的时刻。的确，在这段危急的时日里，作战的主要指挥方面出现的任何不团结或是分歧都必须避免，否则我们的战斗士气就会受到损害，我们国际上的麻烦也会增多。
在我看来，这些暂时考虑的因素会推翻我必须改革的建议。因此，我决定，为了保证即将展开的战斗顺利推进，就我在战时内阁的职务问题，我有责任推迟进一步行动，至少要等到战役顺利打响。
等时机到了，我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会尽全力在各方面协助你，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竭力给予你最大的支持。
附：这封信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已阅，我的整体行动方针也告知了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1942年10月3日
按照你所说的，你至少要等到大规模战役顺利打响后才提出辞呈，我认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目前，讨论你从政府离职的问题势必会对民众的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造成损害。我在参加讨论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相关问题，而敌人很容易就能从中推断出什么。从另一方面看，你完全有权利在此后一个阶段使我们的分歧有个结果。同时，对你在此期间愿意给予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表示感谢，当然我也会尽力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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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成员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是为了继续发挥他的才干和精力，我急切地想要在政府内给他谋取其他职位。11月，非洲战事顺利启动，我劝说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这一职务，在战争结束之前，他都在这个岗位任职，工作的效率和才能也日益增强。在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三年艰辛岁月中，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对此我表示崇敬和感激。我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提到说，不负责部门工作的大臣通常会热情地操心其他部门的事。对于像他那样一个才思敏捷，却没有多少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崇高理想和理论分析的技能具有强大并且危险的影响力。他的伟大才华需要在更实际的任务中进行磨砺。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所取得的成功和他担任掌玺大臣时遭遇的挫败一样，都只会加深我的愧疚之情。当我最初提议他出任军需大臣时，他本应该拒绝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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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不妨打乱编年的先后顺序，描述一下11月底前必须做出的内阁变动，并以此结束这段故事。长久以来，我一直感到应该往华盛顿派驻一位大臣，负责处理美国政府出现的众多有关供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好由大臣这个级别的官员解决。卢埃林（J.J.Llewellin）上校欣然同意让克里普斯爵士出任飞机生产大臣，自己则去华盛顿履行这一重大职责。克兰伯恩（Viscount Cranborne）子爵作为上议院议长重任在身，他改任掌玺大臣，将自己的殖民地事务部一职让与了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上校，当时，斯坦利愿意离开军事岗位而承担部门职务。艾登先生同意除了承担外交大臣的职责外，还兼任下议院议长。
在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调任飞机生产大臣后，原来在战时内阁的空缺由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先生填补。在他此前担任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期间，发挥了他卓越的行政领导才能，在1940年和1941年，他领导的民防组织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今他有更多时间来展现他的政治才华了。我们战时内阁的同僚非常乐意能获得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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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国内的种种政治压力期间，我审查了外交部公布的有关战后世界政府的决议，这项决议是在与华盛顿国务院共同商议后做出的。我在看后感到颇为欣慰。
10月，外交大臣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重要文件，题为“四大国计划”，文件规定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组成委员会作为最高指导机构。我很高兴，我个人的意见也表达在下面的备忘录中。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21日
1.尽管事务繁重而紧迫，我还是愿意尽力做出回复。挑选出这四个大国，看来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还不确定我们会面对一个怎样的苏联，他们又会提出怎样的要求来。也许不久以后就能弄清楚。提到中国，我认为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还不足以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那边肯定会用“花钱收买人来投票”这一结伙选举的手段来试图瓦解大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地。
2.不可否认，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要复兴欧洲这个现代国家和文明诞生地的光荣。如果苏联的野蛮霸道践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这将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一切都不确定，但是我坚信，欧洲的大家庭会在一个欧洲委员会的框架下联合采取行动。我盼望着能够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国家之间的界限会大大缩短，不受地域限制的旅行也将成为可能。我希望将欧洲经济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希望这个欧洲委员会由10个成员国组成，包括以前的各大国，还有一些联盟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各国等。这个欧洲委员会设有国际警察，负责监督普鲁士解除武装。当然，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和美国合作，但是欧洲仍是我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当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西班牙、波兰、捷克和土耳其为解燃眉之急，寻求我们的援助，并大声发表他们的主张时，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向我们合上大门。这些问题还可以深入探究。遗憾的是，战争才是你和我首当其冲需要关注的问题。
就这样，我们即将到达伟大的军事**，胜负难以预料。